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幕府
清代地方主管官吏，自州县到督抚，总要聘请几位能干的或有学识的人才，帮助自己处理行政事务，称为师爷。法令文献上称为幕宾、幕客、幕友，还有西宾、宾师、幕僚、馆宾等称，一般统称幕府。
幕府制由来已久。宋代《册府元龟》有幕府部，上溯到周礼六官六军的吏属、春秋诸国的军司马尉侯[1]，其说尚有待进一步考订。清雍正帝说：“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2]，似乎也迟了一些。我们感到，《史记》上所说，张耳“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3]的客；“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4]的舍人；近年考古发掘汉墓壁画上的门下史[5]的史，都应该是和幕府制有关的原始职称。
幕府人员由府主自己选聘，与正规官吏由考试铨选登进的不同。明王守仁曾说：“凡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权度在我，故虽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贤才荐之于朝，则评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间舍短录长之意，若非明言，谁复知之。”[6]这里说的自己用人，就指的是幕府人才。既属自己用人，自然不限资格，不分亲友，不问相识与否。这种情形，一直延及到清代。从顺治十七年（1660），河道总督朱之锡偕僚属捐银赈济灾民受奖[7]，康熙二十六年（1687），云南提督万正色以纵容幕客家人，借造册勒索被议[8]，可知顺、康时已有幕府人员。雍正元年（1723）三月乙酉谕吏部：“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并令“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9]从此幕宾取得法律上正式地位。这里的“历练老成”本无客观标准，故“深信不疑”便成为有清一代延请宾客的唯一条件。
二、清代幕府的情况
清代参加过各级地方机构幕府的人员很多，现在选择一部分，列表于下：
从上表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各时期的幕府工作并不完全相同，具体到各个幕主的要求和幕宾的贡献也不一致。此外还有几点和一般想象不同：1.武官衙门同样有公文往来，因此也有幕宾。如万正色纵容幕友勒索被议，同治时蒋日豫曾参某总戎幕[10]均是证明。2.京官本无幕宾，但用教读老师代作诗文的不少。乾隆十五年（1750）赵翼在大学士汪由敦家教他的儿子读书，前后七八年。赵翼说汪的“诗文多余属草”[11]，实在就是变相的幕宾。3.幕府人员有名位极低的，左宗棠幕有魏景韩，光绪十三年（1887，时左已死）还是从九品，就是官吏的最低级。[12]
三、清代幕宾的来源
清代选聘幕客，来源大致有下列几种——当然不仅这十二种：
——朝廷指派。乾隆三十三年（1768），赵翼由广西镇安府知府奉命参阿里衮云南军幕，继阿桂、傅恒到滇，仍在幕府凡二年，事后仍回镇安府本任。赵翼在军颇有建议，他写的《皇朝武功纪盛》，其中缅甸一役，魏源说他“亲在行间，闻见最确，叙述勃勃有生气”[13]。
——随长官出差。如乾隆十三年（1748），阿桂以吏部员外郎随兵部尚书班第，赴金川兵营办事[14]；乾隆三十四年（1769），孙士毅以内阁侍读随大学士傅恒督师云南，主章奏[15]，刘秉恬以吏科给事中随赴军营[16]，都是明显的例子。这种随长官出征，易见才略，所以最为同侪羡慕。阿桂、孙士毅也以此役而露头角。傅恒督师金川时，幕府参佐多军机章京，练达军事，故奏报情形极为详畅。额勒登保经略川楚，奏调郎中胡思显代具奏稿，每有小衄，直陈不讳，得到好评。[17]这都是奏调属员的明显事例。
应该指出，这种调取平日熟悉的人员随营入幕以备委用的情况，必须经皇帝批准。在雍正六年（1729）以前，各省督抚赴任，均如当时“上谕”所言，凡“有奏请将平日所知人员带往以备委用者，朕因督抚事务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臂指之效，事属可行，是以允从所请，令其带往，酌量题补。近闻督抚等带往人员，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群相趋奉而指为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议论而以为上官之偏袒，其中弊端日生，以至流言不少”。并举广东巡抚杨文乾请带王士俊、殷邦翰往广东，阖省人心不服；江苏巡抚陈时夏请带蔡益仁往江苏，而江南人指为陈时夏之耳目；甘肃巡抚莽鹄立请带朱亨衍、李敏德、傅树崇往陕西，原为备办军需，而不令效力办理一事，反一人委署二缺，使试用之员不行委署为例。认为这样，“所带之二三人其得力有限，而沮众人效力之心，则为益少而无益多”。因命从前各省督抚大吏所请带往之人，“俱著回京”。[18]
——特殊机会物色得来的。浙江学者陈潢，精水利，有才久不遇。一次过邯郸吕祖祠题诗壁上，非常豪迈，为靳辅所见，遂各处打听，设法将他请来。康熙十年（1671）靳辅任安徽巡抚，十六年（1677）任河道总督，陈潢都在幕府。靳辅治河有功，二十三年（1684）康熙巡河，问靳辅幕府里帮助你的是谁？靳辅回答说是陈潢。张霭生《河防述言》一卷，记述的就是陈潢的治河意见，《四库》附在靳辅《治河奏绩书》之后，陈潢原著名《河防摘要》。又如毕沅在陕西见黄景仁都门秋思诗，十分欣赏，请他到西安，也是一例。
——国内著名学者。乾隆时，章学诚“尝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宁绍台道冯廷垂署，廷丞甚敬礼之”[19]。戴震、汪中和章学诚都是当时著名学者。章学诚和严长明等人又都曾在毕沅幕府。毕沅和朱筠、阮元幕府广聘当代学者，最为有名。后来还有许多学者在幕府修志书、主讲书院。如陶澍请赵绍祖（安徽人）修安徽省志；陆建瀛请冯桂芬（江苏人）修两淮盐法志；阮元请谢兰生（广东人）修广东通志；李鸿章请黄彭年（贵州人）修畿辅通志；劳重光请郑献甫（广西人）主讲广州书院，刘蓉请黄彭年主讲关中书院，都不是由于本省的人而由于是全国著名学者。国内著名学者包括科学家，如梅文鼎在李光地幕，李锐、罗士琳均入阮元幕，李善兰在曾国藩幕。
——国内名流。卢见曾乾隆十六年（1751）任长芦盐运使，十八年调两淮盐运使，“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数十人为上客”[20]。邓廷桢“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辍”。[21]
——地方人士。清代文官不能官本省，教官不能官本府，地方绅（退休官吏）、衿（秀才）又不许干预公务。康熙时屡诫退休人员子孙“务为安静”[22]。康熙十八年（1679）黄机以“居乡谨饬安静”[23]特旨召用。所谓安静就是不参予地方事务。因此地方官只能依靠幕府了解一些地方情况。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湖广总督，一到职就派人找他得意门生罗田人周锡恩[24]，即其例。咸丰间，张亮基、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先后请左宗棠、刘蓉、郭崑焘入幕，都是湖南人。骆秉章以后，毛鸿宾、恽世临、刘琨接着做湖南巡抚，都邀郭崑焘继续任幕府。光绪时，刘坤一任两江总督，东南政事多谘商于张謇（南通人）、赵凤昌（常州人）等人。张之洞两次暂调两江总督，也都是找他们，由于他们是江苏地方人士。
——丁忧人员。清制汉官父母死，均须离职守制，称为丁忧，但可以作幕。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说，“松相国（松筠）督两广时，余堂叔（姚）兰扆运同时丁内艰（母死），在其幕府”[25]可证。王先谦年二十父死，他自己说“偷生奉母，糊口无资，不得已于六月赴湖北武昌见父执……荐入……原总兵王吉幕”[26]。光绪二十三年（1897），沈曾植（浙江嘉兴人）丁母忧，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请他去帮忙，并提出“墨经不辟兵戎”作理由。他没有去，第二年，他应张之洞两湖书院之聘。[27]丁忧人员，有的是一时名流，专门学者，或者是政治上有阅历的人，暂时延入幕府，所起作用往往比经常在幕的人还要大，而且接触面也宽。
——退休或失意官吏。延聘这些人和延聘丁忧人员意义相近。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阅历和失败经验都可吸取。这种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人借入幕立功以便复起，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王昶以刑部郎中因案革职。云贵总督阿桂请带往云南军营效力，自备资斧（不支薪俸和差旅费），后经三年复官主事。[28]一类是本人受有挫折，想借旁人的地位，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清末最多。如张佩纶、文廷式、梁鼎芬、蒯光典、汪康年、赵凤昌，他们不但无所顾忌，而且还广通声气。他们也不只在一个人的幕府中。
——京官。清制，未补缺的京官，允许请假，一般暂到各地入幕，过几年再回京。李鸿章先后在福济（安徽巡抚）、曾国藩幕，已是京官（翰林）。光绪时，张之洞在湖北，京官往投的很多，他也尽量招纳到各书院、学堂或局所，其实就是幕府。当时人将这些京官分为三类：一是有罣误失意的朝士，如上面提到的蒯光典、梁鼎芬；二是告假出京的朝士，如周树模、屠寄、黄绍箕；三是广通声气的朝士，如文廷式、张謇。[29]
——新贵。所谓新贵，清代多指新中举人、进士或点翰林的人。林则徐年二十举乡试，（福建）巡抚张师诚辟佐幕。[30]后来郑孝胥以光绪八年（1882）的福建解元，第二年会试前进入李鸿章幕府[31]，不久离开。于式枚光绪六年（1880）进士翰林，九年已在李鸿章幕[32]，都属于这一类。此外，清代还有一种腐朽风气，中进士后往往请假回籍，顺道或绕道拜访相识的地方疆吏，疆吏也就送这班新贵一些“赆敬”（银钱），或是书院的“关书”（聘书），就是通俗所谓打秋风。在新贵是乘机勒索，在疆吏是一种拉拢，虽贤者不免。清代许多年谱，谈到他在中进士后往某某地方，而不说去的原因，大抵属于这一类。
——秀才。《清史稿·陈銮传》：“銮自为诸生时，两江总督百龄辟佐幕，历官江苏最久，周知利病。”[33]陈銮是湖北江夏人，是外地的秀才。本省的秀才作幕的更多。乾隆十四年（1749），浙江学政于敏中上言，浙江省生员（秀才）在外欠三考者（三次岁考）七十余人，请定限咨催回籍补考[34]，也可能由于浙江学幕的人多。
——门生故旧。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进士题名碑作李文轩）和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同年。在京时，李鸿章尝向曾问业，是年家子又是门生，后到江西投曾幕。薛福成的父亲薛晓帆是曾国藩的门生，早死。同治四年（1865）曾北上镇压捻军，张榜招贤，薛福成在宝应以“门下晚学生”名义上书，条陈八事，曾招他入幕。[35]张之洞到湖广，首先找周锡恩入幕府，就是他的门生。门生前代称为门弟子，就是学生。清代所谓门生，范围较广。凡是教读老师，统称受业师，凡是科举考试取录自己的，统称受知师。无论受业受知，自己统称门生，终身尽礼。乾隆时，一度认为，受知师才是自己仕进的引导者，受业师与仕进无关，应该加以区别，但是行不通。此外还有拜老师，又称拜门，既非受业，又非受知，结为师生关系，清末最盛。
——亲属。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但清醒的人多数认为“至亲不可用事”，和“用亲不如用友”。乾隆二十九年（1764），诸暨县知县黄汝亮的重征；乾隆五十一年（1786），平阳县知县黄梅的苛敛，以至获罪，都是由于子累。[36]
——专业幕宾。就是学幕的人，又称刑名或刑钱师爷，也就是通俗所称的“绍兴师爷”。这是幕客的主流。
四、绍兴师爷
绍兴，清代是府名，府辖八县：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今天的绍兴县在清代是山阴、会稽两县。不是说八县人人都学幕，像绍兴著名学者章学诚、李慈铭就未尝学过；也不只限于绍兴附郭的山阴、会稽两县，像著名的“绍兴师爷”汪辉祖就是萧山人；也不是除了绍兴以外无人学幕，像《幕学举要》的作者直隶名幕万维翰，就是江苏人；《入幕须知》五种（《入幕须知》五种，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刻本）主编，同光时名幕的张廷骧也是苏州人。汪辉祖曾引雍正初“刑名幕友胡某歙（安徽）人”[37]的事。
过去学幕，有专门的学识和训练，称为幕道或幕学[38]。虽然没有固定的学校、学程和年限，可是要拜师，要分别行辈。所以嘉庆时梁章钜虽讽刺“绍兴三通行（即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皆名过其实”，“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但也不能不承认“亦究竟尚有师传”。[39]清代地方官署，除了武职和盐粮以外，都是行政和司法不分，财政和建设不分。一个知县，既要管理全县的行政事务，还要审理裁决民刑案件（刑名），征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钱谷），还有往来文件（挂号），缮写公私函件（书启），考核征收田斌（征比）。因此，作幕也学习这五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审判的量刑轻重，裁决的是否合理，以及收支的报销（清代四柱清册以银两为单位，两以下小数达十三四位），不但是民人是否服从，上级是否批准的关键，更是一个官吏的成败升黜的根据。所以“刑名、钱谷，实总其要”，更是学幕的主要项目。学习的基本材料，“全在明习律例”，“律文一定不移，例则因时更改”。例案太多，虽有“通行”（通知各省府州县的文件），但不随时汇集公布，全靠各人的抄录札记，学幕师徒之间的传授大都在此。这可以说是业务学习。
此外还有品德修养的学习，就是“俨然以宾师自处”。什么是以宾师自处呢？就是要做幕主的朋友和老师，知无不言；而不要做他的属员，听命唯谨。因此要求做到三点：尽心，尽言，不合则去。所谓尽心尽言，就是“心尽于事，必竭所知所能”，“尽心之欲言”，“官幕如同船合命”。[40]所谓不合则去，就是“礼貌衰（降低），论议忤（意见不合），辄辞去”[41]。这种情况，据汪辉祖说是他“年二十二、三初习幕学”时的情况。又说，“至余年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42]。案汪氏乾隆十七年（1752）年二十三，所谓年三十七、八，应是乾隆三十一、二年，所谓又数年，如以五年计，则在乾隆三十六、七年。粗略地说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大都如此，乾隆三十年有点放松，到乾隆三十五年就不太坚持了。但是不合则去的精神还存在。我听章廷谦先生（绍兴人）说，鲁迅先生说过，“我们绍兴师爷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路费）”，这是多么坚强的不合则去的保障。
绍兴刘大白先生曾和我说，绍兴师爷还常出去游学，就是在作幕几年之后到各地上级衙署访问，寻求更多的例案，以为深造。
大白先生还谈过，绍兴师爷还创造了“江山一统”的分类法。将汉字按“江山一统”四字的第一笔，点、直、横、撇分四部，较部首分类简便的多，容易检查。他们的笔记标题、案牍索引、各种簿册，汪辉祖《学治说赘》（列有稽狱囚、查管押、宪批、理讼四簿，又有客言、堂签二簿，和正入、正出、杂入、杂出四簿。又《学治臆说》说“事须谨慎者，或密书手折志之”，所以他们的簿册是很多的，）都按这样分类。（大白先生三十年代初逝世，他著作很多，不知此二事已否发表？）
清代地方官署，不论大小，都有幕学师爷。看事务的多少，定人数的多少。最简僻、最小的官署，也要有一人兼管刑名和钱谷，一人兼管书启、挂号和征比。清代末季，一般都以亲属管理出纳财务，等到离职才请钱谷师爷办交代，而刑名老夫子是不可缺的。所以所谓绍兴师爷是和清代相终始的。
附带说明一下，幕宾和胥吏，身份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不能相混。
五、清代幕宾的地位
清代幕府人员统称幕宾，由幕主自己延聘，不属于国家行政系统。因此，他们的聘辞、工作安排、人数以及束修多少，都独立于官府之外。他们的工作称为馆地，或简称馆。入幕称为到馆，离去称为辞馆。他们和幕主的关系是宾主关系，是平等的，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他们称幕主为主人，为东主、东翁，或称东家；幕主称他们为西宾、西席，为老夫子；旁人都称他们为师爷。幕宾与幕宾之间，也是平等的，不因各人的年龄、行辈、学识、地位而有高下。至于他们各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自当别论。
幕宾在馆，礼遇隆重。清代是历史上封建等级比较严格的时期，中叶以后，由于保举、捐纳打破了限制，加快了升迁，而等级差别仍然存在。各省下级对上级要行跪拜或者请安礼。[43]请安是屈一膝，俗称打千（或作打跧）。但是幕府主宾相见，均止相对长揖（深躬作揖）。设宴总是幕宾上座。如家内有教读的老师，老师在上；或设两席，教读老师坐东一席，幕宾坐西一席。[44]教读老师是不参加政治性宴会的。曾国藩每天要陪幕宾吃饭，幕宾不到齐他不先吃[45]，郑孝胥光绪九年（1883）入李鸿章幕，李鸿章亲自督察童仆给他安搭床铺[46]。从这些小事都可以看到幕宾的地位。乾隆时，陈道（字绍洙，江西新城人，著有《凝斋遗集》）的儿子陈守诚任浙江金衢严道。他写信给他儿子说：“幕中诸友，须情谊亲洽，礼貌周到，不可似向年疏忽。饮食酌定数品，只一二席稍丰，时常陪饭，便令厨子不敢省减。”又说：“诸友馆谷（工作的报酬），逐季送清”，又说：“论事当和婉相商，无执己见，轻行改窜。即或意见不合，亦宜礼貌相别，无出恶言。”[47]对幕宾是这样的恭敬周到。但是在幕宾方面，还是有“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篱下”[48]之感。
幕宾的工作报酬，称为束修、岁修，或馆谷，每年或每季由延聘的幕主自行致送，不在公家支出之列。但事实上还是由幕主的岁俸和养廉中支付。在乾隆时“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数十金”[49]。如果十五、六人每月五十金，一年就需银万两，而州县处处需钱应用，因此竟出现了“所入廉俸即尽支领，亦不敷延请幕友”[50]的情况。也就必然导致钱粮不能不额外加增，差徭不能不民间摊派了。
由于幕宾的岁修不由公家开支，因此他们不算官员，不能由官吏调用。嘉庆二十三年（1818）直隶总督方受畴延请现任通判陈建帮办幕务，受到弹劾。嘉庆帝指出督抚大吏不准以属员帮办幕务，屡经降旨饬禁，方受畴身任总督，养廉优厚，非不能延请幕友者，乃令现任通判陈建入幕办事，既旷职守，又招物议，实属违制[51]，受到严厉批评。
幕府既不能由职官兼充，因此遇有劳绩也不能奖叙。雍正三年（1725）议年羹尧罪状时，有“将幕友张泰基等冒入军功共十八案”[52]一款。道光十四年（1834），闽浙总督程祖洛将幕友陈时等五人保列议叙，道光帝以督抚幕友例不准邀议叙，下部议处。[53]这种措置显与雍正元年（1723）三月乙酉谕，“嗣后督抚所延幕客，将姓名具题，果称厥职，咨部议叙”的规定不符，是后来改的。雍正知道田文镜的幕客有邬思道，李卫幕客有鲁锦，必由于造册报部所以知道。因此认为雍正元年三月乙酉谕旨并实行，也是说不通的。
从记载看，游幕的人大都为了解决家庭生活。汪辉祖在他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一点。乾隆时诗人黄景仁，家很穷，将出游幕，明白说过：“母老家贫，后无所赖，将游四方觅升斗为养。”[54]同时学者程晋芳，就是当时盛传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的鱼门先生。他家本来富有，到了晚年，“家貲尽，官京师至无以举火”。乾隆四十九年（1784），他请假到西安，目的是“将谋诸毕沅为归老计”，到西安只一个月就死了[55]，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还看到，家庭生活优裕的人，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安国之子和孙），梁玉绳、梁履绳兄弟（梁师正之孙，梁同书之子），他们家没有作幕的人。
游幕既是为了疗贫，而幕宾又不算是正当出身，所以多数人在游幕之后再应科举考试。汪辉祖作了十七年幕宾，去考举人，录取后又作了七年幕宾，经过四试考取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说明科举在幕宾心目中，同样是向往的。《三家诗拾遗》的作者范家相，会稽（今绍兴）人，“弱冠薄游为人主幕务，稍废学，年至四十，母责其泯泯无闻，乃复杜门研诵”[56]，考取进士。为所谓“泯泯无闻”，正反映封建社会对作官的倾慕心情。这种作幕后参加科举考试的例子相当多。戴震先在秦蕙田幕后举乡试[57]，林则徐、陈銮先在百龄幕后中进士都是。
清代幕宾，有些先做官后入幕，有些先入幕后做官，有些由幕入官然后再入幕，有些由官入幕然后再做官，情况不尽相同。
幕府的工作，以刑名、钱谷为主，因为每个机关都需要，但又不是任何读书人都擅长。于是出现了由幕府人员编书、著书、印书的工作。著名大幕如阮元幕府编的《皇清经解》和《国史儒林文苑传稿》，王先谦幕府编的《皇清经解续编》，毕沅幕府编的《续资治通鉴》，张之洞幕府编的《广雅丛书》，和其它幕府所编的地方志，都有一定贡献。在幕府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著作更多。
评阅试卷也是幕府人员的工作之一。这里说的试卷，指学政科考、岁考和各书院的考课。道光十七年（1837）祁寯藻为江苏学政，“幕客俞正燮、张穆、苗夔诸人并朴学通儒”[58]，可见对评阅试卷的重视。至于乡试阅卷另有同考官，是不能由幕府代阅的。道光二十年（1840），江南乡试正考官文庆私带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闱帮同阅卷，革职。这又是对科举考试不许由幕宾代阅的明显事例。
地方官的经常行政工作除了刑名、钱谷以外，还有批牍，就是批答文件，也要请人协助。涉及方面更广，需人更多，也就不限于一定范围。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往往出自幕府。官文作湖广总督，“拒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于幕友家丁”[59]，不认真做事的官吏大都如此。陶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源、姚莹、黄冕诸人之劳”[60]，勇于做事的官吏更靠幕府协助。当然也有不用幕友的。赵申乔“在官不延幕客，案牍皆手理，属吏服其公清”[61]，就是一个。
曾国藩在咸、同之间，“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62]他“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这显然比幕学的五个方面更加宏阔。当时实际政治的要求已不同于前，时代变了，幕府人才的要求也变了，不再是从前所谓绍兴师爷了。
六、清代幕府发展的三阶段
从上面我们看出，清代幕府本身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初到道光末为第一阶段，咸丰初（1851）到光绪中为第二阶段，光绪中（1889）到辛亥革命为第三阶段。也就是以曾国藩的幕府班子和张之洞移督湖广后的幕府班子作主要划分界标。
（一）1815以前的二百年
清自入关到道光末，虽然年代很长，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快，政治事变很多，但地方政府的幕府组织变化不很显著。
大致来看，咸丰以前各地方政府的幕府班子至少有这样的特点：1.国家法令对幕府的限制较严；2.幕主对幕宾的礼貌尊崇；3.幕宾守正，自我要求严；4.幕宾管理的事务，除了特别指定以外，以刑名、钱谷、文书为主。
（二）咸丰初到光绪中
咸丰以后，由于时事的发展，各地幕府情况也与前时不同。
首先表现在幕宾的人数加多，这是行政事务加多的反映。新事物需要新知识新研究，就需要新人才。薛福成记曾国藩的先后幕宾凡八十三人，他本人和他不知道的还不在内。这种情况的促成是由于：1.鸦片战争后，中外通商以及海防事务的加强，如黎庶昌（后出使日本）、薛福成（后出使英法意比）、陈兰彬（后出使美国）诸人的入幕；2.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罗泽南之流“各举平素知名之士召练乡勇”[63]，用以镇压太平军，因之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这班人都入曾幕；3.军兴以后，捐输、厘金等等一时蜂起，不由地方州县经手，这方面的人员莫不入幕，李瀚章就是曾国藩幕府总理粮台、经收厘税最早的一个人[64]；4.由于当时需要更多、更强的人才工作，许多官员得到“破格录用”[65]，造成“军兴以来，奏调人员往往不次骤迁”[66]的局面。奏调人员大都是参加幕府的人，这就成了官吏升迁的捷径，于是希望作幕宾的更多了。这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
其次，道、咸以前幕府中宾主是个人与个人的平等关系，没有职务上的上下级区别。咸丰以后，幕府人员有的参加了治军、作战、筹款、征收的实际工作，就出现了职称，也就产生了等级差别和一系列奖惩制度，幕府制有了变化。但不参加实际行政工作的幕府，仍然保持原来礼数。李元度咸丰三年（1853）入曾国藩幕办理营务，十年（1860）九月在徽州战败，曾国藩把他弹劾，革职拿问[67]，处理是严厉的。但曾国藩对其他无职责的幕友，还是每天早晨同他们下围棋。[68]这是和过去有同有不同的地方。
至于在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幕宾品德方面，和道、咸以前还是一样的。当徽州战役后曾国藩追究李元度的战败责任时，李鸿章正在曾国藩幕府[69]，很不以为然。他同另一幕友向曾国藩力争不得，竟辞去。薛福成这样记载了他们的对话：
李：果必奏劫，门生不敢拟稿。
曾：我自属稿。
李：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
曾：听君之便。[70]
李离开曾幕到江西闲居，至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曾国藩到安庆以后，才又约李到幕府中来。应该指出，曾、李争论时，薛福成还未入曾幕，可能得之传闻，而且写在曾死以后，也许有些夸大，但是结果李鸿章离开曾幕确是事实。幕宾不合则去的自我要求还是存在的。左宗棠在西北时，幕府中吴观礼、施补华的“见机而仆”，李云麟的“不欢而散”[71]，都由意见不合中途离去。
在咸丰以前，幕宾只对幕主负责，并随幕主的任职为去留，幕主离职幕宾也连带离去。除了个人的行为须负法律责任外，是不负行政责任，不受行政处分的，可以说是“置身事外”。咸丰以后，地方事务加多，幕宾经管的文件也多起来，这就出现了幕宾与外间的联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凡见骆的人，骆总让他们去见左师爷[72]，幕府的地位与作用显然更加提高了。
咸丰以后，各处幕府人员加多，幕宾岁修已非官员私人名义所宜担负，逐步移在书院、书局、修志局或其它局所支应。这样就出现了新的职名（总办、帮办等）。
咸丰军兴，许多著名人物由幕府变成高级官吏，如胡林翼、左宗棠、刘蓉等，在平等地位、同样名称的幕府中，自然出现变更称谓的要求。胡林翼幕均称罗泽南为罗山先生是一证明。
有许多新起业务，涉及全国或两省以上，虽由一地主持，但用一省的幕宾名义终嫌不便，如芦汉铁路、内河轮船、湘鄂电话等等，都改新称。
还有政治原因，如御史朱一新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论巡阅海军太监李连英随往，将蹈唐代复辙，降职，一时名震全国。张之洞遂请他到广州广雅书院作山长，主持讲学。书院是省级官吏设立的，但又在官厅系统之外，山长（院长）名义清高，对省级官吏没有上下关系，对清廷来说调解了一次争议，这样安排朱一新是适宜的。而张之洞也自认是“意在激励风节，利害非所计”[73]。
（三）清末二十年
清代疆吏的幕府，光绪中叶以后又和咸丰时不同，这是外患日岌，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人认为是由于光绪十五年（1889）湖广总督张之洞“废山长制度而为分教制度”，“废聘请馆宾而札委文案”，因而“幕宾制度永除”，给他加以“破坏中国宾师之罪”[74]，其实并不尽然。
张之洞出生在他父亲的知府衙署里，从小就熟知幕宾情况，他对幕宾是否另有看法，不得而知。他自己聪敏多才，光绪八年（1882）第一次做地方官就未用文案。他给张佩纶的信中说：“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75]光绪十年到两广总督任，初到“就命司道首府各举候补官才胜文案者入署办事。”[76]这种情况，过去也有。道光元年（1821）戴敦元任江西按察使，“至江西，无幕客，延属吏谙刑名者以助，数月清积牍四千余事”[77]，是由于自带人少还是反对幕府制度，尚难证实。
清代各省书院，由督抚聘请名家掌教，称为山长。原以八股、试帖为主，后来加课经史。讲学外，每月考试两次，上半月由省级官吏考试评阅，称为官课；下半月由山长考试评阅，称为师课。成绩优秀的给以奖金，称为膏火。这就是所谓官师二课。张之洞在广东设广雅书院，书院设山长（校长），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各有分教（院长）。后到湖广又设两湖书院，先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六门，后改经学、史学、地舆、算学四门，有分教，无山长。后来学校制度建立，书院制度废，聘请改为任命。
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任湖北学政，建文昌书院（后改经心书院），聘黄彭年为主讲。光绪八年（1882）张之洞在山西聘王轩为令德堂主讲，实即山长，其时还没有分校、分教之名。光绪十七年（1893）屠寄、易顺鼎分教两湖书院，而没有山长，所以说山长的废除是从张之洞在湖广开始，是可信的。
但这只是职名改换，关系并不大。陈颂万又说：“张之洞莅鄂，废去聘请之幕宾刑名师爷，刑名、钱谷皆领以札委之文案，文案决事于本官。”[78]这就涉及到制度本身的根本改变了。陈颂万曾作张之洞机要文案（赵凤昌亦是机要文案），所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文案在张之洞幕府原称文案委员。委员用作官职名称，见于乾隆时《幕学举要》，原指临时委派的监督或调查人员。如庄头当差地亩被灾，“令其呈明内务府，俟内务府委员到境同州县会勘，造具册结，给委员带回”[79]。委员本人还有他自己的本职。其后成为正式职称，变成了委派人员的专名。各省习用已久。咸丰七年（1857）王庆云作四川总督，到川抽收厘金，命司道慎选委员，并议定委员明给薪水，另外还有辕门收呈委员等[80]。张之洞到湖广后使用更广泛，如洋务委员、文案委员、矿政局委员、无烟药厂委员等，比比皆是。文案委员实即原来幕宾里的文书、书启。幕宾，原来是朋友地位，现在成了上下级关系；幕宾之间原来彼此平等，现在上面加了领导，有了等级；幕宾原来是礼聘的，现在换了札委（命令委派）；幕宾原来是私人助手，现在成了正式官吏；幕宾原来只是一种名义，现在要负实际责任。性质变了，地位也变了。咸丰以来培养政治人才的幕府制度不复存在，而变成和其他行政机构一样，各人在主管事务中锻炼成长。
这时，外事交往多，光绪十七年（1891）俄国太子（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旅游武昌（今武汉）。张之洞命辜汤生以洋务委员名义招待。[81]这样比起私人幕宾的名义较为礼貌，而且看不出地位高下。
附带指出，光绪时的督抚，由于政务发展，他们的职责已不尽同于前。咸丰末出现外重内轻局面[82]，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起，何璟任闽浙总督，屡请南北洋拨师船赴援，“旨下皆不能应”。在前，“外省官吏于劝捐抽厘等事，往往侵蚀分肥，饱其私囊，遇有他省人员前往试办，必多方掣肘，不使其废然思返不止”[83]，说明各省早已有排挤外来人员情事。光绪三十年（1904）美国来议粤汉铁路事，清廷命商部（中央）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地方）妥筹办理。张之洞认为“参以商部，必多枝节，如无掣肘，庶几有成”[84]，于是商部不问粤汉事。可见清末地方疆吏权势之大。地方疆吏所依靠的是地方财赋、地方企业和地方人士，这些经手的人，大都是新旧幕府。直到辛亥革命，像周馥和李鸿章，杨士骧、徐世昌和袁世凯，张鸣岐和岑春煊，尽管名义不同，都有幕府渊源。这些便造成了后来的军阀割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注释】
[1]《册府元龟》卷716，《幕府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511页。
[2]《清世宗实录》卷5，雍正元年三月乙酉谕，《清实录》（第七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3]《史记》卷89，《张耳陈馀列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71页。
[4]《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40页。
[5]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95版，第21页。
[6]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五，《答方叔贤》，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1页。
[7]《清史列传》卷8，《朱之锡传》，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2页。
[8]《清史传列》卷9，《万正色传》，第615页。
[9]《清世宗实录》卷5，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版，第89页。
[10]《清史列传》卷73，《蒋日豫传》，第6069页。
[11]赵翼：《檐曝杂记》卷2，《汪文端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
[1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3页。
[13]魏源：《圣武记》卷12，《武事余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9页。
[14]《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第1949页。
[15]《清史列传》卷26，《孙士毅传》，第2005页。
[16]《清史列传》卷27，《刘秉恬传》，第2044页。
[17]魏源：《圣武记》卷12，《武事余记》，第499页。
[18]《清世宗实录》卷71，雍正六年七月庚申，第1063页。
[19]《清史列传》卷72，《章学诚传》，第5945页。
[20]《清史列传》卷71，《卢见曾传》，第5837页。
[21]《清史稿》卷369，《邓廷桢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497页。
[22]《清史列传》卷7，《冯溥传》，第487页。
[23]《清史列传》卷5，《黄机传》，第326页。
[24]刘禹生：《世载堂杂忆·梁节庵愿为入幕宾》，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页。
[25]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5，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5页。
[26]王先谦：《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定年谱》卷上，咸丰十一年条，载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六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页。
[27]王蘧常：《清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载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十七辑），第33页。
[28]《清史列传》卷26，《王昶传》，第2020页。
[29]刘禹生：《世载堂杂忆·梁节庵愿为入幕宾》，第81页。
[30]《清史稿》卷369，《林则徐传》，第11489页。
[31]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1页。
[3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1页。
[33]《清史稿》卷381，《陈銮传》，第11633页。
[34]《清史列传》卷21，《于敏中传》，1545页。
[35]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3，《上曾侯相书》条，《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36]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至亲不可用事》，《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5册，第286页。
[37]汪辉祖：《续佐治药言》，《删改自首之报》，《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332页。
[38]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得贤友不易》，《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69页。
[39]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绍兴酒》，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40]汪辉祖：《佐治药言》，《尽言》，《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314页。
[41]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得贤友不易》，《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69页。
[42]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访延贤友》，《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68页。
[43]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3，《拜礼》，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第44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308页。
[44]刘禹生：《世载堂杂忆》，第48页。
[45]薛福成：《庸庵笔记》卷1，《李傅相入曾文正幕府》，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页。
[46]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3页。
[47]陈道：《官戎·示长儿》，《清经世文编》卷21，第530页。
[48]汪辉祖：《佐治药言》，《俭用》，《官箴书集成》，第316页。
[49]汪辉祖：《佐治药言》，《俭用》，《官箴书集成》，第316页。
[50]《清史列传》卷34，《姚文田传》，第2662页。
[51]《清史列传》卷33，《方受畴传》，第2578页。
[52]梁章钜：《归田琐记》卷5，《年羹尧》，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53]《清史列传》卷37，《程祖洛传》，第2927页。
[54]《清史列传》卷72，《黄景仁传》，第5941页。
[55]《清史列传》卷72，《程晋芳传》，第5885页。
[56]《清史列传》卷68，《范家相传》，第5505页。
[57]《清史列传》卷68，《戴震传》，第5513页。
[58]《清史稿》卷385，《祁俊藻传附子祁世长传》，第11675页。
[59]薛福成：《庸庵文编》卷4，《书益阳胡文忠公与辽阳官文恭公交欢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60]《清史稿》卷379，《陶澍传》，第11605页。
[61]穆彰阿、潘锡恩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82，浙江名宦，《赵申乔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册，第13754页。
[62]薛福成：《庸庵文编》卷4，《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第103页。
[63]《清史列传》卷51，《左宗棠传》，第4050页。
[64]《清史列传》卷59，《李瀚章传》，第4639页。
[65]《清史列传》卷49，《刘蓉传》，第3905页。
[66]《清史列传》卷54，《何璟传》，第4263页。
[67]《清史列传》卷76，《李元度传》，第6292页。
[68]薛福成：《庸庵笔记》卷4，《曾文正公始生》，第87页。
[69]《清史列传》卷57，《李鸿章传》，第4445页。
[70]薛福成：《庸庵笔记》卷1，《李傅相入曾文正幕府》，第13页。
[7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一章《左公是怎样一个人》，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8页。
[72]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第45页。
[73]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3，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7页。
[74]刘禺生：《世载堂杂记·张之洞罢除宾师》，第48页。
[7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14，《与张幼樵》，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34页
[76]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3，第57页。
[77]《清史稿》卷374，《戴敦元传》，第11551页。
[78]刘禺生：《世载堂杂记·张之洞罢除宾师》，第48页。
[79]万维翰：《幕学举要》，《赈灾》，《官箴书集成》（第4册），第746页。
[80]王传璨编：《王文勤公年谱》，《到川抽厘》，家刻本第49、54页。
[81]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3，第73页。
[82]《清史列传》卷54《何璟传》，第4263页。
[83]《清史列传》卷55，《晏端书传》，第4306页。
[84]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