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部召集人、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马工程”首席专家。
摘 要：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当代中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时代语言。张岂之先生的中华文化研究，在概括中华人文精神的主要方面及其本质特征，以及揭示会通精神特质与中华文化何以生生不息、浩浩荡荡发展的强大生命力等方面，都有深刻的阐发和独到的见解，具有广泛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对此发表一点个人的感受和认识，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和读者朋友。
关键词：中华文化；张岂之；教育观念；人文精神；会通精神；相得益彰
原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第三期
张岂之先生治中国思想文化史，积半个多世纪之功，著作等身，卓然大家，影响广泛。近来重读张岂之先生所著《中华人文精神》《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等著作，获益良多，意有所感，于是撰成此文，借以与关注这方面研究的朋友和读者交流。
一人文知识：基于一种教育观念
张岂之先生在《中华人文精神》一书初版（西北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序”中写道：
近几年来，“人文精神”成为大学生和青年们的热门话题之一，他们想在学习专业的同时，获得较多的人文知识，并加强自身的人文素养。有些高等学校先后开设了“人文讲座”和“人文选课”。我作为大学的教师，看到这种现象，出自内心地感到高兴。这种喜悦之情并非由于我的职业（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使然，而是基于一种教育观念，即：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知识……也就是说，人文基础学科——文学、史学和哲学的知识，这些对于跨世纪人才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文基础学科虽然不能给人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成果，但是，它们有助于人们高尚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健康审美能力的培育。
我相信，许多从事人文基础学科的研究者，读了张岂之先生说的话，都会受到一种激励，同时也会陷于一种思考。其所以受到激励，是因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在科学技术处于第一生产力地位的今天，人们不仅没有忘却人文基础学科，而且显示出对人文精神的高度关切，热烈地谈论它的真谛和价值。其所以会陷于一种思考，是专业工作者怎样适应社会的需要，把握住人文精神并把它阐发出来，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作用。张岂之先生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大家，如此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当作是一种教育理念，这就扩大了它所影响的范围，提升了它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或者说“中华人文精神”？对此，许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分歧点之一，是中国有没有或者说存在不存在“人文精神”？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人文精神，认为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舶来品，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宋明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桎梏人们的思想，贬低了人性。还有学者认为，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文精神具有不相容性，现今社会不存在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性。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同西方人文主义之间的差异：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个性解放，而中国的人文精神是重“人文”与“天道”的有机统一，等等。当然，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存在人文精神并具有重要价值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是从先秦儒家学说着眼论述的，如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富于人文精神，这是大多数学者所共同承认的。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人为本，即将人的问题作为中心问题。”他举孔子答弟子樊迟问智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又强调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又说：‘未知生，焉知死？’重视生的问题，而不讲死后的问题，更没有‘来世’、‘来生’的观点”，“孔子的这些思想都表现了显著的人文精神。”万俊人则明确指出：“先秦儒家伦理：中国人文精神的经典表达。”作者在详细论证这一命题后，作了如下结论性的表述：
毋庸赘述和旁骛，仅仅先秦儒家的“仁人之学”或“君子之学”以及与之关联的人格理论和修养理论，虽不足以呈现儒家伦理（更不用说整个儒家学说）之全部，却足以见“人文化”的根本精髓：以仁化人，以道教人，以德立人，是儒家伦理之将人“文”化或以“文”化人的根本精神之所在。这种人文化的理想既是凭文化教育而别天道自然与人道人性，以“文”培“质”或与“质”配“文”而无过与不及，使人首先达于“文质彬彬”的“成人”君子境界；也是由学习“诗书礼乐”“格物致知”进而“正心诚意”“成仁”“成德”的道德人格理想；亦是一种基于人之本性可塑、有教无类的普遍化人文主义立场来追求人人“知书达礼”的人文理想。而其中所体现的以人文知识之“形”托人文价值理想之“实”、将世俗文化、教育、道德、人格和社会（或国家）的多重理念与理想融为一体却又不失之主体价值精神（非宗教性、非外在性）的基本特征，正是典型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根本所在。
作者的这一大段论述，从儒家的“仁人之学”“君子之学”论到以仁化人、以道教人、以德立人，进而归结为将人“文”化或以“文”化人的人文化的理想境界，等等，是将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所显示出来的人文精神之丰富内涵与突出特征都概括出来了，是儒家学说反映人文精神的代表性论说。也有学者认为：“我们研究的‘中华人文精神’是指古往今来海内外中华民族各种文化现象中所蕴含的基本文化精神，也就是以人之文化存在为本，着重通过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恰当把握来化成天下的一种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在儒家学说中有丰富的内涵，但它并不仅存在于儒家学说之中，它是“自殷周以来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可以说，在全球所有的文化中，中华文化是最富于人文精神的，它是一种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由内至外地化成天下的文化精神，……重感受与体验、重和合、重内在超越是它的最基本、最突出的特征。”作者除了从纵向和横向上对中华人文精神作出评价外，尤其强调指出它的基本特征。还有一种更为宏观的看法，即：“如果从‘河姆渡文化遗址’所体现的史前文明算起，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至少已有七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在这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民及其思想代表培育和形成了既符合人性的本质需要又富有民族特色的根本精神——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华人文精神’。这一精神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但它不仅是儒家的，也融有道家的，甚至佛教的；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甚至是未来的。总之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
以上这几种认可中华人文精神的存在及其价值的观点，可以说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对于深入探讨中华人文精神都各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大凡倡导中华人文精神的认识，也都蕴含着一定的教育旨趣。但这与本文所要讨论的张岂之先生着眼于一种教育理念来看待中华人文精神问题的重要性还是有所不同的。
第一，把探究和弘扬中华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看待，是自觉地把这个学术问题提高到社会教育问题的层面来看待，这不仅是提高了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高了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者的责任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提高了人们对人文学科的认识。近代以来，有一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重理轻文。其根源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进步，会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人文学科的社会效益则因不易衡量而受到轻视。这种状况的改变，一方面是社会公众需真正认识到科学与人文内在关系的重要性，确实二者不可偏废；另一方面是要使人文精神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更加显露出来，而教育的引导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张岂之先生以治中国思想文化史而为当世名师。他对中华人文精神的考察和论述，不着眼于学派而着眼于问题。这是与上述所论的又一个不同之处。通观《中华人文精神》一书，正文凡七章，中间五章论述了五个问题，即：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这种突破中国思想史上各学派的界限而以问题为考察与论述的方法，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一是把中国思想遗产视为一个整体看待；二是从各家各派的思想中，不仅看到它们的差异，而且看到它们之间的融合；三是从教育理念上看，强调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更便于受众的理解、记忆和践行。
第三，本书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即把中华人文精神作一贯通的与动态的考察。所谓贯通的，是上从“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讲起，下至论述“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这就是说，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中华人文精神是贯穿始终、不曾中断的精神传承。往昔的光辉和近代以来的价值，以及它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种传承中体现出来。所谓动态的，是反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学派之间融合表现出来的特点有所不同，尤其是近代以来历史的剧烈变动促使中华人文精神的传统发生巨大变革，凸显出中华人文精神巨大的生命力和顽强的进取精神。
以上几点表明，张岂之先生是把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看待，显示出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特点，这同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有关，也同他曾经担任西北大学校长从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经历有关，相信他的这些认识在专业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中是会引起共鸣的。
二人文精神：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认识与实践
中华人文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之中，贯穿于中国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把握中华人文精神实质，对于认识历史、面对现实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先民早就指出：“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前人解释“前言往行”为前贤的佳言懿行，意谓以此来积蓄自己的品德、知识和智慧。又指出：“彰往而察来”，意谓看清过往，观察未来。这里都包含认识和实践的双重含义。是否可以认为，我们今天探究中华人文精神，也是在“蓄德”，也是在“彰往察来”，具有认识历史、面对现实、观察未来的意义。
在本书第二章《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中，作者用丰富的哲学知识对事物中存在“有对”（矛盾）的现象，作了深刻的阐释。作者从老子的“道”讲起，讲到孙子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的契合，进而讲到孔子的中庸思想和《易传》关于“有对”之学的理论贡献，最后说到后人对“有对”之学的丰富和发展。我想，人们读了这些论述，必定会对中华人文精神中的辩证思维遗产有进一步的认识。这里，我想补充讲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西汉宣帝时，汉元帝时为太子，“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里说的“霸王道杂之”，意思是霸道、王道兼而用之，指法家讲法治、儒家主张德治都不可缺少。这就是政治上的“刚柔相济”。可以说，这种包含“有对”的辩证关系的事物，无处不在。
在本书第三章，作者谈论了《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并把这种探索概括为“天人之学”。作者指出：“近些年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有一种论点，似乎过于强调‘天人合一’的意义，可是对‘天人相分’论点有些误解，认为它对自然起破坏作用。事实不是这样的。在战国末期，中国刚处于封建社会阶段的初期，其物质基础是小农经济，当时并没有遇到现代化工业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问题，因而不存在‘天人相分’对自然界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当时，荀子系统地论述了人应根据自然本身的法则，发挥人的作用，促进农业生产，这是切合实际而又有远见的理论观点。”这个分析是合理的。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从“天人之学”来看，西周时期倡言的“天人合一”，其中的“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是“上帝”，决定人世间的一切安排，包括人的祸福夭寿，而“天子”是奉上天之命来统治人民的。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与“天道”相悖的“人道”，但仍未能否认作为至上神的“天命”的存在。从西周初年到战国中后期，经过七八百年历史的发展，思想家荀子否定了“天命”的存在，赋予“天”以自然属性，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意谓“天”（自然）的运行有自身规律，不会因为人世间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人们的活动如符合这个规律就能获益，如违反这一规律则会受到惩罚。可见，从“天命论”的“天人合一”到自然观的“天人相分”，是中华文化在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也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荀子的“天人相分”的理论中，也包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成分，这就是他说的人的活动要适应自然运行的法则：“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的上述思想经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的《天说》和刘禹锡的《天论》（三篇）的发展、丰富，不论在“天人相分”说方面，还是在“天人合一”说方面，都有了更明确和更合理的阐述，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进步。柳宗元的《天说》一文，证明“天”是一种物质存在，它的运动是由于“元气”的寒暑交替变化而形成的，进一步发挥了荀子的理论。刘禹锡称赞《天说》说：“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意为文章写得很好，但还有进一步辨明的余地，故作《天论》三篇。文中写道：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艺树，阴而揫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刘禹锡明确指出，天是最大的物质，人是最聪明的动物，各有其能与不能，这就是“天与人交相胜”的缘故。这是说的“天人相分”。但从“阳而艺树，阴而揫敛……”云云，说明“天”（自然）影响到人世，而“人”也会符合自然而利用自然，这又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他的结论是：
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耳。
可以认为，经刘禹锡“交相胜”“还相用”的理论阐述，“天人之学”摆脱了“天命论”的“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才真正走上了理性的轨道。柳宗元完全赞同刘禹锡的《天论》说。认为：“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柳、刘的学术友谊，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交相胜”“还相用”的天人关系论，正确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类进一步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和克服自然可能带来的灾害开辟了道路。自宋元至明清，农政之书、河防之书、救荒之书，等等，撰者蜂起，名著迭出，这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活动实际经验的总结后才能出现的现象，其中是否与“交相胜”“还相用”的人与自然相互关系之认识的进步和传播相关，似亦可作一深入探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有关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新认识，如竺可桢关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史念海关于黄河流域森林植被环境变迁的研究，侯仁之关于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等等，为人们自觉地重视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的统一性方面，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鲜明底色，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广袤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民享有更多、更普惠、更可持续的绿色福祉。中国的绿色发展，为地球增添了更多‘中国绿’，扩大了全球绿色版图，既造福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实践，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华人文精神在新时代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世界性的伟大创举，《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说得好：它“造福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
这一世界性的伟大创举，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需要14亿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努力，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历史观、发展观落实到既踏踏实实又轰轰烈烈的实践中，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需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这种“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这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中，才有可能提出并付诸实践。伟哉，中华！
我们再举本书第六章作者所论：《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我们知道，“经世致用”这个观念，是中国人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都会常常谈到的问题，可见它是中华人文精神中影响十分广泛的问题。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的阐发，有两点很有启示意义：第一，作者并非从某朝某代或某人某事上着眼，而是从整个中华文化的传统上看待和评论经世致用观念的存在及其价值，指出：“中华人文精神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无论是教育、学术、文化以至个人修身，最后都归结到‘经世致用’上来。由于这种精神的熏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不少不畏艰险、矢志为国为民而奋战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他们的精神至今仍然有着教育意义。这一段论述表明，经世致用不止是知识的积累，也不止是对知识价值的认识，而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作者从先秦诸子说到晚明的浙东学派，说到黄宗羲、顾炎武，说到古已有之的知行学说，深刻地阐述了经世致用精神的历史和价值。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常为史学上那些与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相联系的经世致用精神所震撼，如：
关于《史记》。司马谈临终前对其子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后司马迁忍辱负重，著成《史记》一书，旨在“述往事，思来者”。
关于《南史》《北史》。“（李）延寿父大师，多识前世旧事，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谓南为‘岛夷’。其史于本国详，佗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寿既数与论撰，所见益广，乃追终先志”，先后撰成《南史》《北史》，“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关于吴兢撰《贞观政要》。“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这是一篇充满自信和社会责任感的序言。事实证明，《贞观政要》不仅受到唐朝统治者的重视，而且为以后历代统治集团所推崇，以至辽、夏、金、元四朝均有民族文字译本行世，元明清三朝皇帝及名臣多为之作序，其影响之大如此。
关于《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书表》写道，《资治通鉴》一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司马光的历史使命感，可谓跃然纸上。宋神宗盛赞此书，称其“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并赐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帙庞大，同样受到后世推崇，且改作、续作、注释、评论不乏于时，形成声名显赫的“《通鉴》学”。
像这样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在中国史学上举不胜举，上自孔子成《春秋》，下至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甲申三百年祭》，以及延安时期范文澜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撰《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充分证明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自古迄今，从未中断，唯其如此，中华文化乃拥有丰富的、从未间断的史学遗产，及其所蕴含的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为今人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并滋养着当今史学的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引用张岂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对中华人文精神所作概括性论述，作为这一部分讨论的结束语。他认为：“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华人文精神包括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天人关系的探索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
三会通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得益彰
由上文可知，《中华人文精神》一书（2011年）是包含了“会通精神”的；同年，岂之先生还接受《儒风大家》记者常强的采访，再次谈到《“会通”精神助推人文繁盛》；次年，作者在《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的第三辑中再次论述了“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作者在三论“会通精神”数年之后，又出版了专著《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这表明，“会通精神”本身的重要和作者对于这一重要性的格外重视。当然，这几次论述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变动的、发展的。首先，作者从哲学思想上解释了“会通精神”的本质，从一个“和”字谈起，首先引用周幽王时史伯之对郑桓公，说是周代真的快要灭亡了，因为周幽王的政策是“去和而取同”，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又引春秋时期晏子与齐景公的对话，指出：“和”是和谐，“同”是单一，二者的功能与结果完全不同。最后引孔子的话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及《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社会和“天下为公”的思想，等等，这就从哲学上把“会通”的本质从理论讲清楚。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这个“和”字的含义十分深刻，有“适合”“恰当”“恰到好处”之意，甚至可以认为“和是天下普遍的原则”。同时，作者举儒、道几次融合为例，说明“会通”精神的存在及其作用，使理论认识和实际运行统一起来。在2012年出版的《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作者论述“会通精神”是更加强调它的特点，这就是善于看待各种不同学说的“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作者引用《庄子·天下》篇的观点，认为诸子百家之说不符合“古之所谓道术”，使“道术将为天下裂”，但又认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不同的学说还是在某一方面的认识合于古之“道术”的。又引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转引《易·大传》的话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学术界有人根据《论六家要旨》的论述，推测司马谈、迁父子推崇道家，也有的人说推崇儒家。其实从《论六家要旨》引《易·大传》之语及继而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以及下文说的“不可失也”“不可易也”“不可废也”，等等，可知其意在于强调各家都是“为治”所用，只是各有所长罢了。可见，从《庄子·天下》篇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特点都是视野上的大格局，主张各种学说兼容和融合。
在这里，作者还指出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并不排斥域外文化，并举“佛学的儒学化”为例，说明这是“佛学与儒学会通的结果”。作为史学研究者，对于这一特点，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目录学史或文献学史。首先是南朝梁人阮孝绪所撰《七录》。《七录》包含“内篇”五目，即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伎录；“外篇”二目，即佛法录、仙道录。阮孝绪在《七录》序文最后写道：“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密记，庶几穷于是矣。”阮孝绪《七录》收集佛道之书，而唐人释道宣《广弘明集》又收入《七录序》，这也表明二者相互吸收之一例。其次是《隋书·经籍志》，其总序之结语称：“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隋书·经籍志》包含经、史、子、集四部，并附“道经”“佛经”，称：“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托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从《七录》到《隋志》，也可以看作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视野上的大格局和观念上的兼容精神。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的两篇附录中，有一篇是张岂之先生答《儒风大家》记者问的报道，题为《张岂之：“会通”精神助推人文繁盛》。在这篇报道中，张先生除再次强调“会通”精神外，就是明确提出“‘会通’精神助推人文繁盛”这一重要理念。这个理念之所以重要，一则是它说明了“会通”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再则是它突出了“会通”精神的作用。按张先生对中华人文精神的阐释，其中本包含着会通精神，即兼容、融合与创新。这种宏大格局和辩证思维是以有益于“治国”“治身”为事所用的目的，而“天下之动”（即历史运动）则是其根本动力。
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张岂之先生的另一部学术专著——《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也许有的朋友会提出疑问：在上述的几部著作中，张先生对“会通”精神已作了多次论述，而每次论述都提出新的认识，为何还要单独出版一部专门著作来讨论“会通”精神？此书是否又提出了更新的认识？是的，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作者的撰述主旨来看。作者在本书序文中写道：“尽管集子内有多篇文章，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显然，这跟以前论说“会通”精神的特点、重要性等有所不同，是要阐述“会通”精神的存在形式、演进历程和实际价值，这是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有始有终的思考和学术责任心的反映。
其次，从全书内容来看。看似不相连属的六篇论文，实际上构成了一部贯通的论述。它从《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开始，其中包括文字的创始、农耕文化、谷物加工、氏族部落，等等，以及西周时期“人文”精神的发端及其文字载体《诗》《书》《礼》《乐》《易》《春秋》。重视炎黄文化的启示与文明发端的论述，即重视所论者渊源有自是张岂之先生研究中华文化的特点之一 。第二篇《关于中国古代儒学的研究》和第三篇《老子思想研究》是本书的重点所在。前者通过几篇专论详细地阐述了作者在序文中概括的这一点，即“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有儒学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而“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思想家们完成”，由此产生了理学，其中还论及儒学对世界文明的进步有重大贡献等，也贯穿着会通精神。后者则以《道德经》的“道法自然”与阐述任继愈先生所著《老子绎读》论老子思想的三个来源，讲到庄子的“有对”与“齐一”的理论价值，也都是在阐发思想文化史的会通精神。第四章《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用五个专题阐述学术史上的会通精神的不同表现，从先秦哲学关于“天道”与“人道”问题到近代哲学的产生，中间则有王、黄、顾三大名家之论，真可谓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会通精神无处不在。尤其是《论中国近代哲学》一篇，把中华文化自身的会通和中外（西）文化的会通交织论述，条分缕析，从“史”的角度看，这或许可以看作是第二篇与第三篇的继续，读来大有使人豁然开朗之感。第五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别开生面，读来兴致盎然。作者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极为细致，如论“诗心”中包含诗人对社会的体察和对民生的关注，戏曲中的用字、用词的自然之美，使人真正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赋予人以美感，而人则充分表示了对自然之美的欣赏。一言以蔽之，第五篇不仅显示出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会通精神，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本书作者的文学情操所流露出来的会通精神。
《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的最后一章，即第六章《中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所论是作者为学为人的几点感受：作为专业研究工作者对专业研究过往和未来的思考，作为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总体认识，作为一个教师对专业研究在教育工作中之意义的见解，作为一个学人对“学术生命”的理解，都各有启发意义。其中，关于“天人之学”与“会通”精神是作者历来重视的两个问题，似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种感受。本文所要特别关注的，是《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一篇。依我的肤浅看法，《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全书以丰富的史实和细致的分析，阐明了中华文化会通精神之“史”的存在，而《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一文，则是着力阐述会通精神之“论”的意义。由此可知作者在反复讨论了“会通”的基础上，为何以专书的名义再谈“会通精神”。这就涉及作者对中华文化会通精神的现代意义判断及其所蕴含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这也是笔者讨论本书的第三个问题，即本书的现实意义。
概括地说，《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一文，依次说明了什么是“会通”或“会通”的涵义，“会通精神”的由来、“会通精神”的特点和“会通精神”的现代意义，是一篇言简意赅的“会通精神”的通论。其中关于“我国古代文化‘会通’精神的现代意义”的论述，也正是推动作者编撰《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一书的内在动力。作者所强调的“现代意义”，其一，是赋予中国古代文化的会通精神以现代意义，即不仅要推进当代中国文化的会通，而且要逐步推进中外文化的会通，做到这双重意义的会通，才能使文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其二，是建立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以文化会通精神的气概看待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以虚怀若谷的心态对待他国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同发展。其三，是中国文化要带着自身的特点走向世界，阐明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包括会通精神的传统），使外国朋友易于理解和接受。正如作者所说：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今天已经不是一种理想，而成为我国学术文化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之一。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准确地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这比介绍具体的文化形态要困难得多。
从作者的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的紧迫感。这或许就是作者的“文心”吧。
综观张岂之先生关于中华文化的论述，他所概括的人文精神的几个重要方面，是否可以归结为历史上人们对于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的认识与实践，而会通精神则是根据历史运动的特点和要求，促使种种不同派别的认识与实践相互吸收、融合进而使认识与实践得以协调发展。这正是人文精神与会通精神相得益彰之处，也正是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在思想文化领域需要不断培育、提升人文精神与会通精神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要求。质言之，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反映出人们的综合素养；而会通精神则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大格局，凸显出人们的辩证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