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社会、政治与文化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26-06-12 16:07

进入专题: 龚书铎  

瞿林东 (进入专栏)  

今天我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来纪念龚书铎先生,并且祝贺他的文集出版,这是件学术盛事。我看许多人都脱掉了羽绒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2025年第一个真正的春天到来了。

参加这样一个会,我有很深的感触。我是听过龚先生的课的。我1959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正像刘家和先生所说,当时我们知道龚先生是爱好评论戏曲的。刚才郑师渠教授提到了《芦荡火种》。我们那一届同学正赶上学术界讨论《芦荡火种》,《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所以,龚先生给我们最早的印象是戏曲评论家,他和几位研究、讲授近代史的老师也分讲中国近代史,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

大家都讲到龚书铎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一点我们可以以他的著作为证讲中国近代史,从哪里讲起?现在有些年轻朋友追求时髦,不太去关注中国近代社会与政治。讲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必须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开始,打好这个基础。这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侯外庐先生。侯外庐先生讲,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以研究中国社会史为前提。所以,在侯外庐先生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讨论一个时代的思想特点,他要对这个时代的社会特点进行分析,而且用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它,在这个基础上讲中国思想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个特点。龚书铎教授的文集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的,我们看他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政治》卷,再去读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上、下册,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即必须把中国近代文化放到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去思考。

在读《龚书铎文集》的一些文章时,我突然想到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认识。写这本书的时候,胡绳先生才二十几岁,但这个书成为名著,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印出了好多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魅力所在。老一辈史学家们的精神境界,使他们的著作能够有传世的效果。我想强调的是,龚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上、下册大都是一些专题文章,但是我们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有一种体会,就是这些文章是有生命力的,有时代感的,今天读起来还是会受到很大的教益。现在年轻的朋友很少写书评。我建议年轻的朋友读一读这样的书,就其中某一两个问题写写评论,以增进自己的学养,扩大前辈们的学术影响,都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龚书铎先生,我还想讲的是他曾经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当时我是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龚先生是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他对研究中心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心编辑出版一本半年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C集),这个刊名就是龚书铎教授定的。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讨论刊名的问题无意中说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他说:“就叫《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不也挺好吗?"就这样决定了。我们这个中心的学术委员会要定期开学术年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有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大概10位学者。有一次开会赶上学校的双休日,支不出经费。我们这个学术委员会开会,按规定要给每一位学术委员1000块钱的咨询费。拿不出钱来,显得很被动。后来星期天如期开会了,龚先生从家中带了钱来,先把学术委员们的咨询费代付了。这虽是一件小事,但说明他在这方面对中心的工作十分关注、十分重视。他后来当了史学所的所长当然对这个中心格外关注,所以我们中心工作一度十分活跃,这和龚书铎教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和龚先生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三大册),就是戴逸先生和龚书铎先生商量交给我们史学所来完成的。

刚才听了学者们的发言,我跟张海鹏教授有同感。龚书铎教授在中国近代文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培养了一批人才。坐在我斜对面的梁景和教授,还有黄兴涛教授和郑大华教授都是我们打交道比较多的学术朋友,也是我个人在目前的工作中最有力的合作者。每次我们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他们都是慷慨陈词、发表高论,对我们的工作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坐在我左侧的郑先生(郑师渠教授)是龚先生的高足,我们也合作好多年了。总之,龚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贡献突出。

此外,我也知道龚先生和中华书局的关系比较深厚,他跟前总编辑李侃先生是挚友。这个地方,我就说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到龚书铎先生家里去商量事情,恰巧碰到李侃先生,正好他在参加龚先生学生答辩后来龚先生家中“做客”。参加答辩是什么待遇呢?几两白酒,一碟花生米。李侃先生很风趣,说“这就足矣”。参加答辩工作是很辛苦的,当时也没有到餐厅,就在家里一碟花生米,几两白酒,还可以继续谈学术。同样,龚书铎教授在《文史知识》编辑部做编委,几十年中,工作极其尽责尽职。像这样工作上相互支持,学术友谊真诚深厚,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此之谓也。

我想要讲的话很多,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治学方向,二是龚书铎先生对于校内、校外的学术工作那么热心的支持,三是他对于学生的要求很高,所以能够培养出一些有作为的人才。我就讲到这里,以就教于各位学者!

文章出处:《中国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2期(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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