摘要：历史政治学历经五年发展已取得瞩目成绩，针对全球化和中国学术自主性建构的双重挑战，更需通过方法论、研究范式及跨学科融合等方面的不断深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影响力的学科体系。在发展历程上，中国政治学经历了科举废除、改革开放和提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三个历史时刻，当下尤需推进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在学科约束上，政治学之“政治”与“学”双重属性决定了中国政治学自主性建构需要二者兼顾，从本土历史与实践中汲取灵感，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在学术品格上，思想提供研究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关怀，学术则通过科学方法检验与深化理论，当下更需兼备思想与学术，特别是思想走在学术前面的研究。就历史政治学本身而言，理论与历史的双重面相决定了其能够通过历史的政治属性与政治的历史属性的有机融合，揭示政治现象的内在逻辑。历史始终是理论建构与发展的源泉，历史政治学需以历史为基础，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力量。

作  者：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关键词：历史时刻；自主性建构；历史政治学

首先，祝贺人大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创办五周年。五年来，在人大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的推动下，历史政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概念在学界破土而出，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所探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显示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独特的学术价值。人大是学术研究的重镇，是能够在思想潮流中领风气之先、在学术前沿上做出重大建树的地方。在人大，可以看到一种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学者们不断突破传统学科的边界，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提出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观点，在推动学科发展、回应时代挑战方面展现出非凡的担当。笔者相信，人大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对理论与实践的热情、对中国与世界走势的洞见，必定能形成独特的学术流派，激励每一位学者不断追求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衷心感谢人大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授予的荣誉。当听到这个消息时，笔者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惭愧，随之而来的是惶恐，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回报这份荣誉和信任，并深知自己在历史政治学领域研究的不足，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与反思。人大给予的荣誉，笔者当视为一种责任和鼓励，进一步坚定投身于历史政治学研究工作的信念。无论是在理论创新、方法论探索，还是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中，都希望能够积极地参与历史政治学的学术讨论和研究，与同行们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学术进步。

本文的题目是《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时刻与自主性建构的几个问题》。每一次来人大参加学术会议，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历史时刻”和“自主性建构”这两个关键词。这个题目同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也同笔者对人大的认识和情感相关。就前者而言，在全球化和中国学术自主性建构的双重挑战下，历史政治学需要在方法论、研究范式及跨学科融合等方面不断深化，如此，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影响力的学科体系。就后者而言，人大同行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这种强烈的学术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学术氛围深深感染了笔者。希望通过本文与学界共同探讨如何在历史的坐标中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机遇，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汇点上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三个历史时刻

所有过去的岁月都可以谓之历史，但能被人们记住的历史只有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历史时刻是指一些产生重大事件的特殊的时间节点。在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事物内部结构积累的矛盾打破平衡，事物内部的关联性秩序出现极度紧张，表现为新旧逻辑的对抗和冲突，接近或者到达一个临界点，使原本均匀、线性的时间发生了压缩、松脱或断裂，最终以事件的发生暗示了或者昭示着即将到来的历史转折。因此，所谓历史时刻，就是事物关联性重建的时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经历了三个历史时刻。

第一个历史时刻是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的变革。废科举就是废旧学，废除王朝赖以存续的教育和精英选拔制度;兴学堂就是兴西学，以西方的思想和知识重构中国的知识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文化冲击，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理念逐步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在这种背景下，废科举、兴学堂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和改革派的共同呼声。京师大学堂学部的成立，以及稍早于1902年以西学为主的政治学科目的开设，标志着现代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初步建立。中国的政治研究逐渐摆脱了传统经学和儒家思想的束缚，开始关注各国政体、行政外交、法律财政等现代政治议题。这是在国力衰弱的情况下引入西学体制来改造中国知识体系的行动，不仅推动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现代化，也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视野。民国开启之后，中国大学里讲授的政治学，或所做的政治学研究，大体上延续了这个发展趋势。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政治学缺乏本土化的自主意识，更多的是对西方政治思想理论的引介和复制，其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理论观点、问题意识、研究取向和学术制度，严重依赖西方的思想和知识资源。这是中国政治学的草创和探索阶段，亦可称“学术洋务运动”时期。

第二个历史时刻是改革开放后对政治学的恢复。恢复自然是相对于取消来说的。从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政治学，到1952年新中国院系调整取消政治学，政治学走过了50年的路程。政治学科的取消，不是因为这个学科无用，也不是因为这个学科“无学”，而是因为它浓厚的“舶来”特征，不适应新政权的政治逻辑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选择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前朝”留下的政治学教研体系，其对多元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党政治理论的阐释与欣赏，显然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环境不相契合，因此被以院系调整为契机革除出高校课程体系，并代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可以想见的。然而，这毕竟是一件“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事，随着时间推移，取消政治学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一些重要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实践缺乏有效性和前瞻性，甚至共和国发生的政治危机，都可以追溯到或一定程度上归结到国家建设、公共政策制定对政治学知识体系和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不当排斥。

197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学的恢复成为必然选择。邓小平关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必须赶紧“补课”的讲话，透露出来的强烈信息，不仅是对若干学科发展规律的重新认识，更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国家结束了长期封闭的状态，民族振兴和社会变革蓄势待发，国家放权、社会成长与市场发动三道合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与新社会阶层四极动员，共同作用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为政治学科的重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政治学的研究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的理论、制度研究和治理模型，“拿来主义”风行其时，“学术搬运”乐此不疲。不过，需要指出，在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热潮中，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如何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发展路径。尽管这一阶段的学科和学术研究受到西方理论的强烈影响，但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性意识在逐渐成长，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0余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政治学带到了第三个历史时刻，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任务的提出，大时间节点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个十年的井喷式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光辉岁月，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象征。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显著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然而，与经济成就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发展同中国现代化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国际学术界还是一个西方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国政治学的声音和影响力还相对薄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时代挑战、迫切需要和存在问题，阐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行动方向和应具特点，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包括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郑重期望。

这个历史时刻的意义在于，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渐走近世界的中心，同时中国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矛盾和内外压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必然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知识体制与之相适应。改革开放为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研究课题，中国的治理模式、发展道路和政策创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必须建立起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成为学界的重要任务。自主性建构很重要的一个取向是，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导向、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目标，来总结、提炼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形成中国的概念和理论，并把概念和理论转化为具有普遍化形式的中国知识话语体系。这不仅是中国学科学术发展和繁荣的表现，本质上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要求。

二、中国政治学的约束:政治与科学

在当代世界，我们都能感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势地位。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凭借其商品、资本、技术和军事优势不断扩张，直至19世纪末征服了世界。由此形成的社会科学体系不仅强调科学主义(引入逻辑实验方法)，还深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知识生产和输出结构。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仅输出物质、技术、商品，而且伴随着制度、知识、文化、审美、时尚的传播，在不发达国家成功建立起中心对边缘的话语霸权和学术霸权，造就了知识生产和输出的三种景观:中心地带生产知识并制定知识评价标准，半边缘地带输入中心的标准和参与中心知识的传播，边缘地带被动接受中心的标准和消费中心的知识。这种“差序结构”限制了边缘地带国家对自身经验的解释与发展，导致其学术自主性长期受制于西方话语体系。它使非西方国家在知识体系构建中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又必须警惕被其理论框架所限制而导致本土经验无法被有效解释。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成为非西方国家学术自主性建构的重大挑战。

这恰恰说明，这个世界没有脱离国家体系的学科发展。学科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制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内在驱动是经济社会的需要，而后者在民族国家的时代既构成国家存续的基础，又成为国家活动的内容，国家正是通过对经济社会需要的调控而渗透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领域，从而把学科变成国家的“精神制度”。沃勒斯坦(也译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说过，人类生活必须通过一种空间结构来加以组织，这种空间结构就是领土主权。在这些政治疆域中，才有了社会科学的互动领域，比如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政治学家眼中的国家，历史学家眼中的民族。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的学科即便不是国家的制造物，至少也是由国家提携而成。"也就是说，它必须以国家的疆域作为自己的容器，以国家的权力作为自己的支撑，以国家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内容。国家不仅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政治学学科的系统性、多样性和边界性。

说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受制于特定的国家政治，无疑涉及影响学科及其发展特征的几个因素。一个是关于国家研究路径的判定。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一些政治学教科书中，政治学人把西方政治学说史分为伦理学政治观、神学政治观、法学政治观、社会学政治观，如此等等，这种分类实际上是一种从学科特点出发观察国家品性，并在二者间建立逻辑关联的分析视角，虽有以点概面的不足，但抓住了国家研究的时代思维，至今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政治对正义和善的追求，烙下了国家研究的伦理取向;神权高于俗权的国家，信仰便代替了理性的思考而成为政治研究的起点;商业和资本的扩张引发的利益分配之争，带来了“群己权界论”的契约—法治主义研究的普遍视角;市民社会内部的结构分化和功能维持，使国家类似一个生物有机体，刺激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兴起。显然，学科发展的节律是国家的发展。另一个是关于政治统治的看法。现代国家的本质是不同阶级和群体对稀缺性资源分配权的竞夺，这种竞夺构成了现代政治的中轴，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就衍生出了权利政治、多党竞争、宪政国家等核心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对政治学体系的塑造，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着眼，阶级解放、革命动员、政党领导、人民民主等核心概念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内容，围绕它们的阐释和论证就成为政治学体系的学科内容。此外，还有一个是关于治理模式的选择。政治统治必然表现为国家对社会职能的履行，也只有有效履行社会职能，政治统治才能得以维持，因此政治统治的效能必然取决于国家治理的方式。国家治理的逻辑无外乎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治理或以劳动(大众)为中心的治理，表现在政治学中，前者以隐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主线，以科学主义的理性选择、有限政府、多元竞争、机会平等、效率优先构筑起学科知识的“壕堑体系”，后者以社会平等的历史哲学为基石，汇集了集体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大政府主义、合作主义这些虽然彼此存有差异(甚至很大差异)但不无“家族相似性”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学科知识内部的“概念联盟”。

在这里，国家研究路径、政治统治、治理模式这些影响学科及其发展的因素，从根本上说，表明了作为学科的政治学无法自外于国家政治，政治学一定是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这是政治学的第一重性质，即政治学是“政治”(价值分配)的学，政治学必然“讲政治”。政治当然不是无规律可循，但这个规律，指的是政治个体和政治集团在集体行动中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必须遵循一定的行动逻辑和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在一定范围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分析和比较政治现象。然而，政治学所讲的结构，是集体行动的产物，根本上取决于行动者的利益和观念，最终也可以由集体行动本身来改变。这种结构的可变性和利益驱动性，使政治规律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显然，政治学与自然科学中的结构概念不同，政治学没有一些严格树立和揭示的定律，但有感同身受的甚至“可以推翻几何公理”的利益关系。政治学的研究无法脱离这些利益。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必须考虑文化、历史、阶级、制度和社会背景等多重因素。

只有在认识和承认政治学的第一重性质后，才能谈得上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所具有的知识客观性和学术相对独立性。人们通常讲到学科会强调它的分科治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遵循基本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强调逻辑严密性和实证分析的意义上，是观察和解析政治经验现象的科学。这种科学性要求政治学研究者在分析政治现象时，保持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和批判精神，避免被特定的政治立场完全左右。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现代问题多由被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加以界定的，科学方法强调普适性和客观性，试图通过量化数据和逻辑推理来解释社会现象(虽然科学化主张离不开进步史观、普遍史观的支撑)。政治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权力关系、治理结构和政治行为，这些现象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其实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严格实验和精确计算得出的普适定律，但这不意味着政治学不可以通过比较的、历史的、逻辑的方法，以及借鉴自然科学的、统计的、实证的方法，对经验和现象进行符合认识论的归纳—演绎、具体—抽象、实践—检验的操作处理，以形成具有最大解释力的理论。所谓政治学科学化主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它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自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将观察和实践中的发现，以科学方法形成概念和理论，不仅可以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也可以增强中国政治学与世界对话的能力。这就是政治学的第二重性质，即政治学是政治的“学”(学理体系)，政治学需要“讲科学”，政治学一定要满足人们拨开政治现象之迷雾，认识和阐释政治规律的需要。

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建构无疑要兼顾这两重性质(这是它的天然约束)。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既要承认政治学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也要遵循学科逻辑和学科内在结构，在学科规范的框架内进行理论创新，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中汲取灵感，充分捕捉中国政治深层特质和发展路径的信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实际上与国家的发展利益息息相关，也与社会成员个体的民生福祉紧密相连。政治学研究不仅仅是学术探索，而且是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度参与。通过政治学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机制，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人民幸福生活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学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尤显重要。

三、中国政治学的品格:思想与学术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发展经验和道路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巨人的横空出世，更是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这为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视角，使我们有机会在全球学术舞台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和治理方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大概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思想与学术。尽管在严肃的研究中，真正的思想不会没有学术的含量，真正的学术也不会没有思想的分量，思想与学术的界限有时是难以确定的，但两者的区别甚至“对立”仍然是存在的。

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有一个针对中国学界研究现状的流行的说法:“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它实际上表达了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思想与学术纽带的断裂状态的忧虑或遗憾。80年代最重要的背景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反思，以及为改革开放铺垫而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是拨乱反正，基调是反思性的、批判性的，风格是百无禁忌的、自由言说的。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政治学的恢复借思想解放运动的东风，回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出现了大量关于“大历史”和“结构转型”的“大叙事”，呈现出思潮相互激荡、观点彼此争锋、理论纷呈迭出、民间与官方互动、异见与共识交叠的百家争鸣的景观。百年中国，大概也只有晚清宪政改革和民初五四时期可与之相媲美。回过头阅读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作品，会发现思想的高屋建瓴振聋发聩、魅力四射(例如，李泽厚的思想史三论、黎澍的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论、金观涛的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论等)，与学术的不无粗疏、不重章法、缺乏严谨引证推理(见诸当时众多的论文、评论、论著)相并存，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之光划破了天幕，昭示着“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的前景。

思想的风起云涌实际上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呼唤，是危机与问题寻找解决之道的“主体化过程”的集中体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的共产革命，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在当时不同时期的中国洛阳纸贵，万众瞩目，皆是思想的主体化过程对时代的理解和判断、对未来的想象和追求的结果。胡适1919年倡言的“问题和主义说”之所以受到批评，不在于他的经验逻辑实证主义本身是否“科学”，而在于在军阀割据、国难深重的20世纪初年，力图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入“小心求证”的象牙塔，严重背离了时代的主旋律。反过来说，只有在一个江山无恙、岁月静好，因而无需破旧立新，只需萧规曹随的承平年间，才能安放得了只问学术、不谈思想的精致的书斋。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远未成功，河山仍待收拾，政治学研究的胡适式转向显然既不容于势也不合于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热”固然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在起步，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空间来容纳和满足经社会动员起来的巨大的利益诉求，使各种变革关切纷纷涌向政治领域有关，但90年代后中国进入全球化过程，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政党与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变化，政治依然是牵动全局的关键，“思想淡出”客观上只能解除政治学的责任。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全球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展开的，中国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模式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都是政治学的重大问题，重大问题呼唤理论创新，而思想正是理论的内核和引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终了后，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历史结束了，经济下行成为新常态，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社会已经来临，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展难题。这些都对制度改革和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构成了思想不能离场的根本约束。因此，“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作为一种现象，反映了市场化条件下知识人对当代历史的隔膜和对自我角色的迷失，作为一种倾向，则表明了以学术的名义去质疑或解构一切思想主体之价值关怀的虚无主义的抬头。

说思想不能离场，是基于思想和学术的相对区别而言的。在一定意义上，所谓思想是指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价值规范，更多地表现为对历史发展的总体理解，对事物内在结构及其关系的揭示，对价值判断的追求和意义阐释的探寻，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属于一种建构。而学术更多的是强调研究中的学理性、科学性、实证性与形式逻辑，以及研究方法上对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技术规范和要求，具有某种“价值中立”的色彩。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古文经学重视历史的考据和文字的训诂，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实在性，可归入“学术”;今文经学重视内在义理的发挥，强调微言大义，更近于“思想”的品格。"如果进一步说，也可借用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的书名来说明二者大体不同的研究旨趣:以“思想”为业的学者可对应“立法者”，他们为这个世界制定规矩，指出世界应然如是;而以“学术”为业的学者则可对应于“阐释者”，他们为这个世界提供理据，回答这个世界何以如是。正如以上所述，任何一项称得上有价值的研究都应是思想和学术兼而有之的研究，立法者与阐释者在肉身和精神上是不可分离的。

这个世界其实不会有真正“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任何一项研究，从认知规律来说，都是从经验现象(现实的和既定的历史)开始的，但研究者不会是一个“素人”，脑袋不会是一张白纸，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预设或成见，个案的观察、田野的进入或文献的阅读，作为“发现”的起点，都是带着“问题”而来的，扬弃成见、修正预设，使研究工作呈现出从具体分析上升为抽象的认识论过程，也是立场、利益、偏好、意识形态等主体因素介入研究工作的过程，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离开了这个“社会关系总和”的“我”，就无所谓“注”(研究和阐释)的发生。事实上，学者们总是在某种观念支配下处理文本，同时，他们的思想也是在文本阅读和制约中形成的。任何形式的“客观”理性都依赖一定的认知框架，并通过认知框架过滤信息、重组信息、解读信息，从而成为对行动者具有操作意义的内容，认知框架是学习、教育、比较、鉴别的产物，简言之，是历史的产物。既然和立场、利益、偏好、意识形态相关，研究者的“思想”就特别重要，这个重要性体现为思想引领学术，使学术成为有思想关怀、思想温度、思想穿透力的学术，因为，只有思想才能提供根源于时代的最深切的问题意识、价值导向和历史视野。思想不仅来自历史实践，而且是引导甚至创造历史的力量。

由此而论，好的研究不仅是思想与学术兼备的研究，而且是思想走在学术前面的研究。在信息科技革命已经走入AI的时代，民族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个体与公共生活之间、个体与自身内部心灵之间，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考验，面对的许多问题归结起来仍不外乎是“生存或毁灭”或“安全与发展”的问题。如果说百年前“内争民主、外争国权”的新文化运动，因救亡图存的紧迫任务而凸显了思想的重要性;如果说四十多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因“拨乱反正”的迫切需要强调了思想的重要性，那么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建构，仍然期待思想巨人的降临、思想光芒的普照、思想长廊的辉煌。

这样的时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不仅取决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取决于思想的深刻伟大。朱云汉先生在《战后主流政治家问道于盲，“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一文中说:“学术界应该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应该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是否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大问题?我们熟悉的概念与理论是提升了我们的视野还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熟悉的研究议程是否仍具有时代关联性?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学术不仅需要思想的破壁指引，而且需要为思想的运行穿上合体的外衣。

四、历史政治学的面相:历史与理论

理论是对事物或现象内在法则的总结和归纳，是对事物或现象的系统性、抽象性、概括性的表述和解释。理论的“发现”需要逻辑上的论证，也需要事实上的佐证。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学科对象、内容和方法的不同，因而其理论呈现的强度和色彩、表现的形式和特点各有差异。例如，作为同历史政治学直接相关的政治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前者侧重于通过对历史结构的分析来进行因果关系的确定和规律的抽象，具有鲜明的理论建构风格，后者强调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考辨，厘清历史人物、事件、思想观念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具有浓厚的事实还原取向。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以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评阅博士论文为例，提到教政治学的老师的不满常表现为批评论文缺乏必要或足够的理论关怀，没有从使用的史料中努力推出一般性的、可加以验证的逻辑结构;而历史学出身的老师则多半会埋怨学生的论文缺乏充分扎实的史料支撑，其理论框架大而不当或形如空中楼阁。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个学科对概念体系的组织和对事实体系的组织的不同偏好，很大程度上和两个学科守持或推崇的方法论有关。

这就引出了历史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理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历史政治学属于政治学学科，而理论则是对历史政治主题的关切和对历史政治经纬的编织。在历史政治学的视野中，政治的历史属性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假定，因而关于政治的理论具有深刻的历史意涵。例如，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理论界定———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机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结果，而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分工以及导致贫富的结构化使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于是就有了国家这种以阶级强制为本质、以公共权力为形式的政治发明，借以把社会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这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理论。韦伯的国家理论不取阶级分析的观点，却同样凝聚了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在中世纪人皆有资格佩剑的情况下，各种家族、教会、群体都可以随意使用暴力，为利益、财富、荣誉而争夺，但只有胜者才可以获得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因此由胜者组成的国家在理论上可以被描述为特定疆域范围内的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历史为政治冲突、支配关系提供了“经验实证的现实”，而不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论则为政治冲突、支配关系提供了“历史中的政治概念”，而不是“想象中的政治概念”。

在历史政治学的视野中，另一个深刻的体认是历史的政治属性。中国是一个具有发达史学思维和治理意识的国家。史料的丰富、史籍的浩瀚、朝野对历史的极端重视，使“治史”和“治国”浑然一体。虽然梁启超批评旧史学以帝王将相为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然而，如果看到文明连续性和政治统一性是中国一脉相承的大传统，看到历史中国的君主与国家同体、国家与朝廷同构的特质，看到中国治史的功能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修史的意义在于“知更替、明得失、正人伦”，那么，说“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当不为过，历史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一部政治史。后来的新史学变革旧史学，开出“民史”“群史”“社会史”等系列科目，试图把政治史仅作为历史的一个分支，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或脱除历史的政治底色。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是笔者非常敬佩的学者，他讲到“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这个“能揽其全”的“社会学”，恐怕不是婚姻、家庭、生育、财货、抵押等所能覆盖的，必是阶级、公民、党派、国家、政府、宪制等方能支持，因为他也说，“各种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人生哲学等，和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政治学居社会科学之首，当不是无心之论，社会学的政治之维或政治品格不言而喻。其实，老一辈人都承认政治的关键作用，只是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们今天不会把历史简单归结为政治史，但是认识到并强调历史的政治属性，恰恰是从理论上对历史本质和演进条件的把握。

理论总是以有组织的若干概念所构成的假设或命题出现的。在概念构成的理论中，概念所起的作用是有层次的，徐勇老师将之分为顶层概念、中层概念和底层概念。顶层概念是概念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概念，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关系性概念，属于从各种“存在”中抽象出来的“共在”;中层概念是在顶层概念之下由事物实体产生的实体性概念，来自解决普遍性问题的特殊性;底层概念是由事物的底层逻辑产生的机制性概念，主要探讨因果关系。蒂利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用“强制密集”“资本密集”“资本化强制”等概念描述了欧洲资源禀赋和资源汲取方式的差异及其形成的战争动员特征，讲述了在战争规模扩大和长期趋势的作用下，“资本化强制”(利用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规律来经营“军事财政化”体制)被证明更有效地满足了战争的需要，是欧洲国家主流的战争动员方式，最终成为欧洲民族国家道路差异和最后走向民族国家的原因。许田波在蒂利战争中心主义的激励下，提出“支配逻辑”(强制机制)和“制衡逻辑”(抵消机制)的解释模式，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在国际和国内政治方面有如此多相似性的情况下，中国最终出现了一个强制性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却长期保持多国均势的态势。这些例子都可以看作历史政治学的范例，不是说它们无懈可击，而是说它们的思辨化过程保持了理论的张力，使人们在对历史政治问题的解释中获得了一种新视野，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事物和问题的认识。

就因果关系的讨论而言，蒂利和许田波的概念可归入徐勇概念分类中的底层概念。“底层概念是在分析个别性、价值性、特殊性、排他性如何产生的机理过程中产生的概念”，是建构和理解顶层概念的基石。如果说“政治统一体”是“国家结构知识系统的顶层概念”，政治统一性的获得与巩固必有其内在的底层逻辑，那么“家户制”或“小共同体”就是体现这一底层逻辑的底层概念。家户制的特质在于它作为由父家长权代表的小统一体，与国家是同构关联的，作为共同生活、共同情感和共同责任的小共同体，相对国家又是独立分散的。同构关联性预设了家长权对君权的天然服从，为国家的扩张和整合提供了“伦理”基础;独立分散性显示了家户自给自足的顽强再生产功能和无力抵御天灾人祸的脆弱性，因而对国家存在天然的依附。这个底层概念揭示了变量之间可能发生因果关系的潜质，而它的边界条件一是中央集权组织大型公共工程(如治水)的能力，二是文明共同体对政治大一统的认同，三是基于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的族群对家国天下的依赖。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王朝尽管改姓易号，政治共同体尽管周期解体，但家户制的小农经济逻辑始终支持着中央集权的重建，家户制的农业文明形态始终维护着帝制秩序的绵延，家户制的万千家户组成的乡土性“民族”不仅把自己视为王朝国家的臣民，还把自己视为共同祖宗一脉相承的子孙，“只要全国还有人在，还有人所赖以生活的山河在，文明共同体就会延续，并为政治共同体的再生提供基础”。徐勇正是从家户制这个底层概念着眼，找到了通向“政治统一体”这个顶层概念的逻辑路径，从而揭示了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为什么得以持久的因果机制。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代表着中国学人利用本土化概念建构普遍化理论的努力。

历史与理论这些令人兴味盎然的互动，是历史政治学内部正常的学术生态。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简单“拼盘”，而是历史的政治属性与政治的历史属性二者有机融合形成的“历史政治”研究系统。没有历史知识和历史眼光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理论关怀和理论意识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2024年夏天，笔者随中大人文高研院考察北部湾和广州湾的近代历史，亲聆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的对话，摘录于此，可为历史政治学做一注脚。中大历史学刘志伟教授从碑刻文字的介绍中，谈到应该如何理解帝国的扩张与收缩、南方与北方的关系，以及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国家秩序的建构，指出国家秩序的地方化表达、沿海人群的自我组织体系、日常生计与沿海的商业和贸易，是古代国家边缘地区治理的重要体现。中大政治学肖滨教授认为，在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中国，国家统治很难深入边缘地区，因此依托地方上的民间治理机制，使它们能和国家统治互为表里，是实现有效统治的必要手段，帝国的中央与地方、军事与财政、民间与国家秩序总是通过地方化的运作呈现出来的。随行的日本经济地理史教授滨下武志先生提出，要重新思考海洋、海域、海湾、海岛和沿海村落各个圈层的历史，以“海”为中心转换视角，从海域的视角出发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他们认为，北部湾和广州湾的历史遗迹和近代海关旧址透露出来的许多重要信息，都需要从国家成长的视角予以思考和把握。这种基于“地方”和“整体”、“内陆”和“海洋”、“边缘”和“中心”、“江湖”和“庙堂”有机联系的讨论，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历史政治学最应具有的研究风格和品质。正如杨光斌教授所言，历史政治学的旨趣是从历史连续性形成的内在机理的分析中追索历史的本相与逻辑，在历史分析的路径中检视既有概念和理论的真伪与优劣，试图回答不同政治体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的来路和去路，并由此提供一个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与历史上的政治的关联性解释。"历史与理论构成了历史政治学的两个重要面相。

总而言之，理论的起点是经验和实践，理论关怀和理论工作都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历史一经发生，就成为外在于我们的“客观世界”，解读或解释则是我们“介入”客观世界的主体化过程，因而具有“发现”和“重构”的意义，这是历史与理论最大的魅力所在。然而，发现和重构意味着这是“我们的历史”，而非“他们的历史”，于是“客观世界”又变得不那么“客观”，或不再是“客观”的了，这又是历史与理论最深刻的紧张之处。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消弭这种紧张，但把历史理解为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科学进步和政治进步解放生产力的过程、人民大众参与世界创造的过程和不同族群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能够使我们在发现和重构历史的理论活动中最大限度地调适或舒缓这种紧张。

最后，指出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 历史政治学对理论有特殊的追求，这是它作为政治学分支的学科性使然，但在历史与理论之间———不论历史是被发现的还是被重构的，这里适用的最高法则仍然是:是历史产生理论，不是理论制造历史;是历史发展理论，不是理论套用历史; 是历史检验理论，不是理论裁断历史。历史始终是理论建构和发展的源泉，历史政治学所做的一切，包括概念的组织、命题假设的提出、边界条件的厘定、因果关系的呈现，等等，都不能自外于这一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