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跨境老年人的回乡实践是连接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载体。本研究以社团为制度性中介，依托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选取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群体为典型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揭示社团作为制度性记忆媒介在连接个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中的核心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物理空间变迁与记忆载体消逝导致的“记忆断裂”及传统宗族网络弱化的背景下，社团通过三重路径赋能认同建构：一是空间符号的仪式化重构，即将物理空间转化为“记忆之场”，并借助仪式激活集体记忆，使地方空间升华为家国叙事的情感符号；二是身份叙事的结构化整合，将个人离散的生命史嵌入家族、乡土与民族的连续叙事，实现“家史”与“国史”的意义联结；三是跨境社会网络的情感化再嵌，将地缘、血缘情感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使命感。回乡实践弥合了个体乡愁、乡土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隔阂，推动个体怀旧转化为公共记忆生产与认同建构。社团实践转化为自下而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行动，不仅拓展了集体记忆理论在跨境情境中的解释力，也为通过社会组织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实践启示。
标题注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高端智库项目(ZK01202401045)；广东省重点建设学科科研能力提升项目(2024ZDJS02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CSH04)；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2025XJJCJS002)。
关键词：社团/ 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认同/ 跨境老年人/
作者简介：田新朝，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九三学社广东省委思想建设和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战线、社会组织等研究（广东 广州 510635）。
原文出处：《深圳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 第110-119页
一、引言
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作为跨文化流动的“历史见证者”，其回乡实践中的记忆唤醒与认同重构，为解析中华民族认同的微观生成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差序格局”理论[1](P26)揭示了中国社会“家—乡—国”的认同扩展逻辑，而社团正是这一逻辑的当代践行者。既有研究多聚焦静态记忆的传承机制，但跨境流动情境下，传统理论对个体记忆、乡土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动态转化机制及其背后的实践逻辑缺乏深入探讨。本文旨在揭示社团如何作为制度中介，通过特定的文化实践与记忆政治，将老年个体生命史重构并汇入民族集体记忆的框架，进而推动集体记忆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升华。
(一)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与乡土集体记忆的再生产
对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而言，生命回顾不仅是心理整合的内在需求，更是参与集体记忆再生产的主动实践。乡土记忆作为特定地域性生活经验的精神凝结，兼具物质载体(如祠堂、族谱、古树)与符号实践(如祭祖仪式)的双重属性，[2](P43)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符号系统，涵盖“物”、“人”(宗族网络)、“事”，其再生产依赖于时空情境中的持续性互动。老年人对乡土人、物、事的具身体验，既是个体生命史的具象化表达，也是乡村共同体文化基因的承载。然而，传统村落的物理空间变迁(如旧宅拆除、祠堂翻新)导致“记忆坐标”逐渐消失，催生出新与旧共生的复合记忆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社团赋能机制弥合记忆链条的断裂，成为社团赋能下乡土认同重构的重要命题。
(二)社团赋能的记忆再生产机制
香港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显著。面对香港社会资源紧张与养老成本攀升的现实，更多的港澳老年人倾向选择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这一群体的回乡实践已超越个体怀旧的情感范畴，转而成为社团主导的集体记忆实践行动，其本质是乡土认同向中华民族认同的结构性升华。同乡会、乡贤理事会等社团作为制度中介，通过系统化赋能机制推动记忆再生产，将个体乡愁升华为“家—乡—国”嵌套的集体记忆体系，在赋能过程中直接服务于中华民族认同的生成。其一，空间符号活化，如将祠堂改造为乡村文明教育基地，通过物理空间重构推动“地方性知识”向“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符号升级；其二，身份叙事整合，借助族谱修订、口述史采集等实践，将个体的“游子叙事”转化为“家国同构”的历史链条；其三，跨境社会网络建构，搭建线上与线下情感共同体，突破地理边界对记忆传递的制约，凸显社团在个体诉求与制度响应之间的中介功能。
(三)从记忆再生产到中华民族认同的升华
差序格局理论为社团赋能型记忆生产提供了伦理框架，其通过“家—乡—国”的差序扩展，将个体生命史嵌入民族复兴叙事。“记忆政治”实践通过仪式操演和身体记忆双重机制，推动家族伦理升华为民族精神，凸显集体记忆再生产过程的“制度嵌入性”[3](P155)。社团通过制度实践与文化行动，将老年人的回乡行为从私人领域提升至公共领域：文化层面上，通过仪式操演赋能家族伦理升华为民族精神；制度层面上，借助政策工具赋能个体乡愁转化为文化认同纽带。这种制度赋权与文化实践的协同作用，不仅实现个人生命叙事与国家发展脉络的符号化联结，更在跨境社区、乡土中国与民族国家的认同层级中，形塑兼具情感温度与制度厚度的中华民族认同。港澳老年人的回乡实践为微观记忆生产与宏观认同建构的互动提供实证案例，揭示了通过社会组织实现强化中华民族认同的“自下而上”可行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集体记忆理论的本土化演进
“社会框架”理论[4](P40)开启了集体记忆研究的范式转型，其核心从静态的群体共享记忆转向动态的记忆再生产过程，并且强调记忆通过仪式、空间与制度实践形塑为群体认同的符号系统。康纳顿系统性提出身体化实践理论，指出身体化的仪式操演(如祭祖跪拜)是记忆延续的核心机制，其本质是“惯习”的再生产。[2](P66)中国本土研究聚焦乡土集体记忆的文化功能。林琳、曾永辉指出，祠堂空间通过祭祀活动维系乡村集体记忆的连续性。[5](P97)陈静、栾文敬指出，乡村共同体生活模式是留守老年人记忆的抽象载体。[6](P186)樊友猛、谢彦君构建“记忆—展示—凝视”模型，强调乡村文化遗产需平衡传统保护与现代创新。[7](P15)孙艳等则揭示乡土记忆通过符号化实践(如家谱修订)推动国家认同生成。[8](P50)范映渊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对共同体认同的解构风险。[9](P96)杨雪云、丁华东警示，社会记忆的断裂可能导致村庄本体性价值的消解。[10](P75)既有研究虽对乡土记忆的静态传承机制多有阐释，但较少关注跨境群体在时空转换中的动态记忆重构，更未系统揭示社团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二)社团作为记忆再生产的赋能行动者
作为集体记忆再生产的关键行动主体，社团的功能呈现制度赋权与文化实践的双重面向。制度维度上，王名提出社团通过“资源—网络—信任”机制，将个体诉求转化为政策话语。[11](P89)文化维度上，裘斌指出，乡贤理事会通过祠堂修缮、族谱修订等“符号权力”实践，将个体记忆升华为地方性文化遗产。[12](P108)社会组织“桥梁”功能体现在政策倡导与情感治理的双向实践中[13](P129)，其本质是通过“记忆政治”实现认同的制度化。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强调文化实践对认同的建构作用。[14](P6)中国语境下的共同体形塑需通过制度与文化协同推进实现。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为理解社团的记忆中介功能提供了关键框架。社团通过空间符号活化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家国同构”的记忆载体，并借助“文化资本”积累将个体生命史重构为集体历史。[15](P38)既有研究多关注记忆载体的静态传承，而忽视社团在跨境情境中的能动作用。本研究发现，社团通过赋能性资源整合、制度化政策倡导与情感化治理，成为连接个体记忆与国家叙事的关键制度中介。
(三)从记忆再生产到中华民族认同的升华
中华民族认同的生成依托“家—乡—国”的伦理扩展逻辑，其本质是文化共同体的差序整合，需要实现乡土认同向国家认同的层级升华。在认同圈的嵌套扩展中，社团正是“由己及他”逻辑的实践主体。符号权力理论表明，社团通过空间改造与仪式操演赋予记忆制度合法性，进而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国家叙事要素。[16](P132)孙艳等发现，乡土记忆通过家庭仪式与公共活动被重构为“家国同构”符号体系，关键在于社会中介网络的作用，应强化社会基础与群体认同的动态关系。[17](P52)赵呈晨发现，制度性整合若缺乏社会记忆的支撑，将难以形成社区认同[18](P20)。庞娟提出通过公共空间营造修复断裂的乡土记忆。[19](P62)
既有研究虽对乡土记忆的静态传承机制多有阐释，但较少关注跨境群体在时空转换中的动态记忆重构，更未系统揭示社团作为赋能性指导中介的作用。例如，西方集体记忆理论强调静态载体，难以解释中国“家国同构”的认同逻辑，而本土研究虽关注乡土记忆，但忽视跨境流动对记忆载体的冲击，尚未系统回答：在城乡空间剧变与跨境流动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化手段实现乡土认同向中华民族认同的层级升华？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整合哈布瓦赫社会框架与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聚焦社团在空间符号活化、身份叙事整合、跨境社会网络建构中的行动逻辑，揭示社团通过制度化记忆政治实践，推动中华民族认同的动态机制。
三、研究过程
基于上述理论对话与议题延伸，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旨在通过质性分析，深入探究社团作为制度性记忆媒介，在跨境老年群体记忆再生产动态过程中的具体实践逻辑与作用机制，以回应既有研究对中介力量及其能动性关注的不足。
(一)方法设计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聚焦社团在跨境老年群体记忆再生产中的实际行动，通过质性分析揭示社团作为赋能性制度媒介的作用机制，以“社团如何通过集体记忆再生产推动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研究问题。选取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J村(保留完整宗族网络)与广州市白云区R村(社区数字治理特色显著)为典型研究场域。这两个村均为著名侨村，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较多，具有典型代表性。
两个村乡贤理事会、侨联与志愿者协会以及村外部的G同乡会等社团长期开展跨境回乡人口实践行动(如祠堂修缮、口述史采集、祭祖、节庆活动等)，形成组织化记忆生产的完整行动体系。研究通过2023年期间累计3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含24名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及4名社团负责人)及文本分析(23份族谱、政策文件)，形成数据互证，重点追踪社团在空间符号活化、身份叙事整合、跨境社会网络建构中的中介功能。访谈对象筛选标准包括：60岁以上且早年迁居港澳；至少参与1项记忆生产活动；认知与表达能力正常。受访的24位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年龄介于62～81岁之间，文化程度涵盖小学至大学，退休前职业包括工人、商人、医生、教师、公务员等，具有多元的社会背景；其中多位曾担任乡贤理事会成员、志愿服务协会人员或同乡会成员，兼具“记忆亲历者”与“社团参与者”双重角色。研究全程遵循知情同意、隐私保护等科研伦理规范，所有录音及文本资料均经去标识化处理，受访者用“J+数字”代码表示。
(二)数据分析与编码流程
数据分析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三阶段编码流程，旨在从原始访谈资料中系统性地提炼概念、建立范畴并最终形成理论解释。整个过程强调沉浸于资料、持续比较、理论敏感性和备忘录记录。
1.开放式编码
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以开放的心态，辨识访谈资料中的关键信息点，将其转化为焦点集中、含义明确的初始编码，力求使用研究对象自身的语言或贴近其原意的简洁短语进行标识，避免过早的理论预设。例如，透过老人对过往经历的讲述与观察，研究者注意到记忆常与老人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成为理解其情感与行为的关键线索。研究者不断比较生成的初始编码，识别含义类似、属性相近的编码，并将其初步归纳为尝试性范畴。表1展示了部分访谈文本及其对应的初始编码示例。
2.轴心编码
此阶段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持续比较法，深入分析初始编码之间的关系，寻找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将零散的、同质性较高的初始编码进行聚类、整合与精炼，形成更高抽象层次的范畴和副范畴。研究者通过反复比较不同抽象程度的编码，寻找出那些在资料中出现频率较高或对理解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更具指向性和概念性的编码，将其提升为轴心编码，作为连接初始编码与核心范畴的桥梁，并明确范畴的属性和维度。例如，在分析多位访谈对象提及回乡养老意愿时，研究者发现“同伴的回乡经历”“乡村熟人社会氛围”“可获得陪伴与关爱”等初始编码反复出现且高度关联(如表2所示)，经过比较整合，提炼出“乡村社会网络的情感拉力”这一范畴，其属性包括“情感支持”“社会融入感”“互助互惠传统”等。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轴心编码形成的范畴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精炼，识别出一个能统领所有其他范畴的“核心范畴”，并系统地梳理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验证这些关系是否贯穿于资料之中，最终形成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在本研究中，经过反复比较与理论化思考，最终提炼“社团赋能型记忆生产”为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研究者梳理并验证了其与其他主要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关于社团如何作为制度中介赋能集体记忆再生产并推动中华民族认同升华的整合性解释框架。
4.备忘录记录
研究者在访谈、转录、编码的任一环节，一旦对资料有了新的理解、洞察、疑问或理论联想，都会即时记录在备忘录中。这些备忘录的内容非常广泛，可能包括对某个编码含义的深入思考、对编码间潜在关系的推测、对研究对象某句话背后深层动机的解读、与研究问题的关联性反思，甚至是对后续访谈或分析的启发等。例如，观察到多位老人提及社团组织的“茶话会”对其情感联结的重要性，研究者随即在备忘录中记录：“‘茶话会’似乎不仅是社交场合，更是一种‘仪式化空间’，通过共享叙事(口述史)和情感共鸣(集体怀旧)，将个体离散的记忆碎片编织进‘家—乡’的集体记忆网络，这是否为社团实现‘情感聚合’和初步身份整合的核心机制？”
(三)理论生成与验证
基于系统的编码分析与持续的备忘录反思，本研究最终提炼出核心理论解释。研究发现，社团在推动跨境老年人回乡实践及其集体记忆再生产过程中通过三重机制赋能集体记忆生产。一是空间符号活化。将祠堂、村史馆等物理空间改造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通过符号权力实现地方性知识的制度赋权。例如，J村祠堂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其修缮工程同步纳入文化振兴政策。二是身份叙事整合。以族谱修订、口述史采集重构个体迁徙、家族传承与民族复兴的叙事链，例如J村将始祖自中原迁徙到岭南、再从一两百年前下海到南洋和港澳，再由港澳回乡的历史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三是跨境社会网络建构。突破地理边界，形成地域、血缘与文化认同网络。经过不断分析，最终形成“组织化记忆生产”理论模型，揭示社团在记忆修复、认同重构、共同体形塑动态过程中的中介功能，为跨境群体的民族认同研究提供新路径。
为确保理论框架的稳健性，在形成“社团赋能型记忆生产”这一核心范畴及其与各主要范畴的逻辑关系后，研究者进行了3轮后续的关键受访者回访，检验核心范畴是否能够涵盖新资料中的现象，范畴间的关系是否依然稳固，是否出现了需要修改或补充的新概念。经过质性检验，未发现显著的新概念或关系，“社团赋能型记忆生产”理论框架达到饱和。最终形成的理论模型揭示了社团作为能动的制度中介，通过空间符号活化、身份叙事整合、跨境社会网络建构等路径，有效连接个体记忆、修复并强化乡土认同、整合跨境情感资源，并最终驱动集体记忆再生产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层级转化。这一发现凸显了社团在跨境群体认同建构中的主动角色，为理解相关实践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揭示，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的实践本质上是社团主导的、制度化的集体记忆再生产过程。社团通过时空重构、身份协商与情感联结机制的系统性运作，将地方性记忆实践嵌入并整合进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家叙事框架，从而实现了从乡土集体记忆向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符号性升华(见表3)。这一动态过程超越了诺拉“记忆之场”理论[20](P210)对静态载体的侧重，展现了物质载体如何能转化为共同体意识生成的能动性媒介。
(一)记忆载体赋能与空间符号活化
空间认同是物理与心理的双重存在。[21](P77)物理空间剧变割裂了记忆的时空连续性，导致“集体记忆框架”解体，进而催生基于空间认同错位的“熟悉的陌生化”困境。港澳老年人离乡期间形成的“记忆断裂”与转型中的乡村现实存在出现结构性裂隙，并表现为文化异质性与认同疏离。在此情况下，社团通过赋能性符号权力实践，将个体记忆导入为赋能型国家叙事的制度性实践。
第一，记忆坐标的消逝与空间断裂。物理空间剧变对记忆载体产生消解，老年人回乡初期的空间体验呈现从期待到错位再到疏离的情感轨迹。(J1：“刚回来时找不到童年记忆中的山坡，原来被工业用地取代全被推平建了工业园。”)当承载集体记忆的祠堂、古树等物质符号消失，代际传承的记忆图谱失去支点，老年人陷入“无根化”的身份焦虑。(J3：“站在新建的广场上，明明身处故乡却像异乡人。”)这种体验折射出物理空间变迁对集体记忆框架的解构。
第二，记忆载体的系统性重塑与修复。社团通过特定策略重构记忆空间。其一，抢救性保护，针对具有集体记忆标识功能的建筑、器物进行修复，如J村重悬清末古钟，使个体叙事重获空间坐标。其二，叙事重构，通过村史馆建设将碎片化记忆转化为可视化历史。(J1：“以前村里没有村史馆，这回发现有了，既感慨时代变迁，又欣慰记忆有了传承之地。”)其三，功能空间的代际转换，在现代化改造中植入记忆元素，如将祠堂改建为“乡愁记忆馆”，既保留传统建筑美学，又吸引年轻群体参与。(J10：“除了本村的，还有外面来的游客，老建筑反而比过去更有人气。”)
第三，记忆再生产与复现。空间修复工程催生出立体化的认同转化机制，民风民俗、历史遗迹等会促使老年人情感解冻，进而显现出集体记忆中的物理空间与生活方式。一是身体记忆唤醒，当老年人触摸祠堂梁柱的刻痕、重走修复后的石板路时，产生具身化记忆复苏，从而将抽象乡愁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肌理。(J1：“回想起自己儿时母亲劳作身影。”)二是新旧共生叙事，现代化设施与传统符号的创造性融合催生新型记忆空间。R村通过老年人口述、青年记录、数字存档的模式，老年个体记忆被转化为可共享的文化资产，并且在新建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院子里保留记忆载体，如保留了一棵200多年的榕树。(J10：“村里绿化做好了，树荫下的茶座既方便老年人聚会，又延续了祖辈乘凉讲古的传统。”)这种空间叙事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
(二)赋能型认同层级提升与身份叙事整合
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展，形成“家—邻—村”的同心圆结构。港澳老年人回乡初期因空间变迁面临物理空间变迁与记忆载体的缺失导致“差序圈层”瓦解。在此情况下，社团通过激活老年人与村民之间的“祖辈共同经历”与“集体记忆符号”(如祠堂、族谱)，推动“沟通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22](P85)使流动生命史升华为“家国同构”的制度性叙事。J村乡贤理事会组织“茶话会”，邀请回乡老年人与村民共叙家族史，借助祠堂、族谱等集体记忆符号，唤醒情感记忆与乡土情结，重新嵌入当地宗族和社会网络，实现情感记忆、身份认同与资源互惠的互动。(J15：“刚回去不太习惯，后来看到我的启蒙老师——王先生仍健在，对他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先生的教诲。有次，王先生在我的作文簿上批注‘文章有进步，若加之以恒，才可造’。先生的评语让我印象深刻，一直铭记在心，也非常想念书，后来赶上恢复高考，有幸继续学业，后来在香港任教。再见到恩师，这不仅仅是师生之情，更是浓浓的乡情、亲情。”)
社团通过赋能性制度赋权，推动老年人从“陌生人”向“本土人”的身份转换。参与清明祭祖的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得到扩大，捐资修缮共享福利设施者获得“乡贤”标签，将象征资本(声望)转化为社会资本(信任网络)。通过编纂村史志，将个体迁徙与奋斗史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框架，实现“家史”与“国史”的符号叠加。这种“差序吸纳”机制，正是社团将私人怀旧升华为民族认同的核心路径。(J22：“村里有些人认为我这样的从香港回来的是在香港混不下去的，刚开始时我心里也有些负担，总觉得出去几十年回来没有回报乡土，对不住家乡人。但后面我觉得这不是问题，衣锦还乡也好，穷归故里也好，重要的是我心里对故乡故土的这份情感，年轻时在外打拼，如今回乡建学校，既是报恩，也是传承精神。”)
(三)情感认同联结与跨境社会网络建构
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为群体互动提供伦理基础。社团通过记忆再生产推进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情感聚合，本质是赋能弥合城乡文化张力的过程，进而重建“家—邻—村”关系网络。
第一，记忆符号的仪式化激活。乡贤理事会通过茶话会引导老年人重述家族迁徙史，将个体叙事升华为“家国同构”的集体记忆。(J15：“78年我考上大学，李婶她们凑钱送我，鞭炮声响彻全村，现在回想仍激动。”)这种具身化展演将私人叙事升华为集体情感符号，强化家与乡的认同纽带。
第二，互助关系的制度性嵌入。社团通过互助养老、乡村志愿合作等制度化设计，重构代际互惠规范。J村志愿服务协会组织老年人与村民共同参与农事、节庆筹备，在身体实践中重建“相守相依”的关系网络，其本质是差序格局中人情与互惠逻辑的当代延续。(J18：“75年母亲病重，邻居王婶日夜照料，最后经受住最艰难的时刻；现在我也步入老年，回乡参与农活，虽不习惯广场舞，但感受到村民同乐的温暖。所谓饮水思源，是我也多次给家乡捐资助学、关爱家乡扶老助弱的原因。看到老家人生活越来越好，我挺高兴的。”)
第三，情感势差的治理性转化。港澳老年人对乡村“情感温度”的偏好，如“一碗热粥串起半生交情”，折射出对城市工具理性的反思。社团通过聘任“文化顾问”、吸纳香港社区管理经验等策略，将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势差转化为认同资源。J村邀请回乡老人设计传统节日赛事规则，使其从文化他者转型为规则共建者，实现从文化接纳到制度赋权的层级升华。
(四)赋能性制度行动与乡土认同向民族认同升华
社团推动记忆再生产的核心在于其制度性媒介身份：一方面，乡贤理事会、侨联等组织经政府备案如J村乡贤理事会由区委统战部批准成立，通过合法性授权承接文化治理项目如R村祠堂修缮获专项资金，将老年人情感诉求(J1：“祖屋拆了，祠堂得留住。”)转化为制度化行动；另一方面，社团制定标准化框架如G在参加同乡会时候提出口述史采集需注意关联“家史”与“国史”，确保个体叙事契合国家话语。这一身份更通过政策与文化的双向互动赋能认同升华，地方政府支持开展侨乡项目后，当地社团将其拆解为当地文化采集活动，实现政策目标的文化转译；同时，社团汇总老年人诉求，通过侨联提案推动有关政策措施出台，促成传统与现代的制度性融合。在此制度基础上，社团通过如下路径整合记忆生产。
首先，记忆再生产的国家化整合。R村乡贤理事会编纂村史志、侨批(银信)汇编，G同乡会举办回乡老人捐赠的“侨批文化专题展”，将回乡老人的个体离乡迁徙与奋斗史升华为“艰苦奋斗、报效家国”的集体精神，进而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这种叙事重构遵循“差序吸纳”机制，即将家族记忆嵌入民族复兴话语，实现“家史”与“国史”的符号叠加。(J20：“我们村里走出去海外闯荡的不少人，有的还保留有故居旧址，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听村子里的老年人们讲在香港和留洋的巨商的故事与精神，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么教导孩子要有创业精神的。乡风和家风对家族影响深远，我们归根是在老家农村，而这些也是我教导孩子的根的留存与延续。”)
其次，仪式操演的公共转化。R村社团通过符号权力实践，听取茶话会中老人的意见并通过组织集体回乡活动，将传统祭祖仪式改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场景。R村在祠堂悬挂“家是最小国”楹联，通过符号叠加使“家礼”与“国魂”意义联结，促成私域伦理向公域价值的转化。同时，乡贤理事会依托微信群、短视频、老照片等数字载体，突破跨境群体的时空限制。老年人口述的个体记忆上升为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口述史，这种转化印证了文化记忆从“私域传承”向“公域共享”的质性突破，个体生命史由此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
最后，从乡土根性到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升华。社团通过地方性仪式的活态传承，将乡土实践重构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载体，使老年人从“文化持有者”转型为“文明传播者”，在“家国互构”中实现乡土“根性”与民族“现代性”的辩证统一，赋予回乡实践以“国家认可”的合法性。最终，个体乡愁被制度化为公共认同资源，完成从自我认同到乡土认同再到民族认同的差序扩展。(J11：“人生就是一部戏，想起经历的一些重大事情，我也经历了不少的变化，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也从青年变成了如今满头白发的老头子，岁月尽管不饶人，但我想终归故乡是我的人生起点，而在有生之年能够见证国家的富强，这是我人生的幸事。”)
上述社团实践推动认同层级升华，强化空间修复与代际传承重塑在地归属感，推动家国叙事符号联结使乡土成为民族精神缩影，而政策对文化诉求的响应与国家符号背书，更赋予社团实践以“国家认可”的合法性，最终形成制度与情感互嵌的中华民族认同。
(五)记忆再生产与共同体认同的层级升华
通过社团对乡土记忆的赋能性结构化整合，最终实现赋能型记忆空间的拓展。
第一，符号化修复与记忆制度化。R村乡贤理事会推动祠堂修缮并申报“文化遗产”，将族谱、楹联等宗族符号纳入国家遗产体系。这种实践通过“符号权力”将个体记忆升华为“家国同构”的集体叙事。(J19：“每次走进吴氏祠堂，就想起村里的老建筑和民俗，现在每天抄写族谱，内容已熟记于心。”)同时，针对老年人记忆碎片化问题，社团系统修复乡村建筑、民风民俗等文化符号，比如编纂口述史、整理回忆录，帮助老年人通过物质载体(如老照片)与精神实践(如节庆筹备)重建记忆图谱，形成连贯的乡土体验。
第二，公共仪式的周期性操演。社团通过醒狮表演、祭拜“土老爷”等仪式，将历史记忆内化为价值认同。(J21：“我们村子里都有村文化的一种遵循，醒狮队表演、拜黄大仙依然兴盛，舞狮传承的是文化，就比如说‘土老爷’，年年祭拜是为风调雨顺，更是告诉年轻人我们的根没断。”)这种身体化实践使“物的记忆”转化为“根的认同”，推动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现代转型。
第三，中华民族认同的系统性建构。价值认同的深化依托社团对记忆、实践与制度的系统建构。老年人的“返根”不仅是情感回归，更是通过制度化参与重塑主体身份。例如，志愿协会组织“说书班”，使老年人从记忆的“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J14：“说书是我的兴趣，也不想放弃，协会督促我坚持。”)同时，社团将地方仪式与“国泰民安”等民族叙事符号连接，通过差序格局扩展，实现乡土认同向中华民族认同的升华。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社团的赋能实践构成了一个关键的理论架构，即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在此具体化为家、乡与国的伦理与情感层级扩展实践，而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社会框架理论则通过社团的制度性中介行动实现了其解释力的情境化延伸。二者的结合，共同阐明了社团赋能型记忆生产推动认同从微观向宏观升华的动态机制。跨境老年人的回乡实践研究表明，集体记忆再生产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社团赋能下中华民族认同形塑的实践机制。
其一，集体记忆的再生产机制。社团的空间符号活化实践，本质是哈布瓦赫“社会框架”理论的本土化演绎，即通过制度性力量重构记忆的社会载体。在社团的引导与支持下，港澳老年人的记忆建构呈现记忆复现(唤醒)、身份复原(重温)、社会接纳(聚合)、空间扩展(拓展)、记忆传承的体系。相较于传统宗族认同的静态特征，社团通过“根的追溯”工程构建动态的精神共同体，在微观层面推动个体记忆的“再脉络化”，将个体生命叙事纳入共同历史框架；宏观层面形塑“家国同构”的认同进阶模式，弥合乡村变迁中的认同裂隙。
其二，记忆资本的社会整合。集体记忆是重构跨境社会网络的核心资本，其效用产生于互动中的情感能量积累。[23](P48)身份叙事整合中“家—乡—国”的差序扩展逻辑，直接印证费孝通“以己为中心”的认同扩展理论，实现个体生命史与民族复兴叙事的嵌套。粤籍港澳群体共同经历的南迁谋生史，在组织化叙事中凝结为“命运共同体”集体框架。这种资本通过情感层面维系代际纽带、价值层面巩固文化认同、实践层面促进社会融入发挥作用。
其三，文化自觉的生成逻辑。乡村本土文化构成老年人回乡的精神内核。物质载体与非物化实践共同构成记忆的重要维度。社团所引导的记忆行动，实质是推动个体叙事向系统性、公共性知识转化的符号生产。这一过程可视为一种深层的“惯习重塑”，即老年人在制度化的参与和叙事重构中，将流动的个体乡愁凝结并升华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从而在个体层面完成了从离散情感到连续的文化认同体的意义整合。
其四，制度与文化赋能下的生命意义统合路径。本研究突破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单向文化建构逻辑，强调社团通过政策工具与文化实践的双向互动，将个体记忆制度化为国家认同。社团通过赋能性“记忆政治”促进回乡老年人生命意义的统整，时间上，将个体生命故事纳入民族发展史框架；在空间上建构个体跨境、乡土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层级；价值上，完成从个体诉求到文化传统，再到国家话语的意义统合，为共同体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二)对策建议
港澳跨境回乡老年人的回乡实践承载着乡土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建构的双重使命。基于社团赋能、集体记忆再生产、中华民族认同的逻辑链条，结合国家制度引领与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提出建议。
一是强化空间符号的制度性活化。以物的承载增强情感联结与记忆再生为路径，系统性保护祠堂、族谱、古村落、古树等物质记忆载体。通过文保单位申报、数字记忆库建设，将地方记忆符号纳入国家文化遗产体系。二是深化身份叙事的差序整合。依托村史馆、文化墙等公共空间，动态呈现迁徙、奋斗与家国叙事，推动个体记忆向体系化叙事升级，实现“家史”与“国史”的符号叠加。同时，建立数字记忆库与口述史、族谱等记忆资源，确保代际传承的真实性与延续性。建议推动侨乡文化展览等纳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项目，通过政府引导、社会资源支持等方式，助力社团开展跨境记忆活动，并推动“乡愁记忆馆”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联动，强化国家叙事的地方实践。三是构建跨境情感治理网络。通过大湾区社团组织跨境祭祖、方言传承等活动，将传统节庆转化为“家国同构”的认同仪式，实时共享乡村文化活动，形成“线上虚拟在场+线下实体参与”的混合记忆空间，强化“根脉”认同。四是培育新乡贤身份认同与社会网络重构。以身份合法化、关系嵌入与价值共振为主线，助力跨境老年群体参与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通过制度性赋权、参与式治理(如担任村史馆顾问)，确认其“文化持有者”与“文明传播者”角色；依托志愿服务协会、互助养老小组等组织，搭建代际对话、经验共享、资源互惠平台，吸纳港澳老人参与乡村规划，实现从“外来者”到“本土人”的身份升华，重构“差序格局”中的社会网络。
收稿日期：2025-06-23；修回日期：202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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