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自信”是时下常见的一个词汇，指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历史、现状和未来充满信心。但该词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诞生于近代的一个新名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殖民者对中华民族全方位的压迫下，国人开始怀疑中国的器物、制度和文化等，逐渐丧失“自信心”。与此同时，为挽救国家危亡、坚定国人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相继提出了“国民自信”和“民族自信”，其后“民族自信”取代“国民自信”，且在九一八事变后广为流行，成为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精神支柱。
关键词：国民自信 民族自信 中华民族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拖进以强弱论文明的世界秩序。受此影响，中国“天朝上国”的自我认知逐渐崩塌，国人开始怀疑中国的器物、制度和文化等，逐渐丧失“自信心”。与此同时，为挽救国家危亡、坚定国人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民族自信”一词，且从学理上进行深入阐述，使其逐渐流行和普及，成为国人应对外来侵略的“精神长城”。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民族自信”一词自诞生伊始就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重要表征，其内涵始终缠绕着自我与他者、落后与赶超、屈辱与荣耀的辩证张力，且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与演化桴鼓相应。目前尚未见有学者考察近代中国“民族自信”一词的源流。鉴于此，笔者将从概念史的角度就晚清至七七事变爆发期间中国“民族自信”一词的萌发、诞生、流行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等略作分析，以明晰该词在近代中国的由来，进而为理解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新的例证，为新时代中华民族自信的培育提供历史理论资源。
一、“国民自信”：晚清“民族自信”的萌发
在中国传统典籍中，“自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词汇，指个人或民众群体有信心，与时下“自信”一词的含义未有太大差异。鸦片战争后，“自信”一词亦常常被国人使用，但出现了新变化。一方面，“自信”与“力”结合，出现了“自信力”一词，由此“自信”被赋予一种能量，其社会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自信”的使用同国家产生了关联，被用来形容“国民”和“民族”，“国民自信”和“民族自信”相继诞生，且最终“民族自信”取代“国民自信”而被国人广泛使用，成为国人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词汇之一。
晚清时期，“群学”思想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普及，社会舆论普遍强调国家兴亡中的“国民”责任，中国的“国民”意识逐渐兴起，“国民”和“自信”“自信力”开始联用，且被用于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和坚定国民救亡图存的信心。最早将“自信”“自信力”同“国民”一词联用的是梁启超。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谈及“胆力”时首次使用“自信”来形容“国民”，“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国之兴亡亦然，不信之人而信之已；国民自信其兴则国兴，国民自信其亡则国亡”。梁启超将“国民”和“自信力”联用，使“国民自信力”成为一个新名词，他说：“此保卫公所若能实行，一以使吾人自知吾种族非劣于欧美、日本，可以由秩序而得自由，而国民自信力因以加强”。与此同时，《申报》《浙江潮》等新式刊物均将“自信”和“国民”结合使用，以此强调“国民自信”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笔名为“爱孟鲁”的作者在评论古巴问题时曾使用“国民之自信力”一词，“自一千八百五十年哥拉动勃鲁条约既结，合众国政治家之视点皆集注于北峡及中央亚美利加各地方……方是时孟鲁主义之旌旂亦几几随风动摇，而所赖恃以保全之者则国民之自信力也，夫天下事未有不自信而能济者，始不自信则所谓主义、所谓政策、所谓希望亦己俱归何有，尚复何事之可成耶？合众国民惟以自信故，故虽内部含有多数之难题，而于对外观念仍抱一而勿失。虽曰外部效果一时未能大获，而固已播之耘之矣。”可见晚清时期“国民自信”一词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名词，且在国人中间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
然而，国人在使用“国民自信”一词时尚未就其含义进行概念界说，其内涵及背后的学理支撑尚未被国人清晰的阐述，即国人在使用“国民自信”一词时往往并不清楚“我们究竟因何而自信”，直到1911年一名留日学生刊发了《国民自信论》一文，才使“国民自信”一词有了清晰的界说和理论支持。《国民自信论》一方面批评了国人鄙视、诅咒国家的行为，称“夫国民日诅国之亡，则人心已死，国胡不亡；然其亡也，非其自亡，而实诅之者亡之。向令吾国竟至于亡，彼今日言国将亡者以为其言中，而不知使彼不言亡则国胡至于亡。是则言国将亡者，适足为亡国之兆”，故而指出国民的自尊自信心“实立国必需之要素”；另一方面驳斥中国亡国说，强调由于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融洽的民族关系、灿烂的历史文化、优秀的民族特性，“苟能发愤，吾国前途正如春海洋洋，不可限极，而何有于灭亡”。可见此“国民自信”未仅流于口头上的情感性宣泄，且具备了一定的思想自觉。但与使用“自信”和“自信力”形容个人相比，使用“自信”和“自信力”形容“国民”或者“国家”仍未广泛流行，国人在谈及“自信”和“自信力”时，其含义仍多指个人自信。究其原因，晚清时期国家处于“瓜分豆剖”的危局之中，且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在解决彼时危局时处于左支右绌的困窘状态，这种巨大的落差很难激起国人的自信，加之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尚处于形成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国民自信”说难以引起中国普通民众的共鸣。
晚清时期国人创制和使用“国民自信”一词的根本目的是提振国人对国家的信心，进而以此挽救国事蜩螗的危局，但彼时国人使用“国民自信”而非“民族自信”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国的民族问题。晚清时期西方的“民族”概念经由日本已经传入中国，且得到梁启超、杨度等中国知识分子的使用。但西方的民族是社会、历史和文化范畴的概念，是以血缘、语言、宗教伦理和风俗习惯为纽带的共同体。而中国的民族问题复杂，除汉族外，还有满、蒙、回、藏等其他若干民族，各民族在语言、宗教伦理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因此用何种民族来定义中国民族的具体状况存在很大难度。彼时梁启超、杨度已经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但其中仍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色彩，加之彼时满汉畛域的存在和革命派“排满”高潮的涌起，中国“民族自信”一词中的“民族”显然很难涵盖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群体，以至无法博得国人的认同。而与“民族自信”一词不同，“国民自信”一词则巧妙地回避了晚清政治中“民族”一词所造成的困扰，“国民”一词不仅是一个中性名词，且能够涵盖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群体，从而实现了国家和国民的高度契合，成功回避了晚清政治中“民族”因素的纠缠，最终“国民”一词成为时代主流，应该说这是晚清时期“民族自信”最终以“国民自信”的面貌出现的重要因素。无论如何，“国民”与“自信”“自信力”的结合突破了“自信”“自信力”用来形容个人的桎梏，完成了个体心理向集体心理的转折，成为国人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工具，且为此后中国“民族自信”一词的诞生提供了重要铺垫。
二、国民革命时期“民族自信”的诞生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等人倡导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理念被载入约法，成为政府凝聚国民的重要口号。受此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萌发，为“国民自信”一词向“民族自信”一词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至迟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使用“自信”来形容“民族”。1917年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剖析了中华民族概念及中华民族的现状和未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往古来今，罕有其匹”；强调“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李大钊虽未直接使用“民族自信”一词，但相关表述已经有了“民族自信”的雏形，构成了“民族自信”的基本内容，即对中国历史、文明和未来保持信心，相信中国有光明的前景。1919年朱执信在讨论国家主义时用“自信”来形容“民族”，“凡提倡国家主义，必使其民族自信其为优越”。1921年徐则陵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暑期讲习会讲述历史教学法时曾谈及民族自信力的重要性，“一民族须有自信力，自信在最近之将来，有无限之希望，则猛进不已，而国势自强”。不过，朱执信、徐则陵谈论“民族自信”时只局限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尚未与现实政治产生关联，且其形容的对象亦非中华民族。因此，朱执信、徐则陵的论述尚不能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民族自信”的思想自觉。
国民革命期间，随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的广泛传播，用来形容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一词最终诞生。1924年施存统在《义和团运动及其教训》中首次使用了“民族自信”一词，来形容中华民族。施存统高度肯定了义和团运动，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不堪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国民之自卫的反抗运动，是中国国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苟且偷生以做亡国奴隶的热血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没有一种反帝国主义运动比得上义和团运动，能像义和团那样勇敢、自信、普遍而有群众的基础”；强调与国民运动相比，“义和团运动对于自己有十分坚强的自信力，相信中华民族不应受别的民族的压迫，中华民族必能靠自己的力量推倒别的民族的压迫，所以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绝无顾忌，这种‘民族自觉心’和‘民族自信力’，是很能救□现在的卑惰的国民，鼓舞我们革命反抗的精神的”。施存统将民族自信与民族解放、抵御外来侵略联系起来，强调中华民族有能力抵御外来侵略，表明国民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民族自信”的思想自觉。
五卅惨案后中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一度达到顶点。中国学生和国民党使用了“民族自信力”一词，且将其纳入反帝话语的宣传体系之中。学生在宣言中批评了彼时具有“个人自由享乐主义”等特征的教育抹杀了中国人的民族性，呼吁“此后应采贯彻同一之教育方针，以训练国民意志，唤起民族自信力，而为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凸显学生以“民族自信”凝聚反帝力量的诉求。广东省政府的成立宣言和戴季陶均明确提出了“民族自信”。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要义归纳为“民族自信”，标志着国民党“民族自信”理论的正式诞生。
北伐前后“民族自信”一词较多地出现在国民党政要的讲话、宣传纲要和政府文告之中，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话语工具。比如1925年周佛海在演讲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时就论及“民族自信”，强调“大家要知道联外国是一种政策，随着利害不同而可以时常变更的。若以之为一种主义，使一般民众都生出依赖外国的心理，那末，民族自信心既然失掉，民族就不能在世界独立存在了”，1926年国民党妇女部在《告女同志书》中指出“民族的生存，全赖民族的自信力”。更为明显的是有作者直接化用戴季陶有关“民族自信”的论述以强调“民族自信”的重要性，“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自信力。要有了这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够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尽力。换言之，就是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够把全中国的人组织起来，努力于革命事业，才能够实行我们的济弱扶倾的政策，把那些帝国主义来销［消］灭”。
中国共产党同样呼吁国人发挥“国民的自信力”，将“国民自信力”同“联合战线”紧密捆绑以实现推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目标。1926年共产党在其时局主张中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力量，“所差的只是‘国民的自信力’”，因此呼吁国人“其速奋起毋馁！其速发挥‘国民的自信力’，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强调“如此中国民族才有出路呵！”
由以上可见，近代中国“民族自信”一词的诞生同国民革命存在密切的关联。总体来看，这一概念在国民革命时期诞生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国人更为深刻地感知到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他民族的本性所在和现实威胁”，使“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有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思想条件。国民革命期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度膨胀，我（中国）与他（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分愈加明显，最终促使“中华民族”观念基本确立且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为“民族自信”与“中华民族”的有机结合提供了重要前提。
其二，五卅运动和国民革命期间中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而取得的外交胜利使国人的精神面貌得到一定改观。根据“伏生”的回忆，北伐军占领武汉，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无论那一个中国人听到了这消息都一个个眉飞色舞”，甚至身处巴黎、柏林、伦敦和纽约的中国人“都感觉到自己已从三等国民的地位一跃而为头等国民，在外国街道上走路也觉得比以前轻松些”。更为重要的是，国民革命期间国人意识到“中国人也是人，不是猪和狗，不是可以随便屠杀的”，中国人有自救的力量，“人家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要用机关枪去回答”，且强调五卅运动期间国人以机关枪来回应外国人是中国人真正的“民族自信”的表现。可见，近代中国“民族自信”一词的诞生同中国抵抗外来侵略有密切关系，其诞生伊始即带有强烈的御外图存的底色。
其三，孙中山关于心理建设和恢复固有道德等论述对国民政府的影响。孙中山特别重视民众心理建设和精神力量，将心理建设和精神力量的有无视为事业成败的关键，且指出恢复民族精神和民族地位端赖于中国传统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政治哲学等。1925年戴季陶在诠释三民主义时将孙中山有关心理建设和固有文化的论述提炼为“民族自信”，称“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强调“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把全中国的人，组织起来，努力于革命的事业”，“我们应该要认清楚民族盛衰，是在民族对于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创造文化；要能够不断继续创造文化、发展文化，才有民族的生命，才有民族生命的发展；有了民族生命的发展，才可以得到世界和平、世界大同”，“如果失却了这一个能作的自信力，一切所作，都无从产生”。
作为国民党的重要理论权威，戴季陶有关“民族自信”的论述在国民党内产生重要影响。1925年后戴季陶解说三民主义时所使用的“民族自信”一词频繁出现在国民党要人的讲话中，成为国民党凝聚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思想引导的重要工具，但社会上使用“民族自信”一词尚未流行。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民党虽然强化“民族自信”的宣扬，但他们在诠释“民族自信”时多偏重于“文化自信”方面，借机传扬中国传统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精神，强调“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础”，民族的自信“是由民族光荣的历史发生出来”，以至其思想相对较窄，加之彼时“欧化”“西化”思潮尚未退歇，中国诸多知识分子仍倾心于“欧化”“西化”思潮；另一方面，国民党虽然掌握全国政权，但其掌权后相继为争夺权力发生派系纠葛和中原大战等，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其宣扬的“民族自信”自然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大体而言，国民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自信”一词的诞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急剧发展的结果，且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拓展而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使用，成为国人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词汇之一。不过，在近代中国“民族自信”一词诞生期间，国共两党在“民族自信”一词的论述方面就已经存在明显分歧。国民党“民族自信”的主体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而中国共产党则认为传统历史文化与“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没有什么必要的关系”，强调“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其背后的思路是在实践中实现“民族自信”，其自信的内涵实质是相信中华民族有抗击外来侵略的实力，应该说国共两党有关“民族自信”的表述自诞生伊始即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三、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自信”概念的流行
事实上，近代中国“民族自信”一词真正流行且被中国社会广为讨论和重视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日战争最终无法回避等问题，国人开始全面且系统反思中国抗日失利的深层次因素，其中就直指中国缺乏民族思想和民族自信，认为中国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思想的缺乏与夫民族自信力的丧失”。一方面，“民族自信”一词的使用范围扩大，已经不再局限于国民党内部，中国社会各界开始频繁使用“民族自信”一词，不仅上海、北平、南京等主要城市的报刊上可见到“民族自信”一词的使用，在广大内地偏远地区的报刊上也可以看到“民族自信”一词的使用；另一方面，国人围绕“民族自信”与国家存亡、“民族自信”的含义、“民族自信”衰颓的过程以及“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夸”的差异等问题进行深入阐释，甚至发生论争，使“民族自信”一词的多重面向得以充分呈现。
就中国社会“民族自信”不足的问题，国人均强调“民族自信”与国家兴亡、民族复兴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将“民族自信”视为“民族自卫”的“原动力”“复兴民族的基石”“民族自救之先决条件”，“民族自信”一词同国家存亡高度捆绑在一起。“莎影”强调，“中国民族如欲复兴，除早日确立民族自信外，无他捷径，自馁只是走到坟墓去的路”；罗健吾也指出，“一个民族所以能与其他民族争平等，纯靠民族的自信力；如果民族失掉了自信力，自己承认是劣等的民族，是不能与人竞争的民族，那这个民族的前途自然也只有黑暗没有光明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复兴中华民族，非先发展民族自信力不可”。同时，国人强调与军事武备等物质方面相比，“民族自信”则更为重要，“一个国家的民族有了自信力，这个国家就有了精神国防，一个国家的精神国防比武备国防还要重要”，“在我们这世界中，没有强大的海陆空军，没有广大的国土，没有众多的人口，也还不失为一个独立国家。只有没有民族自信力，那才是无可救乐［药］。因为一个民族对于前途没有自信，人民就不会产生爱护国家的观念，政府和人民就不会真正团结一致。在政府方面，既没有自信，也就不能自主，于是在内政上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会有通盘熟筹的政策；在外交上，更只有俯仰随人，但求应付目前而不知确定根本国策。这是中国目前的现象，是无可讳言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民族自信”一词有了更为充分的解说，使“民族自信”一词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一方面，国人对“民族自信”较为常见的解说仍延续其诞生时的思路，即认为“民族自信”就是中华民族不比其他民族劣等、中华民族有光明的未来，“虽然中国民族的社会失调、文化落后，但是我们自信民族的天赋并不低能，将来在世界上、人类中还有中华民族试展身手的一日！文化虽然停进，社会虽然有病态，但只要能自信、肯努力，再加上我们民族的智慧聪明，必能将中国民族起死回生！”另一方面，国人对“民族自信”的解说出现了新观点，其一，认为“民族自信”是“每一个国家或民族之精神的总和”，是“集各个人的坚强意志与自立自强、奋斗不懈的精神之总和”。其二，认为“民族自信”是“每个民族对于其自己之能力作为上一种急需之确切信赖与认识”，是“一民族从自己的理智和经验之中，从对于自己的能力和自己希望的、伟大的民族鹄的之认识和把握中所产生的一种万人共信心而已”；它决不是“单纯的民族情操表现”，而是“国民大众对于其时代之深刻的认识和对于自己的能力之深刻的把握之总合的表现”。可见，国人在解说“民族自信”的内涵时完成了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的跨越。潘光旦曾指出“民族自信”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带伤感主义的色彩的”，另一种是“以自我认识为基础的”，且强调后者“才是真正的自信力”。
近代中国“民族自信”一词流行后国人虽极力宣扬“民族自信”，但他们在论及“民族自信”时多使用“恢复民族自信”的表述，而非“创造民族自信”的表述，表明国人构筑“民族自信”时仍多依赖于中国历史文化。虽然“恢复民族自信”的表述蕴含着国人对中国文明连续性和合理性的深刻认知，却带有一定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他们多认为中华民族、中国历史文化有十分光彩的历史，鸦片战争前的中华民族、中国历史文化不比西方落后，只是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中国的地位才开始下降，国人的“民族自信”才开始丧失。正如张振宇所言，“自鸦片战争后，民族心理几经变迁，由鄙外而排外，由排外而畏外，由畏外而媚外”；“鄙外”“排外”时期“民族自信”尚存，而到了畏外时期，“国人不敢反抗外力的压迫，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遂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以为自己民族是劣等民族，列强各民族是优等民族，自己民族的文化、制度、思想学说都无一顾的价值，舶来的文化和学说，无论是否适合中国的需要，都视为无价之宝，重外、畏外的心理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到了“媚外”时期，“那就更坏，上自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下至贩夫走卒，不惜卑躬屈膝，以求外人的欢心，彷佛是‘一登龙门，声价百倍’”。
尽管近代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但国人始终相信中国的“民族自信”一定能够恢复。他们认为中国的衰弱只是暂时现象，而非永久的定局，强调“吾人之智力与体力，皆具有世界最优异民族之特质。我民族自葱岭西来，定居黄河流域，再进而至长江，更进而迄珠江，一往直前，所向无敌。当其盛也，朝鲜、琉球、澎湖、台湾、安南、缅甸及印度之一部，皆吾属地，声威四被，为世界首屈一指之大国，其间被我所同化之民族，不知凡几，此种事实，确已充分表现我民族伟大之力量”；倘若国人能够认识中华民族过去伟大的力量，“坚定我民族目前之自信心理，则应敌有方，临变不惧”。彼时国人在剖析“民族自信”问题时甚至引用遗传学理论，强调“‘社会学上的’病态与‘生物学上的’优秀或低劣是两回事”，虽然社会的健康或病态足以影响生物的适应状态，但“不能说社会的病态就是生物得病态”，以此来证明中华民族有恢复“民族自信”的可能。1937年罗健吾根据遗传学理论，强调“一个人老了以后必定死亡，而一个民族却可以由衰老而复返于壮年”，“只要我们有自信力，只要我们能鼓起勇气来充实我们的民族力量，在最短期间，不难由衰老而转变为壮年。换句话说，我们先天的根底本来不差，只有一秉自信之坚，不断奋斗，绝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的”。将遗传学引入“民族自信”的讨论无疑给“民族自信”一词增添了科学的色彩，从学理层面打消国人对民族前途的顾虑，更能提振国人对中华民族未来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在剖析“民族自信”时明确强调“民族自信”不等于“民族自夸”。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不断传入中国，但国人在面对西方的文化和制度时往往易走极端，要么拒绝一切西学事物，要么全盘西化，出现了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交锋。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自信”一词流行期间，国人在解说该词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激进与保守两派的影响。彼时除极个别国人将“民族自信”无限放大而无视中国文化的缺陷或无视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外，绝大多数国人均强调“自信”不等于“自夸”或“自大”。他们认为“夸大狂是幻想的、自欺的，自信却是切实的、度德量力的。夸大狂是失败的先兆，自信却是成功的源泉”；强调真正的“自信”是建立在理性、客观的基础上的；呼吁国人正视自己的优缺点，进而做到取长补短，即“自己知道自己的短处，而自己却不护短；知道自己的弱点，而却要想等法来补救它”。
由此出发，国人认为要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强调恢复民族自信力“决不是像闭关自守时代的民族自尊自高自大，也不是像主张全盘欧化者之‘西方人优于东方人’的自馁自叹”，因为“前者是过于乐观，轻视他人；后者是过于悲观，看轻自己。轻视他人，则样样自满自足，难于求得进步，看轻自己，则事事忘馁气短，毫无生气”；呼吁国人要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不守旧，不盲从。我们更要体察时代、认识时代、赶上时代、抓住时代，最怀要的是自力更生，恢复民族自信”。同时，国人强调在吸收中西方文化时要取舍得当，对世界文化“要虚心而尽量的吸收”，但是“态度要独立自主，取舍要有分寸”；对中国的民族文化要“加以整理，重新估价”。其中“有价值而适于现代生存者”，我们不仅要保护，而且要发挥光大之；“而对于已经腐衰的传统，其不适于现代生存者，我们便该毫不犹豫的加以掷弃”。由国人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彼时国人已经能够在中国“民族自信”问题上持正确且开放的态度，能够更为客观、理性地看待近代中国的“民族自信”。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围绕“民族自信”一词展开了深入的阐释，突破了此前对“民族自信”一词的单一化、表面化的认知，推动其更加学理化、系统化，使其不再仅仅停留于空泛的情感呼吁，而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水准和可实践性，成为凝聚国人民族认同和抵御外来侵略的精神武器。
四、各方围绕“民族自信”一词的竞说
近代中国“民族自信”一词流行后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各方曾围绕“民族自信”纷纷发表意见，虽然他们未就“民族自信”实现路径发生大规模的论争，但就其整体思路而言，则存在明显不同。
1.国民党的“复古—服从”话语
国民党是“民族自信”一词创生的重要推手之一，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中，“民族自信”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重塑“民族自信”与传统历史文化紧密对接。国民党统治全国后开始借“民族自信”理论兜售其政策、理论和价值观念，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话语主导权。一方面，国民党积极利用“民族自信”来兜售复古思潮，且将中国的“民族自信”建立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上。1934年蒋介石在陕西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由于一般国民忘记了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智能及中华民族最高尚的德行等，以至“丧失了国家和民族固有的灵魂，不能自重自信，不能奋发有为，国家民族的地位，日益衰落危亡；而一般国民尚不觉悟、奋发自强自救，以负起救亡复兴之大任”，强调挽救危亡和复兴民族就首先需要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礼、义、廉、耻四维。
另一方面，国民党利用“民族自信”来强化三民主义的宣传和灌输，强调中国应该在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实现“民族自信”。《勇进》的编者指出三民主义是维系人心、挽救颓风的重要理论，“我们如果忠诚于中华民族的人，惟有确定以三民主义作我们民族自信力的基础，从三民主义自信的树立以后，才能谈得到发扬中国文化、复兴中国民族。一切尊孔典礼，新文化运动都必须在三民主义的民族自信力原则下去推行；否则，今天尊孔，明天尊老，名义上果然崭新动听，但恐愈变愈坏，愈变愈使民族自信力发生动摇。”国民党派系的知识分子甚至直接强调所谓的“民族自信”就是信仰三民主义。比如朱章宝谈及“民族自信”时就认为“三民主义内则适合本国国情，外则顺应世界潮流，本人类求生存之旨，示吾民族以救亡图存之策，而诏吾民族以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之方略，此诚唯一的救国主义也。因此呼吁国人坚信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挽救国家于垂亡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在阐述“民族自信”时呼吁民众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1930年赖琏在南京市党部纪念周演讲时强调恢复“民族自信”的方法是随时都可以在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和敌人拼生死，为国家牺牲一切！”《四川经济月刊》在评论苏联和德国的发展时，认为苏联和德国的发展归结于“内有民族之共同自信，外能拥载［戴］神圣领袖”，强调“今之中国神圣领袖，似当有过于德、俄从前之人物，惟民众之拥护与民族之自信，尚多不及德俄人民，此乃当前大患”；今日中国“欲打破经济国难，而抬高中国地位，只有从拥护神圣领袖及培养坚决自信做起”。同时，国民党在诠释“民族自信”时还企图为自己的政策作辩护。比如邵元冲阐述“民族自信”时就借此为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辩护，强调国民党极力“剿共”表明国民党“有镇压变乱、挽救危亡的力量”，试图以恢复民族自信为幌子掩盖“剿共”的图谋。
国民党有关“民族自信”的论述虽也闪烁着通过实干方式恢复“民族自信”的思想，但整体而言，国民党有关“民族自信”的诠释是建立在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继承之上，希望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找寻中华民族不灭亡的理由；同时，国民党将“民族自信”同三民主义紧密捆绑，以达到意识形态的掌控。然而在中日关系已经急剧恶化的局面下，国民党妥协的抗日政策不仅不能提振国人的“民族自信”，反而进一步促使国人丧失“民族自信”，因此，国民党的“民族自信”显然得不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同。
2.中国知识界的“反省—实干”话语
日本侵华是近代中国“民族自信”一词流行的重要推动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自信”是国人应对日本侵华的重要精神支柱，围绕如何实现“民族自信”，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民族自信”的讨论是从批评国民党的“民族自信”理论开始，他们认为通过诉诸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实现“民族自信”无异于缘木求鱼。曹汉奇、胡适、胡孔殷和金仲华等相继撰文批评，指出“翻家谱、抬祖宗，可掩饰自馁心，却不能作为‘祖宗能干，子孙也能干的证明’”，“回忆壮年的幸运是老境凄凉中的慰藉，年少气盛的人便只知努力前程，称道祖功父德只是破落户子弟的无聊消遣，兴家立业的人便无需于此”；强调“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金仲华更是以巴比伦、埃及和印度这些曾有辉煌文明的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悲惨案例强调，“一个旧家不改造门庭、修葺墙垣，一切古董还是要改姓他家的”。
中国知识分子在批判通过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以实现中国“民族自信”的主张时，也提出了实现“民族自信”的方案。他们认为中国“民族自信”的实现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客观、理性地认识自己，第二阶段是通过“干”的精神以客观实绩来实现“民族自信”。王造时指出恢复“民族自信”须首先认清自己、认清现状，认清现状中的各种矛盾，且对自己的优劣之处有一客观的认识，进而从中找到拯救国家的出路。首先，“我们须认清自己是人，须有人格”，对于一切的横暴均须起来猛烈的反抗；其次，“我们须认清自己的力量”，中华民族因受压迫和榨取都含着愤恨的情绪，“如果大众能够组织起来，前途是乐观的、光明的”；最后，“我们须认清民族的内外敌人的壁垒里面，包含了各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他们都是纸老虎，一经凿破，不值半文”。如果我们能勇往直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推翻是不成问题的”。胡适提出可靠的民族自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上，呼吁国人“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在胡适的论述中，罪孽指的是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顽疾，如国家容许遍种鸦片、依靠鸦片税收来做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最高官吏公然提倡迷信活动等。就后者而言，他们呼吁国人通过“干”的精神以客观实绩来实现“民族自信”，即“自信力的建立也并不是空而不实的口号，是需要实质的充实……至于自信力的充实，不在多言，而在埋头干去！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干去”；但如何埋头苦干以充实“民族自信”，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大学生谢耀霆强调恢复“民族自信”的途径是“在事实上给予人民以确实之证明，这样才能打破他们向来不自信的心理”，至于这个事实即是一个“战”字”；谢耀霆认为中华民族的自信力，是由于清末的数次战争中而完全丧失，“现在要恢复我们的自信力同样的要在战争中去寻找回来，须知唯战为能充分的表现出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亦唯战为能恢复已经失掉数十年所不易挽回的自信力”。梁实秋则强调通过惊人成绩来树立民族自信，“振起民族自信力的方法不是回忆已往的光荣，而应该是目前做出一点惊人的成绩来。我们现在不怕缺乏自信力，怕的是在事实上做不出足以启人自信的成绩”；历史学者吴其昌则将“干”的精神落实到个人，强调“每一个人对于他现在的职务、工作都要尽劳尽瘁、竭其忠诚，在他职份及工作范围以内都要脚踏实地、埋头去干，发挥最大努力，不问收获、不计成败利钝、沉着迈进，复兴目的不达不休。相信国家人能乱之，我一定也能治之，像宗教家相信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一样，而且更要坚决、更要勇往”。
简言之，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民族自信”的论述始于对国民党“民族自信”理论的批判，其最终目的是驳斥国民党妥协的抗日政策，希望国民党能够通过实实在在的成绩、以“干”的精神回应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欲求，其背后隐含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抗日政策的不满，而并非完全是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他们更多的是否定国民党借“民族自信”兜售其价值观念。
3.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团结”话语
中国共产党是较早提出和使用“民族自信”一词的党派之一，上海地区的共产党文化人曾直接参与到“民族自信”的讨论。柳湜强调依赖先天的条件不能实现民族自信，他认为民族的自信心大体是民族的自觉心、民族的意识或民族的意志，而不是民族的夸大，“这一自信心的根据，不是由于民族生理上的或是先天的优越性”；获得民族自信需要在民族所处的地位、发展阶段以及当前世界变动的条件中把握，“从这实践中去把捉一切利于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并创造一切可能性，创造下一环子的顺利发展的条件”；总之，“民族自信”的根据“是正确的、科学的认识”。把握当前的实践中，改进自己生存的条件，进而发展自己民族的生存。换言之，柳湜的“民族自信”理论来源于现实，倡导尊重客观实际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以此否定国民党通过诉诸传统道德文化以实现“民族自信”的做法。共产党员谢启泰和艾思奇则将实现“民族自信”的方案具体化，将“民族自信”同抗日统一战线紧密结合，强调“民族自信”根植在团结的基础上，只有团结才能产生和增强“民族自信力”，以此表达中共团结抗日的诉求。谢启泰强调“民族自信力不是单单□几声‘民族有救’，多来几次‘精神讲话’所能培养的。而应该以宣传和团结、积极活动中的力量的表现来提高和加强”，“如果人人知道团结的必要，认识团结的力量，以至于在活动中亲身见到团结的不可侮，当然就会产生和增强民族自信力”；至于团结的具体方式是建立全民抗敌联合战线。艾思奇也提出通过各派系的联合以实现“民族自信”的倡议。1936年艾思奇结合新出的《狼山喋血记》讨论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指出晚清时期清王朝和革命派之所以失败皆是内部缺乏团结，由此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不自信“不是在武器方面的不自信，也不是在战术上的不自信”，而是“对于自己民族团结力量的不自信”，强调“一切别种的不自信都没有什么，只有这一种不自信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艾思奇强调彼时中国抗日失败是因为缺乏团结和联合，因此呼吁中国各派系积极联合以“给我们民族团结的自信力来一个确实的保证”。
总之，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实践以实现“民族自信”，既尊重客观事实，也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整体思路是向前看，而非向后看，即从现实中寻找未来的出路，而非借助历史资源等“捏造”民族自信。
五、结语
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概念之一，“民族自信”一词虽然晚出，但它深嵌于国家危亡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主轴之中。它一经产生便迅速成为凝聚民族认同、整合社会力量、抵御外来侵略和谋求民族独立的重要精神武器，既承载着国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也寄托着国人对民族未来的美好期许。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自信”一词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华民族集体心理的逐渐成熟。但必须承认的是，国人在谈及“民族自信”时往往指的是中华民族不比其他民族劣等，中华民族有悠久、光彩的历史且将因此而有光明的未来，“民族自信”一词的含义更多的是停留在情感提振方面，而缺乏对中国国情的理性审视。尽管李建芳、柳湜等人已明确提出真正的“民族自信”决不是单纯的民族情操，而是国民“对于其时代之深刻的认识和对于自己的能力之深刻的把握之总合的表现”，但在救亡图存的紧迫形势下，这种偏重学理化的“民族自信”的含义并未成为社会的主流，也未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致使中国“民族自信”一词呈现出重情感而轻理性，重精神而轻物质，重文化宣示而轻实践支撑的特点。事实上，真正的“民族自信”不是抽象的民族情操，而是历史文化、物质基础和实际实践共同建构的综合认同。历史文化的底蕴固然构成“民族自信”的根基，但过度依赖、片面夸大历史文化则极易滑向文化保守主义和虚骄自大；民族精神是“民族自信”的重要维度，但缺乏有效的国家实力和坚实的物质文明做支撑，“民族自信”也只能流于空疏而无法持久。近代中国“民族自信”的最大短板即在于中国国力孱弱、物质文明不发达，致使“民族自信”长期停留于精神自救的层面，而难以形成稳固、持久和坚实的“民族自信”。因此，重塑中华“民族自信”必须超越情感化、精神化的自信形态，实现历史与现实相支撑、情感与理性相统一、精神与物质相协调，唯有如此方能使其真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持久精神动力。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