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时代，民族工作正迈向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并重的新阶段。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媒介格局的重塑，网络空间与传统物理空间相互交织，逐渐成为民族事务治理、文化传播与认同塑造的重要阵地。场域的拓展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或时空延伸，而是涵盖实践结构、主体关系、话语体系、运行机制与风险治理的系统性变革。因而，基于这一背景提出“网络民族工作”概念，从理论上系统阐释民族工作在数字时代的概念内涵与逻辑结构，揭示其在政治性与技术性、虚拟性与现实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辩证统一；从实践上，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构建以价值引领为核心，以发展赋能、文化滋养、治理规范和交往融合为实践向度的“五层次实践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既回应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数智化、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也为促进各民族在网络空间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理论建设场景，推动实践发展。
关键词：网络民族工作 中华民族共同体 数字治理 民族事务
作者刘仕刚，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地址：合肥市，邮编230601。
一、问题的提出：数字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新场域与新挑战
2024年，曾创造性预言网络社会崛起的国际知名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其新著《数字社会》一书的开篇便明确断言：“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几乎完全数字化的社会中”。而中国，正以其超大规模的数字社会实践，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据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形成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特别是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广泛应用于文化传播、网络社交、网络购物、线上公益、线上节庆互动、非遗传承创新等场景，极大拓展了各民族在网络空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场景。可以说，互联网已成为当下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生产生活、获取信息的新空间。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网络建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网”。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互联网空间建成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平台”。这些重要论述和政策部署，为新时代网络空间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需要指出的是，在网络空间中，数字技术对民族关系的重塑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治理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社交媒体的兴起正深刻改变着世界各国国内的种族与族裔关系格局。在美国，网络平台中存在种族歧视表达、内容审核偏差与算法性歧视问题，比如Facebook上普遍存在的非裔用户的帖子更容易被误判为仇恨言论而遭删除的现象等，已成为学界和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在欧洲，难民危机期间社交媒体上的族群叙事成为影响公众态度的关键变量，而平台的内容审核政策也面临着平衡言论自由与仇恨言论治理的严峻挑战。在印度，WhatsApp等社交平台中的仇恨言论、错误信息与群体动员问题，持续影响其国内宗教—族群关系和社会秩序。国外这些案例显示，数字平台并非中立的技术工具，其内容分发机制、治理规则与舆论动员能力，正在深刻介入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结构、情感联结与关系形态。
在中国语境下，这种趋势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数字技术在为我国各族人民提供前所未有的交往广度、交流速度与交融深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意识形态渗透、算法偏见、认同碎片化等严峻挑战，将民族工作推向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前沿地带。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借由网络肆意解构主流历史叙事，算法推荐技术可能无意中加剧群体偏见并形成“信息茧房”，一些极端或歧视性言论因网络匿名性而更易传播，境外势力亦试图利用互联网进行渗透分化等。所有这些现象均已清晰地表明，网络空间已成为民族领域意识形态交锋的重要前沿，其影响力之深、波及面之广、传播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传统物理空间的治理边界，如何在网络空间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族群和谐，已成为全球多民族国家共同面临的治理难题。针对这一治理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前提下，把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最大增量”，使之真正成为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仍需立足本土实践作出系统回答。但就目前而言，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决定了现行基于传统物理空间的民族工作理论与方法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与不适应性。虽然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网络空间开展民族工作议题的关注不断增加，但纵观既有研究，其议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着重讨论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挑战及路径等内容；另一类则主要关注数字技术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路径等内容。尽管这些研究为理解网络空间开展民族工作的潜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但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将互联网视为一个技术性、工具性的“手段”或“场景”的局部探讨阶段，尚未从范式转型的高度，将网络空间视为民族工作不可或缺的“第二场域”，从而建构起一个能够统摄全局、深刻揭示网络空间民族工作本质规律并指导系统性实践的元概念和整体性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缺位”，使网络空间开展的相关民族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陷入零敲碎打、被动回应的局面，难以适应数字时代对民族工作提出的系统性新要求。
为回应上述时代命题与理论缺位，本文尝试提出“网络民族工作”(Online Ethnic Work)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阐释与框架构建。此概念的提出不仅是民族工作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实现自身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在网络空间的深入贯彻，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对此，本文拟从民族工作在数字时代所经历的场域、主体、话语等五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入手，探讨提出这一标识性概念的现实动因，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其作进一步的界定，剖析其多维内涵与核心属性。最后，尝试构建一个以价值引领为核心，以发展赋能、文化滋养、治理规范、交往融合为支撑的实践体系，以期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思考与借鉴。
二、生成逻辑：数字时代民族工作呈现出的五个新趋向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网络空间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民族事务治理时空格局的深刻改变贯穿于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为了清晰地揭示“网络民族工作”这一概念提出的内在动因，本文拟从数字时代民族工作在实践场域、主体结构、话语体系、运行机制及风险挑战五个方面呈现出的新趋向入手，考察这一新民族工作形态生成的现实逻辑。
(一)民族工作实践场域的拓展：网络空间的嵌入与虚实交融特征日益凸显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总是在一定的“场域”中发生。长期以来，传统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延续着民族学、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范式，始终锚定于一个地理邻近的实体场域之中。无论是在乡村或城市中开展互嵌式社区建设，还是在节庆或集市等传统公共空间中组织文化展演与情感联谊，其交往逻辑无不受到地域边界、交通条件及面对面交往模式的深刻塑造。在这一场域之中，民族关系的构建往往依赖于长期、稳定的共居共处，文化认同的生成源于耳濡目染的日常实践，而治理行为的展开则表现为一种基于地理单元的、可直接触达的垂直管理模式。然而，数字技术的崛起彻底重塑了这一空间基础，催生出一个与实体场域并行，且更具活力的数字场域。这一新兴场域的出现并不只是物理空间的简单延伸，而是一场深刻的空间重构。
首先，在互动规则上，民族关系的交往逻辑已由实体场域的“地缘血缘”逐步扩展至由数字场域中的“算法流量”所驱动。在实体场域之中，民族之间互动的规则通常是由地缘关系、血缘纽带和历史传统等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来主导。相比之下，网络空间作为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一种新场域，重塑了传统社会模式下基于亲缘、地缘的社会连接模式。其互动规则已转变为由算法逻辑、关注度(流量)和虚拟社群关系等来主导。具体而言，个体的民族身份认同不再仅仅源于先赋性的传承，而是在算法的推荐与匹配下，通过与千里之外的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文化内容的频繁互动之中被激活、强化甚至重构。比如，笔者曾了解到一位出生在合肥市的苗族青年H，就是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学习本民族语言、参与本民族的线上节庆活动，其对本民族文化的感知与习得，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取决于家乡的物理环境，而是来自主体与平台的内容生态、算法的分发机制的交互。
其次，在关系属性上，实体场域中的社会关系往往因受地域空间、组织制度和日常生活半径的约束，通常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可见性和情境稳定性。相比之下，数字场域中的社会关系往往会呈现出较高的流动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征。这些特性无疑打破了传统基于地域的认同边界，但也使网络空间的认同构建变得更加多元、复杂和动态。网民在网络空间参与民族交往活动时，不仅可以主动选择凸显或暂时隐匿其民族身份，更使这一身份在交往互动中呈现出一种动态流转：时而成为凝聚群体的情感纽带，时而又可能沦为被讨论、质疑，甚至污名化的对象。究其原因，这种身份的流动性主要归于网络空间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特质，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范围，而是网民在基于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实现的“自由连接”。
最后，在影响范围上，信息的传播方式正由“局部而缓慢”的扩散演变为“全域性与瞬时性”的爆发。在实体场域中，一个事件的影响通常局限于本地，其传播速度与范围受物理条件所限。而在数字场域中，一则涉民族因素的负面消息，可能经由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全国性的舆情事件。这一新情况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民族事务治理的时空观，要求治理主体必须具备全网感知和快速响应的能力。可以说，场域向网络空间的拓展是民族工作数字化转型最基础、最深刻的前提条件。这不仅意味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变了，更标志着民族事务治理的底层“规则”与核心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将网络空间视为民族工作的“第二场域”，并据此重构其认知与实践框架，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
(二)民族工作主体结构的深化：平台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广度与深度持续增强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场域界定为各种社会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一个网络或构型。按照此逻辑，当实践场域发生变化时，行动者的位置关系及其权力结构也会随之调整。但民族工作场域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网络民族工作要凭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治理主体结构。事实上，我国的民族工作历来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展开的，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基层组织和群众参与。尤其在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实践中，协同治理、多元参与的理念已逐步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并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随着网络空间日益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场域，数字技术赋予了多元行动者前所未有的能动性，使民族事务治理具有较强的多主体性、跨主体性和多场景性的过程特征，并进一步重塑了原有民族工作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分布、参与方式与作用边界，拓展了多元主体协同的广度与深度。具体而言，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前提下，平台企业与其他社会力量在网络民族工作中的责任更加凸显，推动着民族工作在数字场域中形成分工更细、协同更强、响应更快的治理格局。
其一，平台企业的“关键枢纽”角色。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与服务系统，平台本质上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表达，是构建在技术之上、以技术为核心，通过技术构建数字形态劳动关系及控制数据的产生和运用。由于聚集了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庞大的资源、海量的资本、网络化的形式，平台企业(如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等)拥有了重塑企业商业模式、再造社会交往形式、影响国家政治生态、塑造公众行为方式等巨大能力。换言之，平台企业已不再是中立的“技术提供方”，而是深度塑造网络民族交往规则、生态和体验的实际“治理者”。它们通过内容审核算法、社区公约、推荐机制、流量分配等“网络平台权力”，深刻地影响着涉及民族话题言论的边界，并在无形中决定了不同民族文化内容的可见度与传播范围。因此，平台企业已成为网络民族工作中不可或缺、责任重大的关键行动主体，其治理行为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网络空间的构建效果。
其二，网络社群与意见领袖的“节点影响”效应。在数字场域，当前基于共同兴趣、身份或价值观自发形成的网络社群(如微博、超话、豆瓣小组、微信群等)，以及拥有大量粉丝的各界意见领袖的崛起(如董宇辉、罗翔、李子柒等)，既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变迁中公众话语权回归的表现，也是数字技术赋权下话语权重构的结果。这些群体通过主动的自我表达、积极的公共参与和多元的传播互动，逐渐成为网络空间凝聚群体、设置议题、引导情感的重要节点。他们可能自发地传播民族团结的正能量故事，也可能在无意中就某些涉民族因素的片面信息放大偏见、激化矛盾。其影响力往往能跨越地理和行政边界，直达个体，形成“微观舆论场”。这意味着，网络民族工作必须将这些分散的、非正式的节点性力量纳入视野，将其视为重要的合作对象或工作对象，而非仅仅聚焦于传统的组织化单位。
其三，普通网民的“基础细胞”功能。网民是网络空间的主体。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数字技术赋予了每一个普通网民以“麦克风”，使其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网络空间的积极建设者。事实上，网民的每一次转发、每一条评论、每一个点赞，都在参与构筑有关民族议题的舆论氛围和情感倾向。亿万网民的微观互动，共同汇聚成了宏观的网络民情民意。因此，每一个网民都构成了网络空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细胞和微观单元，其媒介素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直接关系到整个网络生态的清朗健康与否。由此可见，网络民族工作的主体结构之所以呈现出深化态势，是因为数字场域中平台企业、网络社群和普通网民等主体的作用明显上升，从而推动网络空间形成党政协同、政企联动、社群参与、网民尽责的协同治理格局。若忽视任何一类新兴主体的角色和责任，网络民族工作的治理效能都将大打折扣。
(三)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丰富：情感表达、微观叙事与互动传播日益强化
在实体场域，民族工作话语主要以官方、权威的政策宣导、理论阐释和成就宣传等“宏观叙事”为重要依托，通过组织化、系统化的渠道(如文件、会议、主流媒体)进行自上而下的、单声道的传播。这种话语体系严谨、规范，旨在传递统一的思想框架和价值标准，但其话语风格相对抽象、严肃。相比之下，网络空间的传播逻辑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在数字场域之中，多元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使这套单一话语体系的传播效能正在被重新审视。换言之，当下网络空间中能够引发广泛传播、凝聚各类共识、形成深度认同的，不再是高度凝练的政策条文，而是能够激发个体情感共鸣、身份认同和自愿分享的“故事”与“体验”。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民族工作话语正在经历一场从“宏观”到“微观”的深刻转向。
一方面，民族工作话语的叙事重心逐步由“国家宏大叙事”下沉到“个体微观叙事”。网络传播的基本单元是“个体”。不同民族的个体在去权威化、去等级化、去属地化的数字空间中都是同一性质的本体，都享有编辑世界、转换格式和产出内容的权限。在此空间中，能够迅速引发关注和共情的，往往是具体的、鲜活的人物故事与生活体验。比如，一则记录柯尔克孜族大叔救助自驾游客后亮出党员徽章的短视频、一场展现苗族绣娘传承创新刺绣技艺的直播、一段藏族母子深情弹唱《乌兰巴托的夜》的动人影像等。这些微观叙事通过无数个体的视角，共同拼贴出一幅生动、立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活图景，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从抽象变得具体，从遥远变得可感。近年来，国家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道中华》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如《影响唐朝历史的三个粟特小人物》《钱币里的交往交流交融史》等，更是体现出了微观叙事的转向。
另一方面，民族工作话语的风格呈现出由“政治话语”向“情感话语”延展的趋向。情感是共同体的内核，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以积极情感为纽带能够有效增进共同体的内聚力和向心力。网络空间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孵化器”，在于其平台化传播结构天然有利于形成并延展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说的“互动仪式”。当网民围绕特定的民族文化符号、团结故事或历史记忆形成共同关注，并在点赞、评论、转发等互动中实现情感共鸣时，便可能催化出强烈的集体情感能量与群体团结感，并生成或强化代表该群体的符号性表达(如“石榴籽”“中华民族大家庭”等)。所以，以往严肃的政治话语要想在网络空间实现有效触达，需要转化为网民间通用的“情感话语”和“生活话语”。这意味着不仅正能量的传播需要借助共情、感动等情感来驱动；而对错误思潮的批驳，则同样需要用网感十足、机智幽默的表达方式进行解构，而非简单的正面驳斥。因此，网络民族工作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地进行话语创新，将“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理念，转化为一系列能引发炼网民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的符号、故事和表达方式。
此外，相较于实体场域中单一线性的传播模式，民族工作话语在网络空间中更加注重互动参与与共创传播。在实体场域之中，传统的民族工作话语传播模式是一个典型的单向“发送一接收”过程。而在数字场域，话语的意义是在互动与共创中双向构建的。比如，一个官方发布的民族政策图解，其最终效果的达成，不仅在于发布本身，更在于网民的评论、二次创作，甚至戏仿、争论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网民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积极的意义解读者和共同生产者。这就意味着网络民族工作的重点也随之从“精准传达”部分转向“有效引导互动”，即如何设置议题、鼓励正向解读、吸纳民间智慧，从而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中凝聚共识。因此，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丰富”，意味着民族事务治理主体要在数字场域中，构建一套兼具思想深度、情感温度与传播锐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使之不仅在声量上，更在人心上占据主导地位。
(四)民族工作运行机制的调适：由“计划性工作”转向更加注重“适应性治理”
在实体场域中开展民族工作，本质上类似于一项精心设计的“社会工程”，遵循着一套系统的线性流程，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科层制体系逐级落实，不仅其过程呈现出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与可控性，而且其内容、节奏、范围与预期效果，均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较为精准的管理与控制。这套工作模式与相对稳定的实体社会场域和清晰的一元主体结构高度适配。然而，数字场域固有的开放性、即时性与互动性，彻底打破了这种线性、可控的工作流程。网络空间中的民族议题往往是由网民自发开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不确定的时间点爆发，并呈瞬时性、指数级扩散，其发展轨迹往往难以预测。这使传统的事先规划、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在面对瞬息万变的网络舆情和自发性交往时，常常显得滞后和被动。这要求数字时代的民族工作需从“计划性工作”向“适应性治理”的深刻转型。
其一，工作重心从“事后补救”前置到“事前预警与生态培育”。在实体场域中，民族工作的着力点往往聚焦于问题发生后的“处置”与“化解”。而数字场域则要求将民族工作的重心极大前置，强调全天候的态势感知能力和前瞻性的风险预警能力。这就需要对海量网络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苗头性、倾向性信息中敏锐捕捉到潜在风险点，从而为早期干预赢得时间。更重要的是，民族工作的思路要从“灭火”转向“防火”，即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健康网络生态的长期培育，如支持创作优质民族文化内容、搭建正向交往平台、鼓励民间自发的团结叙事等，从源头上增加网络空间的“正能量”储备，提升其内在的免疫力和韧性。
其二，响应节奏从“周期部署”加速到“即时响应”。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频发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互联网中，每个人都可以是话题的发布者、分享者、评论者，去中心化、便捷性的互联网特质让涉民族领域话题的网络舆情快速增多，而某些交互媒体的隐蔽性又极易让舆情聚集爆发。其发酵速度通常以小时，甚至分钟计，导致其黄金响应窗口期极短。这就要求治理主体必须建立扁平化、高效率的应急响应机制，以此打破传统行政流程的时空限制，从而实现“发现一研判一响应一引导”的高速闭环运转。比如2025年末，在网络上持续引发热议和观点对立的“1644史观”，经过一些自媒体叙事在平台扩散后引发情绪化争论。随后，官方媒体账号“浙江宣传”撰文《警惕“1644史观”带乱了节奏》，对该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史料逐一加以澄清与反驳，最终推动网友的讨论回到相对理性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中。这表明，网络空间开展民族工作需要成立专业的网络队伍，授予其必要的临机决断权，并配备相应的技术工具包，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进行果断处置和有效引导。
其三，工作方法从“执行方案”迭代为“学习调适”。在高度不确定的网络环境中，没有任何一套预先制定的方案能应对所有场景。所以，网络民族工作的治理过程必须是一个持续的“学习一反馈一调适”循环。无论每一次应对网络事件成功与否，都应成为积累经验、优化策略的数据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民族工作的治理主体必须紧随时代和科技的步伐，像互联网产品一样，具备快速迭代、小步试错的能力，不断调整其话语策略、沟通方式和干预手段，以适应动态变化的网络生态。这是一种从“工程师”思维到“园丁”思维的转变，其核心不在于控制，而在于引导和培育。所以，“运行机制的调适”意味着网络民族工作的核心范式，已从一项可规划的“工程”，转变为需持续呵护和调适的“生态”。其成功不再仅仅依赖于完美的顶层设计和坚决的执行力，更取决于体系的敏捷性、团队的学习力和对生态的深刻洞察力。
(五)民族工作风险形态的演变：矛盾的网络化扩散与风险的系统化弥散
在实体场域，民族工作所应对的挑战多表现为具体的、可见的，比如因文化认知差异或基层治理疏漏所引发的局部性、个体性纠纷。这类挑战目标明确，边界清晰，通常可通过行政调解、司法途径或面对面的群众工作等方式进行针对性处置，其作用机制与应对路径相对可控。然而，在数字场域，民族工作风险的形态、来源和作用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它不再局限于具体的事件和明确的当事人，而是演变为一种抽象的、弥散的、嵌入在数字生态基础结构之中的风险形态，可将其称之为“风险的系统化弥散”。这类风险往往没有明确的肇事主体，其影响不再局部化，而是动辄扰动整个网络空间的舆论氛围和情感基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性基础构成潜在威胁。这种风险系统化弥散的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风险的“虚拟化”与“意识形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能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上主导权。”在众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中，最具代表性的挑战来自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沉渣泛起。作为“一种全盘否定一切历史及其历史进步逻辑的社会文化思潮”，历史虚无主义不仅通过公开的论著辩论，更借助短视频、段子、漫画，乃至互动游戏等网络“软性”载体，对共同的历史记忆、英雄人物和叙事体系进行解构和篡改。其目的不在于解决具体问题，而在于动摇认同的历史根基，是一种指向集体记忆和认同基础的“意识形态侵蚀”，其治理难度远高于处理一件具体的矛盾纠纷。
其二，风险的“算法化”与“自动化”。在数字场域，民族工作挑战的来源不只是具体的人，还涉及看似中立的技术本身。一方面，网络平台的推荐算法，能够在无形中制造“信息茧房”，加剧“群体极化”效应。不同民族的用户可能被推送完全不同的信息内容，若长期困于固有的认知圈层，减少了跨群体交流和理解的机会，则会导致社会共识的底盘被侵蚀。更值得警惕的是，“信息茧房”并不只是信息分布的差异，还可能通过各族群众在网络上以娱乐、社交等各种形式产生的海量数据促成民族刻板印象的生成与固化。以2024年1月“凉山彝族男子住酒店被拒”事件的网络传播为例，相关信息被断章取义之后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被高频转发并迅速聚拢注意力，讨论中出现将彝族身份与“贫穷落后”“素质不高”等消极标签相连的叙事，并进一步把个体遭遇上升为对群体生活方式的概括性判断，从而加深了众多网民的认知偏差，固化了偏见。由此可见，这种由算法自动化分发并被反复强化的偏见，并非仅源于个体偏好，而是一种被平台的流量逻辑与数据反馈循环所共同型塑的结果。另一方面，网络平台利用智慧化自动推送技术，对浩如烟海的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转变为“信息把关人”，而以往这一角色通常是由官方平台、主流媒体来承担，并履行建构社会认知、维护公序良俗和捍卫道德底线的责任。这一转变暗含着平台资本的主观价值嵌入及平台致瘾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性。
其三，风险的“跨域化”与“复杂化”。一方面，网络空间与生俱来的开放性、虚拟性和隐蔽性等特点，消融了物理边界，使境外各种反华势力的渗透、干预和煽动变得前所未有的直接和便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境外建立的反华网站约2000家，仅新疆周边地区就有40多个反华网站。这些敌对势力利用网络空间的特性，围绕民族、宗教、人权等议题，精心编织和传播挑拨民族关系、撕裂社会共识的虚假信息，其操作手法专业、资金支持雄厚，加之又与区域发展差距、代际分化等社会结构性矛盾交织，使局势的研判和应对变得极其复杂。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深度互联，网络舆情极易转化为现实中的群体性行动；反之，物理空间的个别事件也可能被上传至网络，经过扭曲和放大，发酵为全国性的舆论风暴。这种线上线下的风险传导与转化，使风险的源头、路径和责任归属变得模糊难溯，极大地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可以说，“风险形态的演变”是提出网络民族工作这一整体性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理论构建的最紧迫的现实动因。
三、理论阐释：网络民族工作的概念内涵与多维属性
在系统剖析“网络民族工作”这一概念提出的现实动因之后，对其进行精确的学术界定便成为理论建构的首要任务。鉴于网络空间不是脱离真实世界而建构的全新王国，而是包括线上社会和线下社会两个形态在内的一种新的空间存在形式。所以，网络民族工作绝非“线下民族工作”与“互联网”的简单嫁接，而是民族工作范式在数字时代的一次深刻转型。
(一)概念界定与内涵阐释
何谓网络民族工作?事实上，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为了理论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对当前民族工作所处时代场景的深刻理论回应，也是破解传统民族工作范式在全新场域中应对乏力难题、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首先，就其时代必然性来看，我国目前已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数字社会，数字化浪潮已席卷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阵地正日益从传统的物理空间转向虚实交融的网络空间。这一“场景迁移”并非简单的空间转换，而是催生出新的互动规则、新的主体结构、新的话语形态、新的工作方式及新的风险挑战，标志着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其次，就其解决的核心问题而言，“网络民族工作”的提出旨在解决由“场景迁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双重难题：一方面，是如何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另一方面，是如何有效应对网络空间带来的意识形态渗透、认同碎片化、舆情风险泛化等新型风险。传统民族工作范式在应对这些全新课题时已显露出局限性。因此，此概念的提出，旨在系统回应“数字时代如何开展民族工作”这一时代命题，其核心功能定位正是为了破解上述难题，即通过构建一套适应数字社会运行规律的价值理念、主体结构、方法体系和实践内容，为民族工作实现从传统范式向现代范式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引与行动框架。
基于对上述背景与功能的理解，本文认为，网络民族工作是伴随数字技术普及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民族工作形态，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元行动主体依托互联网平台，运用信息技术资源、载体、手段，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切实践活动、制度安排与治理过程的总和。其核心内涵可从四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在根本宗旨上，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旨归，确保其政治方向性与目标导向性；二是在实践场域上，聚焦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的数字空间，彰显其时代性与空间特殊性；三是在行动主体上，形成党的领导下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多元协同的现代网络治理格局，展现其系统性与协同性；四是在内容范畴上，涵盖经济发展、内容建设、空间治理、公共服务与情感联谊等多元实践，凸显其综合性与实践性取向。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筑起网络民族工作概念体系。
(二)多维属性：内在张力与辩证统一
前文对网络民族工作的基本概念与核心内涵的廓清，仅为理论建构的起点。要深化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还需穿越概念表层，深入剖析其内在的、相互交织的多维属性。
1.本质属性：政治性与技术性的互嵌与互构。亨利·列斐伏尔(H.Lefebvre)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在网络空间，民族工作首要体现为政治性与技术性的深度互嵌。其政治性深刻体现为坚持党对网络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网络民族工作的主线，这是其根本方向和价值归宿。但这一政治引领必须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算法推荐等现代数字技术方能实现其治理目标。这意味着，数字技术不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承载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载体。如此，网络民族工作的技术性即是上述政治性在技术层面的具体展开，主要表现为在政治引领划定的价值空间内，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效能，通过构建线上交往平台、创作数字文化产品、优化网络舆论环境等一系列具体实践，将“铸牢”这一宏大目标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日常网络互动。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关系绝非“目的一手段”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实践中相互塑造：政治目标决定了技术研发与应用的价值优先级(如在内容推荐算法中嵌入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反歧视的规则)；技术效能则重塑了政治目标的实现方式与传播半径(如通过情感化叙事短视频触及传统媒体难以覆盖的年轻群体)。由此，政治性为技术性提供价值规范和伦理边界，确保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相应地，技术性为政治性提供实现路径和效能支撑，使政治目标得以精准、高效地落实。
2.场域属性：虚拟性与现实性的交织与传导。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论述现代性时指出，现代性的图景就是融合了在场与缺场的空间脱域(disembedding)，即把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这种脱域在网络民族工作场域中深刻体现为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深度交织，比如一场地方性的民族文化活动可经由直播转化为全网共享的仪式，而一条网络谣言也可能迅速引发线下的群体情绪。一方面，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发生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虚拟空间中，交往主体以数字身份开展活动，情感联结通过符号化和媒介化的方式实现。这表明，虚拟空间为现实民族关系提供新的发展场域和赋能工具。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始终是虚拟交往的价值根基和意义来源。网络民族关系本质上是现实民族关系的反映和延伸，线上交往最终要服务于线下团结。但因互联网的虚拟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使网络民族关系更加敏感与复杂，网络民族关系因此具有内容涉及更广、影响群体更多、情感因素更杂、处理难度更大等新特点。这些新特点，根植于虚拟与现实交织所固有的内在张力之中：一方面是虚拟空间的匿名性、跨域性与现实社会的具身性、地域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网络交往的碎片化、表演性与现实关系的整体性、真实性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些张力催生了新的治理挑战，即线上情感的瞬时爆发与线下问题的复杂根源之间存在治理时差；虚拟身份的流动性与现实责任的归属性难以直接对应。这要求相关实践既要重视网络空间的特殊性，遵循数字时代的演进规律；又要坚持线上线下融合治理，避免将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割裂对待。
3.方法论属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与校准。网络民族工作的方法论主要依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社会行动理论中区分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网络实践中，“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技术手段的效率性和精准性，如大数据分析的精确性、算法推送的针对性、舆情处置的时效性等，其核心在于以数字技术作为治理工具和有效载体，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价值理性”关注的是行动目的的正确性与正当性，强调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具体体现为坚持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情感、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等根本价值追求。二者在网络民族工作中形成持续张力与相互校准。这是因为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推送可以高效传播民族团结故事(即工具理性)，但如果算法设计不当，对涉及民族误解、民族偏见的信息没有进行有效筛选和管控，可能会导致错误内容被大量推荐给其他民族用户，进而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情感基础。由于当前互联网覆盖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导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及东北民族地区公众之间出现一道“数字鸿沟”。这道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两种理性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张力，但数字技术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工具理性最终是要为价值理性服务的，实现以民族事务治理的智能化驱动民族事务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和专业化。面对二者之间的张力，网络民族工作的方法论核心在于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它要求治理主体既要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又必须时刻以价值理性审视技术应用的公平性与可及性，通过技术赋能弥合数字鸿沟、促进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最终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根本目标。
四、体系构建：网络民族工作的实践框架与路径
基于前文对“网络民族工作”这一概念的系统阐释，有必要进一步从实践层面构建其运行框架，以便为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系统化的路径指引。总体来看，这一框架可划分为五个层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引领层，确立元目标与方向指引；以数字经济、数字文化、数字治理、数字交往四个维度为核心功能层，形成发展赋能、文化滋养、治理规范与交往融合的协同体系。五个层次既相互区分又内在贯通，共同构成网络民族工作的体系化实践框架。
(一)价值引领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要搭建网络民族工作的实践框架，首先必须以明确的价值目标为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无疑构成了整个网络民族工作实践框架的价值基石和根本遵循。这一目标定位具有三重实践意涵：首先，它作为价值评判的终极标准，所有相关实践，包括技术应用、平台运营和内容生产等，都应以是否有利于增强“五个认同”“五个共同”“四个与共”为最终衡量标尺；其次，它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依据，为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投入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最后，它作为实践过程评估的元规则，为各项工作的问题发现、过程纠偏和效果评估提供基本准则。同时，这三重实践意涵又凭借三种机制贯穿于网络民族工作实践全过程：其一，目标转化机制，将抽象的“铸牢”目标转化为可操作、可测量的具体指标，如各民族交往频率、文化接纳程度等量化维度，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清晰的行动指引；其二，过程嵌入机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要求嵌入数字技术研发、文化内容生产、网络平台治理等各个环节，形成全过程、全方位的价值引领；其三，成效反馈机制，建立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程度的绩效评估体系，通过大数据监测、社会调查等方式，实时评估工作成效并动态调整策略。
(二)发展赋能层：跨越数字鸿沟与数字经济的机会结构扩展
虽然在网络空间中，广泛的经济合作、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本的增值积累和东西部协作，为各民族共同富裕提供了平台和机遇。但是，发展赋能层所回应的关键问题，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机会不均与新型社会排斥。其目标不仅在于推动经济增长，更在于通过数字经济的制度化赋能，提升民族地区与各族群众参与市场、共享发展的实际能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稳定的物质与机会基础。首先，应以特色数字产业培育拓展发展机会结构。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电子商务、智慧文旅、数字文创等方向，重在把资源优势与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进入平台市场的产品与服务形态，带动就业扩容与收入提升，并在更广阔的传播场域中增强各民族文化的在场感、可见度与现代价值，从而弱化“边缘化叙事”的再生产。其次，应以普惠性数字技能培训，赋能个体的“可行能力”。借鉴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此举旨在面向基层群众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与创业支持，不仅解决“会不会用”的技术问题，更着眼于提升其利用数字工具获取信息、链接资源、参与协作与表达自我的综合能力，防止部分少数民族网民因数字技能缺失而陷入“数字失语”境地。再次，应以公共数字服务的可及性弥合基础设施与服务鸿沟。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推动普惠金融、远程医疗、智慧教育等服务向民族地区延伸，降低公共服务的空间成本与门槛，以更均衡的方式分配数字化红利，避免形成固化的“数字边缘”，从而为各民族共享现代化成果与迈向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撑。
(三)文化滋养层：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数字化生产
内容建设是网络民族工作核心实践环节，其关键并不在于信息投放的数量，而在于通过高质量内容生产与平台化传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可再生产的叙事资源与符号体系，从而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持续的数字文化根基。就其内在逻辑而言，网络民族工作的内容建设主要涵盖资源数字化、叙事转译、矩阵传播三重机制。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性采集、整理与活化，形成可共享、可调用的文化资源库，并借助虚拟博物馆、数字展厅等载体实现公共化呈现，使文化资源从“存量”转化为“可传播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叙事表达需要完成从“规范性理念”到“故事化、符号化表达”的转译。也就是说，要围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如“八千湘女上天山”“三千孤儿入蒙古”等，创作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各民族文化特色与现代网络气息的精品内容，并以微电影、短视频、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等形式增强其可观看性与参与感，如“道中华”边疆行2024特别活动——“曼行国道·219”、2026年春晚上由周深与56个民族孩子共同表演的《吉量》等，使“中华民族一家亲”等主题能够在日常传播中被理解、被认同。此外，还需构建多层次传播矩阵，推动主流媒体、商业平台与自媒体的协同联动，在不同圈层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可达性与可持续性，提升相关内容的影响力，避免优质叙事在平台流量竞争中被边缘化。
(四)治理规范层：数字治理的法理化与技术规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的清朗有序是应对前述“算法化”风险与平台“私权力”崛起的重要制度性保障，也是确保网络民族工作有序开展的根基。其核心是从法理与技术双重维度，对数字场域进行规则重塑与行为引导。换言之，从法理上要解决权责边界与程序正义问题，推动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重塑与对平台“私权力”的公共规约，比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蓝本，将网络空间治理的既有法律资源(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特殊需求相对接，制定网络民族事务专门性法规和政策，压实平台企业、内容生产者和网络用户的主体责任的同时，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在网络空间中的合法表达、平等参与、人格尊严和信息安全。另外，还要建立网络民族事务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党政部门主导、平台企业负责、社会组织协同、网民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其重点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对平台基于代码与算法的“私权力”进行公共审视与规约，防止平台“私规”可能因商业利益驱动或算法偏见而偏离公法价值，确保其运作符合公共利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技术上要解决治理目标在平台技术流程中的嵌入与执行效能问题。这意味着，要不断提升网络民族工作的技术治理能力，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建立民族舆情监测预警系统，实现精准识别、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这实质上是将治理逻辑嵌入技术架构的过程。同时，还需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甄别筛选网络信息的能力，培养其数字公民意识，使其能充分遵循数字空间的技术规则和制度要求，积极践行数字公民的义务和责任。由此，通过技术手段的运用与公民素养的培育共同构成了一种双向的技术性规训，从而塑造既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网络生态。
(五)交往融合层：数字场域中互动仪式的构建与社会联结的生产
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网络空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重点在于有意识地设计与催化成功的“互动仪式”，以推动关系网络的再组织与共同体认同的日常化再生产。首先，在互动空间上，要创设虚拟的共同在场与焦点关注。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认为，群体通过聚集、对局外人设限、共同关注某一对象或活动，以及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才能产生真正的互动仪式。数字平台的核心功能在于能够低成本地聚集分散的个体，并为其设置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而产生共有的情感体验。因此，网络空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依托数字技术建设跨区域交流平台，开发专门服务于民族交往的应用程序和社交平台，提供多语言支持和文化翻译功能，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网民开展线上交流提供可持续的“焦点关注”(如以春节、“三月三”为代表的共同文化话题或节庆活动等)。其次，在互动参与上，要常态化组织云端联谊、线上民族文化节、网络团结联欢等虚拟社群活动。这些活动实质上是人工构建的数字化“仪式场”，通过直播、连麦等实时互动形式，激发参与者的共享情感体验，并进一步催生或强化代表群体的共同符号(如特定的网络用语、视觉形象)，由此成为共同体记忆与认同的载体。最后，在关系联结上，要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联动。数字互动的优势在于激发初步联系，但其深度有限。因此，推动“线上相识、线下相见”的融合模式至关重要。这实质上是将线上互动所催生的情感能量与初步认同，导入线下具身化的社会实践(如研学旅游、社区治理合作)，并将其转化为更持久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构成了一个线上线下相互赋能、持续强化的良性循环，最终重塑了共同体认同的生成与巩固机制。
总体而言，网络民族工作所涉及的上述这五个关键层面，系统化地回应了“网络空间如何开展民族工作”的核心议题。依托这“五层次实践体系”的系统推进与协同发力，“网络民族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并最终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根本目标。
五、结论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的广泛嵌入正推动民族工作进入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并重、线上线下深度联动的新阶段。“网络民族工作”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对当前民族工作在数字时代所面临的现实机遇和挑战的理论自觉的一种深刻回应，其本质是民族工作范式在数字时代的系统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体现在工作场域从线下到线上的空间转移，更意味着价值理念、主体结构、工作方法、话语体系、风险挑战的全面革新。面对这一变革，本研究试图从理论方面厘清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多维属性，并从实践方面为其搭建一个“五层次实践体系”，以期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民族工作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引，从而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在网络空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也是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中的一种具体尝试。中国的网络民族工作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社会治理，也不是西方语境中族群关系治理的简单数字化延伸，而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基础上，将民族事务治理、网络空间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现代信息技术运用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式治理实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网络民族工作”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民族事务治理领域的一个自主性话语表达：它既来源于中国民族工作在数字时代的现实问题，又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任务；既回应网络空间带来的新风险新挑战，也试图从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层面，为中国民族学、民族理论和民族事务治理研究提供具有主体性的解释工具。由此而言，对“网络民族工作”的理论阐释，不只是对一个新实践领域的描述，更是在数字时代民族工作经验基础上凸显中国话语、凝练中国方案的探索。
当然，本文只是初步对“网络民族工作”这一概念作了一种粗浅的描述和阐释，其理论边界、经验基础与实践机制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与治理实践中进一步清晰、深化和完善。同时，也希望以此为起点，推进和深化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研究，并和学界同仁一起，拓展民族学研究的时代化发展，在学科建设层面展开进一步探索，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关切和现实需求，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