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顾颉刚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重新理解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问题，以历史知识和传统观念作为重构民族理论的思想资源，其理论自觉深植于历史意识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认识，指引着顾颉刚在新式民族史范式下以中华民族整体史观重构中国通史，隐约可见其在历史书写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整体史观的落实，在顾颉刚那里集中体现为对边疆民族文化史料的重视，但由于搜集材料有限，理论和方法都不够精确，致其通史写作终成理想。顾颉刚书写“另一种中国史”以凝聚中华民族的努力，为我们今天面对清季以来西方民族概念和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枘凿的困境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关键词：顾颉刚 抗战时期 中华民族整体史观 “中华民族是一个”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根基与源泉。晚清以降，通过历史写作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回答何以中华等理论问题，不仅是不同史观竞争的学术问题，亦成为各派史家传承中华文化掘取民族自救方案的共同取径。1939年是百年来中华民族研究史上极具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顾颉刚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等系列宏文，反复考量中国通史的叙述框架，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学界对此理论与其西北考察的关系多有挖掘，提示“在地化”理解顾颉刚边疆认知和民族知识至为重要，但顾颉刚如何以历史书写的方式凝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又如何以此理论为核心编写中国通史和民族史，仍有讨论的空间。顾颉刚曾自曝心路历程，“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久已藏在心里的意见，在西北考察时也曾说出写出，伴随着他从华北到西北再到西南的人生旅程，这一意见得以在其通史编纂的学术计划中延展，因此本文拟通过爬梳抗战时期顾颉刚运思“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系列政论和编著中国通史的努力，探寻其统一中华民族发展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自觉意识及其限度，以期对当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有所裨益。
一、理论与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历史的事实”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渐成学界共识，但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与汉族主导地位之间的内在张力、国家统一与民族多元之间的理论焦虑仍悬而未决。概念是理论和话语的基石，顾颉刚阐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从“正名”开始的。
1939年的第一天，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星期评论》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正式开启了批判整理相关名词的辨正工作。稍后，他写作《中华民族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即是回应前文篇末留下的问题，说明“五大民族”与历史事实不符。由此发端，顾颉刚再三以历史事实衡准中华民族相关名词的出现和使用，严厉纠正了三种名实不符的名词。第一种是中国人作茧自缚以讹传讹造成的恶果。顾颉刚追溯历史渊源发现，清政府把中国分为五部（十八省、满洲、蒙古、西藏、回部），“五族”的划分只是因袭清朝惯用的名词，无意中继续承受清政府的锢蔽政策而已。他逐一回溯了汉、回、藏的历史后断言，汉回藏非三个民族，只是中华民族的三个文化集团，是中华民族里面的三种生活方式。
第二种是帝国主义为了殖民侵略臆造的新名词。晚清以降，各式各样的“新名词”伴随着趋新风潮涌入中国，帝国主义趁机借“中国本部”“华北”等地理新名词分割中国的土地。日本和帝俄在日俄战争后为便利侵略，制造“南满”和“北满”以划分势力范围；一战以后，“民族自决”的口号由美国传入中国后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粉饰之辞；英国人以“内藏”和“外藏”的名词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帝国主义还制造种族方面的新名词，以“独立罗罗”等分裂中国人民。误用的名词不仅与中国历史事实不符，更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口实。顾颉刚严正指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御用学者矢野仁一所谓“满蒙非中国领土”说，是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窃夺中国土地的凭证，是将谣言用作侵略的前驱，并不是提倡纯正的学术研究。
第三种是对“西方”民族概念和分类标准的错误移植。将种族与民族混为一谈，是晚清以来中国借由日本引入西方概念形成的错误认识。本来“民族”是nation的译名，“种族”是race的译名，由于语言翻译过程中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出入，清季革命鼓吹“种族主义”、信仰“民族主义”，加之辛亥之后“五族共和”口号和五色旗造成的印象，使得“种族”与“民族”相混而难别，国人不明了“民族”一名的真实意义，随便使用，引得敌人乘机觊觎，以讹传讹来分裂中国。他当初也以文化、语言、体质等项为区分民族的标准，在“古史辨”中大量使用“楚民族”“越民族”等名词，但在国难期间，他愈发认识到，“民族”二字不该随便使用。
如何戳穿名词背后帝国主义分化中国的阴谋？顾颉刚的办法是“查一查自己的历史”。“中国本部”何以成为晚清以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顾颉刚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观察到，中国古史上从未见过“本部”这一名词，它是晚清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自从明治天皇定下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的政策，即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西方承受了日本杜造的名词，译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是不谙悉远东的历史而产生的误会，或者也含有侵略的心思而有意推波助澜。他历数战国以前直至清的疆域沿革后指出，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作“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把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所谓“中国本部”，是邻邦的恶意宣传，是日本人分化中国的毒策，跟着“中国本部”名词起来的“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名词同样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今天的研究表明，“中国本部”一词由日本而西方而中国的传播路径在具体观点上有待商榷，其表露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言自明，但顾颉刚以“铁一般的事实”直指名词背后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霸权逻辑，对于论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确是铿锵有力。
顾颉刚运用了语言学中功能派的最新观点来理解名词的使用及其意义。英国语言学家马凌诺斯基将名词的用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的用法，所指是根据经验的，有客观实体相符合；一种是兴比的用法，把一个名词用来引起对方的反应。顾颉刚将“中国本部”“五大民族”等名词归为第二类，即没有与客观相符的实体，是帝国主义利用了刺激听者感情反应的方法攫取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与之相反，他对中华民族的实体性毫不含糊。他相信，虽然近代才出现“中华民族”这一称谓，但其存在早已是历史事实，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华民族就已经形成，“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因为坚信中华民族具有“不可分裂的历史”，才有了他对“五大民族”“民族自决”“中国本部”等名词的直接批判，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名词进行整理，是历史学家顾颉刚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基本取径。
依据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经验”，顾颉刚试图在文化而非种族的意义上重新界定民族。他梳理中国自秦汉以下两千余年的历史发现，以血统区分彼我既不可能也非必要，“同一的历史”和“同一的情绪”才是民族成立的要件。在这个意义上，他得以将种族和民族区分开来，种族为体质的、物质的现象，注重血统，民族则是心理现象，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这一区分源于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因为中国古代“诸夏和蛮夷并不是以种族分而是以文化分的”，“保存文化比保存种族重要”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信念，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于文化的统一。中国历史的事实和中华文化内在的统一性，是顾颉刚主张主观民族论，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依据。
除了一般性的历史事实，地方性历史知识和传统夷夏观念、天下观经由转化成为顾颉刚民族理论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1939年2月，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登载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实际上是顾颉刚1937年10月西北考察时在兰州伊斯兰学会演讲的扩充，此行他获得了此前从未关注到的大量民族知识，其中就包括以地方志、遗址等为代表的地方性历史知识。顾颉刚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反复引用“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来表现中国人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种族观念。不惟儒家，墨子也说“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春秋时期为中国文化的奠基期，因而受到顾颉刚特别的重视。他标举明清之际顾亭林亡国亡天下之辨，认为天下就是民族，亡天下译成现代语就是“失去民族精神”，所谓天下等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天下被转译重塑为现代民族国家，民族获得了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双重内涵。
在此基础上，顾颉刚重新定义了“汉人”和中华民族。“汉人”二字是因为从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外围的人用朝代之名来称呼中国人为秦人、汉人、唐人，汉朝享国最久，“汉人”于是成为流行的名称。汉人之为汉人，乃是由于各种不同的部族混合而成，本不是一个同血统的称呼，而只是表示大家在一种语言文字、一个文化体系之下的一个大集合。他例举历史事实来说明，“汉人”接受了大量的“非汉人”生活方式，所谓“汉人”的文化早因民族融合而成为一种“混合文化”了，这种文化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他发现，汉与非汉通过迁徙、通婚、商贸等民族交往形式，实现了血统、文化、风俗上的民族融合，汉与非汉双向同化的事实使得同化成了中华民族“融化为一体的表现而不是东风压到西风的表现”。因此，他主张废弃“汉人”的称呼，称之为“中华民族之先进者”，满蒙回藏苗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清末民国时期，以文化等级论和进化论为前提，形成了以汉化来认识中华民族演进机制的普遍认知，顾颉刚突破汉—非汉的二元对立，以“文化混合”对汉本位的同化论进行理论修正，虽部分摆脱了同化论的桎梏，但残存的等级分野和线性进化文化观使得“汉”与“非汉”的裂缝难以弥合，以发展程度为标准将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集团置于西方现代化的统一标准之下，不自主滑向西方中心主义，为其中华民族整体史观的论证留下了时代的遗憾。
以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和整体性为前提，顾颉刚进一步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了中华民族连续性和长久性的密钥——大一统。中华民族何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民族，并继续保持生命力?他基于“历史事实”断言，“中国”或“中国人”“是有整个性和永久性的”。秦汉、隋唐是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等仅是“地方性的割据”和“时间性的朝代”，即使历经战乱和朝代更替，中国仍能保持整体性存在，民族统一是国家绵延的内在基底。
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不仅保证了中华民族“可久”，还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奠定了中华民族“可大”的根基。春秋以来由一统观念而促进的民族融合、由民族融合推动的文化混合，使得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和同化力。因此，“中国民族从古以来就只有向心力，没有离心力”，“中国民族就永远在同化过程之中，也永远在扩大范围之中，也就永远在长生不老之中”。1922年为商务印书馆编写《本国史》时他就发现，整部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西北考察期间，他进而认识到“内外各族所以能够融合无间的原因，就为中国人向来没有很固执的种族观念”。由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能糅合许多相异的种族成为一个顶大的民族，能混合种种不同的文化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顾颉刚以民族融合为主脉重构中国史，民族融合代替民族竞争的逻辑被确认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已经触及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的道理、学理和哲理。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是一个”确是顾颉刚西北考察期间在马背上的理论凝结，但它更是一个历史学家观察中国历史的智慧结晶。顾颉刚之所以在昆明写下《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基于他的经验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中国人的信念”，也是“历史的事实”。白寿彝的观察近切而真实，“中华民族是一个”并不是“抗战以来的新发明”，但顾颉刚此文却是“用事实来做证明的”“第一篇文字”。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运思中，顾颉刚批判错误的概念和认识，重新理解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时，都不忘回望历史，其理论自觉深植于历史意识中。客观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政治宣传的性质，其表达方式和情绪气势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但顾颉刚以其实证主义史家的素养和功底，以历史事实为据，跳脱了从理论到理论的循环论证，赋予理论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使得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理论因历史支撑而获得坚实基础，因传统思想资源而具有本土色彩，充分彰显了中国历史之于中华民族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
二、史观与范式：“为全中华民族编一部通史”
如果说理论具有宣传的性质，容易产生热烈的效应，那么相关的历史研究则因其朴素的学术特质而更具持久的效力。“中华民族是一个”要实现从一般口号到普遍信念的跨越，必须成为新的中国史的一个重要观点，“新史学运动的第一个标语”，顾颉刚的系列宏文正是这个工作的一个开端，它指引着顾颉刚以中华民族整体史观书写中国历史。
面对边疆危机，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顾颉刚提出的一揽子边疆对策中，他个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编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从历史上说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倾注融化的大集团。新式中国通史新在何处？顾颉刚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将民族史的编纂作为改造中国历史的重要目标。以民族史为民族国家建设张本早在20世纪初即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方案，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频频在和师友的信中交流救国方案，“向民族史大路上走”正是他借以改变民众历史观念实现救国之志的计划之一。学生郑德坤任职燕京大学后，顾颉刚除了建议他研究地理沿革史证明东三省隶属中国版图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还建议燕京大学各系各专业在救国工作中通盘计划分工合作，其中“史学系可以编中国民族史”。第二天，他在写给洪业的信中再次讨论编民族史事，提出改造中国历史，“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中国疆域沿革史，督促青年注意民族史和疆域史之研究。边疆危机背景下，编辑民族史以激励民众重拾民族自信，成为顾颉刚学术志业的重要方向。
不仅如此，他还要确立新的民族史写作范式。晚近中国知识界曾经以不同的框架来叙述民族史，其缺憾在于，或偏于边地诸族之源流，或偏于汉族发展之次第，而于其萃居中原所发生各方面之影响未能为详尽之研究。旧有的民族史或采族别范式或采汉族中心论，割裂了边地与内地、边族与汉族的内在联系，缺乏对文化交流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为了补偏纠弊，完成“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融化工作，顾颉刚提出要“为全中华民族编一部通史”。这部新的通史“不以汉人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的活动为中心”，“包涵全民族的活动”，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中华民族由多元凝聚为一体的过程，内核是民族交融共育中华文化，旨在跳出汉族中心史观，以民族平等的眼光书写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把中华民族形成一体的过程讲清楚，他希望这样的一部通史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灵魂”。
如何跳出汉族中心史观，打破边疆—内地的二元对立？顾颉刚充分理解和重视边疆人民的情感、心态和需求。他批评旧有的教科书和“二十五史”都以汉族的史迹为中心，很容易挑拨各族间的恶感；内地中心的历史书写在史料、史观、史识上都充满了偏见，采的是内地人的材料，用的是内地人的眼光，怀的是内地人的成见。他告诉民众内地和边疆“不是两个对立的世界，只是一个东西的两面”，“边疆人民不是附属于中原的”，除了肯定历史上边疆人民如匈奴、突厥、契丹在军事、政治上的贡献，他还提倡保留并研究边疆的语言、礼俗、宗教，“因为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重要部分”。1942年9月，顾颉刚在中央大学第三次“中国社会与文化”座谈会、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讲习会及边疆学校讲演《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谈及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时说：“从古以来，边疆的文化，不断输入中原，同时中原的文化也常传播到边地去……现在我们要重新在边胞中间建立起信用以扫除所有的隔阂，我们要请边民常到内地来，内地人也常往边地去。”顾颉刚突破汉族本位和边疆—内地二元对立的通史编纂思想，加强边疆与内地文化交流的愿望，闪耀着中华民族整体史观的光辉。
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提出后，顾颉刚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民族融合为主线开展古史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中国史书写无法回避的问题，他所专研的中国古代史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凝结形成其独特性的重要阶段。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在《本国史》的撰写中对中华民族的起源仍然存疑，抗战时期他在古史研究中直面民族起源问题，首先从古代民族和疆域的范围里理出头绪。禹贡学会成立后，《山海经》《禹贡》《职方》《王会》《穆天子传》成为他集中注意的对象，从地理角度观察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关切至为显著。针对晚清以来的汉族驱逐苗族说，他指出苗族与驱苗之族皆杂居于河东河南一带，同属于戎之一大名下，历史上华戎之判别，在于入居中原先后之不同，实际上华族文化出于戎族，“戎与华本出一家”，禹迹的广被是“戎夏民族合作”的结果，童书业赞其“根本摧毁了旧日狭隘的夷夏观念而给予人们一个新印象”。研究表明，他对羌、戎民族史的关注，既是其批驳伪古史建构新古史的学术过程，也是通过史学研究因应民族危机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思考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史学实践。
由于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内在动力和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议题，以中华民族作为连续性主体来书写中国历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顾颉刚将中华民族的历史视为一部“农业种族”和“游牧种族”长期斗争而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他经常使用同化、融合、融化、合作、涵濡等词来描述这一历史过程。“对汉族和塞外诸族的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作有系统的研究”，因之成为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到四川后，他又将目光转向西南，先后发表《古代巴蜀与中原之关系说及其批判》和《秦汉时代的四川》，承认古蜀国文化起源独立特性的同时，以战国以后蜀文化同中原文化相融合，四川逐步纳入中原王朝体系的事实，提供了区域文化融合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一体的具体例证，深化了对民族融合的认识。
历史分期在历史研究中是关涉话语体系的重大问题，是历史观的具体体现。至迟在1937年秋寓居兰州期间，顾颉刚就提出了以“民族与文化之凝固”为标准的历史分期论。因此不难理解，他在理论探讨的同时，亟亟拟定了中国通史的框架。他理想中的中国通史实是一部中华民族史，以整体的中华民族作为历史主体，以上世—中世—近世的三分法进行分期，以中华民族与文化的形成、扩大及其转变为中心论题。这一设想继承了晚清以来梁启超“以民族为历史之主脑”的新史学理念，与梁启超将这三个时期的中国分别命名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中国史框架遥相呼应。不同的是，梁启超的方案以汉族或汉种的形成、扩张以及与异族的竞争为逻辑线索，顾颉刚则基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视野，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主轴，以中华文化的传承、更新和转变为内核，书写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
此一宏大的通史构想在5个月后得到进一步修正。同年11月，顾颉刚将中国通史分为10个阶段：1.秦以前；2.秦、汉；3.魏、晋、南北朝；4.隋、唐；5.五代、宋、辽、金；6.元代；7.明；8.清初至中叶；9.鸦片之战迄辛亥革命；10.民国。这一框架从表面上看抛却了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历史的主体存在，实际内核仍以中华民族的演变为据，但在编纂思想上开始由西方中心的普遍历史转向符合中华民族独特历史的叙述框架。新的通史框架既突破了传统朝代更迭的王朝史模式，又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和主体性有机地整合于中国历史之中，对清季流行一时的桑原骘藏在《中等东洋史》中消解中华民族主体性和连续性的历史叙事，不啻有力修正。由于民族议题在中国史上的核心地位，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进成为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汉族和周边民族的关系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准。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各族人民经由分与合形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过程。这是一种在新式民族史范式下对汉与非汉民族互动历史进行阐释的国家史尝试。
基于此，顾颉刚提出了通史编纂的两个原则：“第一，通史绝不是一姓、一阶级、一种族或一宗教的记载，而应为中国历史的全貌。第二，中国通史应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以全国所需要，世界所需要为目的，而绝不能独立的与世界不相联系。”前者是整体性的，重在内部秩序的多重平衡，揭橥了文化史的平等的眼光；后者是世界性的，重在外部秩序的重新安排，体现了世界史的系统的眼光。要旨在于在整体性视野下，书写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中华民族史和中国通史于他不是一而二，而是二而一的，民族史赋予了新式中国通史中华民族的整体视野。民族史和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专史一起构成中国历史，但中国通史亦非各种专史的简单拼凑，而是“扩大眼光于全民族之生活”，统一于中华民族这一共名之下。联系到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编纂《本国史》的主旨，以及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通史框架体系的思量，由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共构中国历史，说明中华民族何以具有悠久性，是顾颉刚通史编纂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理念。
事实上，由于历史对于形塑认同的独特意义，有意识地运用历史资源支撑统一与制造认同，在中国古代渊源有自。近代以降，这一传统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设，与民族主义结伴深度参与了近代史学的转型。战时各派史家通史撰述相与竞争，但逐渐不满中国通史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体系，提出了摒弃西洋史分期、构建符合本国历史发展特点的通史讲授和著述体系的诉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抗战时期，民族史成为顾颉刚重写中国通史的改造方案，是新式中国通史的奠基性工程。顾颉刚关于中国通史体系的构想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加以调整，未尝不是从历史中拯救“民族—国家”的尝试，亦隐约可见在通史书写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其呼之欲出的中华民族整体史观可谓卓识。
三、史料与方法：“久蓄整理民族史料的意志”
中华民族整体史观的落实，在顾颉刚那里集中体现为对边疆民族文化史料的重视。抗战时期，由于民族意识的增强，历史学家由纯粹考古转向“考今”，民族文化史料的搜集是其中的重点之一。顾颉刚作为实证史学的一员健将，在跑了几次边地以后，“久蓄整理民族史料的意志”。为了“使‘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达到每个中国人的心曲”，搜集边疆民族史料做成民族史，成为他撰著中国通史必须经过的步骤。
顾颉刚对民族史料的类型有自己的理解。他坚持正史记载和别史杂记并重、文献载籍与民族调查互补、域内史料与域外史料兼采。对于旧有史料，除系统搜集二十五史等正史材料，他还重视别史、杂记、碑刻等类型的民族史料。除了中外新旧载籍，他还注重通过实地调查搜集翻译民族史料，蒙藏寺院里的史书、少数民族的传说在他看来都是重要史料。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迁移、融合，由于中国正史记载不足，顾颉刚主张运用科学的方法以阿拉伯、拉丁文参校中国固有史料，对突厥文、维吾尔文等边疆史籍进行比较研究。因为韩儒林掌握多种语言材料和方法，顾颉刚希望韩儒林将波斯文的蒙古史译成中文，韩儒林在学术演讲中回应了顾颉刚的规划和学术主张，准备先校译波斯、阿拉伯、拉丁、俄、蒙古、亚美尼亚、西藏、突厥等文字中之蒙古史料，而成蒙古史料丛书，以跳出西人范围，避免沿袭西人舛误。顾颉刚在民族史编纂中突破文字史料和汉文史料的努力，不仅缘于实证主义史家对史料的执着，还在于“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旨在建立科学的中国史学。
顾颉刚深知，“要写一部中国民族史是不容易的”，集众编辑整理民族史料成为顾颉刚不同阶段的共同目标。记者范长江敏锐地发现，顾颉刚这时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改变，由《古史辨》时期的“孤军游记”方式转变为分工合作的“集团研究”。抗战时期，顾颉刚依托《禹贡》《史学集刊》《责善半月刊》《文史杂志》等刊物，以及北平研究院国史编纂处与史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借力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和中国边疆学会等学术团体，搜集整理民族史料，编译丛书，以为编著“唯一完善之普及性的中国通史”之基础，“期于发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有所裨益。
战时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刊物和机构更替频繁，都未能阻滞顾颉刚民族史编纂的步伐。为了使民族史研究取得根据，顾颉刚辗转北平、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始终坚持将史料按照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地理等予以分类，“为将来编纂中国通史者立一骨干”。在北平，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对搜集民族史料进行了系统规划，内容涵盖西北诸族感情之考察、边陲统治阶级世系之研究、边族文字之搜求、边族歌谣故事之探集、边陲碑铭雕刻之摹拓等。1935年7月，顾颉刚接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6年改为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在他的组织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和禹贡学会在研究成员和工作目标上有相当的重合，史学研究会会员和名誉编辑中，“对于民族史有深彻之研究者甚多”，编纂中国民族史材料集、边疆史料丛编，被视为“当务之亟”。为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史学研究会网罗冯家昇、鲍汴、王育伊、徐炳昶、王日蔚、邝平樟、闻宥、马培棠等，分别就正史、杂史、地理等书中有关满蒙、新疆、西藏、苗瑶和东夷的民族材料分类搜集，加以索引和地图表解。冯家昇由研究辽金史进而研究全史《四裔传》，对《四裔传》进行分类、校勘、标点，并作《世系表》《年表》，将散载各史的同一民族纪事汇编在一起，为做民族通史做准备。就民族议题而言，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中国境内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汉族、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如何与世界各民族相互竞争的问题。因此，顾颉刚将国际交通作为民族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关键，积极筹划由张星烺、张维华、陈懋恒、王辑五、刘厚滋辑集中外交通史料丛编。
西北考察期间，顾颉刚亲见帝国主义在边疆的势力和分裂中国的险恶用心，更明确了民族史之于中国通史的意义。他准备就职云南大学后，“一方面将西陲各族整理出一个头绪，一方面能遍读《廿四史》及清代各方略，搜取民族史料，作成中国民族史一编为中国通史奠基”。1938年12月到云南大学后,他在昆明创办《益世报·边疆周刊》，目的是“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后来他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上任伊始，他征得校长的支持，争取到哈燕社5万元研究基金，立志为中国通史工作打好基础。研究所的工作以整理二十四史为中心，集合所中人员在十至十五年内做两件事：一是准备整理编辑中国民族史材料集；二是编通史稿，分为十期，每期为一册，每一册约自三十万言至五十万言，供一时的应用，且为将来人作正式通史之底本。国学研究所时期的史料搜集除了承继北平时期的方向外，还由于战时西迁的原因将视野由西北向西南拓展。顾颉刚聘请了夏光南（西南史）、方国瑜（西南史、麽些文字典）等擅长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字的学者，以期“为国史开一新园地”，他要在西南一隅继续完成北平时期禹贡学会和史学研究所的工作目标。
顾颉刚对搜集边疆民族史料的执着，为中华民族整体史观的落实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1936年10月，禹贡学会出版边疆丛书，由吴丰培和顾廷龙主编，将先儒遗著汇而刊之，资讲边政者借镜。第一种是清代陈克绳《西域遗闻》，至次年7月又先后出版《哈密志》《科布多政务总册》《西藏日记》《敦煌杂钞》《敦煌随笔》。吴丰培负责收集清代西藏史料，《清季筹藏奏牍》《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等书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为之作序推荐，至今仍为“清代极为重要的藏学史料，尤其是《清季筹藏奏牍》，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因此颇为近现代藏族史研究者所重视，视之为必备参考书”。1937—1938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了梁廷栴的《夷氛纪闻》、王芷章的《清升平署志略》、张任政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郭伯恭的《永乐大典考》、吴丰培的《清季筹藏奏牍》等，仅一年时间就出版了十余种数百万字的资料。韩儒林在国学研究所翻译发表“于边陲民族史有绝大价值”之《边陲石刻跋文译丛》等。
在史料搜集和考辨的基础上，顾颉刚分题—分代—分区研究民族史的设想在北平、昆明、成都和重庆时期的工作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延续。顾颉刚认识到，民族与地理不可分，民族史的研究必须从地理学中取得根据。他精心擘画《禹贡》同人各就所能，分题研究不同时期的民族分布及其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分代研究北部边防，分区研究边陲民族史，为通史撰述做准备。《禹贡》的研究工作分组进行，依时代分魏晋组、隋唐组等，依地域分东北组、新疆组等。《禹贡》还通过专号的形式探索各民族的历史，“与日本使满洲脱离中国的理论对抗”，《禹贡》刊载的河套水利、古代地理、东北、西北、南洋、察绥、康藏等专号，上至史前期古代民族的兴起下迄最新的西南民族调查计划，《禹贡》成为对种族与民族及其有关问题——夷狄、中国过去和未来少数民族的作用——的想法重新评价之重要论坛。除了顾颉刚对羌戎民族的探讨和对中国疆域沿革的梳理，其他如冯家昇的东北问题研究、白寿彝的回教文化讨论、王日蔚的新疆民族研究、韩儒林的蒙元藏史考证，涉及历史上民族语言文字、社会组织、文化生活、地理疆域、迁徙演变等，一起构成“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有力例证。
在云南大学执教期间，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开辟《边疆周刊》讨论边疆民族问题，虽然是报纸副刊，却因为是周刊，能及时登载一些短小精悍的调查文章，深为读者喜爱，终成“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重要阵地。1940—1942年，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编辑发行《责善》半月刊作为积累成果的园地，同期还依托他主编的《文史杂志》，为联合各方力量共同编著中国通史做准备。顾颉刚积极延揽通史和专史方面的人才，除了当时国内治通史的大家吕思勉和钱穆，韩儒林和白寿彝也受聘来到国学研究所开展蒙元藏史和回族史研究，接续了禹贡学会和北平研究院时期的工作目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意识到，从中华民族的角度书写中国通史不仅是史实梳理的问题，如何架构中华民族发展史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也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明，尤其是集团合作的方式，更需要统稿人以宏阔的理论和方法做指导。在方法上，顾颉刚深得实证主义之精髓，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细数民族史资料整理的困难：一是资料偏少，如匈奴、鲜卑、突厥或文字未发现或资料稀少不够解释一切；二是缺乏历史地图，古代地名、幅员广狭、交通路线等诸多问题有待考证；三是古代民族的记载不合需要，或简或无或误。上述三点实际上都主于史料考辨。不可否认，抗战时期顾颉刚整理出版民族史料的成果是丰硕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考证也时有所得，但其编纂原则总体上以考据功夫为要，所倚重的旧材料在利用和辨伪之间因为疑古而颇具诡论意味，史料的可用与否尚且存疑，通史写作就很难有下笔处。
从“主义”的角度言之，尽管唯物史观已经体现在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但马克思主义的阙如使其唯物史观的运用并不彻底。比如，如何解释土劣贪污们欺侮落后文化同胞的事实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之间的背反？顾颉刚虽认识到这并非“种族间的仇恨”，但却将之归结为“行政问题”，与阶级分析的方法擦肩而过。《禹贡》作为顾颉刚书写民族史的重要依托，曾被读者质疑偏于材料的搜集和机械的技术，缺乏理论和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论指导，顾颉刚的学生兼《禹贡》的作者郭敬辉也深感《禹贡》缺乏“提倡和解释”，建议加入论坛的文字。顾颉刚虽相信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因而承认刊物“缺少理论文字”，但在给他们的公开回信中，仍以“材料的不完备”和“信不过”而坚持“不敢”“随意发议论”的立场。因此，受时势、个性、境遇的影响，顾颉刚书写中国通史的愿望最终止于“理想”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语
编写一部新式的中国通史是顾颉刚一生割舍不去的学术情结，抗战时期这一愿望因民族危机的刺激尤为强烈。“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认识，与他以中华民族为主体书写中国通史的构想互为表里，二者相互激发，中华民族整体史观是其共同的底色。顾颉刚以中国通史为纽带，尝试贯通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彰显了历史学家以历史叙事凝聚中华民族的学术自觉，为我们今天面对清季以来西方民族概念和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枘凿的困境，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同时，确立了民族史在中国通史中的地位。抗战时期，顾颉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现实诉求将民族史确认为改造中国历史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孝通执教中央民族学院时，仍对过去从来没人从民族的角度系统地讲过中国通史感慨系之，“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成为他“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直至20世纪末，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下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走出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2024年初，《（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相继出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为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的主线，以宏大叙事立体呈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历史解释、理论阐发、历史分期等方面表现出了具有时代高度的主体意识和叙事特点，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两个甲子以来，从梁启超到顾颉刚再到费孝通，以至今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中华民族书写，在学术与思想的代际继替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研究的价值接力。百余年的探索表明，从民族观点书写“另一种中国史”，从历史角度对中华民族开展研究，不仅是民族危机背景下的时代课题，而且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亦是中华文明庚续的内在要求，它有赖于历史逻辑的挖掘、民族理论的创发和实践经验的推衍以及三者的有机融通。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