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主理论；
陈奎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摘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属性的科学认识对于推进民族学理论的发展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文章基于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中题名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3272篇高质量文献，以CiteSpace可视化计量软件作为分析工具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化路径与知识结构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并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是“认同的共同体”。具体而言，其认同内涵以“五个认同”为核心，构建多维度的精神纽带；其认同价值体现在政治整合、社会凝聚与文化影响力提升三个方面；其认同建构则通过历史逻辑、发展逻辑与制度逻辑不断深化与巩固。除此之外，文章还发现学界对认同的研究是动态适应的过程，从早期理论建构，到实践层面制度化与社会化探索，再到当下与现代化、文明建设结合的综合拓展，呈现出清晰的认同变迁脉络。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固、社会稳定、人民团结的前提，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民族理论、政策与制度，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多民族国家建设自身特点及内在逻辑相洽适的民族团结道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公开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纲领性文件，这一概念逐渐发展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并成为学术界深入探讨的焦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南，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这里，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我们理解这一知识体系的核心关键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全面认识。
我们应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呢？本文将从中华民族概念的角度出发，运用文献计量学、词共现分析与智能计算的方法，深入分析中华民族的内涵、价值、建构及其变迁。
一、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当前，学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历史渊源及实践路径展开了广泛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主要聚焦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范畴紧密相关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民族团结及共同体建设路径等问题，深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功能与价值同样是学界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在整体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研究问题较为分散，多集中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学理化、体系化阐释尚显不足；另一方面，尽管“认同”作为共同体建构的核心要素被广泛提及，但大多停留于概念层面的强调，缺乏一个能将其有效整合进共同体生成、存续与发展全过程的系统性分析框架。这种理论研究的状态，使得我们难以在深层学理逻辑上完整回答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可能、如何维系的关键问题。
鉴于此，本文尝试以“认同”为理论起点，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工具，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篇名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3272篇核心期刊（数据截至日期为2025年8月7日）进行知识谱系梳理与热点特征识别。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并力图论证一个核心论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是一个“认同的共同体”。认同不仅是凝聚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更是理解其生成机制与价值功能的逻辑起点。
为系统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认同的共同体”这一核心观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认同的共同体分析模型”。该模型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第一，认同内涵，即以“五个认同”为基础，剖析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内在精神动力；第二，认同价值，探讨共同体在政治整合、社会凝聚与话语建构等层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三，认同建构，从历史、发展与制度三重逻辑出发，揭示认同在实践中得以生成与巩固的具体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关键词时区图梳理提炼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透视认同在共同体构建不同阶段的核心作用。通过这一分析框架，借助CiteSpace的知识可视化与科学计量分析，本文期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具整合性的理论视角并确认其认同属性。
关键词作为文献核心内容的简短表达，是作者对研究论文主题的高度提炼和概括。而同一关键词的高频出现，则表明该研究的主题内容正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通过运用CiteSpace对3272篇权威文献进行分析可以提炼出表1。
通过分析这一关键共现词排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认同是其中最重要的核心。一是认同出现的词频是最高的，比如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认同、民族认同都进入前30，文化认同更是以103的频次和0.13的中心性排进前5。二是一些关键词虽然没有出现认同，但是与认同高度联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集体记忆等，是认同指向的内涵。还有一些高频词，如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词，实际上是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本文研究的对象。我们可以按照对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提炼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模型的三大基本要素，即认同内涵、认同价值与认同建构。三者均围绕认同展开，从不同维度构成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体系。对于高频关键词聚类的情况见表3。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高频关键词在不同语境下可能语义重叠或承载多重含义，并不严格从属于单一主题，因而在下表中可能出现合并关键词或一个关键词从属于多个基本要素的情形。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内涵
对于什么是共同体，共同体是如何构成的，学界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给出了许多回答。有学者从关系实在论出发，认为共同体就是由共同性关怀构成的一种人群关系聚合。于春洋、汪微微认为“共同体是共同生产生活、具有明确边界的人群聚合体”。在中国语境下，共同体更强调伦理道德与价值共识的整合作用，例如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即隐含传统乡土社会的共同体特征。他强调中华民族是“在历史长河中由分散的多元民族单位凝聚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特征表现为“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辩证统一。周平、孙保全认为将个体联结成为整体的纽带是历史文化，它对成员个体、民族整体的利益实现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民族国家体制具有深刻影响。总体而言，这些界定表述虽有差异，但隐含逻辑相通：共同体作为关系性存在，需要依托内在纽带才能持续稳固。追问这一纽带本质，会发现无论基于生活方式聚合，还是由制度安排确立整体，若成员缺乏价值理念、文化传统与政治归属上的“认同”，共同体难以成立。因此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中，以认同为纽带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易言之，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前提，也是其存续与发展的核心机制，后文将进一步论述为何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认同的共同体”。
“认同”概念最初由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创立并应用于临床医学领域，随后逐渐演变为心理学术语，用以描述个体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之间在情感和心理上的趋同现象。而在政治学语境中，“认同”不仅是一种心理或文化归属，更是一种政治结构性力量。它既决定了个体如何理解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也影响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和价值建构实现整合与合法性。从霍布斯、卢梭将社会契约视为政治认同的理性来源，到韦伯将合法性统治归结为三种不同的认同机制——对传统的情感认同、对领袖的人格认同以及对制度的理性认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认同”同样成为国家治理与民族工作的核心问题。在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我党60多年的治藏方略时指出：“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一表述在原有“四个认同”基础上纳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形成了更加全面的“五个认同”，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必需的政治认同内涵。这一理论升华，将多元价值归属提炼为具有统摄力的核心命题，既巩固了“五个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也突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的核心引领作用。以“五个认同”作为阐述认同内涵的切入点，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与时代特征。
对祖国的认同体现为个体与群体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形成“国家—公民”的政治共同体意识。祖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地理与政治空间，是一切认同的物质基础。对祖国的认同不仅意味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更在于把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超越狭隘的族群、地域界限，凝聚为一个命运相连的整体。这种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最坚实的地缘与政治支撑，其最重要的体现正是爱国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共同体最直接的身份归属。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既由多元族群构成，又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统一整体的基本特征。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承认和接受这一多元一体格局，将自身族群置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框架之中。这种认同强调的是“以中华民族为大我”，逐步淡化狭隘的“本民族意识”，时刻防范“大汉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回潮。通过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与深度融合，促进全体中华儿女形成命运与共的认知体系，深刻领悟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荣辱与共，休戚相关。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是共同体最深层的心理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事关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人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也强调过：“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不仅是一种政治信念的表达，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组织化与制度化的根本保障。这种认同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经历了历史和现实的检验，由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作为国家与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对党的认同，实质上意味着将党的领导视为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支撑，从而保证多元社会力量能够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下实现整合与协调。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党的领导始终为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组织保障。这种认同不仅体现为对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拥护，更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转化为推动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动能。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群体能够突破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在共同奋斗中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性认知与情感依附，由此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持久生命力的命运共同体。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意味着认可这一制度安排能够保障全体人民的平等发展与共享进步，从而为共同体的现代建构提供实践路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和地域等因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我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的坚实依托，它既包含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整体架构，也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模式。这种认同使共同体意识不仅停留在文化与政治层面，更上升到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层面，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现代性和前瞻性。
综上所述，“五个认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逻辑，既在文化与心理层面提供了精神纽带，又在政治与制度层面奠定了实践保障。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提供了共同体的地缘支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塑造了整体身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奠定了共有精神家园，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提供了政治核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则指明了发展道路。五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构建起基于共享文化与价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框架，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认同的共同体”这一根本性质。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价值
认同不仅是共同体得以生成与维系的前提，更是其发挥价值功能的逻辑起点。结合关键词聚类和词频分布来看，“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关键词均暗含认同属性。归纳来看，围绕认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整合、社会凝聚与文化软实力三个方面。三者虽各有侧重，但均以“认同”为核心。
政治整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首要价值功能，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供给和价值引领，将全体中华儿女的意志凝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力量。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明确为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其深层逻辑正是以政治认同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现代化与国家富强的表征，更是全体人民在政治归属与理想信念上的高度一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种政治整合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更通过政策部署与社会治理实现全局性引领。换言之，政治整合功能的根本在于以认同为纽带，把不同群体的利益与诉求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之下，使共同体在政治上保持整体性和方向感。
社会凝聚功能强调在社会生活层面落实共同体意识，推动认同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是宏观政治工程，也体现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日常生活中不同族群的互动关系。“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空间基础，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催生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与社会的互动催生了认同的产生，认同又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制度与社会层面的交融。郝亚明强调，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出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政策安排，更是社会整合的实践机制，有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因此，社会凝聚的价值功能在于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把“认同”从理念转化为现实情感和行为习惯，从而形成稳固的社会认同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第三个价值功能体现在文化影响力，包含话语体系构建以及相应的文化软实力维度，具体表现为“认同”构建所带来的软实力提升与话语体系建构。认同不仅是一种内部精神纽带，也是对外文明交流的资源。国内层面，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和教育实践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学理化、普及化，使其从政治理念转化为社会认同的基础。国际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外延体现在构建自主的话语体系和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达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提升国际影响力，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将共同体价值功能延伸至全球治理领域，为世界和平与文明互鉴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由此，共同体建设的认同功能不仅在国内增强凝聚力，也在国际社会中展现出文明贡献与话语引领力。这种话语建构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发言权，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功能超越国界，展现为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合作的文明贡献，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的认同。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在于“认同”。认同既是共同体生成的内在纽带，也是其发展的持久动力。从现有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和词频分布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共产党”“文化认同”“集体记忆”“高校”“民族地区”等关键词，恰恰说明共同体的建构路径，本质上是一个“认同不断生成、深化和制度化保障”的过程。若从历史逻辑、发展逻辑与制度逻辑三个维度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它们都以不同方式指向“认同”的构建与稳固。
从历史逻辑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深深植根于悠久的历史进程与文化积淀。“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有机统一整体。“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深化对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的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于各民族长期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是历史上活动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其不是毫无关联的民族单元组成的机械组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各民族交融共生而成的互嵌互融的有机整体”通过历史与传统文化教育，不断强化各族群在历史与文化上的共同归属感，加深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从而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同时，“集体记忆”的建构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意识，它不仅让群体成员共享历史经验，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我们”的意识。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耦合共生，作为“一个群体的内部成员对过去的共同记忆”，建构集体记忆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而，历史逻辑通过文化共享与记忆建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根基，推动了“认同”这一共同体核心纽带的产生。
从发展逻辑出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现实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多元一体格局的同时，推动各民族特别是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同步发展与成果共享。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福祉，不仅缩小了区域和群体间的差距，也为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以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发展模式，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少数人口现代化”局限。这本身就蕴含共同体认同的价值取向。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强化了这一进程。互联网和智慧治理不仅打破了民族地区的地理边界，更使信息、资源与机会得以更为均衡地流动，从而在实践层面拓展了共同体认同的深度与广度。由此，发展逻辑不仅提供了物质条件，更通过现代化成果的共享，把个体的生存境遇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深化了对共同体的整体认同。
从制度逻辑出发，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根本保障，制度是共同体认同得以持久维系的根本保障。其核心在于通过国家制度供给与治理体系的整体谋划，将多元族群纳入统一框架，并不断强化政治认同和社会整合。新时代“五个认同”赋予了民族区域自治优化完善的方向与使命担当。“中华民族共同体坚不坚、牢不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新使命的理解状况与思维格局的打开程度。”在此过程中，教育体系尤其是高校教育被视为培育“认同”的重要阵地，通过制度化教育将共同体价值转化为青年一代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认同，从建设理念、课程体系、主体保障、育人模式等维度，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拓展新的视野。同时，交流交往交融作为国家政策导向下的制度实践，不仅推动族群间的互动与互嵌，也在社会生活层面稳固了共同体认同。因此，制度逻辑通过多方面协同作用，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制度保障和长远稳定性，保障了认同这一核心机制在社会生活中被不断巩固与再生产。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路径，本质上是认同逻辑的三重展开：历史逻辑通过文化共享与集体记忆生成认同，发展逻辑通过现代化进程与成果共享深化认同，制度逻辑通过制度供给与社会整合保障认同。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以“认同”为核心的路径机制。这一机制不仅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规律，也凸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认同的共同体”的深层学理意涵。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变迁
在学术研究中，文献发表量及其变化趋势往往是衡量某一研究领域发展态势与学术关注度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统计，不仅能够直观反映学界对该议题的研究热度，还能揭示其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逻辑与演进轨迹。根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领域3272篇高质量文献的统计（见图1），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该领域的发文量整体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2011年至2014年间，发文数量处于相对低位，学界尚处于理论探索和概念萌芽阶段。自2015年开始，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正式提出并逐渐进入政策话语体系，研究热度开始逐步升温，发文数量出现小幅增长。2019年以后，伴随国家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部署的提出，该领域迅速成为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数量明显攀升。特别是2020年至2021年，发文数量出现跃升式增长，突破了500篇，反映出政策引导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效应。此后，2022年至2025年间，发文量继续保持稳步上升趋势，显示出该研究议题已经形成持续的学术增长点和研究共同体。可以合理推测，未来几年内，在国家战略持续推动与学理深化需求的双重作用下，该领域的文献发表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并有望在研究深度与国际化视野方面呈现新的突破。
区视图是一种侧重于从时间维度上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它着重反映了关键词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因而能够从时间维度上帮助我们把握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变化趋势。为了更清晰、直观地分析研究热点的变化以及未来研究趋势，利用CiteSpace使用相同参数生成图2。
结合图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认同”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核心主线，但在不同阶段，其内涵理解与实现路径呈现出动态演化。
第一，理论奠基期（2015—2017）。自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相关关键词迅速成为党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界理论研究的热点和核心主题。关键词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国家”“民族理论”等频繁出现，显示出学界最初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认同”的内涵上。此时，该阶段研究多探讨共同体认同的文化基础和理论模型，强调通过历史文化叙事和民族理论研究来夯实共同体的认知基础。
第二，丰富发展期（2017—2022）。关键词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五个认同”“民族地区”“民族工作”“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多元一体”“交往交流交融”“集体记忆”等集中涌现，凸显了该阶段研究的两大显著特征。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内涵的多维度拓展。在原有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基础上，文化认同等内涵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关于“五个认同”研究的集中出现，全面界定了认同的内涵。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实践的多领域展开。围绕民族地区治理、教育体系、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等问题，学界深入探讨如何通过教育制度、民族政策和社会交往来强化共同体认同。“民族工作”“交往交流交融”等关键词反映了“认同”从理念向行动转变的趋势。在这一时期，“认同”从抽象理论逐步走向制度化和实践化，成为“从理念认同到实践认同”的关键阶段。
第三，全面发展期（2022—2025）。在这一时期，关键词如“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两个结合”“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新质生产力”等，彰显出研究已全面迈入战略化、文明化的崭新阶段。“认同”与国家现代化发展深度融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凸显其在推动社会整合、文化自信与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它与国家现代化进程深度融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撑，反映出共同体认同已从民族事务层面跃升为国家战略层面；另一方面，以“中华文明”为核心话语，将研究重心转向文明自信、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展现出认同的“内聚—外延”双重功能——既通过共享文明根脉凝聚国内多元群体，又借助文明叙事提升国际话语权。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等新概念的提出，认同研究从政治哲学领域拓展至体系化的知识建构阶段，标志着“认同”研究的全面成熟与学理自觉，呈现出由“民族事务”向“国家战略”的学术转型。“智能算法”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关键词也代表了未来学术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知识图谱的方法，基于对3272篇核心期刊文献的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将“认同”这一概念从分散的学术讨论中提炼出来，构建了一个“基于认同的共同体分析模型”，验证并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认同的共同体’”这一核心论断。该模型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同时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认同”不仅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概念，更是贯穿其内涵、进路，价值与变迁等核心线索。
首先，通过对“五个认同”的剖析，本研究确认了“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内在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性质。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为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稳固的向心力。
其次，以认同为出发点，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整合、社会凝聚和文化影响力三个方面展现出重要作用。政治整合确保了国家目标与民族复兴方向的一致；社会凝聚促进了族际关系的深度融合；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则让基于认同的话语体系更有力量，展现了中国文明的自信与主体性。然后，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生成并非单一过程，而是历史、发展与制度三重逻辑的有机结合。历史逻辑通过共享的文化与集体记忆奠定认同的根基；发展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深化认同的现实基础；制度逻辑则通过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社会层面的实践为认同的巩固和传承提供保障。
最后，围绕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发展呈现理论奠基、丰富发展与全面发展三个阶段，生动地诠释了相关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的发展进程。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基于认同的共同体分析模型”。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突破这些局限性是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新方向。
首先，未来研究需从“应然”走向“实然”，强化经验层面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主要基于学术文献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学界对共同体建构的理论认知和逻辑框架。但这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对“应然”状态的描绘。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问卷分析等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深入具体的社区、学校和家庭，考察认同在微观社会层面是如何被感知、实践、建构乃至遭遇挑战的。例如，制度设计与个体认同之间的互动机制、代际之间的认同传承与变迁等，都是亟待深入的经验性课题。
其次，应拓展共同体研究的比较视野与全球维度。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自身的语境，这对于深化理论的本土化至关重要。但要进一步彰显其理论价值，就需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比较视野中。例如，可以将其与世界上其他如瑞士、印度等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建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认同”建构路径的异同。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向国际社会有效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经验，使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打破西方单一的民族国家叙事，是提升中华文明话语权的重要方向。
最后，需关注数字化时代给共同体认同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影响认同建构的关键场域。一方面，数字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为跨区域、跨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有助于塑造超越线下的“数字共同体”感知。但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茧房效应、虚拟社群的区隔化以及外部势力的网络渗透，也可能对主流认同构成潜在冲击。因此，深入研究网络空间中的认同形成机制、风险挑战与引导策略，将是未来该领域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前沿课题。
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