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文山，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将中国现代化中政治认同的构建推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层面。统一战线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发挥“推进器”“黏合剂”与“安全阀”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统一战线在“纵—横”维度的协同运行，前者以党的领导为内核，后者突出了多样性半径的不断扩大，政治建构、主体塑造与汇聚合力揭示了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运行逻辑。统一战线作用的发挥，包含了对阶级因素与民族因素的统筹、对民族构建与国家建设的协调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通。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法宝作用
政治认同是一项长期嵌入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议题，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新时代，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能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一、问题的提出：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内在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包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织化联结与制度性凝聚，又需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推向精神内核的塑造，在观念层面“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培育与巩固，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事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上“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的强化和“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的增强。
作为影响社会稳定性与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政治认同问题通常被认为是随着现代性的增长而凸显的：一方面，现代化转型将政治领域从与伦理、宗教、道德等要素的传统交织中分化出来，政治认同因而面临着重构意义来源的挑战；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权力效能的增强，赋予政治组织以构建政治认同的更多可能性。政治认同的构建是一个涉及政治认知塑造、政治情感培育与政治信念树立等多重维度的综合性过程，旨在建立一种依赖于广泛认可与普遍同意的权威—服从关系，将具体的个人全面整合进以主权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实质性控制能力和治理效能的权力系统之中。不过，政治认同构建及其背后所伴随的个人与政治体之间联结的形成，并不会仅仅停留于主观心理，而是与现实的行动融为一体。无论哈贝马斯式的“交往—共识”范式还是黑格尔式的“斗争—承认”范式，对政治认同的塑造都是从现实行动之维切入又进一步导向新的现实行动。概括地说，政治认同将政治的行动奠定于自觉的基础上，打通观念与行动之间的隔阂。
中国从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构建相区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政治认同的凝聚，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层次上展开的，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仅是民族关系维度上结成的共同体，而是基于多维关系联结而成的复合型共同体”。与之相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亦未局限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及其协调上：狭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是一种“超越族际差异的共同体认同”；广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则包含着对中华民族作为发展共同体的道路认同、作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认同、作为主权共同体的国家认同和作为文明共同体的文明认同等复合结构。总之，团结奋斗的达成而非观念内部的变革，真正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意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既使中华民族以自觉的方式内在结成共同体的形态，又使中华民族以共同体形态自觉展现出团结奋斗的能动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五个认同’从本质上讲均属于政治认同”，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时代回响。
自中国的现代化启动以来，无论是清政府旨在维护封建皇权专制的立宪改良，还是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一党专制的国家整合，虽然在形式上试图解决政治认同危机，但均未能成功，其失败与各自的阶级基础及制度局限密不可分。而中国共产党通过其领导的统一战线，以民族平等和人民民主为基础，实现了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这才真正解决了现代中国建构中的政治认同核心问题。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认同的构建推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层面，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恰恰又因为这种政治认同的凝聚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以持续向前推进。在“大统战”意义上，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实质就是党领导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统一战线既支撑起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架构，又涵育了以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党的领导下呈现出“具有鲜明统一战线底色的政治共同体”。就此而言，统一战线将“党的领导”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通起来，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呈现为一体推进的关系。在这种一体推进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面向全体中华儿女，以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为基本抓手，把广大群众团结联合为党领导下作为创造历史主体力量的整体性“人民”，从而全面充实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构成，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充分释放出来。
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根本上就是通过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不断厚植与扩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发动和引导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主探索、开辟和发展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为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政治认同的培育与巩固关乎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是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深做透做实、促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无论在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中，还是在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始终是隐含于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发挥之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在“两个大局”下进一步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更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学理层面探讨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运行机理与作用发挥，解析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统一战线何以发挥作用、何以具体运行以及何以实现梗阻突破等现实问题。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统一战线的作用发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总结为百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经验之一。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通过“组织”与“观念”双重维度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而在更广范围内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
（一）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双重嵌入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面对的一项基本实情，在于中华民族是先有“实”而后有“名”的共同体，具有“内生性”与“实体性”。因此，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际上处于双重逻辑的复合驱动中：一方面，外部压力与危机诱发了回应性逻辑；另一方面，是以政治形式的自觉建构为核心的适应性逻辑。正是这种适应性逻辑，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表现出较之于一般的“刺激—回应”模式更为显著的主动性与深刻性。在更为整全的意义上，政治建构不仅仅聚焦于政治领域的国家建设，更是以政治为中心和依托，实现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部领域的集中变革和整体改进。
作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道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党始终把统一战线作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建构方式，“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作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统一战线以“人心”与“力量”为对应，从组织与观念的双重维度，嵌入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中，建立起跨越多重界限的广泛团结。
一是有形之维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组织性嵌入。统一战线的组织性嵌入，是一个双向互构的过程：它既是党的组织自上而下向基层社会延伸覆盖、融入群众的过程，也是原本分散的群众自下而上被整合进国家政治进程、获得政治主体性的过程。这一双向过程构建起“轴心—外围”式的组织架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政治整合，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能力。
二是无形之维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观念性嵌入。统一战线“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相较于对“力量”的追求，“人心”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统一战线的观念性嵌入包含两重层次：在核心层次上，激发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认同，使人民群众信任和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整体层次上，通过强化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认同，带动和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进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在观念性嵌入中，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发挥，确保了由党的组织所联结和维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合状态与统一行动，是一种基于理性自觉的“有机的”团结而不是非理性盲目的“机械的”拼合，是一种能够获得人民群众主动回应而非使之仅限于被动参与的能动性表现。
（二）统一战线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主要作用
经历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和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等形式的演进，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总是以不同形式把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作为发挥法宝作用的一个重要面向。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核心在于党通过以“强轴心创造大外围”的推进路径，全方位“对中国社会产生向心性整合效应”，从而全面引导广大群众摆脱自发、零散的政治意识，促使党的政治主张从外部输入转化为内在的政治信念，实现政治认同从自发向自觉的跨越。
统一战线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推进器”。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非均衡发展与国家内部的多样化特征相叠加，客观上造成了将广大群众分割开来的多重体系并存的局面，广大群众的政治认同受制于其所依存的各类体系。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突破了这种体系化的割裂，使广大群众的政治认同转移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第一，统一战线克服了历史因素或自然因素所导致的群体间疏离或冲突，使不同群体摆脱了小共同体化的政治认同及其自发状态。第二，统一战线穿透了长久以来阻碍国家政治力量下沉至基层社会的地方性权力网络，消除了社会层面存在的碎片化政治认同格局。第三，统一战线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之间诸种形式的二元对立，将基于不同生产方式（农业与工业）、居于不同空间形态（乡村与城市）、秉持不同价值取向（传统与现代）的多元人群的政治认同统合起来，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进一步推进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层次，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整合多元认同的“政治引力场”。
统一战线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黏合剂”。“‘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中华民族’与‘共同体’的简单叠加”，而是依赖于各民族在政治认同之维对彼此的兼容、接纳与信任，进而在各民族间互嵌基础上实现共同体承认。通过多元化的广泛吸纳和总体性的统一协调，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成为人民群众之间从组织到观念多个方面的政治联结和精神纽带，使各民族逐步达成政治认同的一体化，发挥着“黏合剂”的作用。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深重的生存危机在促成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普遍觉醒的同时，也在特定条件下刺激了少数群体中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与极端分离主义诉求的抬头。面对多元化的现状与差异化的诉求，统一战线承认和肯定多元，但并不将这种“多元”或者“差异”本质化、固定化，而是始终坚持一体化的主线和方向，从而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
统一战线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安全阀”。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极易被生存危机所刺激和制约，诱发政治立场的激进化和政治认同的排他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通过对广大群众的发动、组织与教育，有效疏导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积聚的政治压力，及时过滤了可能引发认同危机的错误观念，发挥了在政治过程的输入—输出中调节政治诉求、过滤错误观念的“安全阀”功能。对内，统一战线开启和巩固了各民族团结合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的局面，“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建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适应的包容性政治认同结构；对外，统一战线以国际主义的立场倡导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广泛的合作交流，反对任何版本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三、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统一战线的运行进路
统一战线作为“推进器”“黏合剂”与“安全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依赖于“纵—横”维度的协同运行：“纵”的维度凸显了党对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且以政治领导为主要实现方式；在党的领导下，“横”的维度体现了多样性半径的不断扩大，涉及利益协调、情感联结、价值培育和民主协商等。这种纵横交织的运行方式，蕴含着层层深入的内在逻辑。
（一）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党对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
党通过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发动、贯通和组织起整个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运行打破了“社会制度、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限制”，“使一切热爱祖国的个人、团体、政党、组织”都团结于中国共产党周围，使党的领导全面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党对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决定了统一战线的方向、前途和命运，是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根本政治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锋队组织，先锋队组织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奠定了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的实现“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是统一战线中党的政治领导赖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政治领导的实质在于“从思想政治上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地凝聚和扩大政治共识，使党的政治主张变成统一战线的共同行动”。在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党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为方向引领、动员整合、思想教育等。
一是方向引领。对统一战线的方向引领，表现为党围绕统一战线的“中心”与“大局”、“朋友”与“敌人”、“团结”与“斗争”和“守正”与“创新”等重要事项作出决策部署。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这种方向引领并未仅停留于协调各民族之间和民族与国家之间政治认同的层次上，并不是为了建立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党超越了民族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政治逻辑，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世界历史视野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致力于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提升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境界上。
二是动员整合。党的动员整合突破了统一战线巩固发展中的各类梗阻，克服了多元社会力量之间的离散性或碎片化状态。随着党的组织体系扩展至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跨越了各个领域，贯通了各个层面，把分散的社会力量统一凝聚起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科层化组织对组织外力量的强制规训或同化吸收，这种动员整合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依托，其所激活、塑造和联结的对象，最终落定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凝聚为整体力量的人民群众，真正充实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主体。
三是思想教育。党既要尊重、照顾和维护同盟者利益，回应统一战线成员的多元化诉求，避免思想教育流于空洞和形式化，又要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广大成员发现和确认彼此之间根本性的共同利益，防止陷入单纯的利益激励。党“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党的思想教育强调实践导向，注重付诸行动，一方面把党的主张“化为群众的意见”并“见之于行动”，另一方面在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并“从群众中集中起来”[22]899。经由辩证的观念—行动循环，广大群众得以真正形成人民的自觉，“人民”及其所蕴含的政治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奠定了科学基底和包容性框架。
（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统一战线的横向运行
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的运行在于立足强大的圆心，通过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使包容的半径不断延长，以多样性半径的延伸扩大团结的范围，找到“最大公约数”和画出“最大同心圆”。“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统一战线整合多元化的认同结构，协调群体间的认同差异，化解可能引发的认同冲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造最具包容性的认同支持。
第一，利益协调。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原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和“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是一体并行的，认同的凝聚和共识的扩大离不开共同利益基础的形成，这需要通过统一战线对多元利益的协调予以实现。尤其就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而言，统一战线的利益协调必须在更大范围之内展开，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和整合起来。一方面，统一战线通过广泛、深入、多层次的工作体系，全面覆盖了各种类型的社会群体，能够把碎片化的利益诉求吸纳于组织化的渠道之内；另一方面，统一战线通过利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相结合的对话平台，使不同群体及其代表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创造彼此之间的利益共识与共同利益。
第二，情感联结。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建立情感联结，是统一战线从情感共鸣层面发挥柔性治理作用的生动体现。较之于单纯的利益回应，情感的感召能够为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不同群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提供更为深厚且持久的保障。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的要求已经蕴含着鲜明的情感要素。作为党的一项特殊群众工作，统一战线所面对的是现实的、有具体差异的人，必须以情感人、以理服人，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吸引人、团结人。一方面，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联谊交友，对工作对象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另一方面，增强统一战线成员之间的情感互通，在统一战线内部营造出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情感氛围。
第三，价值培育。有效的价值培育能够融入统一战线成员的政治信念塑造过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转化为现实行动中的自觉坚守。作为统一战线的运行方式，这种价值培育旨在超越单纯利益满足与情感体验所对应的自发状态，引导统一战线成员走向自觉状态，自觉树立远大理想，进行自我激励、自我提升、自我驱动与向现实行动转化。统一战线中的价值培育，不只是对于统一战线成员的舆论宣传、培训学习或其他组织活动。根本上，价值培育的成效取决于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党员干部能否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展现出先锋队组织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已经为这种价值培育创造了极具包容性而又带有强大凝聚力的价值框架，既能够容纳不同群体的多元化价值追求，又能够使之坚守共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底线。
第四，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协商民主贯穿于利益协调、情感联结与价值培育等实际运行的全过程。这种运行方式既包括纵向的引导与反馈，又包括横向的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既依赖于人民政协这种制度化的组织机构，又表现为形式更为灵活的各种协商活动；既可以涉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又能够围绕相对微观的具体议题展开。通过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实现了社会群体的有效参与、意见表达与行动转化等环节之间的内在衔接，有利于化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可能出现的梗阻与矛盾，从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切实转化为各族各界人士的统一行动，实现认同与行动的有机统一。
（三）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统一战线的运行逻辑
在这种纵横交织的运行中，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包含两条基本线索：一是通过统一战线工作，将对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相互融合，以对党的领导的自觉认同引领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二是在党的领导下，将“群众”凝聚为在统一战线中具备统一行动力量的“人民”，使人民群众通过亲身参与的实践行动把自身创造出来，实现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真正出场。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运行逻辑，可以从渐次深入的三个环节加以概括。
其一，政治建构。统一战线的政治建构，建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和情感相亲的基础上。这种政治建构进路并非在被区分开来的各民族和中华民族两个层次上同步展开，而是以中华民族整体的共同体化为先导和依归，通过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组织活动与制度安排，推动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层面明确各民族之间平等的政治地位。其中，统一战线的运行包括内在衔接的两大基本环节：一是自下而上的“代表”，即党为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共同代表，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进入国家场域、展开民主协商，进而实现统一的政治表达与力量整合；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即把各民族纳入党领导的国家政治体制与治理体系之内，使之成为可被识别和可被治理的单元。
其二，主体塑造。由统一战线所推进的政治建构，不仅要重构个体—共同体关系及其组织结构，将人们从各种类型的小共同体的重重分割之下解放出来，使之从观念认同到行动取向融入作为大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更为根本的是，要发挥统一战线的思想教育功能，把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和塑造与社会主义国家相适应的新人结合起来。党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以正确的理念进行教育和引导，另一方面把统一战线嵌入革命、建设、改革等具体实践中，为人民群众打开一个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参与的实践场域，人民群众通过多种多样的实践参与进行自我教育，自觉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这种自觉性的提升，避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陷入主体—对象的对立，人民群众所彰显的是其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本己力量。
其三，汇聚合力。凝聚人心是统一战线发挥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法宝作用的基础，汇聚力量是这种法宝作用的具体体现，将人心的凝聚转化为力量的汇聚、展现出人民群众团结奋进的创造伟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得以增进的显著标识。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并未仅仅局限于观念的塑造和认同的形成，而是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统一的行动，释放出人民的力量，创造出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在统一战线中，人民群众不仅以主人的身份参与民主和治理，更是作为创造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以统一的行动促进认同的增进，以认同的增进巩固行动的统一，在观念—行动的循环运动中把广大群众逐渐凝聚为整体性的“人民”，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根基。
四、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统一战线的深层协同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而言，统一战线的实际运行不止于政治认同的建构与确立。在更深层面上，它包含一种复杂的多维协同机制，从政治认同维度有效化解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内在张力。其中，对阶级因素与民族因素的统筹、对民族构建与国家建设的协调，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通，具有尤为突出的意义。这三重维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的深度与效能。
（一）对阶级因素与民族因素的统筹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中阶级属性和民族特性的一致性问题便显现出来：“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能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统筹阶级因素与民族因素，关系到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能否厘清“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能否通过建立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实现大团结大联合。自瓦窑堡会议之后，党的先锋队性质逐步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根据统一战线的“时”与“势”，围绕特定时期的中心工作，调适阶级因素与民族因素在统一战线中的相对位置及其结合方式，灵活调整统一战线的工作领域和工作对象，统一战线逐步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
第一，统一战线中阶级属性的厚植，确立了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正确取向。党所领导的不只是一场在内忧外患形势下解决国家主权危机的政治革命，还是一场更为根本而全面的社会革命，统一战线从未失去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本质联系，始终是推进社会革命的关键一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之维，党深刻领悟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科学认识了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之于广泛组建和运用统一战线的决定性意义。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以党的领导为集中表现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避免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而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政治认同的凝聚置于世界历史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广阔视域，在打通“最近的目的”与“运动的未来”中为其注入一种推动社会结构根本性变化的社会革命意义，与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保持一致。
第二，统一战线中民族特性的彰显，激活了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现实效能。一方面，党明确意识到无产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另一方面，恰恰由于对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得以“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中华民族特性的彰显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民族特性的彰显，并不仅仅是策略层面上以情境为转移的调适，更是一种植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战略筹划：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纵深和文化根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引入了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的支持；同时，通过突出中华民族叙事所蕴含的道义感召力和广泛包容性，促进中华民族政治认同向聚民心、汇民智、合民意、凝民力的具体实践转化。
（二）对民族构建与国家建设的协调
实现民族构建与国家建设的一体化，是现代后发国家所面临的一项普遍政治命题。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中，统一战线必须把“国家对民族的整合”和“民族对国家的能动”融为一体，确保政治意义上中华民族构建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的协调，方能防止潜在的风险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由此，统一战线既要促进各族群众在全方位的相互嵌入中融合为共同体形态的中华民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国家对各类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符合各族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能够推动各族群众之间互嵌关系的扩展与深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突破了民族构建与国家建设之间的隔阂，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包含着与之对应的实质内容。
首先，统一战线将这种协调融入对各族群众共同行动的促进中。借助统一战线工作，党的领导及其所依赖的组织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组织力延伸到中国广阔的基层社会。强大的组织力与超大规模人群之间的结合，创造出一个广泛又有效的组织网络，形成了一个以党为圆心、各族群众全面参与、蕴含统一行动能力的同心圆结构。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通过参与“面对面”的共同行动，切实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利益联系与情感联结，增进了彼此之间基于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共同性。统一战线所激发和维系的共同行动的持续展开，一体推进着中华民族构建与中国国家建设，二者之间的统一性经由现实的行动而非抽象的叙事，被各族群众予以真实确认和普遍接纳，从而在现实的行动中有效避免了政治认同陷入内在裂解的困境。
其次，统一战线将这种协调置于对各族群众制度联结的增强中。制度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构建与中国国家建设相协调的核心内容，党通过推动统一战线的制度转化和制度体系的完善，加强和改进了统一战线组织机构及其工作，构建起民族自治区域和基层互嵌式社区等多层级体系，从不同维度增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制度联结。特别是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进一步深化，促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保证了各族群众以制度化方式展开民主协商。这既有利于各族群众的彼此尊重、相互了解和信任培养，又能把各族群众共同的利益诉求转化为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体现各族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各族群众制度联结的增强，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取得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保障。
最后，统一战线将这种协调落在各族群众对发展成果的共享中。党和国家能否主动回应各族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否推动各民族各地区的均衡发展，能否确保发展成果由各族群众共享，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构建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协调状态的实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贯穿于国家政治过程运行与政治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不仅是各族群众进行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的有效渠道，同时也是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从人民内部矛盾出发正确看待和处理利益分歧的有力工具。统一战线是“团结”与“斗争”辩证法的生动体现，能够运用“团结—斗争—团结”方法对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进行有效调节，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利益基础。
（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通
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内在蕴含着“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的逻辑，需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通。“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一方面，“世界”作为“中国”置身其中的整体性背景，渗入和塑造“中国”的很多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进；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大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有责任直面和解答摆在人类面前的共同问题，回应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因此必须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向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统一战线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作用发挥中，需要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联。这既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又彰显了胸怀天下的中华文明现代力量。
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必须将“中国”融入“世界”。打破西方的“中心论”“优越论”“冲突论”等各类错误论调，坚决与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斗争。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不仅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公约数纳入全体海内外同胞，而且蕴含着国际统一战线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拓展。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更是面向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文明，开辟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全新道路，提出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积极发挥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建设性引领作用。在将“中国”融入“世界”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表现出独特的组织优势、对象优势和联系平台优势，既能够引入和开启国际视野，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对话、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又可以传播和放大中国声音，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以统一战线工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必须把“世界”带向“中国”。把世界的积极力量与文明成果汇聚于中国，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封闭性与排他性，防止各类错误思想及极端情绪的滋生传播。通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是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的重要经验。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一战线因内在的广泛性、开放性、包容性、灵活性等特征，能够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吸纳、引入和利用多元化的力量与智慧，丰富和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涵，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促进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文明互鉴。
结语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无论是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还是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创新活力，都要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从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发挥中析出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这一重要面向，进一步明确和提升了新时代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高度、广度与深度，为推动中国统一战线学的创新发展探索了新论域。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6年 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