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6年第1期】

摘   要：许多年来，我们在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史学在人类推进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许多史学家及其撰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丰富的历史智慧警示人类：要谨记历史鉴戒、常怀忧患意识，避免社会遭受动乱；要十分关注重大社会改革，促进国家统一；要实行制度建设和创新，使国家职能平稳运行；要关注国家大计，使国计民生行稳致远，等等。还要从理论上认识到：“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些认识，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一种朴素的史学意识，即史学在人类推进社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史学；人类；推动；社会历史；作用；史学意识

1926—1927年间，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授“补中国历史研究法”（亦称“广中国历史研究法”）。后经周传儒、姚名达整理成书，是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于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论及“史学史的做法”，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学者风起响应，青年学人一代代跟进研习，络绎不绝。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召开，经专家们建议，教育部乃将中国史学史专业列入国家教材编写计划，并将这个专业设定为大学本科学生的必修科，1963年将其编入研究生招生目录，1981年编入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如今，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已遍布全国许多高校。一个学者提出了一个专业范围并为之作出示范，在全国范围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可谓学术史上一大盛事！

本人有幸于1964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光阴如箭，至今不觉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了。六十多年了，但自己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做了什么呢？收获不在于出版了几本学术著作，发表了多少篇学术论文，真正的收获在于对史学在人类推进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这是我撰写此文的真实心情，也是我奉献给中国史学史研究百年纪念的一个小小的礼品。

那么，史学在人类推进社会历史进程中，究竟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呢？从我个人的肤浅认识来看，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谨记历史鉴戒，不忘忧患意识。

早在西周初年，周人反复说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故周人反复强调以“德”治民，说明夏、殷的灭亡，在周人那里引发了思想上的巨大震动，以致推动了施政方略上的变化。其后，司马迁写西汉历史，意味深长地记下了儒生陆贾与汉高祖刘邦的对话：“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醒悟，乃命陆贾撰就《新语》一书，确定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国策，造就了西汉文景时期的治世。同时，司马迁还作过这样的概括：“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意思是说，今天的人们要记住历史，以其作为一面镜子，来衡量今天的做法是否合乎道理。后来两汉之际史学家班彪发挥了司马迁的思想，他写道：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

班彪的这几句话，从理论上指出了以往的史书（可理解为史学）对于指导人们认识的重要性，其重要性就如同“圣人之耳目”一样。就当时来说，所谓“圣人之耳目”，那是最高的评价了。

至于忧患意识，在政治用语上，它和历史鉴戒在一定的意义上可谓同义语：历史鉴戒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常怀忧患意识，而常怀忧患意识则必然会谨记历史鉴戒。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兴亡盛衰的关注，特别是对于社会治乱、人民生活的关注。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因为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关注，往往是和对于现实的认识联系起来的，故而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前途、命运的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时说过这样的话：“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孟子的话在中国史学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人们说到孔子作《春秋》一事时，都会联系到孔子所面对的时代特点。司马迁写汉武帝盛世时的景象，也不能不产生出忧患意识，他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的时尚之风，感到深深的忧虑。唐代史家吴兢，从唐玄宗晚年的政治，看到朝政的紊乱，起而撰写《贞观政要》一书，认为唐太宗时期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吴兢正是因为李林甫等人的乱政而深感忧虑，乃著此书，希望统治者能从重温唐太宗时的“政化”中得到启发，以避免唐朝走向衰落。

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尤其令人感到分外深沉，其震撼之力，也格外有分量。这是因为，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史家之忧患意识，既有传统的影响，又受到现实情势的困扰，因而显得格外发人深省。

范仲淹作为一个改革家，他的忧患意识的深沉境界，集中地反映了北宋士大夫们的心境并长久地影响着后人，成为史学思想史上的瑰宝。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范仲淹的改革家“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给宋仁宗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指出的社会问题是：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在这里道出了“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超出了个人的思想和识见，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倾向。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史学家司马光在主持编撰《资治通鉴》前，曾以图志的形式，“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扆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从司马光《历年图》的制作及其序文中，可以看到他的忧患意识之历史感的深沉。

南宋时期，政治形势骤变，进一步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属于本朝史或当时的“当代史”，都是“忧世”之作。面对“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的形势，“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其著作中自然凝聚着深刻的忧患意识。

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两宋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可谓无时不在，其言则情至深而意至切，读来无不令人动容、深思。近代龚自珍有深刻的总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此可谓最恰当的总结。

从历史鉴戒到忧患意识，史家意在提醒现实中的人们，要重视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遭受失败的教训，保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忧患之心，并在实践中贯彻这些原则，则社会乃可平稳发展，政治乃可施行，社会历史乃可前进。

第二，实行制度革新，推进国家统一。

战国中期，诸侯国中，秦国是偏于西部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小国。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先后打败东方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秦始皇与诸臣讨论国家管理体制，以王绾为首的一派人物力主实行西周以来的分封制，以拱卫秦的统一局面；而李斯则主张实行郡县制，因为历史证明，分封制导致各诸侯国之间的纷争，以致战乱不息，周天子不能制止，为害甚大。秦始皇表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赞成李斯的见解，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汉建立后，汉承秦制，但却先后分封了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同时也遭受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的叛乱，影响甚大。降至曹魏、西晋之亡，还有人认为，那是它们没有分封诸王，或是虽有分封但无实权，不能拱卫朝廷，故而皆亡。直到隋唐统一，唐代统治者也曾考虑分封功臣，但遭到大臣的反对，同时也有学人出面总结分封、郡县孰是孰非的历史经验教训，才使这一桩历史公案有了正确的结论。其中，尤其是柳宗元撰写的《封建论》影响最大。首先，柳宗元从理论上指出：有人认为分封制是考虑到周王室的建立，必须要实行分封来拱卫，故必须分封，实现“圣人之意”。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其实，分封制的实行，并不是“圣人之意”，而是当时历史形势决定的，但分封的结果却造成了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七国争雄，而周天子却无力制止。其次，柳宗元总结汉、唐的历史发展中的内乱，指出：唯有叛国（指分封之国）而无叛郡（指地方郡县）。柳宗元的《封建论》不仅总结了秦朝实行郡县制的正确，而且证明了汉代平定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叛乱的正确，同时也证明了唐代没有实行分封诸王和平定“安史之乱”分裂势力的正确。柳宗元《封建论》总结了上起秦汉、下至唐代一千余年国家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在制度上的歧见并得到正确的结论，无疑是认识历史、彰往察来的一篇大文章。宋人苏轼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足见其对柳宗元的《封建论》评价之高。

在制度变革、发展与完善国家职能作用的发挥方面，中唐史家杜佑《通典》显示出其认识上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通典》主旨，意在沟通史学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的关系，意在推动史学的经世致用。杜佑在《通典》自序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足见其清晰的撰述主旨与思想脉络，他写道：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表明了杜佑《通典》的主旨、内容和结构，显示了他的历史思想、史学思想与历史撰述思想三者逻辑顺序的一致性，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篇难得的富于理性色彩的大文章。

首先，杜佑开宗明义指出，《通典》是为了用于施政。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由史学家本人宣称，他的著作为“施政”而作，这对推动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经世致用，发挥了重大作用。

其次，杜佑指出，施政要做的事情是“教化”，而教化的基本条件是“足衣食”，如孔子所概括的是“既富而教”。要真正达到“教化”的目的，需要做的一系列事情是“设职官”“审官才”“精选举”“制礼”“立乐”并贯彻于州郡、边防，这是“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再次，杜佑列举出《通典》一书的内容次第，即“食货为之首”，又一一列出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最后指出“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这哪里是一个史学家在讲述自己著作的主旨和结构，俨然是一位政治家在论述如何从“教化”做起，如何为实现“教化”的目的而一一铺平道路，以实现“先哲王致治”的目标。

《通典》二百卷，按制度类型分为九门，时人称之为“分门书”。李翰《通典序》说《通典》“凡有八门”，是以兵、刑合卷，所谓大刑用甲兵之义。杜佑对于历代制度及其变革，以及不同时期人们对当时制度发表的评价即所谓“群士论议”，均有评论。杜佑的这些评论，视不同情况，分别称之为“序”“论”“说”“议”“评”，总计约七十首。其中，总叙与各相关内容之序，约为二十首。它们从结构上和理论上确定了《通典》全书的内容和规模，是全书的支柱。而论、说、议、评等，约五十首。其中，“论”多为综述前人之论，不包含作者本人太多的见解。至于“说”“议”“评”，杜佑明确指出：“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他皆同此。”从这里，可以看到杜佑在撰述上的严谨精神及其分辨、评论事物的分寸感，联系到他在书中阐述的经济思想、人才思想、吏治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等，可以想见他说的“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话，可谓一字千钧！清代乾隆皇帝评价《通典》是“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可谓确论。不独如此，乾隆皇帝还命清朝史臣依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三通”之例，作《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和《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构建了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史撰述上宏大的著作群，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在制度文明领域的伟大成就及其连续性的突出特性，为世界文明史作出的巨大贡献。

第三，关注国家根本大计，稳定社会运行机制。

上文讲到，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曾作《历年图》，反映出他深沉的忧患意识，此后他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关注国家根本大计，旨在稳定社会运行机制的宏伟巨著。司马光自述称：“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后得到宋英宗和宋神宗的支持，以史馆自随，专职修史，历时十九年，撰成《资治通鉴》二九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书成之后，司马光在《进书表》中讲到他的现状，也进一步讲到他的著述旨趣，这样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这里，人们不仅看到一个史学家早年的志向和晚年的成功，更看到了司马光始终不渝的撰述旨趣：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到“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始终围绕着关注国家根本大计，促使社会运行稳定有序这一根本宗旨。

《资治通鉴》记事，上起战国三家分晋（前403年），包含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下讫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所谓十六代，共1362年的史事，包含了丰富的历史鉴戒的实例和历代君臣、广大士人关于治国理政的主张、言论，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宋神宗评价《资治通鉴》说：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资治通鉴》不仅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因其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如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而得到广大士子和学人的重视，补撰、改编、续作者有之，注释、仿制、评论者有之，诸家蜂起，自宋迄清，形成“通鉴学”的盛况。举其影响较大者如：刘恕著《通鉴外纪》、金履祥著《通鉴前编》、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著《续资治通鉴》、史炤著《资治通鉴释文》、胡三省著《资治通鉴音注》、清代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著《读通鉴论》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其中，朱熹、李焘、袁枢、胡三省、王夫之的著作，在史学思想史上，影响更大一些。

司马光主持编撰的巨著《资治通鉴》，以其明确而中肯的编撰宗旨和丰富的内容、严谨的体例，在政治上、史学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四，提高理论认识，增强历史自信。

中国古代史学家，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一种朦胧的历史自信精神，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刘知幾的这一段话表明：史学的作用在于，史书所记载的善恶美丑，使读史者得以知晓历史上的孰贤孰不贤，从而决定自己的取舍而对社会有所用——小如个人，大至国家皆如此。这是把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的话，置于社会历史的动态过程中作了进一步阐释，似可视为史学家之朴素的史学意识的反映。这种史学意识是指史学家关于史学对于社会作用的认识，它包含几个互相关联的环节：一是历史记载本身存在善恶是非的价值取向；二是这种价值取向被不同的读史之人所接受并运用于社会实际；三是这种社会实际所产生的力量即成为人类推进社会历史进程的积极因素。

在这三个环节中，历史记载是关键所在。刘知幾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的《史通》一书，专就历史记载之是是非非作两篇专论，即《直书》与《曲笔》。《直书》篇称：“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曲笔》篇批评道：“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这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史学能否发挥作用，或发挥怎样的作用和这种作用的影响力的大小，都与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相关联。这是考察史学之社会作用的首要环节。

清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书，继刘知幾《史通》之后，对史学家的史学朴素意识作了更深入、更全面的阐述。

首先，王夫之强调读史应有知行合一的精神，指出：

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

这是批评有的人虽然“读懂”了史书，也知道了历史上何以致治、何以召乱的原因，而对于自身做事则毫无影响，“仍用其故心”，这就是“玩物丧志”。

其次，王夫之强调，人们应该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历史经验之于“驭政”必有参考作用。他说：

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这一段话，意在说明，认真“驭政”，总可以找到便民的措施，处处皆可为资。进而言之，善于“取资”者，对“取资”加以变通则可使之长久发挥作用，不论是“古之时势”还是“古昔民情之利病”，都可“代为之忧患”“代为之斟酌”，找到可资的途径。由此可见，所谓“治之所资”，只要人们思想上认真对待，就能真正认识到“所资”的重要性和时效性。如此看来，不论是同，还是异，都可找到借鉴之处，而史学就是这面“镜子”啊。这是把史学的朴素意识发挥到极致了。

龚自珍曾作《尊史》一文，这里说的“史”是就史官而言。龚自珍说，尊史，不是指史官“职语言，司谤誉”，而是尊其心也，即指史官的思想和智慧，意指史官具有极丰富的历史知识，所谓“善入”，又能阐述这些历史知识且能评说和运用这些历史知识，所谓“善出”。他这样写道：

是故欲为史，若为史之别子也者，毋寱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归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这里说的“道”，已远非一般的“资”可比，也非概括性的“资”可比，而是带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而言。这就是“史”之“尊”及其“归宿”，就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关系之意义所在。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可以并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主席的这两段话，秉持大历史观理念的恢宏视野，强调指出：第一，世界的今天同世界的昨天的内在联系和历史镜鉴的重要；第二，重视、研究、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第三，中国人自古有重视历史研究、以史为鉴的传统并拥有浩繁的历史典籍；第四，各国应尊重和了解彼此的发展历程，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种把今天和历史联系起来，把中国历史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把各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把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和开创明天联系起来，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朴素史学意识的传承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自觉史学意识的精辟概括，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遵循。

我们坚信，中国史学工作者，在新时代史学自觉意识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定能进一步激发学术己见，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在人类推进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更伟大的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