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6年5月20日下午，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智联招聘联合主办的“数智跃迁与经济转型——北京大学数字与人文·高端对话（第三场）”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的主题演讲整理。
数智化被普遍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借此机会，我谈三个部分的内容。
1.工业革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
2.我国应如何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如何应对相伴而生的挑战，以更好地推进民族复兴；
3.我对自主理论创新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看法。
工业革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时期，中国是一个鼎盛的文明。历史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曾在1500余年的时间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到了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与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中国未能抓住此次机遇，由此从世界鼎盛文明跌落，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国家之一。19世纪70年代，以内燃机、电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中国再次错失机遇，发展进程进一步落后，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差距持续扩大。20世纪中叶以计算机、互联网、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未在中国发生，我国依旧处于落后地位。
如何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然来临，我国应如何把握这个机遇？要抓住机遇，首先要有基础。尽管我国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均处于落后地位，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并且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双奇迹”。经过持续努力，如今，在前三次工业革命的许多领域，我国已实现追赶甚至超越。例如，在电气化领域里的家电产业，中国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产业引领者；在钢铁产业，我国钢铁年产能达13亿吨，超过全球排名前十的其他国家的总和；机械制造领域，我国与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幅缩小，尽管部分细分领域仍存在不足。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化与智能化为主要特征。在我看来，此次工业革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若能成功把握此次机遇，实现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领先，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必将实现。反之，若我们错失此次机遇，即便曾在一些领域有领先基础，亦可能重蹈历史覆辙，因一步落后而导致步步落后。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我们既要主观上有良好的愿望，也需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我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其次，我国已基本完成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追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最重要的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我国具备的一些独特优势是其他竞争国家所没有的。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性——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研发周期通常长达30年、50年甚至更久，而本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周期相对很短，12个月已属于较长周期，部分研发可能仅需半年。这种特性的重要意义在于：若研发周期漫长，则研发过程不仅需要大量人才，也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而我国在资本密集的研发投入上尚不具备比较优势。西方发达国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起便占据先机，从落后走向领先，已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近250年，其资本积累远比我国丰富。以人均GDP这一衡量人均资本的重要指标为例，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是我国的3倍、5倍甚至更高。因此，对于那些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的领域，除了涉及国防安全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必须集中力量、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推进攻关外，其他领域均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国具备以下独特优势：
-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研发周期内所需资本投入相对较少，主要投入是人才投入。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领域人才储备，相关专业毕业生每年超过600万人，超过其他排名前十国家的数量总和。因此，我国在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方面具备显著的人才优势。
- 尽管我国人均GDP与先行国家存在差距，但我国人口规模庞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依托14亿人口的规模优势，我国拥有极为丰富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而应用场景对于数智化技术的迭代与落地十分重要。这是我国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又一重要优势。
- 智能化与数字化发展离不开硬件支持，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硬件产业配套体系。在将创新构想转化为硬件产品的过程中，我国所需的时间与生产成本是全球最低的。
- 把握工业革命机遇需要持续进行创新与发明，但此过程中常常出现市场失灵现象。我国提出并善于运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理念，既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家积极性，又注重发挥政府作用为企业家克服市场失灵。
基于上述分析，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完全有可能在此次工业革命中实现领先。第一次工业革命由英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美、德双轮驱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则由美国再度领跑；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我国至少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而且，若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有望在众多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先优势，不仅能够推动新兴产业发展，还将助力我国在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涉及的产业领域实现升级。那些传统产业的需求并不会完全消失，相关产品与服务仍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如前所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我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产业产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尽管我国众多传统产业已实现追赶，但仍有不少领域存在发展差距。我们可以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进而有望实现换道超车。新能源汽车产业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在以内燃机技术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一度领先，随后美国加入并与德国并驾齐驱，日本、韩国也相继在内燃机汽车产业领域取得突破，而我国在此阶段始终处于艰难追赶的状态。如今，在智能化与新能源技术融合的发展阶段，我国已实现换道超车。因此，我国不仅有条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与美国并驾齐驱，更能借助新的数智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实现追赶乃至换道超车。若能达成这些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将实现。
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
当然，新机遇必然带来新挑战。事实上，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历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在本质上具有共性：一方面，新技术推动新兴产业生产力水平提升，同时导致传统产业被替代，因此相关就业岗位随之消失；另一方面，在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必然经历调整与转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阵痛。例如，工业革命前，交通运输主要依赖马车，形成了包括马车制造与马车夫在内的产业体系与就业岗位，而蒸汽机的发明逐步取代了马车在长途运输中的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汽车的问世，则使马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仅作为文化怀旧的小众旅游产品存在。那么，马车制造业从业者及马车夫的失业问题如何解决？当前，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是显著的，但同时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也将更为突出，并且，此次冲击与以往并不完全相同——历次技术革命通常替代简单劳动，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被替代的很可能是以往被视为高端脑力劳动的岗位，例如会计师、律师、软件工程师等职业。总体而言，规则明确、重复性高、创造性弱的工作岗位，最容易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替代，这一结论已得到众多研究的证实。与之相对，具有高度创造性、蕴含人类情感因素，或需要在复杂环境下做出综合决策的工作岗位，至少在目前阶段仍难以被替代，且社会对此类岗位的需求还在增加。就业结构的调整所引发的社会阵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之一。第二大挑战是财富相对集中的问题。这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便存在的现象。马克思最早对工业革命引发的财富相对集中与两极分化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而皮凯蒂的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正不断加剧。从当前情况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加剧这一现象。例如，相关研究显示，亿万富翁的人数逐年递增。目前，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的亿万富豪已有114位，仅今年年初至今就新增了46位。财富集中不仅体现为富豪数量的增加，更出现了财富向少数寡头高度集中的现象；英伟达公司市值已超过5万亿美元，甚至高于德国全年GDP。这一趋势使得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愈发严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大量劳动力被替代，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大幅提升。因此，财富分配会向资本倾斜，利润向资本集中，而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则会下降。在此过程中，传统意义上被视为高端的就业岗位以及中产家庭所依赖的就业机会将出现萎缩。因此有观点认为，未来的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可能呈现“沙漏型”——顶端是少数掌握巨额财富的富豪，中产阶层规模大幅缩小，底层则是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面对上述挑战，我们的态度应是正视挑战，不能因畏惧挑战而不去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因为如果不去积极拥抱这一历史机遇，便可能重蹈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后续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覆辙。在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在享受其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新就业机会创造与财富增长等好处的同时，我们应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调整问题？我认为，这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政府需创造鼓励创新的环境，以助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但要防范国家治理被少数巨富所裹挟。同时，在社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政府还需解决以下问题：
- 通过教育体系改革，培养能够推动和适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和工作需求的人才；
- 通过再就业培训体系，帮助被技术替代的劳动者实现再就业；
-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失业人员渡过难关；
- 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
政府若要在上述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关键在于坚守服务全体民众的定位。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我相信政府能够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有效避免其可能引发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如果上述皆如愿做到，我相信我国在2049年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我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到2049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保守估计人均GDP应能达到美国的一半。考虑到我国现在人口略大于美国的4倍，尽管两国均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且美国可能因移民政策吸纳更多人口，而中国移民相对较少，但预计到2049年中国人口仍将是美国的4倍。如此计算，若我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我国整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2倍。在此情况下，中国将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科技发展依赖人才支撑，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天赋高的人才总量约为美国的4倍，尽管美国有吸引移民的传统优势，但届时我国对移民的吸引力或将超越美国，此乃因从科研投入看，美国和中国的研发经费一般占GDP的2.5%，因此，我国经济规模的2倍优势将使科研投入达到美国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能为科研人才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发展平台，以实现其个人能力与学术抱负。因此，凭借4倍于美国的人才数量，以及2倍于美国的科研投入所带来的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世界科研中心和科学领域诺奖获得者的中心一定会转移到中国。不仅如此，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将迁至中国。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使经济学成为独立社会科学以来，英国曾长期是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其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局面延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后，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移至美国，美国也出现了经济学大师辈出的现象。成为学术大师固然需要聪明才智，但智力因素并非唯一决定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学大师主要集中于英国而非美国。英国经济学家不可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智商普遍下降，被美国超过。事实上，能否实现理论创新、引领世界理论思潮，关键在于提出的理论是否重要。而判断理论重要性的核心标准，在于其能否解释发生在重要国家的重要现象。身处重要国家的学者，在解释本国的重大现象、提出原创理论方面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因此，我坚信，当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后，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至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将随之转移至中国，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中心。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也适用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做好准备，迎接世界经济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全球经济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师辈出的中心向中国转移的历史机遇。但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仍面临挑战。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在于研究方法。我们必须转变研究方法。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一般是用西方主流理论解释中国现象，或用中国数据去印证西方主流理论。这种研究方法无法产生原创性理论，也难以真正把握上述历史机遇，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研究方法。而转变研究方法的前提是树立正确的学术人生观，明确做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现在不少人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表学术论文，而运用西方主流理论解释中国现象、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更容易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这是因为当前世界学术中心仍在美国，国际学术期刊的主编与审稿人对西方主流理论更为熟悉，也更容易接受相关研究成果。但我们必须明确，做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自己先认识世界，然后在此基础上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只有秉持这一学术价值观，我们才能深入挖掘中国成为全球新中心背后的发展逻辑，进而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若不再直接套用西方主流理论，我们应如何开展中国问题研究？固然，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可以用多种理论进行解释。自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体系以来，经过250余年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已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发生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经济现象，似乎都能在这一知识体系中找到对应的解释理论。但我们也可以提出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同一现象。那么，我们应依据何种标准判断何种理论才是对中国现象的真正解释？总体而言，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可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类。当前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大多带有唯心主义倾向，侧重于从上层建筑层面解释社会现象。以我所从事的经济学领域为例，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力发展与水平提升问题；而边际革命之后，古典经济学被新古典经济学替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向给定生产力水平下的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多数研究聚焦于上层建筑层面和制度相关的因素；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也多是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认为，要真正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例如，前述分析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独特优势时，我提到了人才优势、市场规模优势、产业配套优势等，这些均属于物质层面的客观条件，属于唯物的方法论。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树立正确的学术人生观与世界观，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研究，那么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至中国时，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都将随之转移至中国，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也必将成为全球哲学社会科学大师辈出之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机遇，我们一定要主动迎之。我相信，我国不仅有条件抓住这一机遇，更能在此过程中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同时，这一历史进程也将为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与学者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