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城中村、村中城与数字乡村时代的叠加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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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 (进入专栏)  

 

题 记:

大疫解禁,内外通畅。“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2023年暑期再度启航。锵锵三人行,已经变成二十人之众。我们选择了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开始在城乡中国间游走“双城记”和“多村记”。暑热之中一路走来,无论是城中村、村中城、叠加态、枚举法、净是土、含绿量,还是诗意栖居、艺术乡建、双向奔赴、弱鸟先飞、千万工程、四民村庄……白天看,晚上聊,火花四溅、思想激荡。乡村就是如此丰富多彩,让我们多院校、跨学科的风云际会,变成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认知革命。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2019、2022之后,又有了第四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求诸于野。我们进而研究,种失,同样求诸于野。不仅是万物的种子来源于乡野,思想的种子,也在乡村游学中发芽生长。我们的思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城中村、村中城与数字乡村时代的叠加态

 

2022年3-4月,国家乡村振兴局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批示下,组织研究农村现代化生活标准。我两次受邀参与决策咨询会议,提交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的特征与指标》的政策建议。建议书提到浙江的“千万工程”,提到各类回乡人群带来“村中城”现象。这份政策建议得到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的肯定性批示。如今想来,应当将这些对现代生活、数字乡村的思考,将这幅由“城中村”到“村中城”的图景,从国家到地区,到人群,从各层面展示出来,以发现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趋势。

当时政策报告的千字全文如下:

一、特征描述的穷举法,应改为枚举法

一周前我们参与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讨论,当时已初步形成如下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二十字内容、九句话特征”的概括:

二十字:水电路气房,网讯厕暖商,医教老邮村,产就文貌场。

九句话:水路电暖敞亮,网络邮递通畅,屋内冬暖夏凉,厨卫洁净舒畅,村兴政通业旺,人居环境美洁,老幼就近宜养,医便路捷讯通,文娱运动书香。

这一描述具有明显的穷举法特征,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但事实上我们无法穷尽农村生活“这头大象”的所有特征。需要改为枚举法,“解剖一只麻雀”,“看清一头大象”。抓住主要特征和核心要求,“抓大放小”,精准施策。

二、对具体内容和量化标准之枚举法建议

枚举法思维下,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指标为重点,突出代表性,坚持少而精,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三个维度,选出农村现代生活条件必备的基准指标,形成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指标体系,作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底线目标和考核依据,可以达到过去精准扶贫中“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那样的清晰目标。

为此建议:

1.聚焦要实。聚焦四五个点,焦距就不准了。建议只聚焦“现代生活基本条件”,由此一分为三(两硬一软)。力争做到“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

2.基础设施“五通”,主要是“村村通”:水路电递网,还可以论证一些基本条件,如:“气、车、暖、能、消防”等,合理归类。

3.人居环境“五有”,主要是“户户有”:现有的厕污垃房貌,可以聚焦到“户户有”的考核尺度(例见第5条)。

4.公共服务“四个好”,改为“五享”,主要是“人人享”:“娱教医老场”这五个“人人享”。需要加入科普、文教、体育(如科技文化、篮球足球乒乓球等场馆服务,还有村史村志村歌村晚广场舞),不仅照顾“一老一小”的保守型需求,还应重点考虑女性和年轻人的振兴性需求。乡村科教文化服务能留住和吸引人才,才能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现代化。

5.参考与对标对象:国际经验重点对标资源和文化条件接近的日韩和台湾地区,欧美仅作参考。国内经验可以找准对标地区,如以人居环境改善为主的浙江三阶段的“千万工程”(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开启),江苏“强富美高”目标下的“四治理四提升”。村庄对标可考虑一些典型村庄。如浙江数字化建设中“数字乡村一张图”的“智慧治理”,陕西咸阳袁家村“逆向三产融合”的产业兴旺,河南信阳郝堂塘村厕污垃分散式处理等。返乡人群出现后,由“城中村”到“村中城”,凸显乡村特色、多种功能、多元价值。

“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现代生活有希望。

提交时,我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带着研究团队一同建议推动“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的现代乡村生活,看到“村中城”的可能性。可以说,2018-2023年我们组织的数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跨学科活动,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标准。

关于由“城中村”到“村中城”,也是在城乡之间不断游走中发现的。2022年8月在重庆仙女山开农工党中央第四届绿色发展实践论坛时,置身于山下40度高温蒸煮,山上却是25度凉爽适宜的微风仙谷中,和西南大学的潘家恩等一同讨论城乡中国背景下由“城中村”到“村中城”,和市民自发的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前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知青下乡运动,以《朝阳沟》和邢燕子为代表;60年代末文革时期的知青插队和农场劳动;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小乱避城,大乱避乡,重庆市民们每年要有两三个月时间,上山下乡,消夏避暑。无论人大人小,事大事小,钱多钱少,暑热难耐,城里人都来避乡,俨然在乡村里包裹着一座座小城市。

这让人不由得由“城中村”,联想到“村中城”,联想到新上山下乡运动。

关于“城中村”(Urban Villages),已有不少基于珠三角、长三角工业化和城镇化经验做出的研究。比如李培林先生在其富有影响力的《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一文中,研究了广州“城中村”的一种典型类型,“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并由此探讨了“村落单位制”到“村落公司制”的转变,讨论城乡二元混合体的共生、共有和分红问题。在“城中村”村落特征中,他分析了城乡差异的三个体制因素:一是土地制度差异。城市土地产权归国家所有,村落土地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故此,“城中村”嵌入市区的住宅用地和部分村集体房产用地,至今还是归村集体所有,这奠定了城中村管理与分配的制度基础。二是社会管理制度差异。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管理,管理费用财政承担,而村落社区则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费用由村集体承担,由此形成“村落单位制”。三是与土地制度和社会管理相联系的“村籍”制度。“城中村”的原村民虽然已转为城市户籍,但他们仍保留“村籍”,每年分红,数额巨大,使得“村籍”比“户籍”重要得多,他们宁可为“村民”而不愿为“市民”,形成了一种以按股分红为特征的“村落公司制”。

关于“村中城”(The City in the Villages),有过不同版本的国内外表述。按照发展阶段和原因,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有三个版本的“村中城”。第一个版本,是乡村工业化推动的“村中城”。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率先推进乡村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各类乡镇企业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形式,吸收解决了大量洗脚上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乡村都市化。大规模制造业的集群式发展和集聚区建设,突破了城乡二元差别,推动了城乡延绵、城市连片集中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圈的形成和成熟,成为第一个版本的“村中城”,体现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版本,是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联合推动的“村中城”。改革开放中后期,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乡村,出现不完全的都市化,即产业结构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但人口与产业的空间转移与集聚未能完成,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改革开放初期就地城镇化的地区,除了演变成被城包围的村(彻底的“村改居”)和城市近郊的“城中村”(有限的“村改居”)外,还有一大批地处大城市远郊地带及城市连接地带被“村”包围的“城”。当时的珠三角,很多村落内或邻近村落间围绕特定市场和产业自发形成了“城”,由此构成众多的“村”包围散落的“城”的空间格局。由于产业中心转移,又未能纳入城镇化的规划,这些“村中城”地处偏远,在政策和规划上很难被纳入城市中心,由此长期处于“村中城”状态。这种“村中城”由于地处城市郊区,就业出行方便,逐步发展成外来人口聚居区,经济繁荣,生活条件配套较差,管理治理难度大,这是第二个版本的“村中城”,属于“半城市化”状态下的农村包围城市。总的来说,这两类“村中城”,实际上如“城中村”一般,是不完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主要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个版本,则更为普遍,散落在各个乡村,是以建筑风格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为特征的“村中城”。目前大多数中国乡村,伴随城市务工经历和财富积累,模仿城市生活方式,自下而上自发建设城市类型建筑风格的情况,十分普遍。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星罗棋布的城乡建筑交杂,极大改变了乡村的传统聚落形态。在国际上,也有韩国、印度等“村中城”运动的分析研究。近些年我们在四川、重庆、福建、浙江等地的乡村,看到一场民间自发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少市民下乡参与乡村生产生活,带来了新形态的“村中城”,以市民下乡带来现代生活,又主动融入乡村环境为特征。比如在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的此次跨学科观察中,我们看到屏南的四坪村、龙潭村新老村民虽然混居在一个村庄,却井然有序。靠路而居,是老村民新聚落的一大特色,建筑风格常常是城市化的,显示老村民的内心是向外的,向往城市和市场经济。靠水而居,则是新村民老聚落的一大特色,建筑外观和内在装饰常常是农耕的传统的,显示新村民的内心是向内的,向往乡土和乡村生活。如果对照李培林先生“城中村”村落特征的三个体制因素,我们可以对应提出“村中城”的三个体制因素,外加一个背景。一是产权明晰促流转。不同于“城中村”,大部分乡村农用地和宅基地仍归村集体所有,但农户有经营权和租赁权,在“一户多宅”的情况下出租宅基地给新村民,即使是“一户一宅”,大量闲置的农宅也可以拿来流转,只要签订了相应的明晰产权关系的合同,新村民就可以进入这些已经沦为空心村的村庄,参与村庄生产和经营。二是市场完善促交易。有了供给者和需求者可以竞价交易的双边市场,就能为合理的价格生成与交易实现,提供自由流转和交易的前提。这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能够搭载可信的产权交易平台,由此让“封闭的村落单位制”,变为“适度开放的村落单位制”,甚至可以更加开放,转化为入股分红、股份管理的“村落公司制”。三是组织有效促发展。与土地制度和社会管理相联系的“村籍”制度,对于大部分未能享受如“城中村”那样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红利的老村民而言,并无价值。但如果开放“村籍”,可形成老村民、新村民、荣誉村民和云村民(如屏南四坪村和重庆巴南鱼池村的“四民村庄”)共享的乡村空间,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第三个版本的“村中城”普遍出现,根植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的基本背景,这可见我们2018-2019年“在乡村发现中国”中的发现和论证。

以第三个版本的“村中城”来与“城中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城中村”的皮囊是城市,内核是乡村,是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村中城”的皮囊是乡村,内核是城市,是乡村和城市的双向互动。

为什么可以设想“村中城”能带来对现代生活和未来村庄的新想象?这需要借助屏南文创运动发起人林正碌先生的思想。他对数字时代的乡村生活,设想了以叠加态方式打开的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2023年,我有五个晚上和林正碌先生深夜长谈,其中有四个晚上聊到凌晨三四点钟。他对于人工智能(AI)时代的乡村,充满了先知般的新想象。在他提出的微观新经济中,基座就是AI。通过AI实现信息的即时互联互通,可以垂直叠加(指数级)一个物理空间的所有功能,实现虚拟现实的融合。比如,马斯洛所言的生理需要、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层次需求,甚至包括他后来再加入的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超越需要的八层次需求,在一个小小的龙潭村村域内,基本可以实现。人工智能时代的叠加态,可以使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小龙潭村,展示出超越2500万人大上海的丰富。当然,微观新经济也需要宏观的AI,实现全球性、地区性的即时互联互通,宏观做基座,微观做生活。

刚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到浙江农林大学任教的马荟,写了短文《有限乡村的无限可能》,提到其中一次夜谈中关于叠加态的讨论:

与林正碌老师有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夜谈,了解到了叠加态,也了解到了许多关于AI时代乡村与城市的奇思妙想。依据林老师的设想,AI时代的城乡社区不再受限于资源的分布不平衡,反而会成长为一个个集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命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相互叠加的综合性社区,在AI时代的综合性社区中,居民楼上办公、楼下生活,通勤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人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断开发个人的潜能和创造性……于我而言,林老师所描绘的智能时代的乡村和城市过于理想化,过于美妙,似乎是空中楼阁一样的存在,但是,随后在浙江衢州斗潭未来社区的调研中,我们真切看到了智能时代新型社区的雏形——在基于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的未来社区中,社区的养老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开发!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无尽想象力、无尽创造力的社会,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赋予未来乡村无限的可能性。

马荟提及,多数普通村庄总是无法突破资源禀赋的限制,总是需要对抗小、散、乱的发展困局,福建和浙江的实地调研让我们看到:在一些情况下,实践是理论的先行者,拥有有限空间、有限资源的普通村庄,在人工智能叠加态的思维下,也可以有发展的无限可能。

2023年暑期我们以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两地乡村为调研地的21人跨学科队伍,围绕从“空心村”到“四民村”、艺术乡建、“千万工程”及“强村公司与运营村庄”四个主题开展调研,就有了若干让人愉悦的新发现。比如赵月枝《从乡村振兴到诗意栖居》,谈论她邀请大家来“田野我的田野”的兴奋。贺照田和狄金华两位资深学者,都已经是三次参加研学的老成员了。贺照田的《屏南前汾溪,从社会出发的艺术乡建》,以一个点来说明社会美育者的社会本位。狄金华的《“土”与“净土”:乡村主体价值多样性及其思考》,说明了乡村由“净是土”变“净土”,“弱鸟”变“靓鸟”,是以特定功能、价值差异性为基础的。罗建章《双城记:两个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成功的?》,从屏南和缙云两个县城如何从工业文明时代的“弱鸟”,变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靓鸟”,对此有所呼应。张慧瑜写下《乡村环境的三重改造》调研随想,谈乡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生产环境经过三重改造,成为宜居宜业之地。从跨学科角度看,白洪谭博士不写他熟悉的浙江缙云,专写了一篇《屏南凭什么?——传播学视角下的屏南经验》的论文,展示了传播学的视角。几年来在前汾溪村做社会美育的崔译,写了《给乡村插上翅膀,艺术作为路径还是目的?》,用林正碌“愚公变李白”的比喻,说明艺术与乡建的互动,填补了我们过往跨学科讨论的空白。俞雅芸写了《乡村与青年的“双向奔赴”》,描绘了我们此行市民下乡的两幅图画:一是浙江缙云“两进两回”政策中的“青年回流”,二是福建屏南的乡村何以让人生的路越走越宽,拼凑出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回流”的完整图景。王松良讨论没有人才的乡村谁来振兴,也是在探寻新的乡村振兴主体。

礼失,求诸于野;学失,同样求诸于野。在这个基本常识缺乏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回到乡野,发现中国道路,发现乡村力量,发现未来希望,也以此改造我们的学习。

 

来源: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引用格式:周立等.“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23)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3):1?31.

作者简介: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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