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以食为天”，表明中国观念中有可称为“食学天下观”的独特食事知识体系。食学的提出，代表食事自主知识体系的确立。本研究针对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和“三农学”，提出针对食者、食业、食序的“三食”问题，建立以“食者需求、食物获取、食事秩序”的“食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三食”问题，要满足涉及食温饱、食丰富、食安全、食长寿、食持续的“五食”需求，并要在食学天下观视野下，确立其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性。“三农”问题虽在近年来被树立为中国农经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但其内涵与外延，都不足以覆盖“三食”问题与“五食”需求。以“食”立学的食事学，能够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带来“食”问题的整全治理。隐性“食事知识体系”的显性确立，使得以“三食”问题为代表的食问题群，得到系统研究，构建起完整的食事交叉学科，从而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全球公共物品，推动食事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食事；食学；自主知识体系；“三农”；天下观；交叉学科；大食物观
一、天下观与民以食为天
“天”是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狭义的“天”，指自然之天，与“地”对应；广义的“天”，有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分别，包括关于“天”的一整套观念与知识体系。考证之下，张岱年的“三义说”得到学界较多认同［1］。由此，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成为“天”概念范畴内的典型成员。自然之天包含与地相对的物理意义上的天空和大自然，如“天下”与“天行有常”。主宰之天为世间的主宰者，强调宗教意义上的上天对人世的统治力量，如“天帝”“天主”。义理之天指宇宙运行的规律，具有伦理学价值，如宋明理学的“天理”“天道”。中国人提及“天”，多数含义至少与上述“三义”中的一个或多个关联，构成“天”的概念网，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词一般，将中国人与“天地万物”的认知体系联络起来。据考证［2］，东汉许慎编撰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其记载的“天”，源于甲骨文，意为“人的头顶”。段玉裁注解并以“臣以君为天”“子以父为天”“妻以夫为天”“民以食为天”为喻释，直接显示关于“天”的意义建构，可见，“天”是被纳入伦理秩序的建构与认知中的。
“天下”一词，早见于《尚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这一表述，指称帝王（天子）所主宰的、由权力秩序原则所支配的空间地域，是一种关于空间的政治属性界定。之后，基于“天下”而建构起来的一整套思想观念，一般称为“天下观”，这是传统中国皇权政治思想的重要构成，濡化成包罗万象的一整套观念体系。
考证“天下观”的来源，多追溯到周公［3］。“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充满抱负地效法周公礼贤下士的来源，就是周公在重要序上异于常人，视招贤纳士，更胜于饮食起居。《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周公姬旦告诫儿子伯禽，治国理政须重视人才，更胜于饮食，这反而突出饮食之于天下的重要性。整体上，“天下观”统摄中国地理、政治、族群、外交、文化等层面。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改朝换代为“打天下”“坐天下”，天子自居“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士大夫们代表知识阶层表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还教化百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使得中国文化中形成涵盖所有人、教化所有人的独特“天下”观念。“天下观”涵括地理、政治、文化诸领域。依照中国人独特的天下观，西方的大航海，就是对“天下”的不断认知和征服过程。笔者阐释了地球海洋（深海）、宇宙海洋（空海）、大脑海洋（脑海）这三次大航海的天下观，以及“天上观”和求真共同体形成过程。这表明对“天下”认知范围的不断扩大，可带来“天下观”的不断扩充。
“民以食为天”，显示围绕“食天下”、蕴含着涉食问题（“食事”）的“天下观”［3］。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但中国人均资源自古短缺，数千年一直处于生存经济境地，食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食满足最受重视，食事“天下观”的表达最常被引用。《诗经·小雅·天保》：“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班固在《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王充亦云“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尚书·洪范》的治国“八政”，以“食”为先。《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进一步提升“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洪范八政、食为政首）；《食货志》也以“食”为首。许慎《说文解字》中收录“食”部字64个字［4］，显示“食”地位极其重要。人类自诞生起，饮食男女们就开始为改善饮食条件不懈努力。
二、大食物观与食学天下观
中国人持有的天下观所表达的天下主义，是中国特色的普世主义。大食物观的提出，是“食天下”观念体系在当代的政策表达。大食物观提倡“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与“天人合一”的天下观理念同源，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开发［5］。大食物观提倡“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不仅要解决中国14亿人口的营养需求，更以“中国方案”参与地球80亿人口的全球食物治理，与“协和万邦”“四夷归附，以德化远”的天下观在治理逻辑一致。从中国历史“朝贡体系”以文化软实力凝聚四方，到今日以食物安全韧性维系全球稳定，二者在“以德服人”的天下观治理哲学上一脉相承。大食物观提倡生产端的农民、渔民、林农等成为“国土食物资源的守护者”，提倡消费端节约粮食、减少浪费，推动消费端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可持续”，提倡科技端拓展“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动农业生产从耕地向更广阔国土空间延伸，“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以全民食物责任共同体，来对应天下观的“匹夫有责”“修身齐家，以成天下”，这奠定了食物体系“有组织地负起责任”的伦理根基。
自1991年起，中国政策层面对大农业观进行不断丰富完善，逐渐扩充为大食物观。2015年起，对大食物观不断丰富完善，从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到全面践行大食物观的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202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再次强调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具体政策实践。《意见》提出，到2027年，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普遍树立。到2035年，食物产业链条健全完善，食物品种更丰富多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面建成，食物产业质量效益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多元化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需要与中国实践相对应的自主知识体系做出理论创新与探索。上述政策表述，已经蕴含食者、食业、食序这“三食”问题，并可拆解为食温饱、食丰富、食安全、食长寿、食持续的“五食”需求，“五食”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带来“三食”问题，需要“食事学”来研究，下文将详述。按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要求。中国人独特而普世的“民以食为天”的天下观观念体系，需要扩展成“食事学”自主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通过学习模仿西方，带来了飞跃发展，但也陷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难以解释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困境，自然难以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的天下观，与当代大食物观的政策实践，需要构建出以食学天下观为代表的自主知识体系。数千年来，农耕、游牧、渔猎这三个以食事行为命名的文明形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昨天和今天，也必将持续影响世界的明天。农耕、游牧、渔猎这三种文明形态，说明在世界各地都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食物生产、利用体系，使得人类在各处都能够生息繁衍。
现代科学体系强调分科认知客观世界，人们积极探索建构了食物获取、利用和分配秩序的分科体系。这些知识碎片化地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门类中，例如农学、食品科学（工学）、农业经济（经济学）、农林管理（管理学）、营养学（医学）等等。它们不隶属同一个上位学科，缺少共同的学科使命，如刘广伟先生指出的［6?7］，存在着对涉食问题认知的“碎片化”“区块化”“割据化”局限。如何由“三农”问题到“三食”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迈向农事与食事认知的“整体化”，以“整全治理”的视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食事研究同仁所要努力的一个重要领域。
为此，笔者和刘广伟先生，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支持下，自2023年起推动食学专栏的设立，已经汇集成《食学七篇》。第一篇以“食学自主知识体系与食事整全治理”为题［3］，笔者对食学专栏进行研介，讨论了食学天下观和食事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以及食事整全治理的新路。第二篇以“食学导论——构建揭示食事客观规律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6］，刘广伟阐明为何是“民以食为天”，而不是“民以农为天”，论述构建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第三篇以“食学原理——揭示人类食事的基本规律”为题［8］，刘广伟阐述食学（食事学的简称）在食物获取、食者健康、食事秩序这三个领域的十个基本原理。第四篇以“食学体系——‘食事认知’内部属种与并列关系的确立”为题［7］，刘广伟说明了，建构食学体系的核心是在全面认识人类食事与食事问题的基础上，揭示“食事认知”内部的属种与并列关系。阐述了人类认知食事与食事问题“碎片化认知”“区块化认知”“整体化认知”的三个阶段，说明了食学体系是全面彻底解决食事问题的全球公共物品。第五篇以“食学术语——揭示食事认知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题［9］，刘广伟说明了食学是食者需求、食物获取、食事秩序“三合一”的知识体系，认为食事认知体系是一个庞大的概念集合，并论述“食事、食物、食者、吃”四组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第六篇以“基于食学体系的食物成分学构建”为题［10］，生吉萍教授和刘广伟先生一起重新确立食物成分的概念和内涵，提出食物元性学和食物元素学的双元认知体系。第七篇以“食学定位——隐性‘食事知识体系’的显性确立”为题［11］，刘广伟先生继续围绕“民以食为天”的“天”有多大，将其核心内涵由食温饱、食丰富和食健康这“三食”问题扩展为“五食”需求，即食温饱、食丰富、食安全、食长寿、食持续。在教育部批准食学体系建立的基础上，该文认为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中隐性存在着一个“食事知识体系”，横跨农学、工学、医学、管理学4个学科门类。我们对隐性‘食事知识体系’的显性确立，需要再增加经济学、法律学、理学、教育学等4个门类，整合上述农学、工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律学、理学、教育学等至少8个学科，才能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建构食事三角模型，确立学科8个要素，形成公共物品，推动全球治理。
此文作为食学专栏系列的第八篇，在笔者过去论证农牧生计［11］、生存经济［13］、“志智制立体扶贫”解决深度贫困［14］、粮食危机与粮食政治［15?16］、“谁来养活21世纪中国”［17］、“上下来去”议程设置与“全球公共物品”等过去研究的基础上［18?19］，意图对照“三农”问题和“三农学”，提出“三食”问题和“食事学”，从而扩充人类关于农事和食事问题的认知体系。
三、由“三农”问题到“三农学”
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是一个由农业、农村、农民组成的“三农”社会。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中国”，即是此意。中华大地上，自作为农耕文明起源的“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开始，经战国时代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国家对“小农”的塑造，几历变迁而绵延至明清两代，围绕农民、农业、农村这三个范畴，形成一种包含特定物质生产方式和诸多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关系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就是中华文明传统社会形态的集中概括，也体现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变迁过程。
提出研究“三农”问题，是走出涉农问题碎片化认知的重要尝试。由“一农”到“三农”，中国政策层面和学界同仁做出重要贡献［20?21］。从政策层面讲，虽然农民、农业、农村作为“三农”的整合性概念，在21世纪初才被广泛使用，三者的优先次序和内涵也各有表述，但“三农”作为标识性概念的三大核心要素，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文件中已有充分体现。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并列提出，标志着“三农”从分散议题升格为整体性国家战略框架。在政策文件中，提及“农业”，多聚焦粮食安全、生产稳定与科技推广；提及“农村”多关注集体经济、乡镇企业发展与基层治理；提及“农民”，多重视权益保护、负担减轻与收入增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涉农政策主线，是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市场经济，这为后续“三农”战略的全面提出奠定制度基础。与此同时，新闻传媒和学界，也有重要贡献。使用中国知网检索，“三农”这一概念正式见诸报刊，至少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新闻通讯》，其中有一篇短文以“‘三农’报道的辩证思考”为题，将“农村、农业、农民”统称为“三农”［22］。《安徽省委党校学报》在1993年也发表了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农”和“三农一体”思想的文稿。1994年的《农村·农业·农民》杂志改名出版，也被称为“三农”杂志（1986年1月创刊，2025年底更名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以此为基础，温铁军、李昌平、陆学艺、柯炳生、陈锡文等人，多次呼吁研究“三农”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三农”问题的内涵，他们做了不同界定。按叶敬忠的综述［21］：温铁军等将“三农”问题界定为“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进入21世纪后，李昌平将三农”问题概括为粮食安全、城乡平等、农民赋权。陆学艺则将“三农”问题分阶段界定，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指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农民分化与市场意识等，90年代则主要指稳定粮食生产与调控粮食市场、农村现代化、减轻农民负担与减少农民。柯炳生将“三农”问题归结为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质量、农村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政治权利三个方面的问题。陈锡文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分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粮），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人）”。笔者更赞同农民、农业、农村的优先序，以表明以人兴业、以业兴村的逻辑顺序。
在东亚语境中，“三农”不仅是对传统社会形态的集中概括，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术语，更是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传统“三农”社会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的大转型。在这一进程中，“三农”的概念不是被消解，而是继续保持它的整体性。“三农”社会的传统形态已不复存在，但是推动“三农”整体转型，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人类步入现代化进程以来，传统“三农”社会中不同区域农民和村庄的传统市场，已经被更广、更深的现代市场所替代。不同于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民和村庄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接入手段，参与规模巨大的现代市场经济之中，使得“大国小农”“大国三农”成为中国基本国情农情的核心特征［23?24］。传统“三农”社会是一个低度城市化的社会，众多城镇是“三农”的自然延伸。而当前的中国已由乡土中国转换为城乡中国，具有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城乡之间的分殊、物质交换和社会关联，已显著不同于费孝通描绘的乡土中国，正因走一条中国特色道路而带来乡村振兴的“中国之谜”［25］。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农业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揭示农业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包括农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主要目的是提高食物获取的效率。农林经济管理则更为综合地研究食物获取、加工利用的效率，并促进分配公平。由于经济学是显学，经济学研究范式影响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伴随北美、澳洲和欧洲以大中型农场经济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农业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世界性的学术脱农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农业经济学科也深受其影响，涉农问题研究越来越西方化和碎片化，脱离中国实践。东亚文化圈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准东亚的越南等地区，数千年都将农业、农村和农民视为“三合一”的有机整体，在西方社会科学还原主义的影响下，被分解在不同的学科体系中。近年来，“三农”问题作为综合性问题在中国被提出和研究，将农业经济学中受西方应用经济学影响而肢解开来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整合起来，由点及面，由面成体，对“三农”问题有了整体认知，形成有开创性、自主性的“三农”理论。由此，朱信凯、何可等农经学者倡导构建“三农学派”，开展“三农学”研究，将其建设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26］。虽然争论不断，“三农”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确体现涉农问题研究上的中国特色，以及主体性和原创性，对解决农民生活与就业、农业生产与发展、农村生态与稳定等系统问题做出巨大贡献。
四、“三农学”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
在“三农”问题提出后，围绕这一领域产生许多重要研究，也存在巨大争议。比如温铁军、叶敬忠、程漱兰、贺达水等人［20-21］，展开过较为激烈的学术争论。叶敬忠尖锐地指出［22］，“三农”或“三农问题”，在当前英文文献中并没有成为学术概念，翻译困难，意义不明。在中国广泛使用“三农问题”，国际上却面临“墙内开花墙外不香”的窘境。造成这种窘境的真正原因并非英文语言本身局限，而是“三农问题”话语本身缺乏实质意义。若过分强调“三农问题”因独具中国特色而无法恰当翻译甚或不屑于国际交流和对话，这只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学术任性。他认为，与中国的“三农问题”本可建立一定关联的、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国际学术概念——“农政问题”，令人遗憾地被中国学术界忽视了120年。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亟需重拾“农政问题”概念。
虽然面临诸多争论，但研究“三农”问题的“三农学”却由朱信凯等人在2024年正式提出［26］。2025年更以“以三农学推进农经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题，将散落在《农民日报》《农村·农业·农民》等报刊的内容汇集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上。他认为，“三农学”既是一门揭示中国传统“三农”社会变迁转型历史脉络的学问，又是一门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实践，将这些实践蕴含的典型经验进行梳理和提炼，加以系统性理论化的学问。
对于如何建构“三农学”？朱信凯认为［26］，推动“三农学”发展并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简单化地排斥传统农经研究和国际上农经及一般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进展。恰恰相反，“三农学”要尽可能吸收、借鉴和重整农经、经济学及其他兄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不过是要把这些已有的人类认知工具放在它们应该属于的位置上、让它们发挥其应该发挥的功能。朱信凯提出“三农学”的三项关键特征：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更加完备的分析性范畴体系；突破西方农经缺乏历史维度的局限，涵纳对社会形态、发展阶段和变迁动力的研究，明确中国“三农”发展的历史方位；强调学理体系的层次性，以兼容和吸收不同研究范式的有益内容。朱信凯还提出三个层次的学理体系，认为“三农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有潜力发展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关切的学术领域之一。
五、由“三食”问题到“食事学”
以“三农”问题和提出“三农学”为参照，提出“三食”问题，并创建食事学（Shiology，简称“食学”），则是在推动全球食物安全，践行大食物观的新时期，对“三农”问题和“三农学”的理论对话、实践接力和政策补全［3，6］。
食事与农事，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联合国指导2015—2030年全球发展工作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至少有13个目标与食问题密切相关［11］，食事问题得不到全面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就不能实现。“三食”问题得不到全面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实现。中国提出并推广大食物观，也需要新的认知体系。
2024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食学研究中心成果发布会上，研究中心主任刘广伟先生首次提出“三食”理论，主张“三食”问题系统治理，由“一食”治理到“三食”统筹治理，由此开启“三食”问题系统治理研究的序幕。“三食”问题最早被刘广伟表述为食温饱、食丰富、食健康的“三食”需求，包含由个体到整体的食事问题认知与解决的三个阶段［9］。其中，食温饱指向食物数量问题，是民生需求的第一阶段；食丰富指向食物种类和质量问题，是民生需求的第二阶段；食健康指向“肌食耦合”的吃方法问题，是民生需求的第三阶段。“三食”问题的三阶段，呈现出问题解决层次的递进关系。食温饱处于“三食”的基础地位，指向生存需求；食丰富是“三食”的重要内涵，指向多样性需求；食健康是“三食”的最高诉求，指向长寿需求。“三食”体现了由每个个体对食事的三层次需求。这是一个整体需求，也是一个系统需求，缺一不可。“三食”问题系统治理，针对14亿国人的整体需求，满足国人在食物问题上不断变化的近期、中期和长远需求，意在人民幸福，国家久安。之后，刘广伟又将“食健康”进一步拆分为食安全、食长寿、食持续三项内涵，从而形成“五食”需求［11］。
笔者认为，对应“三农”问题提出三合一的“三食”问题，应该是食者、食业、食序。食者是食物系统的行为主体，食者需求是系统起点，涵盖健康权、营养权、食物权，包括上述围绕食者满足的“三食”问题和“五食”需求的主要内容。食业是食物获取的系统过程，包括食物从获取到分配的整个实现过程，涉及资源转化、流通、再分配等各环节的系统性协作。食序是食物系统的制度、文化、法律秩序维系机制，食事秩序是食物系统的保障，提出食序，填补传统理论对“系统秩序”的忽视。这一“三食”问题的定位，不仅指向刘广伟提出的“食学三角”，也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上，奠定“食者健康学、食物获取学、食事秩序学”这三个食事学二级学科框架，从而为食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提出奠定基础。正如刘广伟论证过的［8?9］：“食者”是系统的起点，“食事”是行动过程（对应“三农”的“农业”，表述为“食业”更为明确具体），“食序”是维系机制。“食政—食育—食业”则作为治理和实践的抓手，共同构筑一个完整的系统性解释框架。
“三食”问题视野下，食事比农事范围大，食业比农业的范围大，食者比农民的范围大，食序则突破三农学的局限，指向更广阔更本质的人类需求和社会秩序［3，6］。食事，是人类获取、利用食物的现象和活动。既包括食者的吃饭、喝水、生存、健康之事，又包括食物的种植、养殖、烹饪、发酵之事，还包括维护食事秩序的法律、经济、行政、教育之事。食事包括农事，二者是属种关系。食事是人类生存第一要事，人类文明的核心内容；食业，指从事食物获取、利用的法人和自然人等群体构成的社会体系。食业是一个大概念，包括农业、食品业、餐饮业、饮品业等所有与食相关的行业，涵盖食物野获、驯化、加工、储运、工具、监管、教育、利用等领域。食业的概念大于农业，二者是属种关系。食业是人类第一产业，也是最大的行业；食者，指吃的主体。从吃需求视角下认知人及人类，是认知人本质的一个重要维度，是研究食事问题、建构食学体系的核心。食者角度的问题是生存、安全、健康，这奠定“三食”问题的三层次需求。农民既是食者，也是主要的食业者，食者包括食业者，二者是属种关系。加入食序研究的食事学，从“食者—食业—食序”系统性逻辑出发，推动了涉农、涉食问题研究从区块化到整体化再到系统化转型，这不仅是对“三农”问题和三农学的补充与超越，更在“互补—整合—超越”中的理论提升，使得“三农学”走不出东亚的尴尬，在“食事学”走向全球公共物品的自主知识贡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3，11，19］。
由此可见，“三食”问题的系统提出与界定，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民以食为天”的食学天下观［3］，和当前大食物观的具体体现［5］。大食物观就是要从“三食”的角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食”问题的提出，主张把“食者—食业—食序”的食物系统问题统合起来，能够实现食物生产与食物利用统筹、农民利益与市民利益统筹、食品安全与健康中国统筹，实现“既要端牢饭碗，又要吃出健康，还要持续久安”的整体目标［7］。
六、食事学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
解决“三食”问题，仅依靠现有学科是不够的，需要一个能够覆盖“三食”问题的知识体系。
“食事学”由中国人民大学食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广伟提出后，不断扩展为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6］。食事学以食事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揭示人类食事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解决人类食事问题的知识体系，是研究、揭示人与食物之关系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研究、揭示人类食事行为发生、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
食事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全面彻底解决人类的食事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延长个体健康寿期；优化社会秩序；维持种群延续。通俗地说，就是既要端牢饭碗，又要吃出健康，还要持续久安。第一个基本任务是延长人类个体的寿期，也就是说延长每一个人的食事健康寿期，所以说食学是“民生之学”；第二个基本任务是优化社会秩序，食事秩序是人类社会整体秩序的基础；第三个基本任务是维持种群的延续。在世界人口由八十亿迈入百亿级进程中，人类食事与生态之间的冲突还将持续加剧，这是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食事学体系的基本结构，是针对“食者—食业—食序”的“三食”问题，建立以“食者需求、食物获取、食事秩序”构成的知识体系，即“食学三角”［6］。“食学三角”揭示了更为底层的认知体系，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与社会功能，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哪个种族文化，始终都围绕食者需求、食物获取、食事秩序三方面展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客观整体。食者需求涉及人的生命质量与长度；食物获取是满足食者的食物数量与质量需求；食事秩序涉及人与人群、人与生态之间的冲突与和谐，是满足食者对社会和谐的需求。
食事学提出十大基本原理［8］。在食者需求领域，有“肌为食化”原理、“肌食耦合”原理、“食可致疾”原理、“食可疗疾”原理、“五觉审美”原理；在食事秩序领域，有“食孕文明”原理、“食事三角”原理、“食事优先”原理、“食为二循”原理、“食乃序基”原理。
食事学基本体系揭示“食事认知”内部的106个属种与并列关系［7］。食事学基本体系是“1—3—13—36”形式，即1门总体学科，3门分类学科，13门一级学科和36门二级学科。其中，一级学科中有6个本体学科，7个交叉学科。二级学科中有19个本体学科，17个交叉学科。交叉学科指食事认知与现有学科的内容相交叉。现有学科中相关食事的认知多为碎片化、分散化，缺少以“食事”“食物”等命名的整体化学科。无论食事交叉学科分设在哪个学科门类下，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学科使命，即“全面、整体地解决人类的食事问题（个体问题、群体问题、种群问题），维护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认知食事与食事问题，需要经历碎片化认知、区块化认知、整体化认知三个历史性阶段［7］。食事学的建构，标志着人类迈入食事认知“整体化”阶段，并走出现代科学认知体系的还原论，走向系统论，形成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的认知体系，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食事学体系的建立，以整体认知替代部分认知，补充并完善现代学科体系的不足与缺陷，全面覆盖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食事问题，实现从整体认知到系统治理，将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现代科学体系中，与人类食事相关的认知尚处于“区块化”阶段。例如，侧重食物驯化领域的农学、侧重食物加工领域的食品科学、侧重食物成分领域的营养学等，它们不同属一个上位学科，缺少一个共同的学科使命，各有各的学科目标。现实中它们“各自为学、各自为用”，时有冲突，缺少协同，多有空白。“区块化”认知无法全面覆盖人类日益复杂的食事问题，不能满足人类全面解决食事问题的迫切需求。整体认知食事问题，才能整体解决食事问题。建构食事学，将把人类认识食事问题的能力推向一个新高度。
食事学综合了现有学科门类中经济学、农学、工学、医学、管理学等41个一级学科，并按照客观实际，重新确立其中的属种关系和并列关系，同时以食事、食物、食者等“属概念”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命名［11］。以“事”为研究对象，是人们从部分认知走向整体认知的一种方式，“食事学”是继“军事学”“海事学”之后，又一个以“事”来命名的知识体系［3］。食事学综合分散于各个学科中的食事认知，并纳入游离于现代科学体系之外的传统食事认知，并针对空白领域新设认知体系，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食事认知体系，这是人类食事认知的首次大集合。
七、由“三农”到“三食”的食学天下观
由“三农”到“三食”，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得以揭示。树立大食物观，就是要拓宽视野，就是要看到问题的整体性，就是既要端牢饭碗，又要吃出健康，还要持续久安。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建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体系，就是要建构中国学者既独特又普世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建构能够关照14亿中国人的利益与问题的知识体系，需要建构能够关照80亿地球人的利益与问题的知识体系。
由“三农问题”到“三食问题”，由“三农学”到“食事学”的提出，是实践与理论的互动范式，是中国学者自主、原创的科研成果。将为全面解决好中国和世界的农事与食事问题，提供系统的理论工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五届世界食学论坛（WSF）的致辞中指出，“食学的整体性原则为探索人类共生之道指引了方向，唯有认识到社会、生态系统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方能在危机中培育韧性，在多元中凝聚力量”。他对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80亿地球人的生存利益，“三农学”与“食事学”将成为解决人类食问题的全球公共物品。
“三农学”与“食事学”是最有潜力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领域之一。这是因为它们与中国发展中不断涌现而又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问题紧密相连，也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三农学”与“食事学”的提出，是在树立大食物观、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精神引领下，中国学者面对中国及世界的食事问题做出的积极探索，希望在中国的理论界能够引发讨论与研究。“三农学”与“食事学”二者异曲同工，将为人类农事问题、食事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学者的知识贡献。
（本文原为《光明日报》食学栏目写作，感谢第五届世界食学论坛、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食学分会成立大会的邀请，以及与会专家在交流上的帮助。特别感谢刘广伟、生吉萍等专家的评议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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