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自身独特的历史。利用中国自主的民族学学术理论和借鉴全球普遍认同的学术概念,既可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又能拓展相关学术命题的国际对话空间。民族走廊作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空间分析概念,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原创性方法论。文化线路在从世界文化遗产概念走向理论化的过程中,提供了一种认知文明互动的研究范式。二者具有聚焦流动性与共同性的共通理论本质,其叠合、串联或延展的不同关系类型推动着以走廊地带为中心的区域共同体的生成,对区域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促进作用,亦助力着中华民族与域外世界的互鉴共荣,持续扩大着共同体的空间层级。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具有共生互补的结构功能,激发二者的理论合力是加快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与世界对话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民族走廊 文化线路 “路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 理论体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构建研究”(24JZD034)。
作者简介：李然,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林婵娟,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概念、理论、命题与范畴共同构成理论体系的核心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提炼标识性概念与理论命题,是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的必然要求。民族走廊作为费孝通先生为整体理解中华民族而提出的标识性概念,具有原创性与自主性。文化线路作为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理念,多用于阐释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交流合作,为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视野。二者共同“关注线性空间内民族人口流动及文化共同性问题”,具有共通的理论特质。质言之,二者的结合可以为中华民族凝聚整合的理论阐释提供新向度。
文化线路与民族走廊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是民族学者与文化线路研究者的共识。民族学家通常用丝绸之路等具体文化线路来阐释民族走廊。李绍明指出,西北丝绸之路与西北走廊相当,从中国四川、云南出发至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则是藏彝走廊的一条通道。从事文化线路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族走廊是文化线路在20世纪50年代的另一种称呼。近年来,文化线路与民族走廊亦呈现出相互借鉴之势。一是运用文化线路理论构建新的民族走廊,以元明时期连接湖广与滇黔的官方驿道为基础形成的“苗疆走廊”最为典型。二是以走廊地带的有形与无形遗产为历史证据,从文化线路视角解读民族走廊区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机制。如对“苗疆走廊”内部的传统村落进行的文化线路探索。
但在理论层面,目前学术界仍将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作为独立的学术范畴,尚未充分关注二者的理论合力对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整合的作用。因此,进一步明确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对于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效度,总结二者产生理论交互的几种关系类型,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知识生产。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整合的“民族走廊”进路
自费孝通先生发起民族走廊研究以来,其已从史地空间概念,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范式。它为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具效度的理论路径,但亦在理论深化过程中存在一些张力。
(一)民族走廊:从空间概念到民族研究方法论
民族走廊源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思考。它以历史文化区为单位,从区域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民族迁徙与族际互动,以地理空间的通道与整合功能,透视中华民族的整体融聚过程。1980年前后,为解决中国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费孝通先生相继提出“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三大走廊概念,认为其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他希望民族研究者通过对具体的民族走廊展开文献和田野调查,从中认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进而“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随后,李绍明、李星星先后对“民族走廊”概念进行了明确定义。在此基础之上,“武陵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天山走廊”“沿海民族走廊”等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民族走廊的空间维度。
近年来,民族走廊研究呈现出从构建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走廊学说”到迈向世界的“中国走廊学”的发展态势,奠定了其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首先,民族走廊实现了民族研究从静态视角到动态过程的范式转化。它打破了早期西方民族学将民族或族群视为孤立的、静态的、有清晰边界的文化实体的倾向,主张以动态观、关系观与过程观理解民族,即从“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的动态视角,以及从多民族接触交流的关系主义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其次,民族走廊的分析单位着眼于具体的区域空间,一改以单一民族与行政区划为分析单位的做法,有利于更加客观地揭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它着眼于特定区域,先有区域空间,而后有生活于其间的民族,从而超越以单一民族为中心的叙事体系,有助于“呈现出区域‘内外’‘上下’的关系结构和历史脉络”。这种研究范式将多学科聚合于同一领域,通过彼此印证与知识互补,构建出一种立体而可靠的解释体系。
(二)民族走廊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效度
民族走廊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铺垫,亦是从整体上诠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民族走廊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效度,其理论阐释的正确性与准确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就空间结构而言,“空间的相对封闭性是一体性、内部性形成的根本原因 ”,民族走廊提供了一种解读走廊区域内部民族格局的范式,实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区域板块的关联性和一体化的结构关系。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地域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了全国民族棋盘格局,其中“六大板块”指北部草原区、东北角高山森林区、西南角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地区以及中原地区。中国学者针对民族地区的地理单元不断提出的新的走廊概念,在空间上已基本涵盖“六大板块”。麻国庆认为,民族走廊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机制的空间视角,其作为内外联通、文明互鉴的“通道”,是理解中国的统一性、多样性与整体性的重要研究维度。赵旭东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进一步赋予了民族走廊研究的世界性意义,持续提升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空间层次。
从历史过程来看,民族走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性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与发生学证明。作为复合型的历史地理空间,民族走廊区域内不同时期的民族迁徙、政权演变与文化交融形成了层累现场。以藏彝走廊为例,其地处川、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吐蕃、唐以及南诏在此留下的诸多军事驻防与佛教传播遗迹,彰显出不同时期的中国政权经营该区域的历史脉络;元明以来土司制度在该区域的实施,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灵活治理之策;彝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等红军长征时期的重大事件又为其注入了新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符号。民族走廊理论通过聚焦多民族杂居交融区域空间的历史文化层累,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文化脉络感知。
民族走廊作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对于揭示走廊区域各民族从多元分布走向一体融合的历史过程、对理解中华民族持续性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显著的理论解释力。但面对如何“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超大政治共同体、超大文明共同体等理论命题,民族走廊在理论阐释上存在张力。民族走廊强调区域空间属性,聚焦于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地理区域内部的迁徙、杂居与互动,因此难以涵盖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跨区域与宏观国土全域层面的整体性建构。换言之,它在空间上限定于特定走廊,而非中国全域性的民族格局。再者,民族走廊多处于中华民族家园内的“华夏边缘”地带。过去从“中心”与“边缘”的二元范式解读民族走廊,往往将多元族群视为被整合的对象,既遮蔽了其主动融入大一统、主动建构共同体的能动性,也忽视了文明要素在走廊地带与中原地区的双向流动。因此,有必要从网络化的宏观文化线路视角出发,关注走廊区域内外人口、物品与文化持续流动、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动态过程。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整合的“文化线路”进路
近年来,文化线路研究已超越遗产保护范畴,演变为一种阐释跨区域文明互动的认知范式。它通过揭示网络化的道路在长时段历史中促成的文化交融与认同共享,与民族走廊在尺度、视角上具有互补性,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超大规模性与文明凝聚力提供了新视野。
(一)文化线路:从遗产概念到文明互动认知方式
文化线路源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以历史上的交通路线及其节点等历史遗存所构成的线性网络为分析单元,旨在通过阐释跨区域与长时段的物品、人口、文化等的流动性,揭示文明交流文化互鉴的普遍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承载欧洲共同历史记忆的文化线路,成为构建欧洲共同体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1987年,跨越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的圣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首次被列入“欧洲文化线路项目”。1993年,该线路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理念由此推向全球。次年,西班牙马德里专家会议正式提出文化线路概念,强调其理念核心在于跨文明对话。2008年《文化线路宪章》进一步界定了文化线路遗产的内涵,即指以道路为载体和历史见证,由跨文化、长时段的持续交流所共同塑造的、兼具物质与非物质属性的动态遗产系统。2014年,大运河与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带动灵渠、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文化线路相继成为申遗热点。中国学者深入挖掘线性遗产,使文化线路作为研究对象迅速扩展。
近年来,文化线路逐渐超脱遗产保护的本体层面,被整合进入道路研究的人类学理论框架,强调文化的流动性、跨地域性和跨文化性。文化线路的分析单位着眼于跨区域的、超民族的线性网络,其理念本质是解释在历史上持续发挥族群迁徙、商贸互通、文明互鉴等功能的互惠共生空间。周永明发起的“路学”将道路史、道路与社会文化变化等纳入研究视野,提倡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探讨道路建设带来的综合影响。周恩宇从道路观念的优先性、道路空间的文化表达形态以及道路空间的塑造力等方面建构道路研究的人类学框架。文化线路的道路空间本质使其具有道路所象征的权力、文化和身份的符号意义,可将其定义为跨越时空和民族的文化网络。它既是遗产在现代社会的空间延展,也为理解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的道路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路学”跨文化视角的引入,进一步使得文化线路作为多族群、多文化交流的道路载体,不仅提供了超越单一民族、地域乃至民族国家的研究切入点,更逐渐成为揭示跨区域文明交流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中观理论。
(二)“文化线路”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效度
文化线路理论正在从“何为文化线路”转向“文化线路何为”,意味着其研究视角从静态的遗产认定与保护转向了动态的文化互动与共同体建构过程。它使我们能够从文化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线路之上人口、物品、技术、观念等持续流动与交融的历史图景。文化线路的理论优势在于对“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解构,实现了在叙事主体、空间观念等维度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超民族”特征。
在叙事主体上,文化线路突破了具有民族属性的空间范畴,聚焦于文化的流动性,实现了从“民族”到“文化”的研究对象转向。民族走廊研究常以区域内部族群的源流、分布与变迁为叙事主线,潜在地将文化现象固着于族群标签之上。文化线路理论将焦点从“谁”之主体转移至“何物”与“如何”的过程,致力于揭示各类文化要素跨地域、跨族群的传播、接受与嬗变历程。在文化流动的视角之下,任何单一民族都不再是叙事的绝对中心,而是作为文化交互网络中的参与者与共同创造者。
在空间观念上,文化线路理论构建了一种多节点、网络化的空间认知体系。一方面,与民族走廊不同,文化线路广泛见于中原内部,亦遍布中华家园。冯天瑜曾将长江、黄河、汉水、大运河在中国腹心地带构成的井字形网络称为中华文化的“内环线”,认为其推动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以汉字为纽带的中华文明核心圈的形成。作为历代道路建设的产物,文化线路网络不断突破地域区隔,将中原与边疆、中国与海外紧密相连,是从宏观上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空间格局的有力切入点。另一方面,文化线路理论强调线路是一个动态的网络系统,没有任何一个节点可以成为永恒的中心。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无论是汉唐时期的交州,还是宋元时期的泉州,其枢纽地位均随着历史时期与贸易内容的变迁而交替消长。因此,文化线路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消解以某一文明为核心向边缘地带单向辐射的叙事,其与民族走廊的互补,有助于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多中心、多向度的复合文明格局。
文化线路背后的国家力量,有利于阐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的机制。民族走廊侧重于区域与微观视角,有助于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部构成;文化线路则超越区域与民族等单元的边界,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范围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整体形态。今天,文化线路仍为阐释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着关键视角。周大鸣认为,要认识和理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状,当前偏重现代交通的“路学”研究需要“深入挖掘相关道路及其人群的历史文献”。这意味着,文化线路具备将历史深度与现实广度结合起来的理论洞察力。从秦汉驰道到今天“八纵八横”的高铁路网,基于道路建设的文化线路具有历史连续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活态证明,为“何以中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空间叙事和历史实证。
三、“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合力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类型
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依其空间形态与功能导向,可归纳为叠合型、串联型、延展型三种关系类型。叠合型关系在走廊地带内部孕育超地域的共同性,串联型关系推动不同区域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延展型关系则在更广阔的文明交流中,推动中华民族参与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种关系类型分别从内部凝聚、区域整合与中外互鉴三个层面,系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发历史。三种关系类型彼此衔接、层层拓展,既体现了中华文明持续的传播力与空间生产力,又能解释其在特定的空间条件与历史动力下相互转化,从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整合的网络化空间机制。
(一)叠合型:文化线路推动走廊地带复合性文化的发展
“叠合型”指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合,此类线路往往是走廊地带内外联系的关键通道。“文化复合性”强调区域人文世界在“内”与“外”的社会互动,以及“上”与“下”的历史过程所呈现的杂糅状态。走廊地带多元族群的长期自然迁徙、接触与交流,使得其区域内部本身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文化面貌。叠合于走廊的文化线路形成后,提高了人口、物品与文化在走廊内外的双向流动效率,为本就杂糅的走廊地带注入了更丰富的文化层次,塑造了大、小传统互渗的文化共享与思想共识,推动文化复合性向共同性方向发展。
叠合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表现为文化线路完全处于民族走廊的地理空间内部,其形成与发展均依托于走廊地带的天然通道。“武陵民族走廊”与乌江、清江、酉水、澧水、沅水五条水路是此类关系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水路的疏浚与发展扩大了武陵山区内部的社会交往空间。水路沿岸的市镇往往是多民族交汇的空间,汉商在此充当着不同民族间的贸易中介。这不仅使汉语成为族际交流的共通语言,更促进了中原生产技术、节庆习俗乃至契约观念的传播。由此孕育的包容、开放特质沉淀于武陵走廊各民族的日常交往,从族际通婚到文化相互认同与借用,无不沉淀为“土苗汉一家亲”的人们共同体感知。另一方面,水路网络为国家权力向武陵山区延伸提供了基础通道。以楠木采运为代表的政治交往活动,是明代武陵山区土司与王朝国家互动的关键形式。武陵方物沿着水路向中原朝贡流动,不仅是土司认同中央王朝的体现,更是国家权力与王朝制度向“内地边缘”稳步推行的重要载体。叠合于“武陵民族走廊”的水运文化线路,使该区域逐渐发展为一个内部更具流动性、外部更具联通性的整体。
第二类表现为文化线路贯穿民族走廊,或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的某一段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合,如“苗疆走廊”与湘滇黔驿道、西北走廊与丝绸之路中国段等。“苗疆走廊”是以湘滇黔驿道为道路主体构建的民族走廊概念,其发起人杨志强已系统阐明了其对云贵高原地域共同体的构建作用。始于长安的丝绸之路中国段,高度依赖于河西走廊、湟水谷地等西北民族走廊地带的天然廊道。在二者的空间叠合地带,匈奴、吐谷浑、突厥、蒙古、汉等族群共同开拓、维护丝绸之路,使“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及西北游牧文明”于此凝结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沿线各民族共享“阳关”“玉门关”“夜光杯”等中华古典意象。这构筑起西北走廊地带的共有情感空间,强化了以丝绸之路文化为主体、超越族际差异的文化复合性与认同感。
叠合型的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内,走廊地带提供了稳定的地理空间与多元族群结构,文化线路则为区域注入持续的人口、物品与思想的流动性。二者在“上”“下”互动中的空间叠合,为外部“大传统”与内部“小传统”的互渗开辟了稳定通道。这使走廊地带原本多样的地方实践,在“内”与“外”的碰撞中逐步凝聚共识,进而催生出内部各民族共有的身份认同、共享的价值观念,以及对王朝国家制度与中华文明体系的普遍认同。文化线路具备联通民族走廊与区域的空间条件,国家通过驿道开辟、军队驻防等持续经略,叠合型关系便演进为串联型,走廊地带由此更深地嵌入大一统格局之中。
(二)串联型:文化线路促进走廊区域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串联型”指文化线路与多个民族走廊在空间上相互连通,并贯通多个文化区。文化线路往往兼具连接各大走廊以及周边区域的双重属性。一是文化线路连接不同的走廊,如南方丝绸之路“通过藏彝走廊北连河西走廊、中通苗疆走廊、南接南岭走廊”,唐蕃古道以其南、北干线连通“藏彝走廊”与“河西走廊”。二是文化线路将民族走廊与区域相连,如经西北民族走廊地带的唐蕃古道“连接祖国内地与我国西藏高原”,“藏彝走廊”地带的茶马古道将中原与西南相连,穿越南岭走廊的潇贺、梅关等古道连通中原与岭南。两种串联关系以文化线路为纽带,将原本相对孤立的走廊及周边区域整合为互联互通的整体性空间,并通过持续流动的人口、物资与文化,为走廊区域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动力。
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交织为跨区域的网络化互动系统,推动走廊地带“多元族群”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转变。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功用就是将多个彼此相关的区域连接起来,为这些区域的生产生活提供物资交换,维系“藏羌彝走廊”的经济活动,并促进这一走廊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穿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在唐末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后的两次衣冠南渡浪潮中,充当着客家先民徙居岭南的通道。如屈大均言,“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珠江三角洲的移民后代多将梅关古道沿线的原居地珠玑巷作为共同祖源地。中原人士沿梅关古道迁入岭南,推动了儒家礼制、中原语言文字于此落地生根,加速了越、汉后裔在文化身份上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文化线路与走廊、文化区的串联,不仅改善了走廊内外的民族关系,更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空间基础。隋唐时期,唐蕃古道上的民族交融已十分显著,唐蕃使者因朝贡、议盟、修好、和亲等在古道上频繁往来,使中原与西藏的交往进入了新阶段,加速了汉、藏、土等多民族交融一体及青藏高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宋代以来,中原王朝借助茶马古道深化了对西南地区的整合。刘礼堂指出,川藏线、滇藏线的开辟与繁荣发展,是宋代民族战争消弭、明清时期民族互动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加速了川滇藏毗邻地区融入大一统格局的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延续至今:青藏铁路沿唐蕃古道蜿蜒向前,成昆、中老等铁路网将茶马古道沿线节点快速接入现代化中国。也就是说,茶马古道作为一种流动性叙事,有助于改变西南地区与中国更广泛的国家地理想象。 可见,文化线路凭借其稳定的道路形态,有效克服山川阻隔,在持续加强走廊之间、走廊与核心区域之间联系的过程中,推动原本相对孤立的区域逐步融入“大一统”中国的整体格局。
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交往”与“交通”对于文明进程的意义,“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交通将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生发于走廊地带的区域性文明,通过文化线路与外部建立交通联系,不仅能在同其他文明的交往中获得发展,也日益深度融入中华文明体系。一方面,人员、物资在文化线路上持续流动,使郡县制度、驿传体系、户籍管理等国家制度逐步推行至走廊地区,使区域性文明在政治体制上与内地核心区接轨。自西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开始,历代王朝的政治经略不断将西北地区转化为编户齐民的行政疆域。另一方面,儒、释、道要素通过商旅、僧侣、移民、官员等沿文化线路传播,不断与本土区域文化发生调适与融合。生成于“藏彝走廊”地带的吐蕃、南诏等文明虽保持各自文化特征,却主动学习儒家典章、推行汉字,促使地方精英与民众在思想观念上渐趋认同中华文明主流价值,进而推动文化共同性普遍增长。
道路的延伸影响着区域共同体地理空间的伸缩,当区域性道路接入全国交通系统后,区域共同体将会从不同维度全面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线路与民族走廊乃至区域板块的串联,强化了走廊内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更推动着不同走廊与区域逐渐嵌入中华文明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当文化线路具备从民族走廊向外延伸、连接域外的空间基础,且其所依托的走廊地处边疆、毗邻周边国家时,既有关系便获得向外延展的可能。若走廊内部的交往需求演变为跨国经贸往来,“一带一路”倡议又为线路的延伸注入动力,加之沿线国家对互联互通的共同诉求,文化线路便会从民族走廊地带溢出,逐步延展为连通中国与域外的国际路网。
(三)延展型:文化线路助力中华民族与域外世界互鉴共荣
当文化线路从走廊地带向外延伸,并演化为连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路网系统时,二者即构成“延展型”关系。有学者指出,从“西北”“南岭”“藏彝”三大走廊延伸出去的北方、西南与海上三条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域外和海外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通道”,不仅构成了连接中国与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网络,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滨下武志所言的以朝贡贸易体系为突出特征的“亚洲经济圈”。从“辽西走廊”地带延伸出去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从“南岭走廊”东端武夷茶区出发、穿越“武陵走廊”宜红茶区、横跨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亦存在显著的延展关系。延展型的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在人口、物品与思想的内外流动中,持续丰富着中华文明,扩大着中华民族的世界影响力。
经由文化线路与民族走廊实现的跨境流动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吸纳多元人群、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关键途径。汉唐以来,以经商为目的沿北方丝绸之路进入西北走廊地带,以及沿海上丝绸之路抵达岭南腹地的“蕃客”群体,在后世逐渐融入当地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中,更是回族先民的重要来源。在长安、广州、泉州等通商集散城市出现了海外商人、传教士和游历者聚居的蕃坊。唐朝允许蕃坊居民与汉女成亲,规定“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推动双方血脉相融。元代,生活在中亚、西亚一带的撒尔塔人等沿北丝路东迁至河西走廊,在与藏、回、蒙古、汉等民族的长期杂居、通婚与交融之中,逐渐融入了东乡族等民族之中。
走廊地带通过文化线路与世界相连,使得域外物产、技术与文化不断传入中国,滋养着中华文明的结构与内涵。西南丝绸之路被认为是“藏彝走廊”的南端通道,来自西亚、南亚等地区的青铜人物雕像、黄金面罩、黄金权杖等文化因子由此传入,极大丰富了中华青铜文明的内涵。沿丝绸之路传入的棉花、石榴、马铃薯、玉米等农作物在不同时期被推广至全国各地。在精神文化层面,佛教传入中国,在后世逐渐与儒、道交融,形成三教合流的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走廊与跨境文化线路的连接互动,搭建起东西文明互鉴共荣的桥梁,成为中华民族对外交往与中华文明向外辐射的双重渠道。一方面,此类走廊与线路承载着国家层面的政治联系和外交活动,是古代中国与西域诸国、朝鲜、安南等政权,乃至大夏、波斯等更远国家进行使节往来、封贡与和亲的交往要道。通过走廊与线路交织的延伸空间,中国对周边世界的认知愈发清晰,塑造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包容性的天下观。另一方面,延展型的走廊与线路搭建起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网络,持续延展着中华文化圈的空间结构。“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随着封贡体系的影响与“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形成了以东亚地区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中国商品与技术,正是经走廊地带汇入丝路网络,进而影响了世界物质文明的发展。
延展型的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超越了国土空间的限定,不仅将中华民族的实践与叙事投射至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系统性地吸纳、融合域外人群与文明因子。这一双向延展机制,在实践层面促成了跨国、跨地区的资源交换与技术传播,在文明层面则实现了深层的文化互鉴与意义共享,从而动态维系并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奠定了中国参与并塑造地区乃至全球文明格局的空间基础,在中华民族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作为中西结合的理论分析框架,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的互补及其三种关系类型,关注人口、物品与文化的流动性、区域间性与整体性,深刻契合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话语与理论体系提供了新视野。其强调文化、资源与空间的共有共享,注重民族、地域与国家认同的同构共生,并通过文明互鉴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兼容性。以此视角审视,既可纠偏西方民族理论“重差异、轻互动”的倾向,也可不断完善融通中外的叙事体系。
因此,有必要发挥民族走廊与文化线路的理论合力,通过对不同走廊地带的叠合、串联、延展等形态展开实证研究,考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中华文化基因的生成与赓续、中华文化符号的共创共享、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从而深化对中华“大一统”的过程与机制分析。立足民族走廊本土概念,拓展其与文化线路的对话,通过对区域联动的考察,从“关系性”出发,分析文化多元性、丰富性、差异性与共同性、交融性、整体性之间的互动机制,从而开辟出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分析范式。这不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也是从中国经验出发、参与全球知识生产的一种可能路径。
原载于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