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城市空间不仅是资本积累的载体，更是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具象反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重新配置了社会生产关系，资本通过对空间的再组织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因而具有增殖性、剥夺性、扩张性。系统挖掘恩格斯早期空间生产理论，有利于进一步理解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为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分析方法、践行人与空间和谐共生的空间生产、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空间生产；资本逻辑；人民城市；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夏雨梦，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研究”（23ZDA012）阶段性成果。
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这一战略定位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城市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也对我们重新审视城市空间的形成逻辑与治理理念提出了时代要求。恩格斯在其早期实践与理论的探索中，通过对19世纪40年代英国大工业城市的考察，将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有机结合，剖析空间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持续加速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以新的形式重塑社会空间秩序，催生居住不平等、空间剥夺、城市贫困与空间隔离等新问题。深入挖掘恩格斯早期关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理论，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空间表现形态的认识，也对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分析方法、践行人与空间和谐共生的空间生产、推动人民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
一、恩格斯早期空间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
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的考察，恩格斯不仅深刻揭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生活境况，而且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进行批判性剖析。他对城市化进程和空间结构进行细致分析，揭示了资本积累与城市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通过对空间的重组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与阶级格局，城市空间因而成为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物质载体，并逐渐表现出商品化、扩张性、流动性和同质化等特征。恩格斯在《乌培河谷的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多个文本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形成条件，剖析这一生产如何塑造城市形态、阶级结构及社会关系，强调资本积累在空间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分析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形成条件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形成是工业革命推动生产方式转型的必然结果，其通过对社会空间的再组织，不仅重塑城市结构，也加剧了阶级矛盾的空间表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主要从事小规模的家庭生产，社会结构与空间格局相对稳定。恩格斯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揭示了工业革命前劳动者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工人既是劳动者，又往往兼具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具有相对稳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恩格斯生动描绘了这一时期劳动者的自主生产与空间配置未受资本干预的原初状态。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机器大生产逐步取代传统家庭手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工厂成为新生产空间，以分工协作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形成。工人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原本分散的生产和居住空间被工业城市的工厂和工人区所替代。恩格斯指出，这一转变形成了“乡村—城市”的二元对立空间结构。这一过程在《乌培河谷的来信》中已有雏形，恩格斯在其中描述了家乡的工厂制度如何摧毁传统乡村经济、迫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这一现象。这与《资本论》中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也相呼应，“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的新形式中，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资本通过空间的再组织，将生产集中于城市工厂中，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动者的集中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空间、阶级结构及社会关系进行的深刻变革。工业革命后，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中心，城市空间布局围绕资本增殖展开。工厂制度的推广使原本拥有土地和经济自主权的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者被剥夺生产资料，转而依赖工资为生。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工厂、工人区、商业区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各自承担特定功能并呈现不同地理特征，其布局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紧密相关。城市成为阶级关系的物质载体，贫民区反映了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而富人区则彰显出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权力。恩格斯通过对工业革命的深入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体家庭工人向城市工厂工人的转变，以及生产方式变革与空间再配置之间的互动关系：英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更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构建的关键环节。
（二）解剖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剩余价值职能
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重要载体。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仅在城市空间中进行物质生产，还通过塑造空间本身，将其转变为资本积累的场域。城市中的建筑、街道、公共设施等要素，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均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这些论述揭示了城市空间的发展，既具有历史性又受资本流动与扩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资本逻辑深刻影响了城市空间的形态变化，也成了城市空间不平等和非正义问题的根源。第一，资本推动城市空间形态的生产。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资本必须不断缩短生产和流通时间，优化空间布局，重构城市形态。恩格斯在分析曼彻斯特等城市时指出，资本通过加快周转速度，促进交通工具、公路、铁路、商店等城市要素的建设；《共产党宣言》亦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城市空间本身及其中的各种物质产品均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高效运行，因此城市空间的布局呈现显著的阶级性。第二，城市空间成为阶级关系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塑造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一方面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作为城市空间生产主体的工人阶级。“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阶级斗争以空间布局的形式具体呈现。资本家通过工厂选址、街区规划等手段强化对工人的控制，使空间成为剥削工具；而无产阶级力图在城市空间中通过集体行动反抗剥削，无产阶级的自发反抗由此向自觉的阶级斗争转化。第三，城市空间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域。通过对城市空间的占有和支配，资产阶级消解了“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取而代之的是逐利性和利己主义。“在英国，建筑立法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建筑业像空中飞鸟一样自由，而住房短缺却依然存在。” 资产阶级还将竞争延伸到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到处都表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竞争不仅强化阶级对立，也渗透到阶级内部，无产阶级被物化为工具和商品，进一步加深了城市空间中存在的不平等。资产阶级通过塑造城市空间的意识形态，实施对劳动者的精神控制，将城市空间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空间不仅是物质生产和流通的场所，也反映并再生产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资本利用空间布局来强化其阶级控制，城市由此成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不平等的具象化场域。
（三）揭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社会效应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深刻塑造城市空间形态，使其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呈现商品化、流动性和同质化的特征。资本扩展不仅塑造城市的物质形态，也重构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第一，城市空间的商品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通过开发城市空间获取利润，而工人阶级对住房、公共设施等空间产品的需求却难以满足。空间被转化为可买卖的商品，成为资本增殖手段。住房问题是城市空间商品化的典型体现。《论住宅问题》指出：“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中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 住房短缺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资本家通过垄断土地和房产，将住房变成牟利工具，甚至拆除旧工人区、建造商业区进一步榨取剩余价值。大量工人被挤压到条件恶劣的工人区，造成无家可归的状况。资本逻辑将一切可能增殖的要素纳入商品化体系，不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推动城市空间在更大范围内扩展。第二，城市空间的流动性。资本主义城市以资本为核心，其形态和功能受制于资本周转速度。为了提高流通效率，资本不断改进交通工具，克服空间障碍并拓展市场边界。公路、运河、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使不同地区之间紧密联系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力图“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和“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同时，为了克服空间流动限制，资本不断对城市空间进行拆解和重构，以契合资本积累需求。“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空间扩张加速各地区经济的相互依存，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第三，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地区较为独立，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增殖、流动和扩张，不断打破这种地域界限，使城市空间趋于同质化。 首先，分工精细化使得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高度统一，各城市的生产模式和空间结构变得相似。其次，现代城市空间本身被同质化，表现在工人住宅、工厂位置、街道设计、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恩格斯以曼彻斯特为例，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城市空间中“伪善的建筑体系” 来掩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是大城市共有的特点。再次，从工厂位置的分布来看，几乎所有厂房都围绕贯穿全城的河流和运河建造起来，借助航运降低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最后，在城市规划方面，工人区和资本家区被刻意划分和隔离，以强化阶级界限。归根到底，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布局和建设都为资本增殖服务。
二、恩格斯早期空间生产理论的内在特征
恩格斯通过对19世纪英国社会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加剧社会分化和阶级剥削。特别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生产逐渐演变为资本增殖的关键要素。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不仅构成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成为生产关系与阶级矛盾的具象载体，呈现增殖性、剥夺性、扩张性的内在特征。
（一）增殖性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增殖性，本质上是资本逐利性的空间外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运动是“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而空间作为资本增殖的重要媒介，既是物质生产的基础，又具有整合生产力要素和配置资源的功能。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历史溯源，揭示了空间增殖的深层动力机制。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空间生产逐步从被动的自然依赖转向主动的资本逻辑统摄。工业革命中技术进步如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不仅改变生产的技术形态，也重构了空间利用模式，使原本分散的手工业逐渐集中于工业化大生产。这一过程蕴含着对传统社会秩序的颠覆与重组。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基础，其本身也成为资本增殖的载体和动力机制。首先，生产力尤其是新技术的应用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增殖的核心动力。例如，工业革命中，从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到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进，不仅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还促使生产活动向拥有先进技术和自然资源的特定区域集中。新技术的普及催生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新兴大工业城市，形成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力的流动，使空间超越单纯的地理范畴，成为资本增殖的媒介。其次，资本的逐利性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增殖的根本动因。资本通过引入新技术和重组生产关系，迫使手工劳动者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集中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随着铁路、蒸汽船等交通工具的普及，英国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地市场扩大了工业产品输出和廉价原材料输入，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这种空间上的增殖不仅加速了殖民地的手工业从业者如印度织工的消亡，还通过经济扩张深刻改变了全球生产格局。 再次，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产生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使商品价格下降，市场扩张，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却普遍恶化。在与工业化并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工人涌入城市，形成无产阶级，他们虽然获得工作，却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资本的附属品，被迫居于城市边缘。早期资本主义通过实物工资制等手段直接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随着工业规模扩大，资本主义逐渐通过法律和制度巩固其“更高效”的剥削方式，使资产阶级成为生产和剥削的主导力量，进一步压缩了工人的生存空间。
（二）剥夺性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剥夺性是其增殖逻辑的必然结果。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表现出多重剥夺特征，主要体现为城市空间对乡村空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生活空间、人造空间对自然空间的三重剥夺。其一，城市空间对乡村空间的剥夺。恩格斯揭示了城市化过程中乡村资源和人口向城市倾斜的现象，大量乡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这种空间上的人口重新分配，本质上是城市资本对乡村空间的掠夺式再组织。农民失去土地的同时，也成为依附于城市资本体系的劳动力供给者。这一过程体现出资本逻辑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与重构，同时也暴露出资本对空间资源进行集中剥夺的深层矛盾。空间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未转化为社会公平，而是进一步强化阶级对立。工业化导致城乡空间的断裂，城市成为资本积累的中心，乡村则沦为原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这种分工结构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空间不平等，使乡村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城乡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强调：“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 其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生活空间的剥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分化既是阶级压迫的表征，也是资产阶级通过空间控制剥夺无产阶级生存权利的直接体现。恩格斯通过对伦敦、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的实地考察，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活空间的巨大差异：前者享有宽敞舒适、空气清新、布局合理的住宅，能够获得“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后者则被迫栖居于拥挤肮脏、疾病肆虐、资源匮乏的城市角落。“霍乱、斑疹伤寒、伤寒、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总是通过工人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这种空间不平等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资产阶级通过城市规划与制度设计有意为之的结果。资产阶级建造低质量住宅，按区域和房屋条件进行等级划分出租，从而构建起空间等级体系。剥削机制因此由工厂向城市空间全面延伸，形成了生产—再生产的完整剥削结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仅是生产关系的物质体现，更是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的空间化表现。其三，人造空间对自然空间的剥夺。空间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不断被塑造与重构。人类最根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空间的改造。换言之，这一过程在空间层面上体现为人们不断改变原有空间的形态，以满足新的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通过对自然空间的持续改造，使自然逐步转化为符合资本增殖的人造空间。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资本通过这种空间改造，将“自在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在其中打上资本的烙印。
（三）扩张性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扩张性，是指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的拓展来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力。资本主义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追求价值创造和剩余价值积累，还通过城市化、全球市场、殖民扩张等手段推动空间利用和资源配置。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视阈中，这种扩张性具有双重特征：既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使得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加剧了阶级剥削、两极分化和全球不平等等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舞台。首先，从城市内部来看，资本主义的扩张性首先体现在城市生产关系重构以及劳动力集中上。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推动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区域。工厂、商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促进了城市内部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扩张也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城市的空间扩张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所受到的压迫。如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中所描述，“由于城市大大膨胀，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那些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也同从前最声名狼藉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 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剩余价值的不断榨取，加剧了城市内部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被迫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其次，资本主义扩张重塑了城乡关系。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带动乡村现代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张导致乡村衰落。城市成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集中地，而乡村则被迫向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再次，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打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壁垒，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劳动力流动以及市场开辟，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导致跨国资本对资源的过度掠夺，加剧了全球不平等。资本增殖需要不断开拓新市场、开发新资源和攫取廉价劳动力。资本全球扩张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体现：资本积累需要不断寻找新空间来实现利润增长，尤其是本土市场趋于饱和时，全球市场成为资本流通的重要场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金融体系、技术创新和贸易规则的控制，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指出，英国通过在亚洲、美洲和大洋洲建立起经济控制体系，使这些地区成为本国的工业原料供应地和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强行将殖民地经济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剥夺其经济自主性，使其完全依附于宗主国的利益。 这种殖民扩张使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发展停滞，进一步加剧全球不平等。
三、恩格斯早期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带来的剥夺现象，揭示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如何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悖论。作为恩格斯早期的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初步确立的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为后续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晚年撰写的《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依然基本延续早期的空间生产分析框架，并在具体问题上作出进一步深化的阐述。深入挖掘恩格斯早期空间生产思想和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分析方法、践行人与空间和谐共生的空间生产、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生产建构。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分析方法
恩格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的实地考察，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如何凭借空间组织加剧阶级剥削。工人被排斥在城市中心之外，居住在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的区域；而资产阶级则占据卫生条件优越、资源集中的地段。这种空间上的等级划分并非城市自然演进的偶然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对有限空间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直接体现。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城市空间被商品化，住房成为投机手段；空间秩序因此演变为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工具，从而固化社会不平等，形成“空间剥削”结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通过城市规划、福利政策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空间中的极端对立，但并未根本改变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空间生产本质。所谓的“城市更新”实则成为资本介入旧城区的手段，大量低收入居民被迫迁出，“绅士化”过程制造出新的空间排斥；数字资本主义下兴起的“平台劳动”，则催生出日复一日流动却难以安居的“空间流动者”；资本全球化更通过国际外包和不平等交换，将生态污染、资源掠夺和劳动压迫转嫁至全球南方国家。这些新形式表面上打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的旗号，实则掩盖了资本对于空间更深层次的控制与掠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分析方法，从表象中识别资本本质，从空间结构中洞察阶级关系，进而把握空间与社会形态的内在联系。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 与此同时，也需辩证审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空间问题。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处于由大规模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增效的转型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城市发展要实现五个“转变”，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治理投入和统筹协调。这一战略部署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空间发展弊端的革除与超越。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空间正义是发展目标而非手段，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根本追求。我国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致力于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在公共服务体系中不断推进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的空间均等化。不可否认，当前中国仍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差距较大、城市内部资源配置不均等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公平与人的全面发展。但与资本主义制度性空间压迫不同，社会主义立足生产资料公有制，空间资源的配置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值得强调的是，上述这些问题并非制度之恶，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其解决依赖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与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因此，在分析空间问题时，既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识破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深刻揭示其阶级剥削本质；也要以科学态度正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空间矛盾，即既不回避现实问题，又从制度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寻求解决路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将空间置于社会关系整体结构中加以理解，“空间”不仅是物理维度的，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的具体表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路径的探索，强化共同富裕的空间实践，正是社会主义不断迈向空间正义的必由之路。
（二）践行人与空间和谐共生的空间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但资本剥削本性导致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和不平衡。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探索出一条更加公正、协调和可持续的空间生产道路。在这一体系下，空间生产不仅关注生产力的提升，而且致力于打造人与空间的和谐关系。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战略设计与制度创新，实现资源在地区、城乡、产业间的优化配置。“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空间配置容易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区域发展失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有为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倾斜，引导要素流向欠发达地区；“有效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高效配置资源、优化要素组合。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效消解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此外，以创新驱动机制为核心的产业空间重组，通过设立科技园区、产业集聚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优化要素配置，推动空间生产的现代化升级。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致力于促进共同富裕，在空间维度上尤其强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均衡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要让各地区、各行业、各群体等共享发展成果，就必须在空间上实现平衡发展。例如，在地理空间层面，推动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向欠发达地区延伸，缩小区域与城乡差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又如，在行业空间层面，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引导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依据区位优势协同发展，并通过产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将发达地区的技术、资本和人才溢出带动落后地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通过优化产业布局、破除区域壁垒、促进要素流动，构建优势互补、梯度联动、利益共享的行业空间治理体系。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人与空间和谐共生，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空间不再仅是生产要素，而是满足生产、生活、生态多重功能发挥的综合场域。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体系强调人们在生产之余能够享受丰富的日常休闲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一方面，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构建安全、健康、可持续的自然生态空间，以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构建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营造具有地域特色、文化温度与精神力量的公共文化空间，使文化成为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人民归属感的重要力量。
（三）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理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被资本逻辑统治，无产阶级建造了城市空间，但在城市空间中出现了工人异化的状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人民城市”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破资本逻辑的限制，超越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的城市发展模式。“人民城市”建设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宗旨。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科学规划是建造“人民城市”的基础，必须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优先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设施。尤其在住房领域，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防止出现空间分化、住房不公等问题。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要同向而行，以居民满意度作为评价标准，既保障城市功能，又突出以人为本，真正实现人与城市的和谐共生。其二，激发人民主体作用，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其中，“人民城市人民建”强调人民是城市建设的主体，是城市发展的推动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他们的首创精神是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他们书写城市化进程的辉煌篇章，为新时代城市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只有把人民群众置于城市建设的中心，才能把握正确方向，让全体人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实现城市生产主体与生活主体的统一，确保“人民城市”理念落地生根。其三，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满足人民多层次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城市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提出更高要求。新时代城市治理应以问题为导向，聚焦住房、教育、养老等热点难点，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优化城市运行，创新破解治理难题；同时构建公平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城市不仅是生活之地，更是幸福之源，实现人与城市的共生共荣。“人民城市”理念将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实践相结合，是对新时代城市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创新性发展，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更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开创了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新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我们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推动空间向善、治理向实、生活向美。
城市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场域，因其而生发的城市空间生产是社会发展、城市发展的重要维度。纵观人类城市化进程，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渗透不断生产与重组城市物质空间，进而推动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空间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场域。资本全球性空间生产对中国城市化产生了双重效应。就目前而言，资本在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中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和作用，如何规范引导资本与充分发挥资本在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效能就成为一项重大课题。恩格斯早期空间生产理论，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也对当代中国城市化道路、“人民城市”建设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具有重要启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空间生产和城市发展实现了从剥夺性话语到解放性话语的转换，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及城市发展道路的辩证逻辑。新时代新征程，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城市空间治理，需要通过协调城市空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向度，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空间成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