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面临的时代需求，站在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进一步完善法律原则、明确立法目的、强化权利保护、健全使用规则、充实管理措施、完善违法责任。该法旨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创新发展，进一步规范公共领域和网络空间的用语用字，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国际中文教育、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迈向世界和未来强化了法律地位，夯实了法治基石，提供了法制保障。

标题注释：四川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史》编纂”(SCJJ25ND010)、国家民委专题项目“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多民族文化互动与民族认同研究”(2025-GMG-039)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释读/

作者简介：王启涛，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学术委员，研究方向：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史（四川 成都 610041）。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26年第1期 第1-12页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面临的时代需求，站在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科学技术建设，夯实语言文字认同法制保障。增补内容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运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白话为行政、教育语言，而且非常强调识字。在湘赣苏区的工农《识字课本》，第十四课《造福人》有这样的语句：“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砌匠自己没有屋；裁缝自己穿着破衣服。为什么这样，被人剥削的缘故。”[1](P.413)这些识字课本内容非常朴实，语言文字规范。1932年，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编写了系统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使用韵文，朗朗上口。1938年，陕甘宁边区教师编写教科书时，“如群众需要识字，就教日用杂字”。[2](P.333)1945年，胡乔木在延安主持编写了《中等国文》，在“课文说明”中强调：“除了着眼于国文教学的价值即语文规律的价值外，同时着眼于政治价值与一般知识的价值。”抗大中级班曾经使用《中级国文选》《新百家姓》。[3](P.138)

毛泽东同志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不仅是积极倡导者、卓越领导者，而且是躬行实践者。他曾书面提出五条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一)不要写简笔、连笔字，要写正楷；(二)不要写古怪字；①(三)标点符号要占半格；(四)标点符号要写清楚；(五)问题开头的一、二、三要写大一些。”[4](P.223-224)他的论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是现代白话文著作的典范，毛泽东的论著多使用常用字词。据统计，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用字2891个，[5]这应该是白话文最常用的核心词(基本词)。②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他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6](P.662-711)文字改革包括汉字简化，言语接近民众，实际上就是推行白话文和言文一致。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谈到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毛泽东指出学习语言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7](P.837)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里提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7](P.1083)1944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代厅长周扬给教育厅的指示信中指出：“作文、学国语主要的是为养成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须一律采用白话，作文内容应与实际生活联系。”[8](P.301)可见，周扬认为白话文是“我说我所想”，不必用文言加工雕琢。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就致信毛泽东，提出要以北方话为标准语推广普及，毛泽东非常重视，将此信转发给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审议，并征求范文澜、成仿吾的意见。1949年10月10日，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吴玉章担任常务理事会主席，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确立和推广标准语与文字改革、注音字母的密切关系。1953年4月3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召开第七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汉字整理的工作计划”，认为通用汉字的整理包括汉字字形简化与汉字字数精简两个方面：通用字数减少到3000个以下，精简汉字必须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现代汉语不用的字一律删除，不能成为通用字；搜集草化简化字资料，研究简化规律，进行常用字简化工作。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将普通话科学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56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成《通用汉字表草案》(初稿)，初收字5390个(常用字1500个，次常用字2004个，不常用字1886个，不常用字包括文言成分、姓名、史地、动植物、科学技术、宗教、民族、方言、译音等)，经过修订增加到5709个。1956年9月19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讨论《通用汉字表》，确定通用汉字的目的，是促进汉语用字规范化，作为教学语文、编辑字典、电码本和刻制印刷字模等的依据，会议将“通用汉字”定义为“现代一般书籍杂志上通用的汉字”。《通用汉字表》客观选定社会上通用的字，并不限制使用未选定的字或创造新字，但这个表让人们在使用非通用字或创造新字的时候有所慎重。[9](P.208)1960年7月，拟订《通用汉字表草案》，比初稿增加了500多字，明确规定“通用汉字”是通用语言的记录工具，即“通用汉字是指一般书籍、报纸、杂志上共同使用来书写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汉字”。同时，通用汉字要在笔画和字数上精简，“选定通用汉字的目的是：规定并精简现代日常应用的汉字字数，一方面促成书面语的进一步规范化、通俗化，另一方面又减轻工人农民及一般青少年学习文化的困难，同时使打字、排字设备简单化。”③“通用汉字”是对《学文化字典》《新华字典》《同音字典》《辞海》《标准电码本》五种资料编辑，同时参考公开征求的资料，从而确保其“通用性质”。《通用汉字表》对通用汉字的用途界定为：(1)常用字可作为农村扫盲的基本字汇；(2)常用字和次常用字可作为编辑小学和初中语文课本、通俗读物、青少年报刊、小型字典的基本字汇，同时供打字机和中文电传打字机电报机的应用；(3)全部通用汉字可作为普通印刷、电码本的用字范围，也可以作为中型字典、一般报纸、杂志、图书和高中教科书的基本字汇。1960年9月，编成《通用汉字字形表草案》，又编成《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出版)，收印刷通用宋体字6196个。1974年邮电部编辑出版《标准电码本》，收7292字。1980年国家标准总局发布《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收字6763字，分为两级，第一级收3755字，第二级收3008字。1983年1月25日，《文字改革》1月号连载《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2月号登完。1983年，中国印刷物资公司组织全国制模单位举办印刷新字展评会，强调印刷新字体的设计要采用规范简化字和标准字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标准局编《最常用的汉字是哪些——三千高频度汉字字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编《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年语文出版社出版)，共计3500字，根据使用频率、学科分布、使用程度、构字能力和构词能力等特点，分为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国家语委编《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9年语文出版社出版)，共收字7000个，包括《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个。此表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简化和整理的成果，是国家公布的汉字形体规范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改革，尤其是简化字的全面推行实施，是突破千年的重大事件。汉字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它脱胎于图画，早期不少形体非常繁复，数量众多，而语言文字说到底是一种符号，简易性是其最终追求。[10](P.33-38)简易性体现在笔画和字数两个方面。但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简易之路”并不平坦，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字简化运动才有了本质性的推动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实际效果。从1956年到1961年公布推行和修改的简化字649个，偏旁类推简化字1170个，共1819个。[11](P.182)1962年4月1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成《简化汉字总表》，该表收集从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起到1961年年底止分批推行和修订补充的简化字1914个。《简化汉字总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化字表》，第二部分是《偏旁简化字表》。《简化字表》包括《汉字简化方案》第一表所列230个简化字，以及根据第二表经修订补充的302个简化字，共计532个。《偏旁简化字表》第一部分列116个简化偏旁，第二部分是用这116个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简化字，共计1382个。这些字都是一般出版物的通行字。文改会、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及教育厅(局)发布《简化字总表》。1964年3月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发出《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要求92个简化字在作为偏旁时同样简化，40个简化偏旁在独立成字时同样简化。1964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关于简化汉字一些问题的说明》，进一步强调铅字的统一，指出现行印刷字体因袭明朝出版所用宋体，很多字已经和一般手写楷体不一致，如“眞”“真”二字，要求铅字字形尽量与手写楷体一致，用较简的字代替繁字，以实现在字数和笔画方面都减省，同时关注群众中通用的、合理的新简化字并加以整理拣择。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这些字的繁体一般不作别的偏旁，如“習”“习”；而第二表包括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还有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所收1754个简化字是用第二表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得出来的。以上三表，共有2236个简化字，共简化2264个繁体字，从总笔画36291画减少至23050画，从平均每字15.6画降至10.3画，同时减少汉字数量。简化字数和笔画的减少、使字迹更加清晰、使用更加便捷。[12](P.92)在简化前，1至10画通用字有917个，简化后有1395个；简化前11至20画有1030个汉字，简化后只有570个；21画以上原有53个，简化后只有2个。[13](P.119)其力度、深度、广度，前所未有，因此延续至今。1986年5月25日，国家语委呈交国务院的《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第三部分依然有这样的请示建议：“使用简化字，以1964年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具体要求如下：(1)报纸、杂志、图书、大中小学教材，应当严格使用规范的简化字；(2)文件、布告、通知、标语、商标、广告、招牌、路名牌、站名牌、街道胡同名牌等，要使用规范的简化字；(3)电影电视的片名、演员职员表和说明字幕要使用规范的简化字；(4)汉字信息处理要使用规范的简化字；(5)提倡书法家写规范的简化字；(6)凡使用汉语拼音，拼写应当准确。”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委公布《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也做了类似的说明。以上成就充分说明党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领导是非常成功的。

1986年以后，我国的语言文字事业继续大踏步向前推进。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推广普及，从汉语方言地区到民族语言地区，从经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到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再到国际中文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无论民族、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都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妨碍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新的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加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数智化、工程化、法制化。我国的语言文字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法定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其立法目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提升的坚实基础，是国家认同、国家忠诚和国际形象的根本保障。现代社会把统一的语言看作对国家的有力支持。[14](P.233)同时，实行统一的语言还可以促进公民对国家的认同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立国的核心要素”“执政者一般都力推语言统一，培植国家语言，彰显语言的国家标记功能，借以强化国家认同，塑造国家形象，实施国家治理”。[15](P.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社会治理的制度、工具，又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语言，“共同的语言为特定群体的社会团结提供了极有力的象征”。[16](P.10)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国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7](P.26)斯科隆指出：“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国家必须具备自己的政治、语言和文化，这些都是区别于别国的界限。”[1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存废，成为现代国家存亡的象征，前贤曾经深刻地看到这一点。章太炎强调：“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19](P.203)“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19](P.366)“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20](P.183)⑤邓实指出：“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21]

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中华语言共同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实现三个目标：“通”“同”“统”。“通”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同”就是在经济、商贸、交通、社会、文化上形成一个共同体，共同脱贫、致富与发展；“统”就是国家的统一。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规定的责任，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各族群众的人文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象征。晚清具有维新色彩的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言：“立国于世界，其政治、学术、风俗、道德所以经数千年递嬗而不可磨灭者，莫不寄于本国之文字。”[22](P.517)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坚强的支撑。2025年11月27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二条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播有益于公民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激发公民阅读兴趣，培养公民阅读习惯，增强公民阅读能力，提升公民阅读质量，形成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而全民阅读的重点，当然是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记载的中华优秀文化。

三、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妨碍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级政府应采取措施推广普及，国家加强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条件保障；县级以上政府应将语言文字事业纳入规划，经费列入预算；每年9月第三周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周

国家通用语言是国家“共同语言”，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准，[23]它还是人的素质和能力的体现，是人力资本，是经济活动能动性和创造力的体现，是核心经济资源，可以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在新时代，学习、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使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人民转变发展理念，迅速掌握和学习职业技能，提升自身就业、创业竞争力，促进乡村振兴。2016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为实现“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而提出：“与国家扶贫攻坚等工程相衔接，在农村和民族地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大力开展农村青壮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训，推动劳动力输出、输入地区开展进城务工人员普通话培训服务。”2018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关于印发〈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发布，该计划强调：“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到2020年，贫困家庭新增劳动力人口应全部具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交流和应用能力，现有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具备基本的普通话交流能力。”[24](P.89)2022年，教育部语用司发布《关于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在线示范培训的通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程，进一步向乡村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纵深推进，用语言助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发展，助力农业转型升级。该工程从童语童音抓起，用现代语言技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便获取发展农牧业和乡村产业的技术、知识和信息，改变人文、精神和经济面貌。

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所言县级以上政府应将语言文字事业纳入规划，经费列入预算，这是从政策上、经费上对语言文字事业给予保障。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历史上的“书同文”“石经刻石”“字样学”“同文之治”，既可以理解为政府组织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程，也可以理解为政府规划实施并投入经费运行的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推广普及工程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3年3月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草拟《国务院命令(草稿)》，对汉字简化和规范化的有关事项就有如下规定，群众自造的简化字，未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采用和国务院批准的，一律不得在出版物中使用，不得在县级以上国家机关布告和省级以上国家机关公文使用，不得在各级学校试卷和作业使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一章《总则》第四条规定：“国家加强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的统筹协调。”第四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法开展阅读活动监管，优化阅读环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阅读活动中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或者公民身心健康。”

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对此前推广普及通用语言文字成功经验的继续推行。1997年12月23日，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此次会议尤其强调出版物用字、影视屏幕用字和计算机用字达到较高的规范水平。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21世纪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思路是：抓好“一个中心”和“四大领域”，“中心”指城市，“领域”指学校、党政机关、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行业。推广普通话的三项基本措施是：目标管理、量化评估；普通话水平测试；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每年9月第三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七章“民族文化保护”第三十一条“规范和保护国家、民族语言文字”明确规定：“在国内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应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做好每年一度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一五”规划》提出“继续组织好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等工作任务，带动全社会推广普通话。[25]同时，进一步促进实行行政推动、部门协同、专家支持、公众参与、目标管理、量化评估，统筹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和全面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26](P.104-105)

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努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版及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网络文艺节目、网络剧、网络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以及网络游戏等网络出版物用语用字要规范化

在新时代，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包含“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其中的“语言文字科学”是语言文字本体及其应用研究兼顾的科学，研究对象既包括语言系统的结构及其规律，也包括语言起源、语言生成、语言机制、语言心理、语言认知、语言习得、语言使用等语言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并重：本体与应用并重、人文与科学并重、理论与实践并重、历史与现实并重、服务于人与服务于机器并重。“语言技术”指对语言进行处理的各种技术，包括编码、输出、传递、接收、解码、贮存，以及进行辅助及处理的所有技术，[27]如语言表现技术，如契刻、书写、雕版、铸字、打字及输入法、文字照排、速记、录音、语言文字复制、语言文字存储等技术；人的口头表达技术和书面表达技术，如论辩术、演讲术、游说术、修辞术；语言训练技术，即语言能力培训的技术，如发音训练技术、写作训练技术、口头表达训练技术、语言教学技术、语言测评技术；语言处理技术，即对自然语言进行加工处理的技术，特别是计算机处理技术，如语言文字字词库技术、语言翻译技术、文献摘要技术、机器的语言生成识别与理解技术、语料库技术、语音合成技术、文本加工技术、语言文字的标准化技术等；语言应用技术，如信息过滤、语言情报(信息)分析、语言侦查、信息检索与提取(包括多媒体、跨语言检索与提取)、语言康复、心理咨询、谈判、声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通信语言技术等；语言研究技术，包括语音的声学分析、语言统计、语言描写分析、语言调查、语言建模等。[28](P.105)我国从科学技术层面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研究，在新时代已经焕发出崭新的面貌。

在新的时代，我们应发挥通用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在国家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因此，处于技术和应用层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标准化极为重要。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新增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以及政府主办的或者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门户网站、移动应用程序等互联网信息平台中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当符合国家的规范和标准。”这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发扬。2023年1月3日教育部令第54号公布《信息技术产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管理规定》第五条就明确规定：“基础软件应当符合信息技术编码字符集等标准。汉字字库应当符合汉字字形规范。汉字输入系统应当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语音、汉字笔画和部件等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设计，并具备一定的规范用法提示功能。”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分别对“数字和网络出版物”“语言文字智能处理软件及其系统集成产品”“办公套件、智能校对软件”等有类似的规定。[29](P.86-87)

古往今来，印刷出版是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手段，唐宋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推动通用语文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厥功甚伟⑥。在今天，印刷出版业依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主阵地之一，新闻出版总署、海关总署令第53号公布《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出版进口音像制品使用的语言文字应当符合国家公布的语言文字规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6号公布的《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图书使用语言文字须符合国家语言文字法律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5号公布《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网络出版物使用语言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1号公布《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规定：“期刊使用语言文字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1号公布《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第十九条：“中外联合制作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应制作普通话语言版本。根据发行需要，经合作方同意，可以制作相应国家、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版本。”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52号公布《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电影片的署名、字幕等语言文字，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规定执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1号公布《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广播电视广告禁止含有下列内容，“使用绝对化语言，欺骗、误导公众，故意使用错别字或者篡改成语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就规定：“出版物使用语言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24](P.165)新闻出版总署也曾出台相应的通知。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3号公布《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未成年人节目中的用语用字应当符合有关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规定。”[24](P.28-33)

网络在当代社会家喻户晓，甚至连儿童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往往通过网络。2025年9月9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网络强国，网络语言是服务、营销与研究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形成语言产业，语言产业是以语言为内容、材料，或是以语言为加工处理对象，生产出各种语言产品以满足各种语言需求的产业形态，包括语言培训、语言出版(如字典辞书、教材、课件、字库)，语言翻译、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语言艺术、语言会展、语言创意、语文能力测试等。[30](P.63-64)在民族地区建构“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多主体深度参与的语言传播体系，利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拓宽语言文字传播的渠道，尤其在虚拟网络空间中，使语言从“单维线性交流”转变为“立体交互共享”传播，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加大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网络传播的监管力度，不仅要遵循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字形、字体规范，还要杜绝语言文字暴力和庸俗行为，建设健康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五、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受教育者在完成义务教育时应当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文化和旅游、交通运输等行业中面向公众的从业人员，其需要达到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规定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要依靠教育进行推广和普及，而教材是教育之本，国家统编教材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科书和权威文本。在古代，童蒙识字课本往往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小学”原本指从八岁至十四岁的幼童或读书的学校，后来指这一阶段所学的通用语言文字知识，尤其是“六书”。《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卢注云：“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也。”[31](P.51)《白虎通义·辟雍》：“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32](P.253)汉崔寔《四民月令》：“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33](P.230)可见，成童学习的课本是“五经”，幼童学习的是“篇章”，这里的“五经”，是儒家经典，也就是雅言，《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34](P.546)《礼记·学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孔颖达疏：“正业，谓先王正典，非诸子百家，是教必用正典教之也。”[34](P.1432-1433)⑧这里的“篇章”实际上是《仓颉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因为《仓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汉书》卷三○《艺文志》)。⑨《仓颉篇》编纂的初衷是统一、规范文字，是作为全国统一的教科书而颁布的。

在现代社会，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和新闻媒体是辐射面最广、受众数量最大的两个领域，所以在这两个领域通用的语言文字量，尤其是汉语词汇量和汉字量，就最具有说服力。1965年，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常用字表》，共计3100字；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统编教材生字表》3189字。统编语文教材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载体，所涉及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理解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发现与鉴赏、文化传承与参与四个方面。[35]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已逐步实现国家统编教材使用全覆盖。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这一论述是对国家统编教材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中的重要作用的高度概括。

自古及今，文化和旅游、交通运输等行业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心。在古代，官府、官员、官文书是推行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支撑，教育与科举是推广官话的重要手段，经济和商贸是重要渠道。古代的通用语言文字又被称为“官话”。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各类文献的写作、抄写、刻印与传播、传承，是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重要依凭，这一传统今天依然需要继承。行政机关、公共领域、大众媒体相关工作人员，都应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⑩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

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四章“法律责任”第二十九条规定：“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人员用语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有关单位应当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有关单位作出处理。”第三十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由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和旅游、电影、交通运输、民政、公安、文物、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由有关部门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可以给予警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规定是非常必要的。纵观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史，对不使用通用语言文字、违反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官吏和民众，都有严厉的法律惩戒。汉武帝时，一名叫作石建的郎中令写奏折时，把“马”字写错了，非常惶恐，担心皇帝要定他的死罪，《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36](P.3331)(11)这一方面的具体情形，汉朝还有两部文献——《说文解字》和《汉书》有载。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12)段玉裁注：“劾者，用法以纠有罪也。《百官志》曰：民曹尚书，主凡吏民(今本夺民字)上书事。然则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正，民曹尚书事，而令史实佐之者也。此以上言汉初《尉律》之法如此。”[37](P.1313-1314)上文所言“讽”，就是“读”，特指用标准的“雅音”来读。汉朝的行政人员在通用语言文字素养上的要求非常严苛，不仅要掌握9000个汉字，而且要懂得古今不同字形字体，听、说、读、写必须规范，出了错要被举报弹劾。原来，汉承秦制，秦汉的行政是典型的文书行政，也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行政，对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之高，完全继承秦朝，并且上升到法律层面。法律制定者恰好就是跨越秦汉两朝的萧何，他把行政官员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作为汉初治国理政的要务来抓。根据许慎《说文叙》，六体乃是王莽时所定，西汉试学童是秦八体，而不是六体。两者相同者有四：小篆、虫书、摹印、隶书。八体有而六体无的是大篆、刻符、署书、殳书。大篆乃史籀作，与古文不同，秦人废除古文，以大篆居首。萧何本秦时刀笔吏，沿袭秦故乃自然之理，王莽好古，不应废大篆，所以六体中古文、奇字之下应当继之以大篆，然后小篆，现在六体中不见大篆，实际上是小篆即系省改大篆，所以总名篆书。许慎举小篆该大篆。而古文和奇字秦时已绝，王莽时复出，西汉没有见到，所以六体有八体无，汉试学童用八体非六体，[38](P.158-159)是对秦朝以来文字传统的继承，这一要求是非常高的。

汉朝从法律层面规定官吏的通用语言文字素养。出土文献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方面的具体细节。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秩律·史律》(简476-477)可知：[39](P.203-205)史学童必须学会《史籀》十五篇，成为“史”还必须经过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考课，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篆体和隶体(13)，因为“史”是整个帝国行政文书(官文书)系统的中坚。卜学童主要的是以史书(隶书)为主。从《史律》的规定看，篆书或八体可能是较为高级的文官所具备的能力，卜者以隶书为主，隶书是当时最实用的书体。[40]学童要能够风(讽)书五千字，也就是要正确读写五千个汉字，才能成为“史”。这实际上意味着掌握了汉语五千个常用字词，也就是通用的基本词、核心词。不仅如此，还要用八体考试，因为这八种体裁，涉及不同的使用场合和文体，涉及汉语文规范化。

中国古代官吏必须具备一流的通用语言文字功夫，对字词句、形音义有准确的把握。所以，从通用语言文字角度对“官吏”进行资格考核、绩效考核，以此决定其升迁、调离、罢免、惩处，就成为必然。《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犹长。”实际上，法吏不只是要文理犹长，还要兼习楷书。“言辞辩正”就是“口义”，也是口试，应该是以读书音—官音念读，这就是语音的规范化，而“楷法遒美”则是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41](P.104)在科举考试中，如果考生答卷在通用语文形音义上有违《切韵》系统之官韵，是要落榜的。

六、在境内举办的国际展览、国际会议等，其标识、标牌、宣传品等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际中文教育应当教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交流合作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这是国家主权和国际形象的体现，也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必然举措。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七章“民族文化保护”第三十一条“规范和保护国家、民族语言文字”明确规定：“在国内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应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2023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2023年7月，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此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推广与普及，也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面向世界的教育与传播、推广与普及，包括通用口语和通用书面语，其宗旨是为各国培养“听”“说”“读”“写”中文的研究型、应用型、大众型人才，包括培养各国汉学家、中文翻译家、高水平的教师。由他们来传播中国通用语言文字，不只是消除中国通用语言“语盲”，而且消除中国通用文字“文盲”，不只是懂得现当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口语和简体字，言文一致之书面语、庄重语、正式语、礼貌语，而且懂得一定程度的文言文和繁体字，以便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章回小说也有一定的了解，对经史子集为代表的雅言文化宝库有深度的阅读，从而全方位、立体性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42]同时，要肩负起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的重任，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让世界从政府机构到广大民众都感觉到中国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双边共赢性质。

对一国通用语言文字的亲近，是对其文化的亲近，最终是对其价值观和国际形象的理解和认知、认同。有调查研究发现：有过汉语学习经历的缅甸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普遍好于其他民众。[43]如何针对不同的国家，既传播中国文化，又结合所在国法律规章、宗教风俗、政治经济、组织体系、生态体系，以平等对话的姿态，编写兼容并包的汉语文教材和字典辞书非常重要。在实践中，多讲中国语言文化的古今传承和现代价值，通过中国通用语言文字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互联网、移动设备等多媒体数字化的语言文化传播资源和产品，开创多样化的传播途径，网络电视、慕课、微课、微信公众平台、动漫、游戏等，寓教于乐，雅俗共赏。以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基调，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44]“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转化为国际中文教学资源时，应尽量贴近学习者需求，进行区域化、国别化、语别化深度转化，不断吸收新兴科技成果，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开发，以便在信息化时代实现加速传播”。[45]同时，我们还应该利用虚拟空间等数字化教学手段，针对不同的国家、语种、学段、层次、类别、年龄、行业进行教学资源配置。

在新的时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往来更加密切，加入中资企业的外国员工越来越多。比如，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大批中资企业投资的国家制定了本国劳工就业保护法律，有的要求雇佣本国劳工90％以上；肯尼亚规定，“中国企业应雇佣超过91％的当地劳工”；[46]我国一路桥公司在非洲承建的一个项目，本地雇员占85％；我国某保安公司在投资国共有400名员工，中方人员仅占6名。[47]由此可见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果能够培养当地人才使用中文进行交流和拟订协议与文件，将提高交流的保真度和效率，缩短心理距离，更有中国认同感，合作的深度及广度会大幅度加大，配合起来也更加方便，从而实现语言使用服务、语言人才服务、语言资源与平台服务、语言技术服务、应急语言服务、语言咨询服务。[48]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4年9月9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学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49]总书记的讲话，明确指出国际中文教育是全球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6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文章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

国际中文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兼具“走出去”和“招进来”两个方面特征。我国招收培养的大批留学生已经在全世界发挥汉语文传播的重要作用。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已经为全世界184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22万名留学生，他们成为行政、商贸、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目前全球至少有7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完成汉语文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50]全世界至少有4000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学习中文者达到2500万人，超过4000万人次参加各类中文考试，全球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超过2亿。[51]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留学人员不只是学习语言，更多的是学习专业技术。这就意味着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经深入到高端、核心、大众领域，比如，随着我国在信息技术、航天、高铁、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水电开发、移动支付等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与日俱增，这些领域的留学人才剧增，学习和使用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在全世界的推广普及程度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在中文国际教育过程中，海外华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海外华人既有祖国赤子情结，又与所在国融为一体，他们是中华语言与文化传播的使者。

实际上，国际中文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孔颖达正义：“谓帝王立此传语之人，晓达五方之志，通传五方之欲，使相领解。”[34](P.537-539)这条文献说明周王朝对天下、四海、五方各族群语言进行翻译的过程，其实也是传播周王朝通用语言—雅言的过程。在汉朝，汉语文不只是本朝的通用语文，也是国际通用语文。匈奴与汉朝的通信，使用的是汉语文和书信格式，[52]在东北，汉字是高句丽的通用语文；在西域，自西域都护府设置，汉语文成为西域绿洲国家官方共同语。《汉书》卷七十《郑吉传》：“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此处的“汉之号令”，当然是用中央王朝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文写成的(14)。在隋唐时期，日本等国家大量的留学人员来华，他们把汉语文和汉文化传播到本国，在世界东方形成“汉字文化圈”。在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商人以及外交使节在汉语文的国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域外人士撰写的大量汉语文研究论著印刷出版，中华优秀典籍被他们翻译到西方，使“汉学”成为国际显学。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国际中文教育，通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担当起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023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两天之后，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一会议实际上彰显了汉语与汉学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中的重要作用。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自2001年1月1日颁布实施，已经过去二十五年。此次修订，进一步完善法律原则、明确立法目的、强化权利保护、健全使用规则、充实管理措施、完善违法责任，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创新发展，规范公共领域和网络空间的用语用字，[53]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强调国际中文教育应当教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交流合作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迈向世界和未来强化了法律地位，夯实了法治基石，提供了法制保障。

收稿日期 2025-12-30

注释：

①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不排斥乡土杂字，而是加以利用改造，确保通用文字的时效性和人民性。参见温海波《旧学新知：中国共产党对乡土杂字的利用改造》，《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6期。

②1980年5月10日，《中国语文》第3期发表张朝炳的《〈毛泽东选集〉用字的字数、次数按音节分布情况》，《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总字数659928字，用不同单字2981字。加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主席诗词》39首(包括诗词的题解和注释)，毛泽东90多万字的著作，所用单字在3300字以内。参见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2013)》，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23页。毛主席的著作是现代白话文的典范，他的著作所用字词非常能够体现现代汉语真实情况。汉语的常用字词在3000字左右，这个数量从古代的《三苍》到当代都几乎无大幅度的改变。

③1972年7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拟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范围是4500个常用字。原则是：选用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同时根据群众简化字的规律，拟制一些新的简化字；从有利于目前应用出发，简化比较常用的汉字，在简化汉字形体的同时，简化汉字的数量。尽量使汉字的非字部件成为常用字，使汉字便于分解和称说。参见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2013)》，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91页。

④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涉及的工作内容包括：资源、关系、能力、政治、政策、规划、规范、治理、法治、改革、权力、职业、教育、生活、服务、技术、生态、调查、保护、传承、活力、文明、产业、认同、和谐、安全、健康、正义与公平、障碍与康复、机器翻译、国际传播、信息化、标准化等。参见赵世举主编《国家发展中的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7页。

⑤20世纪20年代初，一名署名“渐”的国语运动倡导者指出：“凡为国民者，无一不当谙习国语。”参见《国语之关系》，《申报》1922年10月18日。

⑥比如宋朝《广韵》《礼部韵略》的编纂颁行，由于镂板而广泛印刷，发给考生，统一标准，就比唐朝考生靠《唐韵》抄本用于科场而导致“合韵”分歧显得更为规范、科学。宋朝将官刻《礼部韵略》发给考生，同时刻印科场仪范和贡举条制，在通用语言文字形音义上起到了统一规范的作用，又通过科举进一步发扬光大。

⑦《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第二条也规定：“严格执行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第五条‘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报头(名)、刊名、封皮(包括封面、封底、书脊等)、包装装饰物、广告宣传品等用字，必须使用规范汉字。禁止使用不规范汉字。出版物的内文(包括正文、内容提要、目录以及版权记录项目等辅文)，必须使用规范汉字。”参见《新编语言文字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北京：语文出版社，2023年，第165页。

⑧这与其对于古典音乐的尊崇是一致的。《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古典音乐就是雅乐，如同古典文言是雅言一样。

⑨学者们根据出土汉朝简牍，复原五十五章内容。参见白军鹏《汉简〈苍颉篇〉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236-244页。

⑩普通话水平测试自1994年始，是检测新闻界、教育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普通话水平的法定考试(而这三类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最重要人员)，包括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见王晖《〈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京召开》，《中国语文》2002年第5期。

(11)《集解》：“服虔曰：‘作马字下曲而五，建时上事书误作四。’”《正义》：“颜师古云：‘马字下曲者尾，并四点为四足，凡五。’”参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31页。又检《文心雕龙·练字》亦载：“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八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23页。

(12)“得为史”之“史”，段玉裁注：“史，各本作吏，今依《江式传》正。”《汉书》卷三○《艺文志》中《八体六技》不注篇数，与《别字》十三篇性质不明。韦昭认为八体就是秦书八体，也可能是异体字的汇集。或有人认为是对《史籀篇》的注释。参见李守奎《重新认识许慎的文字发展观与〈说文〉的价值》，《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2022年第1期。

(13)最近一百年来，在西域出土了许多习字简牍，其中以带篆意的隶书为多，也有不少具有圆笔的篆书。

(14)这与整个新疆出土的文献情形是高度吻合的，张俊民指出：“新疆出土汉文简纸文书的内容，主体围绕西域屯田和西域都护、长史的日常运作为主。大至政令、诏书的传布，小到日常管理形成的各种官文书、簿籍文书、人员之间往来的私人书信、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识字课本《急就篇》、九九诀、药方，还有汉文化典籍《左传》《论语》《战国策·燕策》《孝经》等等。”参见张俊民《汉晋之时西域简纸文书出土与整理研究概述》，《西域研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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