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一论断重申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中国迈向强国新征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定位，《决定》中包含的丰富内容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蕴含深厚的共同体思想意蕴。西方式现代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与转型同时，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种族矛盾、地区冲突、贫富分化、生态恶化、精神困乏、人的物化、虚假共同体等现代性迷思与现代性危机，走向与个体发展、人类发展相悖的困境，无法承载引领人类共同体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重任，迫切需要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变革与引领。西方现代化带来的世界性治理难题突出表现在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发展上。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内积极推动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积极承担履行全球担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深厚的共同体意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融会贯通的结晶。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一种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制度形式重塑了人类共同体生活的基本样态”，推动建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国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诠释了这一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复兴道路的共同体意蕴与价值旨趣。

一、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决定》中提出的关于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申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的绿色生产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人孕育于自然、受之规定和制约，又能动地改造自然，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违反规律过度向自然索取、破坏自然最终将失去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融汇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立足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秉承“天人合一”理念，注重敬畏自然、保护生态、尊重规律，清晰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技术理性和自我意识膨胀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及生态危机，着力走出来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的创新之路，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新样态。

（一）“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生命共同体提供深厚滋养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这其中就包含着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思想精华。中华文明饱含丰富生态智慧，镌刻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古人先贤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主张和做法与现代化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设提供了深厚精神资源。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包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时禁发”的生态文明理念，生动反映了人与自然息息攸关的共生关系。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孟子的“仁民而爱物”等思想，认为人与自然互为互构、内在关联，要敬畏自然、不伤害自然、仁爱万物，揭示了古人整体通达的生态观。我国自古就有“道法自然”“合其时序”的尊规意识。《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等哲学话语，表明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按照规律办事，循道而不逆道，就不会受到凶祸惩罚，为我们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法则。传统文化蕴含着“有度有节”“以时禁发”的可持续发展观。唐代陆贽云“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荀子》提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管子·立政》强调“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这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自然之物有其极限，要遵循生长规律，取物顺时，甚至规定时间封禁和开发，从而实现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这种用之有度、取物有时的可持续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智慧的深度。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和智慧，造就国人的文化自信，滋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党的二十大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就要求我们自觉继承和践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优秀生态智慧，融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强调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精神富有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发展。

（二）西方现代化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及生态危机

人与自然不可割裂，“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生命是自然整体发展的结果。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社会物质生产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形塑着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生态指向。西方现代化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颠倒和异化甚至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备支配人和自然的绝对力量，科技和生产力的跃升造成人的主体意识过度膨胀，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为自然立法”、“向自然开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信条。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追求财富的无限增长，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极端天气频发、新型病毒全球暴发等问题层出不穷，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由自然的无机体变成了自然的主宰者。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其系统性生态危机，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化过程中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与自然内在关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西方现代化存在向自然无限索取的反生态属性。马克思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表面上看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隐藏在背后的资本逻辑及其逐利本性，即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生态危机是指伴随全球资本积累而出现的生态破坏”，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总体危机在生态领域的表现和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但却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造成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割裂与不合作，违背了人类生态问题治理内在关联和要求，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反自然和反生态的本质。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严重威胁，一些西方学者围绕着现代化与生态危机，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创新论、从末端治理到结构转型论等展开了多方面探索，形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社会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等思潮及方案。这些思潮及方案并未真正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只是资产阶级理论家代表所属阶级的一种美好愿景，仅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并不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在世界历史和全球化日益不可阻挡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集体向右走向保守和“小我”，拒绝协同应对环境问题，大搞“环保双标”，将环境治理推上了松散而非共同的极端。显然，西方所谓现代化生态理论难以指引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未来。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西方现代化必然引发人与自然相悖。

（三）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理念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制度性定位，说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价值追求。西方现代化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与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秉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始终坚持尊重自然、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立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性，形成了一种“共生、共存、共控、共荣”的有机“生命共同体”。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高度文化自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合其时序”的生态理念，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人为自然立法等观念，创造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生态理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深刻阐明了自然界对人类生命存续和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构和践行以“生命共同体”为哲学根基的新生态文明思想，不是为了否定工业文明，而是为了实现生态保护与工业化生产力理性的辩证统一，将人与自然视为互惠互利的生命共同体，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理念，以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为目标追求，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塑造了人类未来发展的生态走向，切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我们提供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思维和科学范式。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存，冲突对立则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生态环境变化是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的重要因素。历史上两河流域文明、楼兰古城的消失、塞罕坝林场的兴衰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促使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底蕴得以孕育、践履和生成。中国式现代化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复兴过程中探索出的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辩证统一，拥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意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命共同体思想起底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理念，扬弃和超越了资本逻辑导致的人和自然关系对立及形形色色西方生态思潮的弊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消除人与自然敌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建构了一种新型生态伦理理念和制度机制。中国共产党从人类永续发展高度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向度，它从生态维度构成并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人类未来的生态走向。

二、中国式现代化内蕴“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愿景

综观当下，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真正的民族共同体，促进民族与国家良性互动，是各个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绕不开的世界性问题。列宁曾指出：“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任何国家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具体实际、结合本国国情，尊重包容多样性和差异性，培育和增进共同性，实现共同发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在《决定》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升到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政治高度进行理解，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承担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决定》指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作用下发展的最新阶段和实践样态，内含“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观，必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全国各族人民对这一历史进程深刻的政治认同，“即广大中国人民在心理上、情感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愿景的认可与归属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要求的赞同态度和支持行为。”显然，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一统”的内在逻辑，厘清西方现代民族主义问题及实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民族理论最新成果指导新时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供给中国式现代化进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大一统”思想奠基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源自于中华民族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内在要求彰显中华民族“大一统”特征，以“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人类现代化新模式。“大一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历经千年演化、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自为到自觉演进的内在文化基因，发挥着强大凝聚和统摄作用。从先秦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到秦朝提出“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及汉唐时期对“大一统”国家制度的构建与经略，“大一统”思想成为历代执政者的政治抱负和国家追求。各民族在“大一统”思想引领下不断交往、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形成了命运与共、休戚与共、“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成为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古镜今鉴，‘大一统’可谓中国历史转动之轴心。正是‘大一统’的思想传统，从根本上保持了一个广袤的泱泱大国矗立在世界的东方”，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汉唐盛世和辉煌中华文化。古代“大一统”所造就的国家统一、经济昌盛、文化繁荣等彰显中华民族文明高度，内嵌于中华文明中，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给养和价值导向。在长期“大一统”思想滋养和历史融合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推动中华民族传统社会强盛发展的历史主体，也是“秉承多元但更强调一体”、建设更加强大国家、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大一统”思想实践赋予新的时代意蕴和提出新的时代诉求。现代孕育于传统，并非完全对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发展道路的“飞来峰”，而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汲取其有益元素，为现代化建设凝心铸魂。习近平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伟业同样需要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天下一家”思想文化理念，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大一统”思想，积淀同心协力推进现代化事业的精神伟力。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主旨，直面“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复杂难题，推动“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口力量”，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同时规避“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陷阱，秉持“一个也不能少”，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与“大一统”思想所倡导的家国一统、因俗而治、民族和睦相互契合，是对“大一统”思想的承袭、创新和发展。

（二）西方现代化加剧族群矛盾和国家认同危机

西方现代化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化，具有排他性、扩张性和虚伪性的典型特征。17至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形成的民族主义是和资本主义发展相伴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主体价值观。多民族国家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境况，族群多元化成为当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实践表明，西方现代化推动各个民族形式上的解放和发展，但显而易见的是诸多西方国家内部民族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也就是说，现代化在西方的行进并没有消除族群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发展差异，甚至族群之间矛盾冲突不断。西方现代化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这些国家通过组织化形式回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种组织化形式是建立在改造差异性的族群结构并建构出一种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这种由市场经济关系来推动不同族群认同的方式往往无法真正解决族群差异和矛盾问题。资本逻辑宰制下的西方现代化，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分配导致国内不同族群在吸引资源走向方面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伴随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不断强化。具体而言，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支撑西方国家在带来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资本逐利本性造成了社会贫富分化、政治极化、族群分化，少数人的舒适和奢华基于多数人的苦难，国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及种族、族裔矛盾不断凸显。在民族主义和族群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利己主义开始反噬西方自身，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抬头，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国会山骚乱以及巴以冲突引起的反犹太运动等不断出现，欧洲部分国家分离主义运动愈演愈烈。西方现代化并没有解决西方的问题，带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民众只有民族概念、族裔概念，而没有国家意识，内部普遍出现文明焦虑和自我认同危机。正如卡普兰指出：“现代化并不包治百病，因为它使个人和群体野心膨胀，却弱化了人们对国家的忠诚。”针对西方社会出现的民族问题和种族冲突，西方国家提出的公民民族主义只是实现了形式公平，却忽视了民族共同体内在的凝聚力在于利益共享、文化认同和价值包容。繁荣时期呈现的虚假联合，在社会危机面前精英阶层、弱势群体及国家必然陷入严重分化甚至对立。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过于强调政治主导性，反而忽视“族群—民族”的历史传承以及各族体原始的“共同体”基因，这本身就是一种伪论，无法解决当今世界普遍交往背景下民族问题治理难题。现代化发展范式转型、真正民族共同体和人类新型文明形态的构建日益迫切。

（三）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建设凝聚更强“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领导进行现代化探索实践，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铸就了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的强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民族工作理念，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论新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既是对古代中华民族九州共贯“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最鲜活的实践写照。我们可以从建设主体和价值目标上充分得以认知。从建设主体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特征，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难度更大，一体化行动的约束更大。这就要求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有赖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以及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建构。只有五十六个民族齐心协力，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智往一处谋，让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共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目标、新征程，这是中华民族为之赓续奋斗的共同伟大复兴愿望。从价值目标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这是五十六个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进步，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注重少部分人、少数族群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视各民族为平等一员。国家统一、民族平等、共享发展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最高价值追求。它从整体视野破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族群对立、社会冲突及国家认同缺失等问题，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繁荣“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必将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力量主体，持续推进全民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超越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虚假”民族共同体，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和发展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建设了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和形成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既是对马克思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坚持“第二个结合”吸收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大一统”思想和“多元一体”共同体格局中自觉生成；既是对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丰富理论和生动实践的总结，又是对西方国家民族依附、民族优劣和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民族认同危机的摒弃与超越；既正确看待处理现实社会中统一与多样、多元与一体的复杂民族关系，又能有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与国家关系治理困境，构建了民族共同体的新时代样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塑造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真正解决了民族平等团结问题，实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交融一体，解决了‘多样性的统一’这一世界性难题”。

三、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建构“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可能性选择。这一现代化道路立足世界整体视野，以全人类前途命运作为逻辑起点，致力于建设“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对西方现代化单边发展、部分发展的超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相互叠加，地区冲突、民族纷争有增无减，国与国之间相处理念不尽相同，世界强烈呼唤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理念。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共产党人融合自身文化的世界大同理念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世界发展和治理难题的新方案，摒弃西方中心主义，以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以命运与共超越“小院高墙”，以“人类思维”超越“物种思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构建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团结协作、合作共赢的国与国相处之道和新型国际秩序。

（一）中国式现代化汇聚“世界大同”的人类共同发展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大同”文化基因，塑造出映现中华文明的当代面相和人类文明新境界的新形态，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向前发展。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富不侮贫、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处世之道，其文化中蕴含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取向，主张建设和而不同的美好愿景。近代以来，康有为也提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浓郁的“天下大同”思想和人类“命运与共”情怀，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和精神积淀。它们融汇于中国共产党宗旨属性及其实践活动中，从而塑造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内含强烈的世界情怀。“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现代化征程中，始终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秉持“世界大同”情怀，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密切关注世界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主张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针对西方国家霸权思维，中国致力于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坚持亲仁善邻和正确义利观，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针对文明优劣论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美美与共，“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并将其视为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之源。简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跨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发展阶段，“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同繁荣，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和实践目标。

（二）西方现代化强化西方中心主义进而加剧人类发展不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成发展的过程内含和形塑了“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把整个世界都卷入了资本主义文明。西方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塑造了自我文化、制度和种族上的优越性，进而反映到观念上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及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在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于其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固有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心—依附”世界体系。在资本增值的驱动下，资本主义通过商品倾销、贸易垄断、殖民战争等手段对世界各地进行大肆掠夺，最终导致一个不发达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外围依附于中心、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中心—依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体系中西方国家是世界的“中心”，依靠先发优势统治、剥削与压迫“边缘”。这种不公平的国际体系不仅导致了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吸附与掠夺，而且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核心国家收割周围国家的现象，常常带来矛盾、冲突和战争，不断加剧人类社会的畸形发展。西方“中心—依附”理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展形态的一种利益秩序安排，与世界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趋势愈加不相适应。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繁荣发展，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固有矛盾反过来对人类全面发展进步产生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国家通过既有主导地位、垄断贸易规则、集团结盟政治、金融收割等方式，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巨大的利益；同时还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自身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通货膨胀等矛盾来缓解国内遇到的各种危机，构成了西方国家所谓现代化“叙事”。时至今日，随着西方国家对世界掌控力的相对衰落，西方现代化固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资本逻辑的困境愈加明显，由伪装成世界文明的“普世价值”发展到“西方优先”，部分国家更是不惜撕下文明伪装搞“某国优先”“逆全球化”和脱钩断链，暴露出霸权霸道霸凌的野蛮逻辑。资本主义越发展，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越加剧的悖论不可逆转。西方现代化由于无法统合民族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不仅不能解决贫富分化、财政赤字、民主失效等内部危机，对外部世界政治对立、经济衰退、族群冲突和社会动乱更是乏善无力、无心应对。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早就指出，以扩张为生命线的资本主义体系以平等的名义维持着极度的不平等，并将因耗尽扩张空间而走向崩溃。

（三）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

马克思明确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伴随全球生产扩大、交往深入、民族间自然分工的消失，历史也就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在此背景下，联系由地域性发展为世界性，各民族相互依赖、彼此依存、命运与共。要求我们以整体性、历史性、人类思维看待历史发展，正确看待国与国关系，摒弃地域性、民族性的狭隘偏见，关注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其本质特征和目标方向，深刻体现了其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旨归，“不仅续写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篇章，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全球化、信息化不可逆转的当下，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面对国际社会各种复杂矛盾交织、新旧问题叠加、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无法破解人类面临的困局，国强必霸、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思维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面对西方现代化带给人类前途命运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从全人类高度出发，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和互利共赢，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世界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发展、普遍安全、文明互鉴的思想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和‘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彰显了自身思想伟力。十多年来，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从双边、多边、区域到全人类取得扎实成效，深刻回答了新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该怎么办、世界向何处去”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均衡发展，共建美好世界。对此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改善全球治理的伟大构想”，“这表明中国愿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承担更多全球责任”。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一种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因其秉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和世界大同思想，吸收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立足中国和世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文明意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胸怀天下的情怀和世界观，始终相信“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视域中不仅仅有中国，更有全世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主张以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重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共同安全、包容发展、文明互鉴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携手各国共同建设人类美好世界，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作为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三大倡议”更是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世界各国未来发展取向和相处之道。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格局和视野、使命和担当已不再局限于中国，更普照世界，推动了世界历史理论当代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属性。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旨趣，以其深厚的共同体意蕴为我们科学认识和破解当代人类现代化发展中人与自然、民族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及其治理难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秉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在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经验教训基础上，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多元一体”国族构建、“命运与共”人类关系消解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种族优劣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和美好愿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共同体意蕴要求我们立足世界历史进程，站在人类共同发展高度，以整体性视野和人类思维看待和处理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民族问题、世界发展和治理问题，实现人与自然、民族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共生与包容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意蕴深厚，其实质是树立和践行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呈现的走向“真正共同体”的路径，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也为人类寻求一种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提供了一种新方案，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人类旨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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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24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