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后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斗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从古代的自在民族逐步转变为近现代的自觉民族。这一转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进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关键词】中华民族；自在-自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十八大；伟大复兴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180多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两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形势和发展状况。前一个阶段(1840—1949)，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奋起反抗斗争，在同生死、共命运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壮大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从自在发展走向自觉发展的民族，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新中国建立至今(1949— )，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迈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这是一个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一、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走向自觉发展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华民族从自在状态走向自觉状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历史发生巨变，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强迫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国土，以强权制定“公理”，以“公理”维护强权。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劫难之中。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一则进行改革，寄希望于清廷；一则进行武力抗争，直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悲壮呼声，响彻中华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救亡图存的思潮与斗争中变得更加强大，终于取得了反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布：“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的话，表明了中华民族的高度自觉和自信，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民族自秦汉形成以来至清代中期，其发展、壮大巩固的历程，虽有与国外的交往与联系，但这种交往与联系，都不曾影响到这一历程的正常发展。清道光二十年(1840)，因英国人的鸦片贸易而引发的中英鸦片战争，致使腐朽的清廷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西方帝国主义者纷至沓来，以武力强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中华民族陷于劫难之中。《南京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使中国原有的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加上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由此进入近代时期。
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并在初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外国列强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太平军，妄图让太平军承认其在华种种特权，遭到太平军的拒绝，于是用种种借口向清廷施压并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目的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是要在中国获得经济、政治以至军事利益。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天津，清廷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承认“洋货”内销各地，不再征税，“洋药”(鸦片)公开进口等。马克思在1858年撰写的《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尖锐地指出：
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马克思进而指出：“……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两次鸦片战争的本质。19世纪后期，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都是这一本质的扩大和加深。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等。1900年，英、美、日、俄、德、法、奥、意八国联军为镇压义和团运动发动侵华战争并攻陷天津、北京，清廷一面派兵抵抗，一面暗中一再向外国求和。1901年，清廷被迫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付清，连同年利四厘，总计达九亿八千二万两。此外还有地方赔款二千万两以上，总数超过十亿两白银。这项赔款史称“庚子赔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中华民族陷于更深的劫难和危机之中。
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等，国人震惊，无比愤慨，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大的屈辱，也使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于是救亡图存的思潮由此而起，这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得十分清楚。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出于对民族危机的预感，龚自珍已着手于边疆史地的研究，而林则徐则倡导对外国史地的认识与研究。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固已涉及对外国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而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则往往联系着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抉择与命运的估量。这两股史学思潮的奔腾、激荡，都同时代的脉搏产生共振。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有一种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迫切感，乃命人翻译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并亲自润色，编订刊刻，定名为《四洲志》。这是一本简略介绍世界各洲30多个国家地理、历史的书。此书虽仅一卷，但开风气之先，对后来学人研究、撰述外国史地之风，有倡导的作用。
继林则徐之后，魏源(1794—1857)写出了《海国图志》。作者采用一些西人著作、图说，编撰了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专书，确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魏源在此书“原叙”中郑重指出撰述《海国图志》的目的，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有高度政治声望的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等做法，影响了一大批关注世务的士人。鸦片战争的经过及其结局使魏源进一步认识到，要富国强兵，有效御侮，不仅要内修政理，还要学习外国“长技”。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是中国史学家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得到的认识。这一认识，在当时的史学家中多有类似的表现。
如王韬(1828—1897)所著《法国志略》一书也同样提出了解外国、认识外国的重要性。此书初撰于同治十年(1871)，凡16卷。光绪十六年(1890)重订刊刻时增补为24卷。作者在重订本“序言”中着重强调了这样的见解：“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又说：“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作者从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固陋自安”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反映了作者忧国忧民的心境。
又如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一书，撰成于光绪十三年(1887)，他在“自叙”中表明撰写此书的初衷：“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援引《周礼》所载“外史”之职，乃撰此书，并自比“外史氏”而发议论，只是为了表明“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学问，考古即所以通今，两不偏废。”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这些话反映出作者对于研究“外事”的强烈的自觉意识，对于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的狭隘眼光深以为忧。三年后，即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改定《日本杂事诗·自序》中，进一步叙述了他对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形势的认识过程：当其“拟草《日本国志》一书”时，意在“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作者的这些认识，表明他是站在历史发展潮流前头来观察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是以此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
鸦片战争后，在魏源、王韬、黄遵宪等人研究外国史地的同时，也有一批史学家关注本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其中姚莹的《康纪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颇具代表性。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曾两度奉调至台湾任职，先署海防噶玛兰同知，后为台湾兵备道。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侵犯鸡笼海口大安港，姚莹与总兵达洪阿率兵屡败英军。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旋又两度奉使入藏“抚谕”，先后到达乍雅、察木多。《康纪行》一书，即其于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入川、入藏期间所作札记汇编而成。
本书对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戍守多有记载，如卷三“西藏疆理”，卷五“西藏大蕃僧”、“西藏僧俗官名”、“西藏戍兵”等条，以及卷七、卷八所记，都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西藏各方面的情况。同时，由于姚莹曾经亲自率军抗击英军的入侵，对边疆事务的重要性有深切的感受，故《康纪行》一书，对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尤其是对英国侵略者窥视中国西藏地区，有极大的敏感和深切的忧虑。故其于外国的史地、政治亦多有研究，如“俄罗斯方域”、“英吉利”、“佛兰西”、“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诸条，都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意识。作者在“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条中，强调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他列举英、法、普、俄以至日本、安南、缅甸、暹罗等国，无不关注外国“情事”；他批评许多士大夫：“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他清醒地认识到：“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他钦佩林则徐重视对于外国情事的研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尝有善译之人”，又能妥善地从洋商、通事、引水等人那里了解外国情况，购置有关外文书籍，称赞林则徐“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显示出对世界事务的了解。姚莹在这篇札记的末了表示：“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他的这番话，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姚莹还指出，中国人了解世界，要兼顾到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和“外夷”之书。他在“华人著外夷地理书”条中说：“自来言地利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他胪列自法显《佛国记》以下至魏源《海国图志》等书数十种，都是不可不读的。他进而指出，了解、研究外域，“非如文人词客徒资博雅、助新奇也。故留心世务者，皆于此矻矻焉。”本书卷十六载图说13种，如“中外四海地图说”、“新疆南北两路图说”、“新疆西边外各国图说”、“西藏外各国图说”、“西人海外诸新图”等，显示了边疆史地研究者在学风上的特点和时代精神。
张穆(1805—1849)，字诵风，一字石州，山西平定人。道光十九年(1839)，他应顺天乡试时，因冒犯监考被斥，从此遂绝举业，潜心著述。他的文稿，后人编为《㐆斋文集》。《蒙古游牧记》是其代表作。《蒙古游牧记》是以清朝时期蒙古各部及其所属之盟、旗为基础，写出了蒙古从古代至当世的历史演变、地域沿革，写出了它与历代统一王朝的密切关系，而尤详于它与清王朝的密切关系。它在表述方法上是由今溯古、由地理而兼及相关史事，反映出作者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相结合的特点。出资刊刻《蒙古游牧记》的祁寯藻称赞此书说：“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他又说：“又是之成，读史者得实事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这对《蒙古游牧记》的评论应当说是中肯的。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他和张穆在学术上的旨趣和民族危机感的共识极为相近。何秋涛写出了自己的边疆史地巨著《朔方备乘》。张、何齐名，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何秋涛的边疆史地研究，着眼于中俄边界问题。他在咸丰初年，“益究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这种“经世之务”的责任，确是当时民族危机的时代感的反映。何秋涛以“北徼”为研究的对象，显示出这位青年学子的远见卓识。咸丰八年(1858)，他在《北徼汇编》的基础上，扩大撰述范围，增益为80卷，并奉旨“缮写清本，再行进呈”，定名《朔方备乘》。
《朔方备乘》的重要价值，是它着重考察了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和中俄关系的历史。作者在“圣武述略”各卷，阐述了东海诸部、索伦诸部、喀尔喀、准噶尔、乌梁海、哈萨克“内属”的历史。在此基础上，作者撰述了《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尼布楚城考》、《库页附近诸岛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乌孙部落考》等篇，以丰富的史实，详明的考据，阐述了中俄边界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作者对于自己的这些撰述，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就是：“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为以知矣夫”；“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统观各篇，字里行间都凝结着作者的忧虑、爱国之情。
从研究外国史地到研究本国史地的爱国思潮，可以概括以下四点认识：第一，为了自强御侮，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第二，必须知彼知此，了解和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以作出必要的应对之策；“固陋自安”、“好谈古义”是不识时务的落后表现，应予以批评和谴责。第三，国家边防之安危，民族间团结和睦，是国家稳定的两件大事，姚莹、张穆、何秋涛的著作均对此深致其意。第四，国家观念、边防观念、民族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和提升。这些认识，是“良史之忧”的反映，是史学家们站在历史潮流前头发出的呐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自觉的先声。
在救亡图存思潮兴起的同时，中国人民展开了一系列对帝国主义抗争的实际行动。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对这些抗争及其性质作了这样的总结，他写道：
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
毛泽东指出，这些斗争，只有十年红军战争取得了局部的革命胜利，其他的斗争都失败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然而正是因为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共同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际斗争中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牢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程度达到新的高度。
二、中华民族走向自觉阶段的历程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间70余年的历史，在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中，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华民族从思想上、认识上到实际行动上，开始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完成了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是认识的逐步清晰、明确，一方面是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发展。有的学者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论及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阐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广泛使用”的思想发展与历史过程，文中引用了《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前线将士书》等，一一读来，使人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也有学者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考察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文章在“结语”中写道：“近代中华民族的自觉是历史的概念，不应满足于概念史的演进，而需要将之置于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1917年，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第一次赋予了‘中华民族’概念以现代的意义，是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的鲜明标志。此后20年间，其自觉渐趋深化。其间，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指出了反帝反军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解放’的奋斗目标；九一八国难当头，国共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战线，揭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坚定的民族信念，便是其最重要的表征。而此后十余年间，即1938年—1949年，则是实现了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血与火中，迸发出全国抗战之坚强斗志与惊天之伟力，第一次取得了近代反抗外来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起点。要言之，近代国人不断追求自身解放的过程，同时即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不断走向深化的过程。”上述二文，前者着眼于社会，后者着眼于政治，引据真实，论说清晰，有很强的说服力。
这里，我们仅就这一进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加以说明，并重点阐述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及其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关系。
一是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首次提出。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
在20世纪初年，对中国的地理、人口、历史与文化作出如此概括的学者，梁启超外罕有其人。同时，他在讲到先秦学术思想时指出：“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梁启超没有说明他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论断，当然，他说的“有海权思想”也不可与近代以来的海权思想同日而语。他说的“齐”，当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有“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在司马迁笔下，齐是一个依山带海，人民富庶，国力强盛的诸侯国，是否因而吸引梁启超的关注，亦未可知。重要的是，他把“中华”和“民族”联结起来，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一词，古已有之；“民族”当是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而引进之语，二者结合所产生的意义之重大，概非梁启超所能料到的。在20世纪最初的近20年中，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论者蜂起，说法各异，虽错综复杂，但总的趋向是积极的，它推进了国人对“民族”理念的重视，尤其是中华民族概念与国内各民族关系的认识。
二是孙中山以国家的名义宣示“中华民族”观念。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引发社会各界热烈讨论，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立宪派人士杨度发表《金铁主义说》，认为：“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满、汉、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其失一部，满、汉、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这反映了立宪派的“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主张。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接受了这一主张。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这一观念以国家观念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
三是李大钊关于“新中华民族主义”观念的提出。在关于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的讨论中，李大钊于1917年在《甲寅》日刊的“学说”栏目中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署名“守常”。文章写道：
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新中华民族之少年，盖雄飞跃进，以肩兹大任也。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理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认为中国历史上诸多民族经过历史的“冶融”已成为一个统一民族，这是“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所铸成的；二是强调“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而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记忆犹新，李大钊发此言论，可见他赋予“新中华民族”多么崇高、庄严的含义。有学者认为，这是“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的鲜明标志”，这是当之无愧的。
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伟大胜利。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指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论述，以及这一认识与论述在实际运用中的伟大作用及理论提升。193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明确指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此后，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重要历史文献中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文明发达、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拥有优秀历史遗产的伟大民族。
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支撑。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始终致力于以他的不断丰富的中华民族观，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必胜的信心。毛泽东中华民族观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追求，这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第二，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根基以及鲜明的理论特点，从而最全面、最深刻地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存在及其基本利益和历史使命，赋予“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实体以新的认识高度，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丰富了当代中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观，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集会于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起点。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业待兴。毛泽东、周恩来高度关注民族工作，一方面是全国各民族加强团结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全国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改革工作。
1952年，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说：“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藏族人民说的，也是对全国各少数民族说的。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国策，其中第六章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一再强调全国各民族的团结问题，本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问题，意义重大。
1957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当时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周恩来指出：
我们新中国就是要帮助各民族发展，这就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我们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的问题。汉族也要经过改革才能够发展。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因此，我们中国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生产发展。而要工业化，就得首先在农业上实行改革，把农业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废除。农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够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能够大量增产，才可能积累资金，才可能供给工业原料，才可能解放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所以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经济改革。
周恩来用最通俗的语言阐明了政治经济学上的有关理论问题，阐明了社会改革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显示出政治家的魅力和魄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改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发展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全新的事业。“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又一里程碑。邓小平在1990年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伟大的征程中，中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劈波斩浪，奋力前行，取得了改革开放，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成就。
邓小平理论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奠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指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各族人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大方向。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的谈话，强调了“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阐述了“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他明确说道：“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1992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些话，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性的重托。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理论创新，用以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改革开放的新成就。继邓小平理论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指出：
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生产力、文化建设、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方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其为了全民族的利益的立党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结合的理论概括，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旨在满足人民需求这一根本点上。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改革开放是伟大的事业。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实施伟大的改革开放，必定会遇到新的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来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进。在总结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2003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发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示。他指出：
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就具体领域和部门来说，包括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全面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样一幅改革开放的图景，从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信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这表明：中国人民在创造历史，而历史也给中国人民以启示和信心。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九个坚持”并指出：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衔接，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我们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这既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施政纲领的深入阐述，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问题，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责任”。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指出：
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
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他接着概括说：“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他一连引用了三个诗句，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使人们把历史感、现实感和历史前途连接起来，得到深刻的启示和坚定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两篇重要讲话，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以更高的自觉、更强的自信和无比的勇气来认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光辉的事业，必将由此转化为巨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两篇重要讲话当是中华民族自觉、自信、自强迈向伟大复兴光辉历程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14亿中华儿女奋斗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开篇指出：
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显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议题，已成为党的核心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说，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大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辉煌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创造，它既符合本国国情，又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它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在这样一个奋斗中逐步实现的。而梦想与奋斗则与之相始终。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百年才有今天如此光明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个前景，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要继续艰苦奋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一方面要进一步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不断巩固、坚定为这一伟大事业而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总方针，其中强调指出：
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要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他一些会议上，也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一论断如此重要？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认识来看，这一论断是历史的结论，又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国是。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成为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由于政治的和地理的等原因，统一后又产生分裂，在分分合合当中，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也逐步融合成为民族共同体，如“华夏”，如“中华”，都是不同时期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当中国历史走向稳固的大统一之时，一个最大规模的民族共同体也同时形成，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当然，在漫长的古代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共同体。近代以后，因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在生死存亡的空前劫难面前，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觉醒起来，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1921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从寻求解放、致力复兴，一直走到今天，迈向伟大的复兴。这个历史，中华民族不能忘记，子子孙孙不应忘记。
第二，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百年的奋斗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俗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面对国内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的压力，面对国际复杂多变的形势，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面临种种挑战，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是关乎全局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三，“铸牢”工作，重在务实，既不可一日放松，亦不望一日成功，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这是民族长久之计，也是国家长久之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天职和责任，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地坚持做下去，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的自觉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民族意识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论上看，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内涵和历史规律，从政治上看，这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国是。这是因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从诸华、诸夏到华夏，从华夏到中华，从中华到中华民族，贯穿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认识这一发展过程，是认识中华民族的基本要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揭示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行为是意识的表现，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如此。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一日千里发展的新时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征程中，在中华民族充满信心走向伟大复兴的目标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各项事业的思想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铸牢”这一关键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萌生，从自在走向自觉，并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洗礼，植根于广袤的中华大地。铸牢，要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使这一共同体意识既具有深刻的历史底蕴，又凸显出鲜明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相关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方向，我们有责任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和应有的贡献。铸牢，需要创造性地做好多方面的工作，学术工作、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者都有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只要“铸牢”落到实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能不断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这些精辟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形象，丰富了我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和情怀。
第二，从历史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必将使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素质提升到现代文明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显然，“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中华民族是以现代文明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可以认为，把古代中华文明推向现代中华文明，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第三，从文化形态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时指出：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根据这一规律性认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由“契合”而“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的呈现，是中华民族自觉发展所达到的新时代新高度。
第四，从人类命运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和中华民族十分关注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全人类前途命运发展的前景，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而全面地总结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和平性，并把它运用于国与国的关系以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凸显了中国善待外国的外交政策，中华民族善待全世界各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关切，故一再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基于中华文明的这一深厚的积淀和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导人的宽阔胸怀，他明确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指出：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以上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类之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世界之前途的高瞻远瞩，对自身之重大责任的担当，彰显出中华文明“厚德载物”之包容性的宏廓、和平性的真诚。为了让世界深入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习近平总书记陆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受到许多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欢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时，作了这样的论述：“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承诺和担当，同时，这也表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已不仅仅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发挥引领前行的伟大作用。
1840年以来的180余年的历史，中华民族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奋起反抗，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外国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历史迈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中华民族自觉发展一浪高过一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成为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发出这样的号召：“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本文是作者发表在本刊2022年第2期《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文的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