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李雪景，中国人民大学

来源：《当代亚太》2026年第2期

在中美博弈持续深化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正在经历着系统性重构。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和“友岸外包”战略的东亚支点，韩国的国际产业布局呈现“去中国化”趋势，三星等跨国公司通过“中国+１”，将产能从中国大陆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追求供应链安全的再平衡。那么，这种区域供应链地理重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其对东亚生产网络以及区域权力格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以韩国的国际产业布局调整为例，解读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重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动因及其外溢效应，揭示供应链安全化趋势如何重塑区域分工体系和力量对比，以期为新兴经济体规避供应链武器化风险、优化区域价值链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同时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随着传统雁阵模型的解构，中国逐渐崛起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

中国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传统东亚分工体系随之演变，中日韩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日本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核心角色弱化，逐渐退居区域价值链上游位置。近年来，中日韩产业竞争的焦点由传统制造业转向高科技产业，过去日韩在技术和资本上的绝对优势快速缩小，生产能力的趋同使得中日韩在东亚地区乃至全球价值链上的定位开始重叠，从过去的垂直分工向水平竞争转变，降低了其在价值链上互嵌的深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中美博弈嵌套于东亚分工体系演进之中，东亚各国对华依赖逐渐被隐形化，这使越南等国成为这一过程的重要赢家。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扮演高效的补充者和延伸者角色，增强区域整体的制造能力和韧性。“新三角贸易”体系下，东南亚国家替代中国承担装配环节并为美欧市场提供最终产品，中国则替代日韩等国成为中间品的重要供应者。于是出口到欧美的最终产品虽显示“越南制造”，但其背后却有中国制造中间环节的重要影响力。这一趋势下，东亚生产网络的阵营化与连带竞争不断加剧，出现网络堆叠和关系纠缠等现象。中美在全球影响力方面的博弈衍生出争取更广泛朋友圈与合作网络的外交竞争。美国拉拢其盟友，通过IPEF、Chip4等小多边合作框架与技术封锁，试图推动对华围堵与供应链孤立。作为应对，中国则以共建“一带一路”与深化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对冲来自美国的战略风险。

作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韩国深受全球政治经济转型格局下区域供应链重塑的影响，在华韩国制造业经历了多次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近期撤离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产业转移目的地选择呈现友岸、近岸、回岸等多元化趋势。作为对友岸的产业转移，韩国制造业对最终消费市场美国和欧盟的直接投资出现显著提升；作为友岸外包，所谓“更友好、更安全”的东南亚、南亚地区成为“中国+1”的主要目的地；作为回岸，部分产能回流至韩国本土。除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下降、劳动力成本攀升等经济与市场逻辑以外，韩国的产业转移还通过地缘政治影响力链条得以推动。美国等外部因素影响韩国内政，韩国政府再通过产业政策推动韩国企业进行产业转移。以韩国三星公司为例，其在华部分产业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地之后，前期保持较好的盈利水平，但后期则面临基础设施瓶颈、 技术工人短缺、物流效率低下、劳动力市场矛盾等多重挑战，长期来看公司经营仍然“危机四伏”。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企业的“去中国化”产业转移虽然短期内对撤离地产生一定困局，但是长远来看产业转移的“倒逼效应”反而推动了中国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这进一步推动东亚分工体系加速演进，从而重塑区域乃至全球权力格局。

展望未来，东亚区域内网络堆叠和关系纠缠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由此产生的张力将使生产网络进一步撕裂，世界经济将加速滑向两个平行体系与平行市场。面对局部撕裂、局部堆叠的东亚生产网络，各国将继续寻找“志趣相投者”开展合作，东亚生产网络更加政治化与阵营化，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亦面临阵营对抗的风险。全球价值链将不断“缩短”，产业布局的区域化与本土化趋势将更加凸显。这一趋势下，中国应在继续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寻求与全球价值链共生发展的机会。一是通过货币体系与财富再分配体系改革，推动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大的消费市场。二是提高供应链韧性与控制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加速技术革命，对冲“去中国化”风险。三是始终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从而提高区域生产网络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