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后。
摘 要：中华文明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突出特性，这一文明结构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凝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生成与巩固的历史基础。然而，以“1644史观”为代表的断裂化历史叙事在网络与公共知识场域扩散，将明清易代简化为文明中断与族群对立，削弱了对中华文明整体结构的历史认知，背离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类叙事以碎片化史实选取、族群本质化解释和情绪化表达为主要策略，将复杂历史压缩为身份政治下的对抗性叙事，并以历史解释为外壳，将特定价值立场固化为理解中国历史的认知框架。在学理层面，“1644史观”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连续性与历史整体性的基本原则，否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客观事实；在现实层面，这种断裂叙事容易诱发族群对立想象，并可能被情绪政治与外部叙事力量利用，从而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结构性风险。要从历史叙事机制、民族认知逻辑、知识解释权与公共话语权等层次构建系统性的学理应对路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稳固的历史认知基础。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1644史观”；断裂叙事；文化安全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塑造中华民族整体格局，并合力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1］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总开关，也是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提，更是我们揭示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规律，增强历史主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2］。然而，近期在网络空间与部分公共话语场域中，围绕明清易代的历史解释出现了一类以断裂为逻辑特征的历史叙事。此类断裂叙事倾向于将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压缩为若干具有强烈价值指向的时间断点，并通过文明中断、正统失落等表述重构中国历史的整体图景。“1644史观”正是在这一断裂叙事框架中形成并扩散的典型样态，其以明清易代为中心，将1644年设定为中国历史的“文明断点”，将原本建立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的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压缩改写为一种排他性的文明兴衰叙事，从而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演进与国家形成逻辑造成根本性遮蔽。从更宏观的文明结构看，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根本在于其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这些特性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具体体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与巩固。任何以断裂方式理解中国历史的叙事模式，本质上都在动摇这一文明结构与民族结构的认知基础。
表面上，“1644史观”似乎只是关于明清史乃至清朝性质的学术分歧，但在更深层意义上，它触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根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3］，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历史是在多民族共同参与、长期互动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整体过程，构成判断各类历史叙事是否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根本标准。任何将中国历史理解为文明断裂或将王朝更替等同于民族更替的叙事方式，都在根本立场上背离了以多民族交融汇聚为基本事实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在认知层面冲击了对中华文明连续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认知。
学术界与公共讨论针对“1644史观”中的若干具体观点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驳。一方面，历史学界与相关研究从史实与历史认识的层面进行了批评与澄清，指出将清朝界定为“外来殖民政权”、将明清易代理解为“文明中断”的观点缺乏历史依据，也违背中国历史多元一体发展的基本事实［4］。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从情绪政治、身份认同或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对“1644史观”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机制与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分析，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群体焦虑与认同投射［5］。这些论述从不同层面对“1644史观”进行了分析，为公共认知纠偏提供了必要支撑。
从总体上看，这些回应主要集中于公共讨论与评论性写作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学术研究。现有讨论虽已涉及情绪心理机制分析、现实社会影响、历史认知框架重建等多个方面［6］，但限于公共讨论的篇幅，尚没有触及对“1644史观”作为一种断裂化的历史叙事形态如何被建构、如何获得解释力的底层机制的系统解析。事实上，“1644史观”绝非若干错误判断的简单拼接，而是通过将一个王朝更替节点叙事化为“文明断裂”“民族被殖民”的内涵结构，完成了从历史解释到价值裁判的转化，并在此过程中塑造出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认知框架。如果仅从史实纠偏或情绪动因入手，不触及断裂叙事的构造方式及在固化公共认知中的运作机制，相关批驳便难以从根本上削弱其话语效力。因此，本文以断裂化的历史叙事机制为切入点，对“1644史观”的话语逻辑展开分析，进一步揭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所造成的深层风险和应对举措。
二、“1644史观”的叙事特征及话语逻辑
“1644史观”是一套在网络空间逐渐成型的叙事框架。它围绕明清易代这一历史节点，持续制造一种高度情绪化的历史断裂感，并借助碎片化传播将这种断裂叙事固化为常识。理解这一史观的关键，在于揭示其如何通过话语结构与叙事机制，将复杂历史转化为可被情绪动员的政治想象。
（一）断裂化的时间：以“1644”为断裂点的历史时间重构
“1644史观”的核心叙事操作，是把一个朝代更替的历史事件转化为文明意义上的时间断裂。明清鼎革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始终被理解为王朝循环中的一次改朝换代，其历史意义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结构的重组与制度运行方式的调整。然而在“1644史观”的叙事中，这一节点被人为地渲染成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被强行涂抹上“文明断裂”“国家失序”“族群替换”等多重危言耸听的含义。通过不断重复和强化这一年份的特殊性，叙事者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压缩为一个可以被情绪和身份投射的时间符号，从而使1644成为整个历史想象的组织中心。
这一时间建构方式重点在于对转折的极端放大，在网络传播与部分非主流论述里，1644年被塑造成一个历史归零点，仿佛在此前后存在着本质上无法连续的两个世界。1644年之前的历史被不断描绘为完整、自足且具有高度正当性的文明阶段，它承载着正统中国、真实中华的象征意义；1644年之后的历史则被放置在一个持续下坠的轨道上，成为“中华耻辱”的代名词。这与鼓吹“明亡之后无华夏、崖山之后无中华”的文化断裂论是一类论调［7］。它们并不分析明清制度之间如何衔接，也不关心政权更替中所包含的继承与调整，因为这些都会削弱断裂叙事的效果。清朝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前代制度的吸纳与重构，也因无法被放置进“前—后”这种简化框架，而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叙事之外。历史演进中原本存在的层累与调整，被压缩为一个被设定好的断裂前后图景。
“1644史观”用一个被高度符号化的年份取代了历史进程本身，使中国历史在认知上围绕这一“断点”展开，它把“变”本身当作价值判断的依据，使王朝更替在话语中自然滑向了文明的失落。历史的连续演进被压缩为之前的辉煌与之后的衰落两个对立区块，复杂的社会变迁被一个不可逆转的坠落轨迹所遮蔽。
（二）单因果式归责：复杂历史进程的叙事简化
“1644史观”通过单因果化的解释方式，将近代中国的结构性困境与历史转折集中归结为清朝统治这一单一变量。在公共平台上，常出现“若非清朝入主，近代屈辱本可避免”之类的反事实句式，将清朝整体定性为“异族殖民统治”，并进一步把近代中国在对外冲突中的失利与落后集中归因于清朝政权的统治性质。这种解释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将原本涉及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工业文明冲击、制度转型困境、内部社会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历史进程，简化为一个错误政权导致文明倒退的因果链条。
当解释框架被这样收缩之后，历史问题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本需要通过中国史、世界史、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来理解的近代转型过程，被转化为一个简单的责任叙事：只要锁定清朝这一政治主体，复杂的历史困境就获得了一个看似清晰的来源。这种处理方式使因果分析从多变量的历史研究滑向一种高度简化的故事结构，其中“谁导致了衰落”比“衰落为何发生”更为重要。在这一逻辑中，问题分析逐渐向道德判断靠拢，当清朝被持续放置在“近代落后的起点”这一位置上时，它在叙事中被赋予了承载负面历史意义的象征角色。近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被动处境，由此可被归因为“外族的入侵”，而真正复杂的结构性压力则退居幕后。所以，“1644史观”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问题解释模型的高度简化，单因果解释完全是出于叙事需要的主动压缩，因为只有将历史原因高度简化，才能为道德化、情绪化和身份化的表达提供清晰的指向。
（三）价值裁决型叙事：道德与情绪嵌入下的历史评价
“1644史观”之所以能够在公共空间中产生较强的煽动力，与其叙事结构中深度嵌入的道德与情绪要素密切相关。时间断裂使得明清易代被理解为某种无法挽回的文明流失，而单因果化的解释方式则为这种流失提供了明确的归因方向。当这些叙事要素被反复组合和传播时，借助历史书写固化为一种文化记忆，为社会成员提供知识，这时，“文化记忆在历史书写中完成意识形态生产”［8］。这种历史的价值化运作，构成“1644史观”断裂叙事的生成机制。
第一，文明正统论的价值对立机制。相关叙事借助长期积累的文化联想，将文明等级与正统性进行绑定，使某些历史主体自然获得正面或负面的道德标记。比如将“明”与“中华文明”“正统秩序”等符号关联在一起，同时把“清”与“异族统治”“文明变形”等意涵捆绑。“就话语内容而言，用以标注身份的二元话语通常并非价值中性，而是有抑有扬、有褒有贬。”［9］例如，在短视频平台中一度流传所谓“‘满汉全席’本是满人吃汉人”的说法，将原本作为清朝宫廷宴饮制度与多民族饮食融合象征的历史概念，恶意重构为征服与吞噬的二元隐喻结构。这类言说完全缺乏历史依据，却通过猎奇化、阴谋论式的叙述方式被不断重复和放大，当这些未经证实却高度情绪化的说法在公共话语中被反复调用时，便逐渐构成了一套无需再加论证的价值前提，历史判断也因此被置入一种预设好的二元化评价框架。
第二，情绪动员型的价值嵌入机制。通过持续唤起屈辱、失落、被剥夺感等情绪体验，历史被呈现为一段需要被追究与清算的过程，其中更承载对现实不满与身份焦虑的情绪投射。这种策略往往“将历史事件简化为‘个人悲剧’或‘人性困境’，同时以生动的场景元素和浓厚的场景氛围调动人们的情感，使人们沉浸在对场景化叙事的感性回应中，失去对背后原因的理性分析”［10］。比如大量短视频中，崇祯帝常被塑造成一位孤绝而无力的悲情君主，画面上反复出现倾颓的垣墙、枯绝的老树等场景，配以苍茫悲壮的音乐，激发观众的悲悯共情，借助情绪机制，观众被带入由叙事者预先设定的悲剧场景之中，使这一人物形象成为承载秩序失落、文明终结等价值判断的象征载体。这种历史叙事实际上为自身搭建了一套稳定的叙事舞台，历史的真实演进逻辑被有意悬置，一套设定好的激发原始精神创伤的修辞戏码不断上演。
第三，经典政治化的价值裁决机制。在“1644史观”的相关叙事中，价值裁决往往借助对文化经典的政治化解读，在情感层面为既定立场提供证据。其中，围绕《红楼梦》进行的一系列流行解读，构成了这一机制的典型表现。抖音历史博主“吃瓜蒙主”的红楼系列解读掀起了一股“红楼梦悼明”说的风潮，小说中的人物、意象与叙事线索被强行纳入明清易代的道德框架之中。例如，将“绛珠”牵引为“朱明”之象征，把宝玉的“通灵宝玉”解释为“传国玉玺”的隐喻，进而将整部作品附会为“反清悼明”的政治寓言。需要指出的是，《红楼梦》索隐派原本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学派，其以文本整体为对象，试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作品。而网络语境中流行的相关解读，基于简单的符号拼接，辅之二元道德框架，与网络传播逻辑高度契合，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此类阐释以预设立场为前提，对文学符号进行选择性重组，通过刻意挑战人们对既定事物的固有认知和常识，制造认知反差，在“所见非所得、所得非所愿”的心理落差中借助暗示性的意会机制完成意义传递［11］。通过对经典的政治化占用，“1644史观”得以在不直接展开历史论证的情况下，将价值判断自然化、正当化，并嵌入公众的情感认同结构之中。
通过以上三种机制，“1644史观”将历史研究中本应保持开放性的问题解析，转化为一种具有封闭性的价值裁断。原本可以通过多维度分析加以理解的历史转折，被纳入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导向的公共叙事之中。更具风险性的是，这种价值叙事不仅停留在王朝评价层面，还通过“征服者—被征服者”的叙事框架，将满、蒙等少数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结构对立起来，进而把历史更替转化为族群对抗。相关言说在网络空间中往往伴随明显的情绪动员色彩，甚至被用来煽动针对特定族群的历史怨恨情绪，进而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现代国家认同结构。
三、“1644史观”的学理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构
恩格斯指出，“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12］。对“1644史观”的学理批判亦是如此。“1644史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认知与国家文化安全所造成的冲击，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在历史叙事层面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错误史观进行彻底批判的理论武器［13］。只有借助这一武器，才能从理论层面揭示“1644史观”的错误本质。
（一）历史发展观的偏误：断裂叙事对唯物史观整体性原则的背离
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是由社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政治制度与文化结构等多重因素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连续演进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14］朝代更替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动，固然会带来制度与政策层面的调整，但并不等同于文明形态、社会结构与历史主体的整体断裂。因此，明清之际的政权更迭应被置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脉络之中加以理解。而“1644史观”的根本问题，正在于其所采用的断裂式历史理解方式。它以明清鼎革为绝对分界点，将中国历史切割为“文明”与“非文明”、“正统”与“异族”两个彼此对立的阶段，由此构造出一种高度道德化、二元化的历史图景。这种叙事方式表面上似乎提供了清晰的历史判断，实则在方法论层面背离了唯物史观，“就是不懂历史辩证法，不了解主客观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不能辩证地看待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因而无法认清社会历史的真相”［15］。
这种叙事方式的偏误，首先体现在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处理上。唯物史观要求从多重结构因素出发解释历史变迁，而“1644史观”则倾向于将近代中国遭遇的制度危机、外部冲击与现代化困境，单一化地归因于清朝的建立本身。这种“单因果断裂模型”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也在事实上遮蔽了清朝前中期社会的内在发展动力。无论是农业生产的恢复与扩展、统一市场的形成，还是疆域整合与行政体系的完善，都表明清朝并非一个停滞乃至倒退的“文明断层”，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重组。将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简单回溯到1644年这一政治事件，无异于以象征化节点替代结构性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原则。
更为重要的是，“1644史观”以断裂叙事替代历史过程，本质上是用一种瞬间道德裁断取代了历史发展过程。在唯物史观中，任何重大历史转变都源于既有结构内部矛盾的积累与重组，而不是突然缘于单一事件。明清鼎革固然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但它并非凭空出现的文明断裂，而是长期社会矛盾、财政危机、军事压力与权力结构重组的综合结果。将这一复杂历史过程抽象为“外来统治”取代华夏文明，实际上是把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替换为外部冲击叙事，从而将本应通过结构分析解释的问题转化为道德化的文明裁决。
这种对历史过程的简化还导致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整体遮蔽。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历史转折点的存在，但它强调转折点需要在整体结构中被理解。明清之际，尽管统治集团与族群构成发生变化，但土地制度、科举体系、地方治理结构、士绅社会乃至儒家意识形态框架并未被根本性打断，反而在新的权力结构下继续运作并发生调适。所以，“1644史观”的断裂叙事全然在方法论层面背离唯物史观整体性原则，无法形成对历史的正确解释。
（二）民族认知框架的错置：族群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消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将“中华民族”理解为一个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由多民族互动、融合与共同发展而形成的历史共同体，“中国”从来不是由单一族群独占的文明实体，而是在不断的迁徙、征服、融合与制度整合中逐步生成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从孤立的“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人类历史发展轨迹［16］。《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进行系统概括：“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文化认同的民族实体。”［17］无论是秦汉时期对多族群区域的整合，还是隋唐以后对草原与中原关系的制度化安排，乃至元明清时期对广阔边疆的持续纳入，中国历史的主线始终是共同体的扩展与重组。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提出，“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18］。然而，“1644史观”以族群化叙事方式，在理论上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文明边界，它预设“华夏”与“夷狄”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并据此将清朝政权天然排除在“中国”之外，这完全是对民族与文明关系的根本性误读。历史事实表明，无论是在制度层面继承和完善历代王朝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与法律结构，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正统，清朝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度承袭。清朝统治集团在民族观念上逐步形成并推动“满汉一体”的政治理念，“具有‘华夷一家’的含义，与‘华夷共祖’民族思想有诸多契合”［19］，这种制度性与文化性的内在接续，使清朝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1644史观”以族群标签来界定文明归属，本质上是将“民族”理解为静态、排他的文化实体。这种认知框架直接否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性特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叙事一旦进入公共空间便会把现实社会中的民族多样性重新诠释为潜在的文明断裂，从而在观念上瓦解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连续性。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角度看，“1644史观”实际上是以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倒置性地重写前现代中国的历史。它将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的“族群—主权—文化”同构关系，强行投射到传统王朝时代，从而误把王朝更替理解为民族更替。这种时代错位的解释方式，遮蔽了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的跨族群治理与制度整合传统，是“历史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苟合，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知和少数民族情感的关照，背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意”［20］。“1644史观”对民族认知框架的扭曲，在更深层次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逻辑的认知错置。
（三）学术解释向断裂叙事的滑移：历史研究工具的误用
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方式，“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4］172。在叙事上，“1644史观”最具迷惑性的是对学术工具的挪用。在正常的学术研究中，“殖民”“帝国”或“现代性”等概念具有明确的历史语境与分析边界，它们被用于解释特定权力结构、经济关系或文化互动的具体形态。然而，在“1644史观”的话语实践中，它通过将历史事件、人物、结论从本源性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进行解构与颠覆，进而肆意改写历史以制造思想混乱。
具体的挪用做法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学术概念标签化。它把学术概念从分析工具转化为价值标签，比如在使用“殖民”“异族”“他者”等词汇时，往往脱离其原有语境，直接套用于清朝的政治统治，从而将原本需要通过制度、经济与社会关系加以分析的问题，简化为外来统治压迫本土文明的道德图景。一旦学术概念不再指向具体的历史关系，而被用来直接界定谁是中国、谁不是中国，历史的讨论便脱离了事实，开始陷入身份与立场之争中。在许多具体表述中，这种用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应用，而成为一种象征化挪用，其本质是通过学术词汇的表层合法性，为高度简化的历史想象提供权威背书。
其二是学术标准不一致。在处理明朝历史时，“1644史观”往往强调制度连续性、文化积累与文明发展，而在处理清朝历史时，转而采用高度抽象的文明对立框架，将具体制度实践、社会运行与文化互动全部置于外来统治的总标签之下。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解释方式，只为服务于预设的价值判断。学术方法不过是被用来为既定结论提供修辞支撑，历史研究中的概念与框架在此被当成身份政治的象征，使原本应当通过学理讨论解决的问题，转化为难以妥协的立场对立。
从学理上看，真正的历史研究应当在不断检验、修正与扩展中逼近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一旦历史解释工具被用来固化断裂、强化对立并裁决文明归属时，它们就已经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本意，学术语言反而成为制造二元对立的修辞资源，成为断裂叙事的直接助推器。这种滑移正是“1644史观”在学理层面最深层的问题。
四、“1644史观”的现实风险：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2］253恩格斯的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历史观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历史叙事一旦进入公共认知结构，便可能通过塑造理解方式、激活情绪取向和引导身份认同，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力量。“1644史观”的现实危害集中体现在断裂叙事进入公共传播后，会由内到外重塑社会的历史理解与身份认同。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所产生的连锁冲击，首先体现在侵蚀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继而放大族群对立叙事，再导致公共历史讨论极端化，最终在国际叙事竞争中被外部力量利用并削弱中国的话语主动权。
（一）历史连续性认知的弱化
“1644史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基础、也最隐蔽的冲击，首先发生在历史认知结构内部。通过将明清鼎革塑造为“文明中断”的分水岭，它改变的并不仅是某一历史事件的解释方式，而是对整个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框架。当1644从一个王朝更替的节点，被转换为中华文明合法性断裂的标志性时刻，公众对“中国”本身的时间想象也会被潜在重塑。清朝不再被理解为中国的历史链条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被外化为“非中国”的统治时期。这种处理方式的实质，是将历史连续体切割为正统中国与异族统治两段，并通过这种断裂来重新界定何谓“真正的中国”。一旦这种时间断裂成为主导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成立的历史整体性便遭到削弱。
更进一步看，这种对历史连续性的弱化，会在共同体形成史的理解上制造系统性遮蔽：清朝在疆域整合、制度统合与多民族互动格局定型中的历史环节，被叙事性“摘除”或“污名化”，从而使现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来源被人为割裂。一旦共同体的基础被压缩为以单一王朝或单一文化形态为核心的排他性想象，公众很容易滑入一种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理解为某种偏离的错位之中。历史整体性一旦被这种叙事结构拆解，共同体认同就失去稳定的时间锚点，后续更激烈的对立化解释便获得了进入空间。
（二）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撕裂风险
“1644史观”以文明断裂的方式重构中国历史，这种影响会进一步转化为对现实民族关系的隐性重塑。历史叙事一旦被切割为“正统文明”与“异族统治”两段，相关的族群与历史主体也随之被重新编码为对立阵营，从而在话语层面制造出“内外之别”“本他之分”的认知结构。在“1644史观”的叙述中，清朝往往被整体性地贴上“外来统治”“异族政权”的标签，这种标签化处理将历史上的清朝政治集团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中剥离出来，转而置于一种“非我族类”的象征位置。尽管这一叙事并不直接针对当代民族关系，但它在符号层面构建了一种“谁是文明继承者、谁是文明破坏者”的二元对立模式，并通过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外衣，将这种对立自然化、正当化。由此，原本应当在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理解的历史过程，被转化为族群间的对抗性图景。
这种叙事模式的现实风险，在于它为身份政治的扩散提供了可嫁接的认知模板。一旦历史被讲述为族群对文明的背叛或篡夺，当代社会中的族群差异便容易被重新投射到这种历史想象之中，使现实的多民族关系被误读为潜在的文明对立，更严重者，就会落入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的极端民族主义深渊中［21］。事实上，这种将清朝与“中国”割裂的叙事逻辑并非孤立出现。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曾以“满蒙非中国论”为理论工具，为分裂中国、肢解疆域提供历史合法性论证，而这一理论工具的前提正是将清朝排除在中国历史主体之外。当前舆论场中重新激活类似逻辑，尽管语境不同，但在结构上已具备被外部势力嫁接和利用的潜在风险，可能动摇现代中国疆域与国家认同的历史法理基础。它们并不需要明确提出分裂主张，就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削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不同族群更容易被放置到彼此对立的位置上加以理解，“其本质是要通过去历史化、去民族化，达到使中华民族丧失民族独立性、文化独立性的目的”［22］。叙事逻辑上对族群边界的强化，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一体格局面临被撕裂的风险。这种对立化倾向一旦与现实社会中的情绪、利益或外部干预相结合，便可能演化为更具破坏性的政治与社会后果。
（三）公共历史理解的极端化风险
在历史连续性被切断、族群关系被撕裂之后，“1644史观”的影响进一步外溢到公共舆论空间，表现为对历史认知方式本身的重塑。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本应通过史料、方法与学术讨论加以澄清的复杂历史问题，转化为以情绪立场为主导的价值对立，从而推动公共历史理解走向极端化。“1644史观”在网络传播中的典型表现，往往围绕“文明被篡夺”“民族被背叛”“正统被颠覆”等高度情绪化的表达展开。这类表达并不依赖系统的历史论证，而是通过不断唤起失落感与受害感来构建共鸣结构，使历史讨论从理解过去转向立场争论。在这一过程中，史实的复杂性、历史的多重因果关系以及学术研究的细致区分，都会被视为妨碍情绪表达的“技术性干扰”，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讨论之外。这种传播逻辑对公共历史认知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它使得历史问题越来越难以通过证据与逻辑来讨论，公众言论更容易被纳入“站队”与“对抗”的话语框架之中。对“1644史观”的认同或反对，逐渐演变为一种身份标识而非学术判断，由此导致公共空间中理性史观的边缘化。
更为隐蔽的风险在于，这种极端化过程会削弱社会对学术权威与专业知识的信任基础。当情绪化叙事通过算法推荐和平台放大获得传播优势时，基于长期研究积累形成的历史共识往往被描绘为“官方叙事”或既得利益群体的刻意遮蔽，从而失去应有的公共说服力。而社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理解也会渐趋远离理性的轨道，转而容易滑入碎片化与对抗化的认知状态中。这种公共认知环境的变化将可能为更外层的政治与国际话语风险创造条件。
（四）国际叙事竞争中的被动风险
在全球知识生产与话语竞争的格局下，中国历史的解释权本身就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国际叙事环境中，“1644史观”在国内公共空间中所造成的各种风险在进入国际叙事环境之后会被进一步放大和利用。
从国际学术与舆论场的现实情况看，关于中国历史的诸多争议性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知识生产体系的持续影响。以“内亚史观”“新清史”“征服王朝论”“赞米亚学说”等为代表的研究取向，在部分西方学术与公共话语中被不断放大［23］。这些框架往往以族群、帝国或边疆视角重构中国历史，强调区域化的二元对立，弱化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24］。“1644史观”在国内舆论场的流行为这种外部叙事提供了呼应。虽然这些理论在学术内部具有复杂的研究背景，但当它们被简化为“清朝非中国”“中国历史本质上是被外来力量统治”的通俗化叙事时，便容易与“1644史观”形成叠加效应，使中国历史被置于一种持续需要被重新界定的话语处境之中。如部分中国公众开始接受“文明中断”“外来殖民”等解释模式时，国际舆论便更容易将这些观点包装为中国内部的“反思”，从而赋予其更大的欺骗性。由此，中国对自身历史的整体性解释能力在国际场域中被削弱，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正当性也更容易被置于质疑和再解释之下。
这种被动局面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与国际认知结构，历史叙事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规范性意义，它影响外部世界如何理解中国的疆域形成、民族结构与国家合法性。一旦中国历史被描述为一系列被外来力量支配的断裂阶段，中国在边疆问题、民族问题乃至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国际话语基础都会受到侵蚀。从更宏观的视角看，“1644史观”的风险并不局限于国内认知误导，而是与国际叙事竞争高度关联。它可能削弱中国以自身历史经验解释自身发展的能力，使中国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话语位置更加被动。这种对历史解释权的侵蚀，最终会反映到国家认同、民族团结与国际政治空间的多个层面，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必须正视的外部挑战。
五、“1644史观”的风险应对：坚持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学理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25］“五个共同”高度凝练地揭示出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科学内涵，“为准确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家底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家史提供了明确的立场和路径，构成了当代中国从历史之维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根本指针”［26］。应对“1644史观”所带来的现实风险，必须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坐标，以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根本遵循，将历史认知安全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之中，重建对中国历史整体性、民族生成逻辑、学术规范边界的系统理解，以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学理路径为统一战线领域开展历史认知引导和意识形态斗争提供稳固支撑。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视角重构历史叙事
在应对“1644史观”的意识形态风险时，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具有基础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27］。这一重要论断从方法论层面强调了以整体结构和长期过程理解历史的必要性。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历史进程是由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制度形态的长期演化所推动的，王朝更替与政治权力转移属于这一总体运动中的阶段性表现，唯有将具体历史事件置于社会历史结构和长期演进逻辑之中加以考察，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内在变迁逻辑。只有“从生活现象出发，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等进行具体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呈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28］。
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9］。1644年的明清易代是明末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集中显现，财政体系的失衡、土地关系的紧张、军政体系的失序以及基层社会的动荡，共同构成了旧有政治秩序难以维系的结构性条件。清朝政权的建立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权力重组与秩序重建过程，其政治整合功能、制度安排与社会基础均延续了传统中国的基本结构。因此，在学理层面，应当围绕明清易代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结构开展实证性重建工作。一方面，可系统整理明末财政危机、军饷体系崩溃、土地关系紧张与农民战争等材料，通过对《明实录》《明史》等史料的综合分析，揭示政权更替背后的结构性压力，从而将1644年还原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集中爆发的历史节点。另一方面，可通过对清初赋役制度、官僚体系与基层治理的连续性研究，依托《清会典》《清实录》等文献，说明清朝国家在制度层面延续并重构了传统中国的基本治理形态，使“异族统治”的断裂叙事失去学理支撑，使明清易代重新回归到中国历史长期演化的整体轨道之中。
（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重塑历史认知逻辑
“1644史观”通过将清朝统治简化为异族政权，在历史叙事中持续放大族群边界，使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被重新解释为族群对立的历史。这种将政治权力更替转译为族群对抗的叙事方式，实质上否定了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共同体在长期历史中的生成逻辑。对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所提供的“多元一体”框架，是从根本上消解这种历史认知方式的关键理论资源。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体，单位是多元，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30］。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清朝国家形态应被理解为多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建构的重要历史阶段，边疆治理制度、差异化治理体系、适应性宗教政策，以及多民族共享的政治与文化实践，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明清之际进一步定型的历史基础。通过共同开拓疆域的制度实践，共同缔造国家的权力整合机制，以及共同书写历史所形成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明清之际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结得到进一步稳固和拓展。相关的具体研究可以就此展开：一方面，可通过对清朝边疆治理制度的再研究，依托《理藩院则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回疆则例》等档案文献，揭示清朝在西藏、蒙古等地区分别实施的噶厦制度、八旗制度的差异化地方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可通过对清朝宗教政策的梳理，揭示在多民族、多宗教格局下，清朝的中央政权通过度牒等制度，将宗教权威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内。尤其是金瓶掣签制度的创设，“将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的转世认定权收归中央，这一制度创新不仅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更体现了清朝高超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古代治理多民族国家的典范之作”［31］。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重塑历史认知逻辑，使中国历史从“谁战胜了谁”的叙事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共同体形成史的视域下，这一认知转换是消解“1644史观”族群对立想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学理路径。
（三）以规范化的学术研究确立历史知识解释权
针对历史研究的断裂叙事，有效的风险应对须从学术规范与话语边界入手，重建历史研究与价值叙事之间的区分机制。在学术生产层面，“历史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以及主体对历史事实的掌握程度和判断能力，直接决定着主体能否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32］，有必要通过方法与概念规范，对断裂化解释的“入口”加以制度性限制。可以在明清史、边疆史与民族史研究中，系统引入概念使用审查与范式来源标注机制，对“殖民”“帝国”“族群统治”等外来理论概念的适用条件与语境边界作出明确界定。通过在源头环节确保概念阐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注重话语运用的严谨性与可检验性，能够防止概念在脱离历史语境的情况下被泛化使用甚至价值化滥用。
在学术评价层面，有必要建立针对历史断裂叙事的同行评议与快速回应机制。围绕“明清鼎革”“清朝国家性质”等高度敏感议题，可组织历史学、民族学与宗教学学者形成问题清单，“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33］。对公共传播中频繁出现的断裂化解释进行集中评议，并以学术说明书形式发布权威回应，使学术界能够对断裂叙事形成及时的专业纠偏能力，而不是在情绪化舆论形成之后才被动介入。
在知识传播层面，应当将学术边界意识嵌入历史普及与新媒体表达之中，通过分层分类的认知引导回应不同类型的历史误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34］。这一要求从传播策略上揭示了历史认知引导必须坚持精准施策、因类施治的基本原则。可以通过编制“明清史常见概念误用手册”“族群与文明的通识读本”等面向公众的权威文本，将学术解释为何不同于价值裁断的方法论常识纳入公共史教育，降低断裂叙事对普通受众的吸引力。当公众能够识别理论概念被歪曲的常见手法时，断裂叙事的传播空间将被显著压缩。
通过在学术生产、学术评价与公共传播三个层面建立稳定的话语规范，可以有效阻断“1644史观”借助学术形式获取知识合法性的路径，使关于明清易代与中华民族形成的讨论重新回到证据、方法与结构分析的轨道之中。
（四）以学理体系支撑中国历史的公共话语权
在国际学术与舆论场中，围绕清朝国家性质、中华文明连续性与中国疆域合法性的争议，往往被嵌入西方既有的殖民叙事与族群政治框架之中。中国的学术阐释必须超越内部教育与共识生产功能，承担起中国历史对外解释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35］只有将以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核心的中国学术成果，转化为可被国际学术界与舆论场理解和使用的解释框架，才能有效对冲以“殖民”“帝国”“族群压迫”为中心的西方叙事范式。具体而言，应系统梳理中国关于明清易代、清朝国家形态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将“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等核心概念加以提炼与转化，形成具有国际可读性的理论表达体系。这样可以推动中国历史摆脱对既有外来概念框架的依赖，进而通过自主话语的建构，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与理性对话。
在话语转化机制上，有必要构建以学术为源头的对外叙事供给体系。可依托重点高校与国家级智库，建立“中国历史关键议题国际阐释平台”，围绕明清鼎革、边疆整合、民族互动与国家形成等议题，形成权威英文报告、学术综述与政策解读文本，并通过国际学术会议、海外媒体、智库交流等渠道持续投放。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使中国学术界在国内场域回应“1644史观”的基础上，主动进入国际叙事竞争，对“清朝殖民论”“文明断裂论”等错误框架进行前置性消解。在公共舆论层面，同样需要将这一学术阐释体系转化为稳定、可传播的公共历史叙事，可通过纪录片、图书、短视频与国际传播产品等多种形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逻辑转化为跨文化可理解的叙事表达，使国际社会能够在不依赖西方殖民话语的前提下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合理性。当中国历史拥有自身稳定的公共叙事，“1644史观”及其变体将难以在国际舆论空间中获得主导性解释地位。
六、结语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中，统一性与多样性并行不悖，整体性与差异性相互嵌合，构成了中国历史得以延续不断的基本形态。“1644史观”以断裂叙事对中国历史认知框架进行重构，折射出当代公共历史认知中整体性视角与断裂化想象之间的深层张力。本文通过对它的叙事机制、学理根源与现实风险的分析，意在说明，历史问题一旦被简化为价值对立的裁决工具，便可能脱离学术讨论的轨道，转而对社会认知结构产生持续影响。在这一意义上，对“1644史观”造成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风险，需要进行历史叙事机制、民族认知逻辑、知识解释权与公共话语权的系统性重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讲述方式，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重塑中国历史的主体逻辑，通过学术规范与解释权体系确立中国历史的学术话语权，并以学术阐释支撑中国历史在国内公共空间与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表达，才能从根本上瓦解断裂叙事的生成条件，使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在社会层面获得稳定而持久的认知基础。
要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保持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必然要求、战略基础、核心优势［36］。在当今国际舆论竞争与意识形态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历史解释权已成为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中国历史自身的结构逻辑与文明连续性来理解中国道路，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关系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问题。只要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错误的断裂叙事终将失去其认知土壤，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必将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发展、不断巩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的精神与思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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