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自20世纪60年代大批非洲国家独立以来，非洲国家普遍将现代化确立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但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成效并不理想，债务危机、经济停滞与社会冲突交织叠加，区域经济增长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00年《经济学人》曾以“没有希望的大陆”概括当时非洲整体发展困境。尽管这一判断带有明显偏见，却也折射出非洲在工业化推进、国家治理与民生改善层面面临的现实压力。
新世纪以来，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部分非洲国家在经济增长、减贫与民生改善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如埃塞俄比亚2004—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平均达10.3%，卢旺达贫困发生率从2005—2006年的56.7%下降至2016—2017年的38.2%。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2023年非洲内部贸易额已达1922亿美元，占非洲贸易总额约14.9%，较2022年的13.6%有明显提升。但这些局部成功的案例并未改变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总体滞后的面貌。按世界银行2024—2025年最新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发生率仍在45%左右高位徘徊，而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已降至约10%。根据人类发展指数最新数据，202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预期寿命约为62.5岁，明显低于全球约73.4岁的预期寿命。在粮食安全方面，2024年非洲饥饿人口比例超过20%，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笔者认为，当前非洲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至少面临以下三重挑战。
第一，殖民主义打断了非洲本土社会的自主演进进程，造成发展路径的断裂与畸形延伸。被殖民前，非洲不同区域已在各自生态与贸易网络中形成多样化生产结构与社会分工体系，并不断累积本土的技术知识与组织形态。但殖民扩张通过强制性贸易重组与生产结构改变，使既有的自主发展轨道被外力截断。这种断裂首先发生在农业与土地制度层面，殖民政权为满足宗主国工业与消费需求，在多个地区强制推进单一经济作物体系。东非的坦噶尼喀被划定为剑麻种植基地，西非一些地区被规划为花生种植带，加纳被塑造成可可生产核心区，刚果盆地则成为橡胶与象牙的大规模采集之所。其后果是塑造了“高产商业部门”与“低产小农部门”长期并存的格局。该格局又进一步内化为国家整体的政治经济二元结构。前者依托港口、铁路与殖民金融体系运转，获得土地、技术、资本与基础设施优先配置。后者承担劳动力供给与粮食生产功能，却缺乏制度与技术投入。由于二元结构之间缺少产业链连接与技术外溢，面向外部宗主国的高产技术并未转化为国内生产部门普遍的发展能力，反而固化为结构性分割。这种分割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并未自然消解，而是以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等形式被重新包装。许多国家继续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参与全球市场，产业升级难以推进，国家经济受外部需求变化冲击反复震荡，非洲国家看似融入经济全球化，实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
第二，殖民遗产造成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长期失衡，国家整合能力难以形成一致性。如果说生产结构被改变带来的是经济层面的断裂，那么殖民遗产带给非洲国家更深层的断裂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文化重建之间缺乏贯通。独立后，围绕矿区、种植园与港口的殖民制度被整体继承下来，由此导致非洲国家政权独立并未同步带来社会组织方式与国家认同结构的重塑，政治叙事强调民族解放与国家主权，但社会基层仍然沿着族群、宗教与地方网络运行，国家目标难以转化为跨区域的共同实践。与之相伴，精英认知逐渐分化并固化为不同路径，政治精英偏重宏观规划与制度移植，商业精英深度嵌入外向经济体系，社会精英更多在国际组织与社会组织网络中成长，三者在发展路径、制度优先序与资源配置逻辑上难以形成一致共识，国家发展战略因此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撑。这种分化在基层实践中尤为具体。以坦桑尼亚一些农业项目为例，节水灌溉、种子改良、农机推广与气候适应技术往往由不同外部体系并行推动，不同项目有不同评估指标、资金周期与实施规则，村庄发展被切割为多个“项目单元”，国家部门更多承担协调与报备角色，而非主导规划与政策落地。久而久之，基层治理形成对外部项目的依附，政策连续性难以维持，公共资源配置也难以形成战略聚焦，现代化便失去最核心的组织基础。
第三，发展议程、资金、制度供给外部化，发展动力难以内生化。在国家整合能力本就有限的背景下，外部干预的持续嵌入进一步强化了依附结构，使非洲现代化进程逐渐演变为一种“外部供给驱动型过程”。具体表现为：一是国家发展议程设定权的外移。像社会性别、气候变化等议题通过国际项目进入非洲国家发展的政策优先序，从而模糊了本国的发展重点。二是非洲国家财政资金与政策执行严重依赖外部组织。非洲国家发展规划需要对接国际多边贷款条件，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农业推广等领域运行经费长期依赖国际项目支持，机构运转围绕争取援助项目展开，发展实践以完成资助指标为导向，项目结束即退出，经验难以沉淀为国家政策。三是制度供给外部驱动。在债务压力与贷款条件约束下，一些国家无奈接受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推进公共部门压缩与私有化改革，本应具有公共性的农业信贷、技术推广与公共收购体系被削弱，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非洲现代化的困境归根到底是发展理念与路径选择的问题。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当西方的现代化范式不断失效时，新兴国家鲜活的发展经验感召力正在不断增强。由于中非间曾经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面临共同的发展挑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日益受到非洲国家的广泛关注。
回顾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近代以来，中国同样经历过被动卷入现代世界体系所带来的发展断裂。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工业基础几乎是空白，现代化起点极低。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通过持续实施五年规划（计划），确保国家长期发展愿景的坚定性和分步骤落实推进的务实性，从根本上建立起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技术能力。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通过制度安排引导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服务本国产业体系成长，通过技术扩散、人才培养与企业协作逐步积淀本国生产能力，从而使外部资源成为“能力生成机制”的一部分。进入新时代，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在理论上不断创新突破，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不只在于“做了什么”，更在于“为什么能够持续做成”，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具有稳定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能够有效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从而使发展目标能够在时间轴上保持连续推进，在空间结构上实现上下贯通。
当前，非洲也正经历新的觉醒，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根据笔者在坦桑尼亚近20年的基层合作实践感受，非洲国家“向东看”的意愿日益强烈。不少国家正通过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重塑、国家五年规划的启动，以及持续选派青年学生、高级技术和管理专家来中国留学与培训，期盼在借鉴中国经验中探索出一条适合非洲地区的有效现代化路径。在笔者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非洲国家走出发展困境、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一是确保发展自主性，以独立自主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进行的，没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意志，很容易形成对外部体系的依附性发展，在全球体系波动中反复中断。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现代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不是速度问题，而是自主性问题。对当下非洲而言，拥有发展自主性意味着在全球不确定性中具备保持政策连续性与经济韧性的能力。当前尤其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自主发展能力的形成：第一，把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底座能力”作为跨周期目标，避免增长长期停留在依靠外部市场的少数大宗商品或单一部门上。第二，稳住财政与公共服务的基本盘，使政策不被国际资本流动周期频繁打断。第三，在区域一体化与国内市场培育中形成更稳定的需求与分工网络，把外部冲击的压力更多转化为内部结构调整的动力。当前，不断推进的非洲大陆自贸区就提供了这种“自主空间”，非洲区域市场整合正在从政治承诺走向制度化推进。
二是着力加强战略统筹，推动形成政治、经济与社会合力。现代化作为一项跨代际、跨区域、跨阶层的系统工程，如果缺乏稳定而连续的领导力量，就容易在政策更替、利益博弈与社会分化中反复摇摆。作为后发经济体，战略统筹能力建设对非洲国家至关重要，这样才可能在多元社会结构与多源外部项目并存的条件下，把国家目标、政策工具与社会动员拧成合力，减少碎片化，形成让发展战略具备可执行、可反馈、可纠偏的机制。非洲是全球最年轻的大陆之一，未来劳动力人口增长潜力巨大，但能否转化为人口红利则取决于教育、技能与就业创造。因此，战略统筹的未来着力点可以更具体、更务实。第一，把就业与产业政策放在更核心的位置，通过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城市服务业与制造业配套共同创造可持续就业岗位。第二，在国家规划体系内建立更稳定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把教育、技能、产业、金融与地方治理联动起来，避免“各做各的”。第三，强化可执行的政策反馈机制，让资源配置能随现实变化动态调整。这里的关键并非追求制度形式趋同，而是增强一种能把多元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把政策从文本推向行动的治理能力。
三是实现创造性转化，以对外合作激活内生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不可能脱离外部体系而孤立推进。当前，非洲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与产业链等关键行业一体化建设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和促进发展，都离不开与外部的深度合作。但外部合作若仅停留在“交付项目”与“援助”范畴，非洲国家就很难形成长期生产能力与发展韧性。如果能围绕本地电力供给、产业配套、运维体系与人才培养进行“嵌入式设计”，合作就更可能转化为内生增长动能。这就要求非洲国家要把引进资金、技术转化与本土制度建设等有效对接，避免项目结束即能力空心化。同时，要把融资结构与收益机制设计得更可持续，推动债务、现金流与公共服务供给形成闭环，降低外部利率与汇率波动带来的脆弱性。最后，在区域一体化框架下推动产业链协作与本地市场扩容，使外部贸易规则变化时仍能保持较强的内部回旋空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24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中也强调，非洲需强化区域市场、提升经济韧性，这与把外部资源转化为内生能力的逻辑高度一致。
总而言之，面向未来，非洲现代化的关键不在于复制既有经验与路径，而在于借鉴他国经验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提振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强民富的信心，拓展了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在中非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中非双方通过发展合作与文明互鉴不断深化互动，必将为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开辟新的实践空间。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