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新峰，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桃君，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梁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后
本文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6年第2期。
摘要：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民族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阶级先锋队向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理论转化，使马列主义先锋队政党理论在中国具体历史实践中不断深化并呈现出新的内涵与指向。依其理论生成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先锋队政党的阶级属性，虽未直接展开民族维度，但已内含以历史使命统摄整体社会的理论取向，表现出隐而未彰的思想形态。列宁在俄国革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了先锋队政党理论，特别是将民族问题纳入理论框架之中，使其在多民族国家语境中获得发展，实现了由阶级领导朝向民族解放的理论延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完成由阶级先锋队向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理论跃迁，形成兼具阶级性、人民性与民族性的成熟理论形态。“中华民族先锋队”是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大标识性概念，不仅构成理解中国共产党性质的重要面向，更构成理解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关键理论支点。必须深入阐发其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特别是从基本原理、历史进程与体制机制等方面深化研究“先锋队”与“共同体”的关系，以拓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的理论认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先锋队政党 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先锋队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一重要论断从宏观历史视角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经历了国家衰败与社会解体的双重危机，传统政治秩序与文明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新的政治力量的登场，更意味着一种能够整合社会力量、重建国家秩序并引领民族复兴的历史主体的形成。无论是在革命时期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进程中推动国家现代化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承担着组织整合与方向引领的双重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为各民族凝聚共识与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性框架，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国家形态下获得了新的整合方式与发展路径。由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以及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治领导核心。
在上述历史与实践基础上，如何从学理层面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构成当代中国国家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开篇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政治表述在党的文献与国家制度中具有高度明确性，但其内在理论逻辑尚未得到充分揭示。回顾历史可知，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扎根、凝聚、服务并引领中华民族的政治实践路径，通过革命动员、制度建构与文化整合等多重机制，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组织化与方向引领。同时，中华民族作为具有深厚历史连续性的文明共同体，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具体而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延续不断的文明传统，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也在价值观念、政治理念与社会组织方式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资源。这种历史文化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执政根基以及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发挥了深层作用，使其能够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实现对古代“大一统”观念与实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不断塑造各阶段性政治目标与实践方向，并转化为一代代共产党人持续奋斗的内在动力。由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相互生成的关系结构。然而，相较于这一关系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明确性，当下的理论阐释仍然相对不足。“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这一命题所昭示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问题，亟需在跨学科视野下加以系统阐释。
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这一重大议题，学术界已从多个维度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探讨。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历史进程角度，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推进解放自主、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历程；其二，从理论创新层面，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其三，从国家治理视角，探讨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能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中华民族政治引领、制度整合、重大决策与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相继提出，并通过宪法、党章以及相关法律得到制度化表达。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序言；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颁布，其序言进一步从法理层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定位及其历史使命。这一系列制度化与法治化进展，标志着相关理论命题逐步上升为国家意志与制度规范。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由政治理念转化为制度性与规范性概念，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与实践路径亦得到进一步明确。这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现实依据，也为从学理上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然而从整体上看，既有研究仍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推进之处。首先，在理论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这一命题的政治哲学建构仍显不足，多停留于经验总结与政策阐释，缺乏对其内在逻辑的系统分析。其次，在学科结构上，相关研究分散于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政治学以及民族学（特别是其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及中华民族学）等不同领域，各学科之间缺乏有效贯通，尚未形成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再次，在问题意识上，对中华民族整体性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讨论仍不充分，尤其是在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强化国家认同、实现公民身份整合以及构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等方面，尚未形成深入而系统的理论论证。从具体学科来看，民族学研究在较长时期内受限于学科分工，往往侧重对我国各民族及其文化特征的研究，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概念关注不足；政治学研究则多将民族问题纳入国家权力结构分析框架之中，而对民族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缺乏系统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仍偏重政策层面的梳理，仍主要持守深受苏联民族理论与政策影响的旧的教科书式理解，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融合的理论机制阐释不足；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则更多聚焦党的民族工作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结构的理论分析仍有待深化。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虽已取得丰富成果，但在理论整合与问题深化层面仍有较大拓展空间。
在上述研究基础与问题意识下，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问题，从“先锋队”与“领导权”的内在关系出发，对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这一核心问题加以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将先锋队政党视为具有先进性与历史使命的政治组织，其先进性构成领导权正当性的根本来源；而领导权则是先锋队政党将其历史使命转化为现实政治实践的制度性条件。二者之间并非单向关系，而是相互支撑、相互转化，共同构成现代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这一理论关系通过“中国共产党将其发展到相对完备状态”，并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深度耦合。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其先进性确立领导地位，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其领导权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获得实践检验与现实巩固。在这一过程中，先锋队属性与民族共同体建构之间形成了内在关联，使“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不仅成为政治事实，也构成具有深刻理论内涵的学术命题。由此，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先锋队政党理论的历史演进及其在中国的转化跃迁路径，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深层关系结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理解，也可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二、从阶级先锋队到民族先锋队的理论展开
（一）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奠基
先锋队政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命题，其根本问题在于揭示政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组织化形式实现自身解放，从而奠定了先锋队政党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无产阶级虽处于被压迫地位，但由于其在生产关系中的特殊位置，具有超越自身阶级局限、推动社会整体解放的历史使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而是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中始终代表其共同利益和发展方向的先进部分。这一论断揭示了先锋队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根植于无产阶级之中，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它又超越具体工人群体的局部利益，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历史利益。这种“先进性”并非源于组织形式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认识。
进一步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密切相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于通过革命实现自身解放，并进而解放全人类。因此，先锋队政党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自觉组织者，其功能在于将自发的阶级斗争转化为自觉的政治运动，使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在此意义上，先锋队政党既是阶级意识的体现者，也是阶级实践的组织者。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不断获得发展动力，并在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新的理论形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党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认识，根植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深刻分析。他们指出，无产阶级组织化必然走向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赋予无产者以自觉的阶级意识，从而使其作为一个以阶级为单位的整体而行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正基于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既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也具有明确的理论根据。
在此基础上，先锋队政党的首要属性表现为鲜明的阶级性。“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基，所以一定要与资产阶级政党严格区别开来，也要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区别开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纯粹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建立之初所着意强调的，非常典型地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建立的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只有本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特殊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还具有以先进性为核心的内在规定。“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种先进性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第二，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的共同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在目标与实践路径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明确的革命指向，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指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手段是暴力革命。“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与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尝试进行改良的政党根本不同，这是由其阶级基础所决定，也是由其目标的彻底性所决定的。革命逻辑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一致导向了革命性政党。革命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志，也是其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
为了确保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组织建设，强调纪律与权威在政党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有效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所在，是工人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关键环节。在马克思对第一国际、恩格斯对第二国际的指导过程中，强调党的纪律和权威是胜利的重要保证。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断言，“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在论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坦言，“‘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用得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二）先锋队政党的形态转化
列宁的先锋队政党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上的历史性推进，其核心意义在于将政党从阶级运动的组织形式，提升为革命进程中的主导性政治力量，从而实现先锋队由“阶级表达属性”向“政治领导属性”的关键转化。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革命、阶级与政党之间确立了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关系，那么列宁则进一步突出政党在这一关系中的能动作用，使其不再只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成为引领革命进程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转变，从理论上确立了政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使先锋队政党由“依附于阶级的组织形式”转变为“具有领导权的政治主体”，构成先锋队理论发展中的一次质的跃升。这一跃升首先体现为对“自发性”与“自觉性”关系的重新界定。列宁明确指出，阶级意识与革命意志并不会自发生成，而必须通过理论灌输与政治实践加以塑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政党被赋予了独立于阶级自发运动之上的主体地位，成为将无产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的关键力量。由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再只是阶级利益的表达者，更成为阶级意识的建构者与历史方向的引领者，从而获得鲜明的主体性与先进性。与此相应，列宁高度强调“领导权”问题在先锋队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他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这是因为只有通过政党的领导权建构，阶级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历史行动能力的政治主体。
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党作为先锋队的内在依据。首先，工人阶级本身就具有革命先进性，是现代社会中最具变革力量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然而，列宁并未止步于阶级先进性的论证，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这一最先进的阶级内部，政党作为其最先进部分，承担着领导、教育与组织的职能。由此，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被明确界定为一种具有层级性的政治关系：相对于最先进的阶级，党是先锋队、教育者和组织者，是领导革命和整个运动的组织，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指路明灯。党与阶级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教育与被教育、组织与被组织的关系，党从阶级中来但又超越了阶级，成为阶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领导阶级一切形式的斗争，并把各种不同斗争形式联成一个整体。
先锋队不再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政治功能的理论范畴。它既表明政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又强调其在革命实践中的领导地位与组织功能。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在此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深化，使先锋队理论从“阶级表达机制”发展为“政治领导机制”，为在复杂艰难历史条件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提供了根本路径。这一点在列宁关于政党与群众关系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展开：“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先锋队政党已经从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转变为革命进程中的政治中枢，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领导权的建构，实现对阶级与群众的整合与引领。这一“政治先锋队”的形态转化，不仅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由“阶级维度”向“政治维度”的跃迁，也为先锋队政党进一步向民族维度拓展奠定了关键基础。
（三）民族先锋队的逻辑生成
在列宁对先锋队政党理论的推进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在于：先锋队政党的代表性由“阶级”进一步向“民族”展开。这一转变并非理论外加，而是源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世界历史结构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逐渐发生偏移，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在这一背景下，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作出了“帝国主义”的诊断，揭示了世界体系内部的结构性重组，从而为民族先锋队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一，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将全世界划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部分。针对伯恩施坦及第二国际的种种批判，列宁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何西欧工人阶级未能如马克思所预期那样走向革命？答案在于，西欧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分享了超额利润，形成了所谓“工人贵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革命的先进性。革命的主体不再局限于西欧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而转向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列宁据此指出，世界已经分裂为少数拥有巨大财富和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与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格局。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世界的基本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从而重塑了革命的社会基础。
其二，伴随着世界结构的这一变化，社会主义革命的空间坐标也发生了根本转变。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路径主要立足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对抗，而列宁则将革命的重点从国内阶级革命拓展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革命。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其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的逻辑实现了内在统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在列宁的理论中，这一口号被拓展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将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逻辑合二为一，阐述了阶级先锋队一定会转化为民族先锋队的基本意涵，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阶级对抗转变为两种“民族”之间的对抗，就是“帝国主义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抗。由此，阶级先锋队不再仅仅作为无产阶级内部的先进组织存在，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担起组织和引领被压迫民族整体斗争的历史使命。
这一逻辑转变直接构成了十月革命得以发生的历史前提。一方面，革命的中心由西欧转移到了东方，被压迫民族成为首先爆发革命的主体；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形成薄弱环节，使得革命能够在特定国家率先突破。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契机中，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激化，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区首先爆发革命，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由理论设想到现实实践的转化。可以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东方转向”，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正当性将难以得到充分说明。由此可见，列宁认为阶级矛盾一定会转向民族矛盾，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必然由西方社会转向东方社会。民族先锋队的生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完成了由阶级维度向世界历史维度的跃迁，也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实践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理论前提。
（四）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实现
在列宁所揭示的“民族先锋队”理论框架之下，中国革命提供了这一理论形态最为典型的历史实现。但与俄国不同，中国并非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薄弱环节”，而是处于帝国主义掌控之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具有独特性：资本主义在中国既不是充分发展的内生力量，反而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在形态出现，从而从根本上阻断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由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在这一结构下，阶级斗争必须通过民族斗争的形式展开，“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一论断标志着列宁所提出的“民族先锋队”逻辑，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获得了进一步深化。近代中国阶级矛盾的解决必须服从于民族矛盾的解决，中国人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就是因为马列主义的反帝主张与中华民族的独立诉求最相契合；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最早是作为反帝先锋而登上历史舞台。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即已从民族与阶级结合的视角，对中国革命的方向作出前瞻性判断。他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在于“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并强调应建立“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实现“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这不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将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作为革命的出发点，就将自身作为中国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的政治组织。
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先锋队属性不断获得现实展开。近代以来，虽有多种政治力量尝试以“中华民族”为整合对象推动国家建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机制与领导力量，均未能成功。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体系，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使中华民族由“一盘散沙”转变为具有凝聚力与行动力的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党一方面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由传统形态向现代民族的转型，从而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的双重维度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成为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核心领导力量。
进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不仅源于帝国主义压迫所形成的外在历史条件，也根植于中华文明自身所蕴含的深层结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这一过程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激化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外部压迫所逼迫的历史选择，也是内部文化结构所支持的历史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存在内在契合。同时，传统社会的“前资本主义”属性，又使其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实现现代转型。正如马克思所言，中国这一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必然经历深刻变革，恩格斯亦将这一变革视为“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实现了对古老文明的激活与重构，“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进一步巩固并拓展了其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到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新时代提出“两个结合”的系统论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由此，“中华民族先锋队”不仅体现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党史的一条重大线索，也因其秉持“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对于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的判定，开启了极其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
三、“中华民族先锋队”命题的研究进路与理论议程
（一）“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研究进路
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研究，深化对“中华民族先锋队”重大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认识，亟需学界发挥合力，共同予以重大关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是全国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无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前沿领域，更直接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断流的伟大民族，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和文明根性的深厚土壤，是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执政根基和文化主体性的直接源泉。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核心议题，近年来，该领域已迅速发展为一门建制化、跨学科的显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关乎中华文明的赓续，关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直接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党和国家重大战略，亦可为世界广大国家提供巩固国家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国方案与智慧。然而，从整体来看，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理论的研究仍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分散化与割裂化的特征，且多停留于经验描述或单一学科视角，尚未形成能够统摄政党理论与民族理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推动这一关系理论研究从边缘转向中心，从依附转向自主，从描述性研究转向规范性研究，是我国学界同仁的责任与使命。
围绕“中华民族先锋队”概念展开研究，关键在于确立清晰而有效的研究进路。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的研究，并非某一学科或特定研究领域的边缘性课题，而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协同推进的核心问题。各学科均需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并在整合各自研究范式、现有成果及学科调整的基础上，围绕“中华民族先锋队”概念展开深入对话与交流，以进一步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与理论创新。具体而言，以新时代民族学为例，其下设的三门二级学科“中华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及“人类学与世界民族”在此领域均须有所作为且大有可为，如致力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中关键作用与独特地位的研究，进一步理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构建中国自主民族学知识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不仅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而且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从政策科学的角度讲清楚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正确”所在，讲清楚“民族工作”的制度体制和工作机制、工作队伍，讲清楚“我们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是如何构成的”“我们的民族工作是如何有效开展的”；又如基于世界各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比较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视野，进一步提炼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领导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刻内涵和普遍意义。
再者，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与二级交叉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均属于新兴的国家战略性学科，理应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的相关研究中贡献学术力量。中共党史党建学应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别是“中华民族先锋队”等概念纳入其核心研究范畴，以促进中共党史党建理论在“国家民族”议题上的拓展，并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在政党议题上的新突破。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致力于突破西方民族理论话语桎梏，强化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深化对于党如何全方位嵌入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的学术探索。此外，“国家治理”是2024年政治学一级学科首次正式列入二级学科目录的专业，需将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核心研究议程，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视角，为党更有效地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具有实践导向和可操作性的制度研究与政策分析成果。
缺乏多学科助力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研究，必然难以与西方学术界展开有效对话。因此，有必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确立以“中华民族先锋队”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进路，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理论建构、历史展开、体制机制三个层面展开系统分析，推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研究实现理论整合与范式创新。
（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理论建构
从基本原理层面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这一根本命题，以“两个结合”为方法，全面揭示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本质属性与深层特征。这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构建超越并克服西方政党政治困境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政党理论。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源于其始终扎根、凝聚、服务、引领中华民族，以人民性统合阶级性与民族性，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永葆自身纯洁性与先进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理论建构过程中，首先需要在理论渊源层面进行正本清源，系统回应“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根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需进一步展开若干核心理论追问：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及作风建设如何运用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真正的共同体”的构建；如何实现阶级性、革命性、人民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如何提炼“大一统”信念的原理性认知及新时代“大一统”标识性概念的科学内涵；如何解构个人主义、竞争性多党制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对民族文化主体性与国家认同根基的侵蚀；如何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以巩固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从而实现对西方政党理论的全面超越。
在此基础上，“三重先锋队”理论构成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关键结构性环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重先锋队”在理论上如何破题，意义重大。只有在理论上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正确处理阶级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和初心使命论。要讲清楚党如何在坚持先进性的基础上超越单一阶级利益，在坚持代表全民族根本利益和最高利益的同时避免走向民粹主义，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驱动社会进步与公平正义的同时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何以先进？阶级性、人民性、革命性、民族性缺一不可。人民性作为统合原则，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及阶级极化对立的双重二元困境，为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提供了根本动力。
进而言之，这一理论建构还必须回答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深度嵌入中华民族并实现有效组织的问题。在嵌入中国社会并植根中华文明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民族事务治理困境，将党的领导逐层嵌入国家权力机关、社会组织及新兴领域，从而使其执政模式既获得广泛支持，又避免过度集中与僵化；既全面重塑中华民族的组织化结构，又持续巩固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阐明这一理论问题，方能深刻理解：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上述理论问题汇聚到“引领何以可能”这一核心命题之上。中华民族先锋队致力于服务中华民族，并引领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党通过战略规划和长期执政，切实发挥引领作用。“引领”这一核心要求体现为：党必须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以党的长期执政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并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就需要讲清楚党的自我革命如何与社会革命实现辩证统一，讲清楚作为“大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走出“历史周期率”，使得中华民族先锋队自身永葆活力。
（三）“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展开
从宏观历史视角出发，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担负中华民族先锋队使命的历史必然性，系统呈现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独立解放迈向伟大复兴的宏伟历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系统梳理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脉络，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深刻揭示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从而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从整体来看，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关键在于把握贯穿其中的三条基本主线，即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构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稳步发展。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的整体解放作为革命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通过持续理论与实践创新，回应各历史阶段的时代命题，成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系统建构了以中华民族整体解放为根本前提的革命逻辑，在顶层设计与制度探索层面，创造性地实现了“统一国家框架内的自治权利”与“各民族共同解放”的辩证统一，实现了由“民族自决”向“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性转向，进而确立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巩固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构建现代中华民族国家形态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领域逐步清除了极“左”理论影响，持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的法制化与规范化，积极探索适应民族地区特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科学发展理念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引领民族地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有力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需特别指出的是，必须深刻审视该时期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层问题。历史表明，国家民族认同并不会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而自然强化；相反，片面强调各民族特殊性、忽视精神层面的互通与凝聚，所带来的教训尤为深刻。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系列重大原创性理念，着力增强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深化融合互嵌，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的飞跃。深刻把握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研究的关键阶段。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与实践意义，深入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主线。
（四）“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体制机制
重点剖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体制机制，旨在为党引领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不仅依赖科学理论指导，还需将其化作一套相互衔接、行之有效、符合国情、顺应时代的制度体系。这就需要从中国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聚焦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议题。在这一总体框架下，相关治理机制首先体现为一整套系统性的制度体系安排。我们不仅需研究政党、民族、宗教、侨务等领域的统一战线体制机制，还应系统考察党领导中华民族的一系列根本制度体系；不仅需分析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更需从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视野审视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不仅需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需阐释党统筹推进民族复兴与世界大同，协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天下担当。
上述制度体系需要通过具体体制机制加以落实与运作。在此框架下，应着重关注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体制机制创新成果：一是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须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深入考察和前瞻研究；二是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党委统战部领导民族工作部门的体制机制以及民委委员单位更有效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探讨这些体制机制创新如何强化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机制，如何与民族领域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区域间利益共享机制、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民族事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等具体制度机制协同发力，全面推进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制度体系的有效运行归根结底依赖于法治化的持续推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相关法律相衔接，加强嵌入式立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全过程与各方面，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治基础。最终，上述制度安排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转，仍需落实到“用人”这一关键环节之上。“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应深入研究党的民族干部队伍、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及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规律，准确把握新时代以党建引领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结 语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体视野审视，先锋队政党理论在中国呈现出由阶级先锋队向民族先锋队，再到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性展开。这一演进并非概念叠加，而是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及世界历史结构转变而不断深化的理论进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确立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其关键在于通过先进分子的理论自觉与组织实践，使无产阶级由自在走向自为。进入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将革命视野由西欧拓展至世界，把阶级对抗转化为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整体性对抗，实现了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内在统一，揭示了先锋队政党由阶级形态向民族形态转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一理论获得了典型展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使民族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民主革命的使命必须通过民族革命实现。由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即承担阶级解放与民族复兴的双重使命，并在长期实践中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深度组织与持续引领。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本理念与整体性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形成深层契合，其“非资本主义”属性提供价值基础，“前资本主义”属性提供革命空间，共同构成先锋队政党理论中国化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条件。由此形成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是一个综合性理论范畴。在原理层面，体现为阶级性、人民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层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由解放走向复兴的连续过程；在制度层面，则落实为党深度嵌入引领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与中华民族深层的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践行者，也是中华文明的忠实传承弘扬者。“中华民族先锋队”不仅构成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重要面向，更构成理解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