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载《哲学分析》2023年第2期

当前，我们面临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这项任务是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抵达特定转折点时被提出来的：当实践的转折点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知识体系也将面临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这样的转折从学术形式上来讲，是要摆脱它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而开始获得“自我主张”。所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一些中国色彩、中国元素或中国内容的学术，而是意味着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学术，亦即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学术。只有这样的学术或知识体系，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01

中国自近代以来，便面临着大规模的现代化任务，因而也必然要求它在各个方面展开大规模的对外学习。现代性（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在特定的阶段上获得了绝对权力，这种权力不仅开辟出“世界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中建立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它使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样一种“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中，现代化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命运。因此，自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任务的实际展开，中国在学术上也进入到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去了。正是这样的历史性态势，使得中国的学术从总体上进入到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要的、必然的，而且是积极的、成果丰硕的和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学术在今天的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能够在特定的阶段上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一般来说，经历学徒状态从而进到自我主张乃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近代以前的哲学曾经长期处在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神学的婢女”）。换句话说，先前的哲学并不具有它的自主基础，而是依附于理性神学的。只是从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开始，哲学才开始摆脱它长期以来对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并且获得了自我主张。笛卡尔的命题意味着哲学从思想（理性的思想）来获得它自身的真正基础，所以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一个从头做起的英雄，他使哲学真正立足于思想自身，而不再依赖于宗教信仰和外在权威。同样，历史科学也曾长期处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按照科林伍德的说法，近代的历史科学曾长期模仿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系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科学才开始摆脱了长期以来对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而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自律的”或“自我—授权的”——科学。

甚至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也往往是经历学徒状态并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开始获得自我主张的。一个学生进入到长期的学校学习，就是进入到通常所说的学徒状态；但是一个老师的真正愿望，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摆脱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对于老师来讲，甚至希望他的学生有朝一日能够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从而在学术上取得自主的成就。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绝不能说学徒状态是单纯消极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经历了学徒状态，经历了大规模的对外学习，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立足点，才有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根基稳固的自我主张。但是，我们同样也会说，一个好的学生不会长久地或始终处于学徒状态中，而是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达到真正的成熟状态，也就是说，能够获得他的自我主张。

02

虽说学徒状态是必要的，是收获巨大且意义深远的，但是，学徒状态也有某种缺陷——它往往是依赖的和因循的，往往易于采取哲学上所谓“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按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它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上去。简单来说，那就是从老师那里学来了一些原则或原理，但却并不去研究特定对象的实体性内容，而是将这样的原则或原理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上去。因此，所谓外在反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我们都很熟悉，在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人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被称为教条主义者。他们并不是不学无术的，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回来，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将马列的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的经验更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因此，他们往往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当作抽象的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的进程——他们把中国武装革命的道路设想为“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外在反思或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样，黑格尔在讲到外在反思的时候说，虽然拿破仑是位罕见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但当他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时，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外在反思或教条主义的实质乃是主观主义。它把从某处得来的理论或经验当作抽象的普遍性，并把它先验地强加到各种对象、各种内容上去。黑格尔就此指出：一个哲学上的原则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或原理，它就已经是假的了。黑格尔因此把外在反思叫作“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把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人称为“门外汉”。同样，恩格斯晚年曾说，唯物史观现在有很多朋友，但这些朋友是拿着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他们只是把这样的原则或原理当作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上去；而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们，马克思早就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滞留在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之中，甚至比起当年的教条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时的教条来自俄国，今天的教条主要来自西方。但是，无论这样的教条（抽象普遍性）来自何方，它都意味着外在反思，意味着实质上的主观主义。如果说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往往易于采取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那么，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学而无思”。如果从外面学来的东西没有被真正消化，那就只能是无头脑地用抽象普遍性来进行外在反思。孔夫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是知识、学问，“思”就是思考、思想。如果只有学而没有思，那就叫“罔”，就是犯糊涂、没头脑；但同样地，“思”也需要通过“学”来滋生涵养，以便使二者成为彼此支撑和相互补充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和学术界来说，思想乃是当务之急；因为重要的事情恰恰在于，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尤其是要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中摆脱出来；而这只有通过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才能实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今天面临着开启思想的重大任务，面临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

03

但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决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学术上的自我主张也决不意味着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孤立主义和任意武断。对于我们来说，对外学习是重要的而且是长期的，就像我们的现代化任务是重要且长期的一样。这意味着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我们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因为只有通过文化结合的锻炼，自我主张才能成为容受性的，而对外学习才能成为自主性的。黑格尔在讲到古代希腊的时候曾经说，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着当时更加强大和优势的东方文化；正是因为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关于这种情形，尼采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希腊人有一度似乎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闪族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的文化终于没有成为“机械性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于是，他们终于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这意味着希腊人最终获得了他们的自我主张，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自我主张，才开创出古希腊伟大文化的鼎盛时期。

对于中国来说，外部思想的大规模进入并不是第一次，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梁启超先生在讲到佛教的传入时曾说，中国一方面从外部学来了佛教的教义、思想和方法，但是最终佛教是被中国化了。中国化的佛教主要是大乘而不是小乘，对于中国影响深远的天台宗、华严宗，尤其是禅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创造；而唯识宗虽然有很深的印度渊源，但是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则使之达到了当时的顶峰。因此，在文化结合的锻炼中，一方面是容受性，另一方面是自主性。没有容受性，就不可能从外部习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没有自主性，学来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就是纯粹外在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结合的锻炼不仅意味着对外学习的扩大，尤其意味着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自主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决不意味着排斥对外学习，而是要使这种学习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和有头脑的。

04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这个任务的提出是需要一定的实践前提的——它是以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为基础的。只有当我们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的转折点时，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才成为真正现实的。这样的实践转折点已经在我们面前出现：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的“历史方位”，就是自觉地意识到我们的现代化乃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承认现代化的普遍性，但尤其强调这种普遍性只有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得到具体化，才可能是真正现实的。黑格尔早就说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同样，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虽然现代化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乃是普遍的历史性任务，但是除非它能够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得以具体化，否则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展开和实现。例如，当一些俄国的革命家向马克思请教俄国道路的时候，马克思的回答是：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试图采取英国式的租佃方式来摆脱俄国农村公社的困境，那将是完全徒劳的。1843年，马克思在讲到德国道路的时候甚至说，德国道路的可能性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

这意味着，普遍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但是普遍者必须能够摆脱它的抽象性而进入到根据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之中（从抽象到具体）；没有这样的具体化，就没有真正的普遍性。例如，中国历史性实践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特定的阶段上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但是，与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建立起本质联系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原理，同样只有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即中国化），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展开和实现。

随着历史性实践的发展，我们愈益清晰地意识到，现代化这样一种普遍的任务，必须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从而使我们的现代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亦即“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样的实践进程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并因而形成了我们在学术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因此，这一任务并不是主观地臆想出来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性实践召唤出来的。对于我们来说，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形式方面而言，它是“讲中国语的”。黑格尔曾经高度评价沃尔夫，因为他第一次开始“让哲学讲德语”，从而成为德国人的真正教师。就内容方面而言，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能够把握并切中社会现实，必须能够摆脱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必须能够深入到特定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中去（尤其是能够真正应答中国问题，把握中国经验）。

从这样的要求来说，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但是随着实践转折点的到来，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我们面临的时代任务。伴随着历史性实践的转变，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或早或迟发生相应的改变。之所以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变，那是因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社会科学乃是特定时代的“理论表现”；之所以说这种转变的发生“或早或迟”，那是因为它还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回应时代的呼声，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去推动和完成这样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只有当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能够摆脱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成熟；而这种成熟的确切标志，就是实际地开展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