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线路遗产反映了跨区域、多人群的交流与合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就历史逻辑而言，文化线路遗产见证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历程，记录了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觉醒，具有实证中华民族发展史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价值。就理论逻辑而言，文化线路上承载着人、物、文化等关键元素的大范围流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凝聚为共同体的过程。就实践逻辑而言，文化线路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持续深化其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讲好蕴含的中华民族故事，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文化遗产力量。
【关键词】文化线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文化线路遗产作为“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不仅体现了人类和自然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不同区域人群的交流与合作。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历史中，共同创造了类型多样的文化线路遗产。加强对文化线路的研究、阐释与保护利用，有利于各民族凝聚共有历史记忆，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彰显中华民族身份。目前，学界对文化线路的遗产本体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指出了文化线路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促进作用，认为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但是，文化线路遗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系，以及文化线路遗产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尚有较大研究空间。因此，本文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三重维度出发，进一步探讨文化线路遗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点。
一、文化线路遗产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
文化线路遗产作为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产物，是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的生动历史资料。
（一）文化线路记录“多元一体”初始格局：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早期凝聚
史前与先秦时期，具有旱作农业底色与金玉共振特质的早期中华文明逐渐孕育，以青铜器、玉器为文化符号的华夏共同体也初步形成。与之相关的“彩陶”“玉石”与“青铜”之路，印证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早期凝聚发展的历史逻辑。
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前，其前身“彩陶之路”与“玉石之路”已备受瞩目。“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延续至前1千纪，见证了以彩陶为特征的旱作农业随着黄河流域人群的迁移向西传播，西方的麦、羊、马、车以及冶金术东入中国，为早期中华文明注入了世界文化元素，也为史前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玉石之路”是夏、商、周三代夷玉、越玉、鬼玉等玉石与中原及各地之间的交流途径。新疆和田玉的“西玉东传”路线在妇好墓的玉羊头和玉鸟中有鲜明体现，说明中原与新疆在殷商后期已建立起联系。活跃于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人为最初的玉石运输者，接收者则是中原人士。考古学研究表明，以大月氏人为主体创造的齐家文化存在明显祭祀用玉现象，其所使用的“琮、璧、环、璜等器类均为东渐而来”，表明其在玉石交换过程中接受了崇玉文化，增进了多元族群基于玉礼器的文化共同性。“玉石之路”见证了中原文化向外扩展，以及边地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再造，促进了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金道锡行”作为活跃于夏、商、周三代的青铜之路，指长江中下游向中原地区运输铜（金）和锡的通道。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武汉盘龙城遗址等见证了这条文化线路的历史。鄂东南、赣北、皖南和湘北地区作为铜、锡主要矿源地，向商周王朝京畿之地输送铜、锡，前后持续1500余年，史称“金道锡行”。铜、锡资源与青铜器在中原地区与楚、曾、越等国之间广泛流通，推动了涵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青铜文明圈的形成，促进了诸夏与荆楚、扬越、淮夷等族群的密切往来，使南方族群日渐融入早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二）文化线路实证“大一统”持续演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秦汉以降，历代王朝主导的道路修建催生了驿道、运河等水陆并进的文化线路，发挥了促进国家权力由内地向边疆辐射的作用，承载着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有效治理的历史逻辑。秦始皇修筑直道，首次将中央政府与北部边境的防御体系联系起来，有效巩固了对北部边疆的管控。唐代，因文成公主进藏而闻名的唐蕃古道，承载着唐蕃频繁的使臣往来、会盟与请市活动，沿线群众在道路上开展多维交往交流，有力推动了汉藏交融。元明清三代，为经略西南边疆，开辟与维护湘滇黔驿道，推动了西南地区从羁縻府州向土司地区，并最终向全面改土归流后的郡县地区过渡，有效加速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文化线路的开辟、维护与使用者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的多个族群，彰显出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底层逻辑。边疆族群曾主动请求开辟多条线路，如：唐代回鹘、铁勒等北方草原族群请求“天可汗”李世民开辟参天可汗道，明代水西土司奢香开设“龙场九驿”等。以奢香驿道为例，马煜任都督镇守黔地时，“乃以事裸挞奢香，欲激怒诸罗为兵端”，太祖闻状斩杀马煜，奢香为报此恩典，曰“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后果率诸罗“为除赤水、乌撒道，立龙场等九驿”。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辟的文化线路搭建起中华民族内部开展和亲与联姻、朝贡与册封、迁徙与屯田的道路网络空间，加速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等连接域外的文化线路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外和平交往、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历史逻辑。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物质与文化传播、吸纳与融合的产物。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致力于发展与亚、非各地区的互惠交流。明成祖交给郑和的敕书写道，“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充分表明对外交往的和平友好之意。2001年，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锭铸有铭文“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再次说明郑和下西洋开展的是平等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呈现的互惠贸易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具体表现，彰显了中华民族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朴素历史实践。
（三）文化线路见证救亡图存的民族呼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觉醒
近代铁路遗产记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觉醒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承载着各民族共同反抗外来侵略与共同探索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如：川汉铁路见证了中国人民在一致对外的收回路权运动中发出的民族大团结呼声。1911年5月，由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引爆了包括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在内的一系列事件，催生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再如，京汉铁路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近代高潮。自1921年起，北京早期党组织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在京汉铁路工人群体中宣传革命理论，并在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中掀起了工人运动高潮。此次罢工，使各族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是共同的敌人，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长征等革命文化线路记录了革命思想与先进文化在沿途的传播过程，具有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民族觉醒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在领导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期间遗留的“大量长征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空间暨具有文化价值的自然地理环境载体”共同构成了长征文化线路。
二、文化线路遗产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
文化线路是历代王朝开展疆域空间生产实践的道路产物，承载着人、物、文化等关键元素的流动，是分析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凝聚为共同体的一种结构与过程。
（一）“路”的空间联结：形塑“政治共同体”的“大一统”疆域
道路是决定一条文化线路存在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元素，具有“大一统”政治隐喻，蕴含着中央政权对疆域空间的生产实践，是催生国土空间实体感知的政治景观。
历代王朝通过道路建设来维系、巩固地理疆域，其筑路实践贯穿着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路网建设使国家权力以首都为中心联结四方，并延伸至边疆地区。如严耕望先生所言：“正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集散，祈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合耳。”秦始皇修驰道、开灵渠，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元、明两代开滇黔驿道，均与国家意志密切相关。唐代参天可汗道、明代奢香驿道等带有非汉族群意志的道路修筑，是边疆族群主动参与国家筑路实践的历史表现，背后亦存在“大一统”思想与王朝国家认同。筑路的政治实践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其建构的“道路共同体”空间布局对应国家疆域，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杰克逊将道路纳入“政治景观”的范畴，认为道路建设目的在于“强化和维系社会秩序，联系社区或国土的组成空间，使其紧密环绕在一处中央地带周围”。人们通过对道路的凝视，可以产生“国家在场”的形象化感知。驿道、驿站以及驰走的邮卒、驿卒、驿兵等，在保证军令、政令从中央到地方畅通的同时，构成了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古代道路景观。如果说，封建王朝时代“经济、民生能够予以利用的可能性是相对有限的”，那么近代铁路、公路、轮船航道的普及则提高了公众使用道路的频率与效率。一方面，以现代化道路为载体的文化线路得到普遍使用，放大其作为政治景观的感知程度。另一方面，路权问题强化了边疆与内地各民族共同的政治认同感，使“道路所及皆为国土”的疆域主权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道路景观，虽载体形式不同，但始终展现国家形象，增强了沿线各族群众对于国家疆域的空间认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实体感知。
（二）“物”的利益交换：推动“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文化线路以“物”为标识，因“物”之交换而形成，又因继发的贸易交往而演进。从“物”作为商品的经济功能出发，“物”的交换是文化线路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动力，体现出历史上各民族依存互补的经济共生模式。
物质生产来自生活的多种需求，广泛的交流促使人们建立起多方面的物质交换与经济联系。一方面，基于生产生活的消费需求是开展物质交换的重要动力。历史上，我国农耕与游牧民族形成了生计互补的物资交换模式，这在茶马古道上有鲜明体现。农耕民族内部也存在对不同族群产品的需求。如：黔、滇、鄂、湘等地区的用盐需求推动了川盐大量外销，增进了沿线多民族交往，形成了一条跨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川盐古道”。另一方面，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其需求层面多样而丰富。除生产生活需求外，来自政治、军事、文化的需求也会产生族际物质交换。当不同利益团体的物质交换在某条道路上长期进行时，文化线路便开始生成。以“物”的交换为生成起点的中国文化线路彰显了互惠互利的普世性经济法则，是各民族商品互通有无、经济互帮互助的共同利益的具体表现。
当特定之“物”长期在文化线路上交换，不同群体的其他产品也随之成为商品，逐渐流通起来，带动了更大范围的商贸互动，加速了中华民族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万里茶道为例，这条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国际商道将南方茶叶生产区与北方茶叶消费区的民族联结起来，实现了以茶为媒的南北族群生计互补，推动了我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文化线路将拥有共同利益的多个族群联系到一起，为凝聚更大规模的人们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形成相互依赖、彼此依存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提供了保障。
（三）“人”的观念流动：促进“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凝聚
作为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开展空间实践的线性产物，文化线路是人口流动、货物交换、文化交流的实景场所。文化线路搭建起各民族共创共享共有的中华民族文化空间，对于各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增长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文化线路从交通孔道发展成“线路文化”的过程中，人的迁徙与流动扮演着关键角色。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概念与文化线路理念均关注线性空间内民族人口流动及文化共同性问题。民族走廊处于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催生了河流、峡谷等天然通道与多民族文化群体，是文化线路富集区。如，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藏彝走廊上的西南丝绸之路及茶马古道，南岭走廊上的潇贺古道与梅关古道，武陵走廊有乌江、清江、酉水、澧水、沅水，苗疆走廊有湘滇黔驿道等。可见，多元族群“东移与西进”“南来与北往”的迁徙是文化线路空间生产的重要动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空间的形成。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在经济交换之余，“物”的文化意义在社会空间内持续流动，推动了各民族共创共享共有的中华文化的发展。作为文化符号，“物”在线路上的流动推动了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融，承载着各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一方面，某些特定之“物”的持续交换，增进了其在多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共享共有性，推动了文化共同性的增长。另一方面，“物”在线路上的长期流动加深了多民族对其象征意义的认同。如，玉石、丝绸、茶叶等物品成为了典型的中华文化符号，青铜器作为文化载体是中华文化的显著象征。因此，文化线路上“物”的广泛交流与普遍互惠促进着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增长，对于实现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具有典型意义。
三、文化线路遗产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文化线路遗产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并因线路的持续使用发挥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凝聚功能，深化其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有助于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一）加强遗产阐释：文化线路故事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一是将文化线路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范畴，充分挖掘、阐释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性工作。除了从传统史料类型探讨史料体系构建问题外，可以将各类文化遗产放置在文化线路上进行阐释，这对于丰富中华民族故事的传播内容具有典型意义。
二是加强文化线路的类型化研究，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线路符号。中国文化线路可划分为跨洲、跨国、跨省、省内四类。跨国、跨洲的文化线路承载着东西互惠合作的历史记忆，可以此建构开放包容、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形象。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正致力于将长城、大运河、长征故道、黄河、长江等跨省遗产打造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跨省及省内的文化线路仍有较大研究空间，可结合民族走廊区位因素，以及衣冠南渡、五胡入华、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重大迁徙事件阐释其“三交”内涵。
三是推动文化线路的“双创”发展，“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资源。首先，开展文化线路遗产系列展陈设计工程，在沿线打造有体验感的互动场所，以遗址、博物馆、主题公园和街区等展陈形式让各族人民通过文化线路了解中华文化。其次，通过多样方式活化弘扬文化线路遗产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既包括影视作品、通俗读物、文创产品，也可以运用数字化、网络化、AI等技术，打造文化线路品牌IP，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促进协调发展：文化线路活化利用助力共同富裕
一是以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利用为契机，助力沿线区域共同繁荣发展。首先，整合沿线古村古镇、非遗等各类资源，使其成为全新的区域经济协作区域，为沿线城市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缩小区域差距。其次，建立跨区域的遗产保护利用机制，搭建涵盖学术研究、遗产开发、艺术实践的交流网络，推动沿线城市的文化合作，实现文化线路遗产的多元价值共享。
二是促进文化线路活化利用与文旅融合互嵌，更好服务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首先，以线路遗产开发利用推进文旅融合，探索文旅消费新场景。“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吸引外部力量与社会资本，打造旅游度假村、非遗工作坊等文旅产业，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其次，合理开发线路遗产文旅产品，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与创业机会。通过知名景区建立研学基地、推广农副产品、举办文化节等方式，让就业创业成为外部力量与当地民众紧密合作的文旅纽带。
三是加大文化线路遗产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力度，增强沿线各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首先，以“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用好各地遗产资源禀赋，将其与生态保护、全域旅游相结合，提升沿线基础设施和文化服务质量，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其次，积极对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线路保护利用中，串联起沿途名镇名村的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村落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让文化线路成为沿线各族群众的致富路、幸福路。
（三）打造示范线路：文化线路旅游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一是为文化线路旅游规划注入新内涵，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首先，加强相关部门与旅游企业、景区的沟通协作，推动文化线路旅游开发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涵融合。其次，旅游内涵设计要以凸显中华民族共同性为基本原则，同时尊重各地区差异与多民族特色，发挥旅游以文化导向为主的宣介功能，加强文化线路旅游引导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全方位的认同。
二是打造示范性遗产旅游线路，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首先，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依托相关民族团结人物、典型文化元素打造线路旅游标识。比如，在唐蕃古道旅游中凸显文成公主形象，在万里茶道旅游中融入经济相依的意义，以此培育游客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象化感知。其次，推动文化线路旅游与民族团结进步相辅相融、共同发展。例如，云南省率先依托中老铁路、茶马古道、长征故道发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旅游线路，让游客在体验民族风情、感悟中华文化中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三是用好文化线路遗产旅游的新业态，创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场域。首先，提升线路旅游吸引力，扩大旅游人群的广度。让线路旅游与“文化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特色旅游业态”相互交织，满足多样旅游需求。其次，采取灵活多样的线路旅游模式，创设旅游促进场域多元化，利用好沿途旅游城市、知名景区等带来的流量效应，充分“发挥文旅空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我国文化线路的形成与发展记录了“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蕴含着“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文化线路上流动着人、物、文化等关键元素，呈现出分析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经济相依、文化相通、情感相亲的理论结构，揭示了各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文化线路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具有原创性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方兴未艾的今天，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遗产类型，肩负着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代使命。因此，挖掘文化线路遗产的普遍价值，阐释其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不仅有利于塑造现代文明社会的成熟遗产观念，更是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题中之义。
【作者简介】李然，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林婵娟，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与文化遗产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ZD211）
来源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