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世界知识》，采访人为邹琰宁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世界知识》：欧洲经济当前表现和发展趋势如何？

翟东升：欧洲经济目前总体上看比较疲软，内部分化比较严重。其中，曾深陷欧债危机泥潭的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展现出较强的经济复苏态势，表现还不错。2021年至2024年，这四个国家的复合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4.1%、4.2%、4.6%和3.2%，显著高于欧元区整体2.4%的水平。2025年，欧元区整体增速放缓至1.4%，其中，德国为0.2%，法国为0.9%，而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则分别为2.8%、1.9%和2.3%，意大利经济虽略疲软，增速为0.5%，但从整体看，南欧国家已从昔日“拖后腿”的角色转变为区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放眼未来，按照欧盟委员会2025年秋季预测的数据，2026年与2027年，欧盟经济增速分别为1.4%、1.5%，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为1.2%、1.4%，其中，西班牙经济增速分别为2.3%、2.0%，德国经济增速均为1.2%，法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9%、1.1%。不过，从中长期看，南欧国家由于产业综合竞争力缺乏基础等因素，增长动能仍然不足。

欧洲经济目前出现“南北分化”的原因主要源于多重结构性冲击与政策差异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北方国家”受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冲击较大。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较高的经济体，在欧俄能源交易大幅缩减后，面临能源成本飙升的困境，推高了制造业与民生负担。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产品多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形成竞争，市场压力更为显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德国，作为全球三大生产网络枢纽（东亚以中国为核心，北美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构成，欧洲则以德国为中枢），其支柱产业如汽车、化工等，受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较大。这种影响亦传导至德国供应链网络中的其他国家。例如，前段时间我带队拜会了捷克籍欧洲议会议员杜斯塔尔，我问他捷克现在经济怎么样，他说“不太行”。捷克是嵌入德国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经济表现受到德国拖累。

相较之下，南欧国家近年来经济表现相对亮眼，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其一，经济结构特性使其受能源危机与外部产业竞争的影响较小。总体而言，南欧国家工业体系对俄能源依赖度较低，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重叠较少。其二，新冠疫情期间欧盟推出的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专项复苏基金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基金向受疫情重创的欧洲南部地区倾斜，有效缓解了当地经济压力。疫情后服务业的复苏，特别是旅游业的强劲反弹，亦为南欧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

未来欧洲经济前景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一是国防工业发展。目前欧洲国防工业整体处于扩张态势，不过其内部仍存在较大分歧，尚未形成真正的发展合力。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叠加美国对欧从“保护者”向“掠夺者”与“区域霸凌者”的转变，迫使欧洲重新审视其防务自主战略。与过去主要针对中俄的战略自主不同，欧洲当前的讨论越来越多地将美国视为潜在的防范对象，其战略自主逐渐针对美国，核心诉求是军事工业体系的自主可控。近两年我多次参加柏林全球对话，屡次听到一些欧洲政要表示，希望通过军事重建来提振欧洲制造业。这一思路旨在借助军工产业的带动效应，推动制造业升级，进而重塑欧洲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全球化时代的地区生产伙伴，转型为能够应对大变局与地缘政治冲突时代挑战的关键力量。另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总体变化，以及欧洲右翼政治势力的发展情况（即极右翼势力领导人会否在一些欧洲国家上台执政），这两个因素也会对欧洲经济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世界知识》：欧盟独特的体制是怎样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

翟东升：欧盟由27个国家组成，各成员国间存在差异，加上欧盟的独特体制，毫无疑问会制约欧洲的经济发展。

一是财政未一体化，制约数字经济的规模化发展。我在2017年于《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欧洲的传统产业是停滞的，在数字经济上是全面落伍的”。这一观点可以说全球首个。当时这篇文章对中国和欧洲的政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和触动。我认为，欧洲为什么数字经济发展乏力，除了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限制其拥抱最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外，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原因是，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幂律效应，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特征。其核心逻辑在于：数字经济的特性是前期在技术研发、平台建设等方面投入巨大，而边际成本极低，这使得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极为显著。企业一旦突破临界规模，便能以近乎零边际成本服务海量用户，形成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因此，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集中度极高，头部企业与追随者的市场份额差距呈指数级扩大，形成悬殊的幂律分布。相较之下，汽车等传统制造业虽然也存在规模经济，但其边际成本下降幅度有限，物理产能约束明显，难以形成数字经济这般极致的垄断格局与阶梯式市场份额断层。对欧洲来说，数字经济要求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发挥网络效应与规模效应，但欧盟在财政权分散于各成员国的背景下，难以形成协同监管与利益再平衡机制。

举个例子，如果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家初创企业开发类似滴滴打车的平台，那么仅局限于德国单一市场肯定难以实现可持续收益，平台扩张必然要求突破国界，但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却呈现不对称性——平台创造的高附加值就业与技术红利集中于核心城市与资本持有者，而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生存危机却广泛波及欧盟各成员国地方经济。由于欧盟类似邦联，财政主权分散于各成员国，形成了事实上的“收益本地化、成本外部化”困境。当德国企业创造的数字化平台冲击其他国家时，由于缺乏超国家层面的再分配等利益补偿机制，各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地就业与税收的理性考量，自然会对跨境数字服务设置隐性壁垒。这种“以邻为壑”的监管博弈，制约了欧洲数字经济实现规模化发展。中国在此问题上则展现出优势：全国统一大市场与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能够有效平衡地区间利益分配。美国则是联邦制，一般来说，资本家搞定联邦政府就可以。

二是中东欧国家陆续入盟后，挤压了南欧国家在供应链网络中的生存空间。欧洲一体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演变特征。早期阶段，西欧国家构成欧盟的核心，北欧国家随后融入，南欧国家则处于次中心地位。冷战后，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欧盟，对原有结构产生了影响。中东欧国家与南欧国家在产业定位上具有较高相似性，二者均具备承接制造业与服务业转移的基础，但中东欧经济体凭借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以及更高的效率和政策优惠，在全球化分工中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从而对南欧国家形成结构性替代。我认为，当年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与此有关。

三是货币一体化，即欧洲一些国家把本国货币统一成欧元之后，引发两个后果。其一，货币一体化使欧元区成员国丧失汇率政策工具，导致竞争力分化。德国作为核心经济体，其产品竞争力因欧元汇率的“相对贬值”而强化，出口优势得以巩固。反观南欧国家，欧元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推高了其实际汇率水平，削弱了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在缺乏灵活汇率调节机制的情况下，希腊等南欧国家被迫集中于低附加值产业，即被“低端锁定”。其二，欧元区边缘国家像南方国家一样背负“货币原罪”，无法以本币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作为超国家机构统一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欧元区各国央行仅承担执行职能，无权独立决定货币发行或利率水平。那么，当一国如希腊面临财政压力，需要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融资时，既无法通过本国央行增发货币来扩大流动性，也无法依赖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债务成本。对这些国家而言，它们既失去了传统主权国家的货币主权，又未能获得与核心经济体同等的政策协调能力，最终陷入有货币之名、无货币之实的被动局面。

《世界知识》：在您的研究经历中，欧洲学者如何看中国？美国政治与乌克兰危机走向会如何影响欧洲经济？

翟东升：我认为，根据当前态势研判，美国政治演进至少存在三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特朗普总统通过改变美国政治“游戏规则”，谋求极端保守政策永续。特朗普把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强行派进一些“不听话”的地方州，让ICE在日常执法中频繁使用暴力。这一转变既回应“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也是在为一旦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自己陷入“跛脚”状态而准备可供挣扎的工具。第二种情景是，在2028年总统选举时，特朗普推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组合——目前看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鲁比奥呼声较高，并赢得选举，继续推行保守主义的政策框架。第三种情景是，民主党重掌政权，但目前民主党内尚缺乏具备显著竞争力的核心人物。

美国上述政治变局将通过外部路径影响欧洲经济。一方面，特朗普若持续处于权力中心，或继续运用关税工具实施经济胁迫，将对欧洲经济构成系统性压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派人士可能着力瓦解欧洲针对右翼民粹势力的“防火墙”。在去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万斯已表示要解除相关限制。若欧洲政治生态重构，将显著影响经济发展前景。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未来的可能暂停亦将对欧洲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一旦俄乌停火实现，欧洲能源价格将回落，双方制裁措施逐步解除。当前欧洲实施的对俄制裁体系具有反噬效应，实质上是对欧洲经济的自我惩罚。危机缓解后，能源成本下降与贸易壁垒减少，或将缓解通胀压力并重构供应链稳定性，为欧洲经济复苏创造关键条件。

《世界知识》：财政扩张能否真正激活德国乃至欧洲经济？

翟东升：2025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0.2%，虽然结束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态势，但仍显疲弱。私人和公共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投资与出口疲软拖累经济，折射出俄罗斯地缘压力与外部产业竞争等因素对德国乃至欧洲经济的影响。

为应对这一困境，德国推出财政刺激方案，核心举措包括设立5000亿欧元基础设施特别基金（2025～2036年分期使用），松绑“债务刹车”机制，放宽对国防支出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预算约束，允许各联邦州每年额外借款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0.35%的资金用于投资项目。受此影响，德国经济短期内有望得到提振。若刺激方案按规划顺利落地，截至2029年，德国联邦债务或将大幅增加8500亿欧元（约占2024年GDP的20%）。

根据规划，2025年联邦政府总支出从原计划的5200亿欧元（占2024年GDP的12%）上调至5900亿欧元（占2025年GDP的13.2%）以上，名义值增幅近14%，2026年支出将进一步突破6300亿欧元（占2026年GDP预测值的13.6%），增幅近7%。尽管联邦政府2025年实际支出大概率大幅低于预期，但财政扩张力度或将在2026年显著加大。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德国2025年赤字率为2.7%，与2024年持平。这一结果处于此前预测区间（2%～3.25%）的中上水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判断基本一致。此后一段时期内，德国赤字率总体将呈上升趋势，处于较高水平。欧盟委员会预测德国赤字率2026年为4.0%，2027年为3.8%。

德国经济未来还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从2028年起，德国联邦政府将开始偿还两笔债务，一是2020～2023年疫情/能源危机期间总规模超4000亿欧元的贷款，二是为应对乌克兰危机设立的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第二，来自美国关税的冲击和外部经济体产品的竞争或将持续。

因此，德国经济尽管因财政扩张能在短期内得到拉动，但不能过于乐观。相关金融机构预测，2026年与2027年，德国经济增长率均为1.5%，欧委会的预测值为1.2%。

《世界知识》：欧洲能否在“大炮”与“黄油”之间维持平衡？

翟东升：当前，欧洲内部围绕“大炮还是黄油”，即国防开支是否会挤占福利等其他重要开支，存在广泛讨论。这对欧洲而言是个痛苦的抉择。长期以来，欧洲沉浸于通过“主权一体化”追求和平的愿景中，并得益于三重外部支撑：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俄罗斯输送的廉价能源以及中国等外部经济体带来的巨大消费市场。然而，当前形势已发生重要变化：美国不再是保护者，甚至成为掠食者；俄罗斯成为欧洲眼中直接的“军事威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欧洲强有力的竞争者。在此大背景下，欧洲要寻求防务自立，以维护其战略主权，意味着必须补上过去数十年在国防上的“欠账”。这一转变对其高福利社会模式构成了压力。

欧洲能否维持这一平衡，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首先，各国自身的财政与经济状况是基础。对于债务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如德国、丹麦，维持这一平衡容易一些；对于债务率较高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维持这一平衡会困难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丹麦、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央政府债务率分别是43.97%、20.24%、94.34%、132.5%和93.57%。其次，欧盟层面的共同支持同样重要。欧盟已通过“欧洲安全行动”项目迈出重要一步。该项目计划发行1500亿欧元共同债券，以长期低息贷款形式支持成员国联合采购武器。2026年1月15日，欧盟委员会关于向首批八个成员国（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塞浦路斯、葡萄牙和罗马尼亚）提供财政援助的提案获正式通过；1月26日，第二批八国（爱沙尼亚、希腊、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芬兰）的提案也获通过。未来欧盟层面如果有更多类似的助力，则可以给成员国提供重要支持。最后，筹建类似于世界银行的多边金融机构可能开辟新路径。欧洲国家正探讨建立一家专注于“国防、安全与韧性”的多边银行，有望扩大各国的财政空间。

我认为，欧洲保持国防开支和其他重要领域开支平衡，从逻辑上来讲是可行的。当前全球整体处于产能过剩状态，若将部分过剩产能引导至国防工业生产，在需求增加而总供给能力充足的情况下，其对整体物价的拉动效应可能被削弱，从而抑制通胀的过快上升。

《世界知识》：欧洲能否在数字经济领域追上中美两国？

翟东升：我认为比较难。互联网平台是全球数字经济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有谷歌、油管、亚马逊、脸书等科技企业，中国主要有腾讯、阿里、百度等科技企业。这些巨头并非单纯的企业，而是汇聚数据、人才等要素的生态圈，是驱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升级的基础设施。而欧盟暂未发展出自己的大平台，其背后的核心机理在前面已详细分析，即欧盟财政未一体化使得数字经济难以规模化发展。

我认为，欧洲在此轮竞争中初始缺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中国那样采取“优质产业保护”策略，导致市场被美国平台几乎全面占领。20年前我和欧洲政要交流时，他们都笑话说：“全世界都在搞www，就中国人自己搞了一个14亿人口的大局域网。”然而，正是这一举措为中国本土互联网大平台赢得了成长空间和时间。

此外，欧洲在数字领域的严格监管抑制了创新活力，而从欧洲政治环境发展趋势及政党政治生存的视角看，这种监管是很难得到明显放松的。我们可以看美国，传统上美国的科技资本多支持民主党，但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开始向特朗普一方倾斜。其核心原因在于，民主党倾向于加强监管，因为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会对大量白领的工作岗位构成冲击，民主党的重要选民基础正是这些可能受到冲击的群体。同理，如果欧洲大幅放松数字监管，同样会导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白领面临职业风险，欧洲建制派的选票或将因此减少。所以维持相对严格的监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必然”选择。

由于数字经济兼具经济、安全与政治属性，欧洲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数字主权。美国平台主导了欧洲的信息分发与舆论场，实质上瓦解了欧洲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深刻塑造了欧洲公众的认知与社会思潮。这使得欧洲在多个议题上受制于美国，难以反抗。

我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以中美欧三方为核心的“三国杀”局面，正经历从“碳基”向“硅基”的转型，其核心是数字化与绿色能源。中美在此过程中各执一端：美国在数字化转型上更为激进并略占上风，中国则在绿色能源转型中优势明显。我在与欧洲政要交流时提出，建议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进行主要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抑制美国数字巨头，补贴欧洲本土平台，适度放松监管，以培育自己的生态，捍卫主体性。

《世界知识》：未来何种政治力量能相对有效地提振欧洲经济？

翟东升：在欧洲的政治光谱中，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前者的势头更强劲。从提振经济有效性的维度看，我认为右翼民粹可能更具备破局潜力。

目前右翼民粹常被欧洲媒体简单归类为极右翼。但根据我的实际接触与观察，例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其政策并非真正极端，只是比较务实而已。2024年底，我赴意大利参加罗马—地中海对话论坛，现场聆听了梅洛尼的发言，并与多位意大利前外长、前大使、将军及智库人士进行交流。总体而言，他们对梅洛尼的执政方略与治理成效评价较高。她上台时虽带有“右翼革命小将”的形象，但施政表现务实稳健，因而赢得了建制派群体的认可。在德国选择党中，或许存在个别极端言论，但实际上欧洲整体已缺乏颠覆政体的社会土壤与氛围。

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极右翼实质上更像是欧洲的“爱国者”，他们热爱本土，思想趋于保守务实，不盲目追随进步主义或中左翼的叙事框架。正因为他们较少受意识形态束缚，更注重实事求是，这或许能为一些欧洲国家经济注入相对有效的提振动力。

《世界知识》：欧洲社会现在如何看待全球化？

翟东升：西方传统的政治光谱分为左翼和右翼，但现在很多时候其实左右难分，因此新的政治光谱变为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分。欧洲常被视为进步主义、全球主义、“白左”文化的中心。

欧洲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缩影与深度参与者。它曾经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如今处境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全球产业格局演变，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产业的升级，欧洲未来可能将承受全球化带来的更多结构性调整压力。更为深刻的是，全球化似乎正在欧洲内部塑造并加剧社会与政治分裂。

2025年底，我到访比利时布鲁塞尔，在等待议员助理帮我办进入欧洲议会的手续空隙，我与门口的一名安检员聊天。我说，我20年前以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的身份到布鲁塞尔工作过，刚才听说您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年，您感觉这几十年有什么变化？他说，我作为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本地人，感觉到过去几十年变化太大，且“几乎全都是往坏的方向变”。在他眼中，熟悉的布鲁塞尔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拥挤混乱”，一批批有竞争力的精英以及异质文化涌入。他描述的那种“礼崩乐坏”的感受，以及对本土文化式微的失落，正是全球化浪潮下原住民复杂心态的鲜活写照。他们一定程度上既是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也是如今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的群体。

由此观之，欧洲内部因移民、文化认同等问题积累的张力持续加剧，而在外部，特朗普与万斯正试图拆解欧洲的“防火墙”。在内外压力交织下，欧洲极右翼力量不断崛起，且势头仍在上升。我感觉，欧洲正在酝酿剧烈的政治动荡，欧洲政治可能发生重大翻转。未来，欧洲的角色可能从激进的全球化拥护者，转向对全球化进行反思与调整，这或将体现为其在贸易、互联网发展等多个领域变得更加保守。

《世界知识》：欧洲将在何种情况下“走向中国”？

翟东升：我认为，一是欧洲防务实现相对自主。当前欧洲多数武器装备依赖美国及北约提供，欧洲需逐步构建独立的军工体系。对此，近期我个人主张，中国在积极劝和促谈的同时，中欧双方在防务领域有合作的可能和空间。

二是欧洲的舆论生态能够独立。欧洲需在认知层面摆脱美国意识形态渗透，关键在于培育本土移动互联网生态，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导权，避免成为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传声筒”。

三是中国以实质性举措展现对欧诚意。欧洲目前将中国视为“重要威胁”，这主要源于双方产业竞争加剧，中国产能规模庞大，技术水平先进，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在此背景下，需要以可落地的利益共享方案实现双赢。因此，我个人主张，也许可以考虑通过推动人民币升值，缓解欧洲对华贸易逆差压力；或者设计一种合作机制，比如通过贷款的方式支持欧洲采购中国绿色能源产品，既助力欧洲能源转型，又以市场化方式深化产业链协作。当前中欧关系的改善主要来自特朗普对欧羞辱恐吓，欧洲“转向中国”或许更多是被动选择。我认为，我们自己也得做点事，跳出单一视角，理解欧洲在安全、经济、认知层面的核心诉求，通过务实行动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

《世界知识》：对中国而言，“以欧为师”的内涵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翟东升：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比如数字经济等方面超过了欧洲，但欧洲仍有不少值得中国进一步学习的地方。如今，“以欧为师”的内涵应调整为吸取欧洲教训，而非简单模仿。

举个例子。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个人认为，中国可以吸取欧洲的经验教训，建立中国特色的福利体系。当前中国已初步实现工业化，且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迅猛。人工智能正无法避免地冲击一些群体的工作岗位，其创造的新增岗位还远少于摧毁的岗位。这与历史上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不同，不能简单类比。例如，自动驾驶技术出现并发展成熟后，司机岗位将消失，而开发自动驾驶平台所需人力极少，导致结构性替代加剧，就业压力显著增大。欧洲福利体系建于100多年前，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将过多资源投入养老保障。中国人天生储蓄率较高，无需照搬此模式。我认为，中国或许可以建立“起点收入”，用来拉平年轻人成长的起跑线，福利资源可向他们倾斜，鼓励结婚生子、提升学历和技能，为广大年轻人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提升社会活力。同时，平衡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福利。这有助于避免福利体系滋生惰性，防范像南欧地区“养懒人”的弊端，推动社会良性竞争与进步。

再比如，欧洲移民政策是其应对老龄化举措的一部分，即敞开大门吸收外部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他们认为不同文明能够通过欧洲制度的优势得到兼容，但实际上，从目前来看，这过于理想主义，大量移民的涌入对欧洲造成多方面的冲击。我认为，欧洲的这一教训中国或许需要吸取。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6年第7期，世界知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