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时间是马克思中后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在对自由时间进行分析和阐述的过程中，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对其历史发展作出了系统建构。在自由时间演变的历史分期层面，马克思将其划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的匮乏状态、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匮乏状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实现状态。在造成自由时间匮乏的历史诱因层面，马克思将其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平等社会制度和时间主体个人条件。在推动自由时间实现的历史路径层面，马克思将其预测为阶级对立被消灭、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和自由时间合理利用。

关键词：自由时间　历史发展　系统建构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的思想范畴，此后又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进一步作出阐发。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分析自由时间，深入挖掘其历史内涵，并以“演变的历史分期—匮乏的历史诱因—实现的历史路径”这一总体逻辑对自由时间的历史发展展开系统建构。这三个方面共同凝聚于自由时间从匮乏到实现的历史过程之中，呈现着自由时间的历史轨迹。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自由时间的发展仍未超出马克思建构的范围，后者的当代价值仍在持续凸显。一方面，深入分析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历史发展的系统建构有助于明确自由时间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来看，自由时间现在仍处于从匮乏状态向实现状态转变的过程之中。尽管数百年来人类自由时间的总体状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自由时间短缺或虚度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消费主义盛行使人类越发沉溺于物欲横流的商品世界之中，极大拉低了自由时间的整体质量。另一方面，深入分析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历史发展的系统建构有助于坚定自由时间必然实现的历史信念。与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的过程相似，自由时间从匮乏到实现的历史转变也绝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但无论这个过程多么曲折、面对的困难多么复杂，自由时间终究会在多重历史路径的共同作用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阶段，全人类也必将在此基础上迈入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

一、自由时间演变的历史分期

马克思是在考察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切入自由时间概念的，通过详细分析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时间匮乏的具体状况，强调“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马克思同时指出，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存在剥削剩余价值和占有劳动时间的情况，只是自由时间的匮乏状态与资本主义时代有明显不同。在使用价值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即人的依赖性阶段，延长劳动时间只是为了给统治者生产更多的宗法式财富，因而对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占有总会有明确限度。但在交换价值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即物的依赖性阶段，资本家为追求无限的剩余价值而使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断超出自然需要的限度。只有当上述两种匮乏状态全部被消灭，人类进入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后，自由时间才真正得以充分实现。

第一，自由时间最初在人的依赖性阶段表现为匮乏状态。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个人常常依附于一定的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才能正常生存。这种人依赖人的历史阶段尽管经历了漫长岁月和不同时期，但在自由时间领域始终呈现出鲜明的共同性。一是以低生产力水平和较少劳动时间为基础。无论是恩格斯称之为“蒙昧时代”的原始社会早期，还是后来在东方社会出现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与资本主义时代即物的依赖性阶段相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始终远远落后于后者。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分工是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男耕女织等简单、粗糙的分工方式使人在依赖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并进而造成人的需求缓慢发展。因此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为满足全体成员日常需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必要劳动时间较少，留给社会成员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更多。马克思也强调，在原始状态下人们“不必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他在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空闲时间可以支配”。二是自由时间剥削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进行。在人的依赖性阶段，对立阶级的自由时间固然也处于明显的不平等状态，但其自由时间剥削在多数情况下依然表现得温和而不尖锐。即便是在阶级压迫极为严酷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压迫十分残忍，但对他们的自由时间剥削却相对温和。奴隶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中不仅没有个人自由，还随时有可能被献祭而失去生命；但在日常的劳作中，他的劳动强度并不大，甚至在劳动间歇还能享受一些闲暇。严酷的人身压迫是为了对被统治阶级形成震慑以更顺利地维护统治阶级统治；温和的时间剥削却是因为这一阶段劳动的主要目的仍是生产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此时“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三是自由时间以朴素健康的方式初步呈现。在人的依赖性阶段，社会成员的自由时间虽然总体上处于匮乏状态，但一部分自由时间已经体现出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特质。自由时间从最早出现开始，就不仅指劳动外的空闲时间，而且包含着更高层面的价值即促进时间主体的自由发展。原始社会的成员虽然没有意识到自由时间与自由发展的关系，但那个时代出现的多种娱乐活动（舞蹈、歌唱、绘画、投掷等）已经体现出他们对于自由时间的积极利用。古希腊不仅在理论层面把闲暇视作追求至善和自由生活的手段，而且在城邦的运行中为自由民合理利用自由时间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和机会。奥林匹克的运动盛会、圆形剧场的戏剧演出、城市广场的论辩活动等，都极大促进了城邦公民的自由发展。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由时间在这一阶段既有健康、合理的一面，也有明显的阶级局限，即自由发展只属于统治阶级，广大的被统治阶级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其中。

第二，自由时间在物的依赖性阶段表现为新的匮乏状态。物的依赖性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相较于人的依赖性阶段，这一时期最核心的社会经济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扩张，其自由时间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全新特征。一是以生产力迅速提高和过多劳动时间为基础。与人的依赖性阶段相比，物的依赖性阶段最直观的社会变化就是生产力井喷式增长。在理想状态下，生产力迅速提高可以大幅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劳动者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准备条件。但与理想状态相悖的是，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的自由时间还深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交换价值无限追求的影响。资本主义固然带来生产力的迅速提升，但它所追求的并不是通过节约必要劳动时间为工人阶级创造更多自由时间，而是为自己生产更多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在物的依赖性阶段，无产阶级反而要忍受更长劳动时间，一定条件下他们自由时间的匮乏程度更甚于原始人、奴隶和佃农等。二是自由时间剥削以极其严苛的方式进行。在人的依赖性阶段，劳动者同时受到严酷的人身压迫和温和的自由时间剥削；而到物的依赖性阶段，这种社会矛盾状态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倒转，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人身压迫已经十分有限，但对无产阶级的自由时间剥削却变得更加严苛。这一阶段的自由时间剥削主要借助两种方式进行：一方面通过剥削绝对剩余价值而最大程度延长工人阶级的工作日，另一方面通过剥削相对剩余价值而最大程度强化工人阶级的劳动强度。在延长工作日方面，资产阶级采用的主要手段包括以立法方式强制延长工作日时长、增加夜班并实行“日班+夜班”的换班制度、在工作间隙“‘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等。在强化劳动强度方面，资产阶级采用的主要手段包括更大范围的协作、更精细的分工、更先进的机器等。这些都是在人的依赖性阶段很少使用、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方式，代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自由时间的剥削超过了以往任何阶级和任何时代。三是不健康不合理的时间使用方式大量出现。这当然不是在物的依赖性阶段才开始出现的，在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只要有自由时间就必然伴随着自由时间的浪费或虚度。但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各种不健康不合理的时间使用方式进一步深刻影响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并在整个社会呈现出扩大之势，其原因在于这一阶段工人阶级劳动时间的整体恶化。由于在雇佣劳动中感受到极度的痛苦与无聊，工人阶级就必须在劳动时间之外尽可能缓解和压制这种痛苦与无聊。首要的方法当然是休息，但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其他更具刺激性的发泄方式，例如酗酒、纵欲等。只有在这些发泄活动中，他们才能够感受到短暂的放松，使自己暂时忘却工作中的疲惫；才能体会到短暂的快乐，使自己能够确证自己的存在，依然相信生活还有意义。

第三，自由时间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将进入充分的实现状态。经过人的依赖性阶段和物的依赖性阶段，如何从匮乏状态走向实现状态是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着重探讨的问题。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理想社会中人们不仅拥有充分的自由时间，而且能够以最合理的方式使用这些自由时间，并由此真正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必要劳动时间极大减少为基础。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中，先前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生产力不仅能够充分保留，还会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阶段将真正实现最大程度的减少，自由王国的范围也将不断扩大。由此产生的劳动时间节约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这样一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同时实现了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极大减少，使人的生产活动同时摆脱了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的限制，也使人的自由时间摆脱了对人和对物的依赖。至此，自由时间从匮乏到实现的总体性历史转变正式完成。二是所有人平等地付出必要劳动时间和享有自由时间。在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理想阶段，整个社会不仅能够生产出足够多的自由时间，而且能够把这些自由时间以最合理、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分配。自由时间分配的平等源自劳动时间参与的平等，即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要参与到社会必要劳动之中。正如马克思预想的那样：“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灭了……那么，社会用6小时所生产的必要的余额，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所有人平等付出必要劳动对自由时间的意义在于：只有生产领域的平等才能带来分配领域的平等；只有所有人都平等地参与到必要劳动之中，他们才能公平地享有自由时间。到那时，自由时间剥削现象将彻底消失，每个人都可以在必要劳动之外平等地享有专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三是高质量的自由时间最终得以实现。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已经生产出充足的自由时间，这些自由时间也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实现了平等分配，问题的关键开始转向时间主体，即时间主体应该如何以高质量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只有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中，时间主体才能真正兑现自由时间的发展潜力、实现自由时间的高质量使用。一方面，时间主体实现了劳动与闲暇的深度融合，在这种自由的劳动形式中，劳动既是对个人自由生命的肯定，也是对个人个性特征的肯定；另一方面，时间主体实现了非劳动时间中高品质的自由生活，各种不健康不合理的时间使用方式逐渐被克服，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创造新的自由人生。

通过以上分析，能够看到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中存在一个清晰的“人的依赖性阶段的匮乏—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匮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实现”的历史演变过程，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也充分体现出自由时间实现过程与发展趋势的辩证统一。从这一历史分期出发，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造成自由时间匮乏的历史诱因和推动自由时间实现的历史路径。

二、自由时间匮乏的历史诱因

某个时代自由时间的总体状况总要受制于这个时代具体的历史条件。在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类的自由时间总体上处于匮乏状态。这种匮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暂时性状态，始终与具体的历史诱因伴随而生，主要包括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平等社会制度和时间主体个人条件三个方面。

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生产力是人类在改造客观自然过程中呈现出的本质力量，是一切社会发展变化最终的决定因素。就人的自由和自由时间而言，同样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明确制约。一是生产力低下是制约自由时间创造的根本因素。生产力低下意味着人类必须花费更多必要劳动时间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必要劳动时间越多，可以自由支配以及促进自身发展的时间也就越少。在自由时间层面，整个人类历史也就是生产力不断冲破固有制约并促进自由时间不断增加的发展进程。生产力第一次冲破制约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之中游离出剩余劳动时间。在原始社会晚期，一些部落或群体中就已经出现了较少数量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产品。但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剩余劳动受到有限生产力的制约，总体上始终徘徊在较低水平。较少的剩余劳动也就意味着能够从潜在转化为现实的自由时间同样很少。生产力第二次冲破制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创造出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历史进步性，集中体现为它能够以进步的科技、精细的分工、普遍的勤劳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促进生产力增长和剩余价值积累。资本对剩余劳动最大限度的追求进而造成一种双重趋势：“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生产力第三次冲破制约是在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矛盾消解之后实现的。到那时，生产力的每一分增长都不再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而直接表现为自由时间的增加。社会生产力也将继续迅速增长，“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二是生产力局限是扩大自由时间范围的重要障碍。生产力对自由时间的制约既包括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也包括受到限制的生产力范围，即人类有能力改造的客观自然范围越小，所能获得和享有自由时间的范围也就越小。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受制于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人类活动只能局限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其自由活动和自由时间也无法超出这个范围。资本主义的确立和扩张极大冲破了这种局限：通过地理大发现，“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通过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等都在全球范围内空前高涨。生产力范围扩大和世界历史的开启对自由时间的意义在于，它大幅扩展了时间主体的交往范围和思维视野，使时间主体有条件也有能力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活动领域内追逐自由生活、享有自由时间。在未来的发展中，人类还会继续超越现有的生产力范围，不断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大范围的自由时间迈进。

其次是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制约。社会制度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各种制度的总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自由时间也必然呈现为总体的匮乏状态。一是生产关系落后是自由时间匮乏的经济制度因素。在一定社会形态下的制度体系中，经济制度通常决定着政治、文化等其他制度的基本性质。经济制度中对自由时间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生产关系，也即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中最关键的部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直接造成了自由时间的不平等，并进而导致社会大多数人自由时间的匮乏。生产资料所有者依靠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独占权和支配权，强迫劳动者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强迫劳动者把原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剩余劳动时间。因此，不劳动者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就体现为对劳动者自由时间的据为己有，“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二是阶级统治是自由时间匮乏的政治制度因素。当阶级对立形成后，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手段开展阶级统治。阶级统治对自由时间的影响在于，它在政治上使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时间剥削固定化、合法化，被统治阶级任何反抗时间剥削和争取自由时间的斗争都会受到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残酷镇压。在阶级统治的政治背景下，整个社会在自由时间层面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有闲阶级和过劳阶级。有闲阶级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因而掌握着相对充足的自由时间；过劳阶级既不占有生产资料，又是政治上的被统治者，因而始终处于自由时间匮乏的境地。自由时间成了有闲阶级专有的政治特权。三是意识形态控制是自由时间匮乏的文化制度因素。意识形态是一定的政治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所主张的观念、观点、思想、价值等的总和，体现了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诉求。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因素，意识形态控制对自由时间匮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诱导被统治阶级心甘情愿认同自身处境并放弃自己的自由时间。例如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提供食物、房屋、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是奴隶的工作，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和进行哲学科学思考才是自由公民们的职责，公民优越于奴隶而“休闲优越于劳动”。又如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休闲是世俗的快乐，有碍于人们的灵魂接近上帝，劳动才是上帝的恩赐。对于无产阶级而言，面对资产阶级几百年来始终灌输的克制欲望和不断劳动的价值观，更应坚持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劳动观和休闲观，以取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维护自身对自由时间的追求。

最后是时间主体个人条件的制约。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对自由时间的制约主要关涉客观背景或外在环境，时间主体个人条件对自由时间的影响也同样关键，这种个人条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时间主体的个人能力诱发自由时间匮乏。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个人能力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自然过程中呈现出的本质力量，具体到自由时间层面，主要表现为人们能够在多大范围和何种程度上使用和享有自由时间。一方面，时间主体能力片面发展导致自由时间匮乏。在个人能力片面发展的背景下，时间主体只能在极小范围和极少领域内正常使用自由时间，根本无力触及更大的范围和领域。例如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就无法把音乐会、演唱会等用作自己的自由时间，即便因为偶然的原因身处其中，也不过是一种时间的煎熬。另一方面，时间主体能力水平低下导致自由时间匮乏。当时间主体已经具备了某方面的能力但这种能力还处于相对初级阶段时，他可以把从事这个领域活动的时间用作自由时间，但这种自由时间的总体质量也必然维持在较低水平。只有当时间主体真正精于、善于某一领域时，这方面自由时间的质量也才能达到更高水平。二是时间主体的个人需要诱发自由时间匮乏。个人需要是指人们因为缺乏某物或某事而产生的不平衡状态，也指人们对于某种更好事物或更佳状态的向往与追求。一方面，个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构成自由时间实现的限制。在生存需要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人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满足吃喝住穿这些基本的需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多，人类能够拥有的自由时间也就越少。另一方面，需要的不平等满足造成自由时间的不平等状态。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自由时间需要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被统治阶级却被迫放弃自己的自由时间并始终在温饱线上下挣扎。整个社会也就表现为“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三是时间主体的精神状态诱发自由时间匮乏。当时间主体的精神状态与自由时间不匹配时，同样会造成自由时间的匮乏状态。一方面，时间主体丧失了对自由时间的追逐精神。由于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有部分劳动者放弃了对自由时间的热情与向往。他们或是甘于现状而认可社会的阶级划分和自己的阶级职责，或是迫于思想与视野的局限而不知道应该以何种方式开展追求自由时间的斗争。另一方面，时间主体沉溺于对自由时间的放纵虚度。在阶级社会中，丧失对自由时间的追逐精神主要指涉被统治阶级，沉溺于对自由时间的放纵虚度则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同的困境。统治阶级对自由时间的放纵虚度主要是为了彰显自身的有闲地位，被统治阶级对自由时间的放纵虚度主要是为了缓解过度劳动带来的疲劳与痛苦。

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平等社会制度和时间主体个人条件三种因素构成一个整体，共同决定着自由时间的匮乏状态。我们深入分析这三重诱因，是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它们与自由时间匮乏之间的具体联系，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改变这些历史因素，最终完成自由时间从匮乏到实现的历史性转变。

三、自由时间实现的历史路径

自由时间从匮乏到实现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包括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自由时间的充分实现状态，更包括在此之前自由时间状况的每一分改善和进步。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自由时间既不是外在神灵的全能恩赐，也不是生产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全人类对自由与解放长期斗争的成果积累。这个斗争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变革，需要依托阶级对立被消灭、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和自由时间合理利用等多重路径的共同作用。

首先是阶级对立被消灭。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是造成自由时间匮乏的重要因素。只有彻底消灭阶级对立，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自由时间的历史现象才会消失，自由时间也才真正能够为全体成员所有、由全体成员共享。一是工作日缩短是阶级对立消灭前争取自由时间的特定形式。在阶级对立被彻底消灭前，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被统治阶级都需要面对如何在不平等条件下维护与实现自由时间的问题，争取正常工作日是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斗争方式。在自由时间充分实现还无法达到的历史阶段，被统治阶级的目标和希望就是每天能少工作一点时间，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可供自己支配。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争取工作日缩短只是阶级对立存续状态下的权宜之计，如果放弃消灭阶级对立而妄想通过单纯的工作日缩短就能使每个人都获得充分的自由时间，就会堕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严厉批判过的工联主义怪圈。二是消灭阶级对立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阶级对立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等状态都有一个经济上的根源，即私有制的出现与发展。正是因为私有制存在，统治阶级才能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剥削被统治阶级，才能把后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占有为自己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要通过消灭阶级对立的方式实现自由时间，前提就是消灭造成自由时间匮乏和自由时间不平等的经济因素，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消灭阶级差别，直至实现社会平等基础上人人都能充分享有自由时间的理想状态。三是消灭阶级对立的主要方式是无产阶级革命。在阶级对立存续的历史阶段，以阶级斗争的方式争取工作日缩短已经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而当革命的条件一旦成熟，无产阶级就应当积极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现有统治，直至彻底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以消灭阶级对立的方式实现自由时间，还必须经历一个由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这一阶段虽然还存在统治阶级，但已经消灭了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自由时间的历史现象，自由时间匮乏将大幅减少。当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也结束，阶级和阶级对立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人类终将进入那个理想中的自由人联合体，迈入真正的自由王国。

其次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的含义是指：“由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的过程。”把生产社会化明确为实现自由时间的路径之一，是因为生产社会化同时标志着更加精细的社会分工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协作，整个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自由时间匮乏在经济基础层面的限制性因素开始松动。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已经体现出四个方面的趋势，即生产集中化、大型化、专业化和国际化，这些趋势共同为自由时间从匮乏走向实现准备了物质条件。但这些条件之所以还没能转化为自由时间的充分实现，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没有完成生产社会化，而且进一步暴露了生产社会化存在的严重不足，即始终存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社会化生产的计划与管理都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资产阶级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考虑的并不是社会的总体需求，而是这种生产能否使自己的资本增殖达到最大化。这样一来，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就极易出现不平衡状态，并引发周期性的生产过剩。这种自发、盲目的生产行为对工人群体的自由时间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它迫使工人付出大量劳动时间生产社会并不需要的产品，因而造成时间的浪费和自由时间的进一步挤压。因此，资本主义只是生产社会化的起点，而不是生产社会化的终点。生产社会化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局限与不足，也需要在未来更高水平的社会发展阶段得到弥补和改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外壳被消灭、生产社会化实现更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整个社会才能实现对不同部门之间劳动时间的更合理分配，人们也才能“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到那时，社会的生产活动将被置于人类的共同控制之下，通过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而给所有人的自由发展“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

最后是自由时间合理利用。与消灭阶级对立和实现生产社会化一样，自由时间的合理使用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于人类追逐自由和自由时间的全过程之中，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对待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是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在阶级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劳动时间越多，自由时间也就越少；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劳动时间在特定前提下也可以构成自由时间的一部分。时间主体在合理利用自由时间的过程中，首先要坚决抵制过度劳动，在现有条件下以多种方式不断争取工作日的缩短和休息权利的保障。当社会劳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要主动发展自由劳动。这种自由劳动既契合劳动者个人的本性，也符合劳动者个人的兴趣和能力，因而既能使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更高效地发挥作用，也能反过来促进劳动者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时间主体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坚持把自己从事的劳动发展和塑造为自由劳动，并以此提高自由时间的整体质量。二是有效加强时间管理。在劳动时间之外，任何时代的时间主体或多或少都会拥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何对这些时间进行有效的管理，如何把这些时间用作更高质量的自由时间，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一方面，时间主体要切实节约时间。时间的节约不仅针对全人类的共同生产，还针对每一个人自由时间的管理与分配，时间主体要通过珍惜自己已有的自由时间，防止时间的虚度和浪费。另一方面，时间主体要提高时间的使用能力。只有个人能力有了更充分进步，时间主体才能更从容、更深入地投入自由时间之中，在个人能力发展与自由时间使用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二者共同进步。因此，时间主体需要在自由时间中不断强化实践锻炼和知识学习，努力提高自身能力的全面性和精湛性。三是主动抵制不良诱惑。在合理使用自由时间的过程中，时间主体还要面对种种外在的不良诱惑。如何自觉抵制这些不良诱惑，真正把自由时间用于高质量的自由活动，直接决定着自由时间合理利用的水平与质量。一方面，时间主体要克制单纯的感官放纵，不过分追求感官上短暂的快乐与放松，通过塑造坚定的意志保持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另一方面，时间主体要抑制庸俗的物质挥霍，与社会上充斥的各种挥霍浪费的不良社会风气做坚决斗争，自觉追求必要、合理的物质消费，避免庸俗的过度消费。

自由时间的充分实现既是无数人孜孜以求的自由梦想，也是马克思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下，这种自由梦想或理想状态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有着明确的实现路径。正是借助阶级对立被消灭、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和自由时间合理利用的三重路径，自由时间终将告别匮乏的历史状态，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