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是人民群众对政治系统认同状况的直接体现。作为公众美好生活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感对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而现有研究对二者之间作用机制的关注相对缺乏。文章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条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获得有效数据11 000份,假设检验结果显示:在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的正向影响中,制度化政治参与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治价值观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的关系中,个体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水平越高,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发现加深了对公众获得感影响政治认同的机制及作用条件的认识和理解,为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激发制度化政治参与、加强政治认同建设等提供了有益的实证支持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获得感;政治认同;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价值观;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一、引言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民心是人民群众政治认同的客观反映,决定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聚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我国在迎来新的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风险挑战。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各种思想观念多元并存、交织碰撞,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冲击与挑战。作为社会成员对所属政治系统的心理归属、情感依附和行为支持,政治认同的加强不仅事关我们党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基础,更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政治认同建设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研究。
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利益因素对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依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的观点,人们基于特定情况下的行为结果形成认知单元,而认知单元将会通过心理反应塑造情感反应。在个体预期利益转化为现实利益的过程中,当其期望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时,对应的获得感便会逐渐产生。这种获得体验能够促使民众在形成利益认同的同时,产生对政治系统(包括政府行为等)的信任,进而形成搭建公民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已有文献指出,通过公众获得感可正向预测其政治认同,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认同取决于其内心的计算与衡量,主体的获得感水平不同也会相应导致认同感水平不同。然而,现有研究对公众获得感与其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的关注仍相对缺乏,特别是关于公众获得感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其政治认同以及上述影响关系的形成条件等,仍需给予更多重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正不断提升,人们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满足,转而对精神层面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追求,要求政府拓展各种制度化参与途径和渠道。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当公众的各类需求得到满足进而产生不同面向的获得感时,积极的情绪体验会推动其产生更强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而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个体的角色认同和自信心也会随之得到增强。由此形成的积极心态,将促进个体的获得感在参与实践中逐步转变,即从单纯基于需求满足过程和结果的主观认知,延伸转化为一种指向政治体系的情感认同。
价值观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具有重要影响,其不仅对行为动机进行支配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还对个体的行为模式具有预测作用。根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在处理情境特征时,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将会指导或约束其特定认知、情感和潜在行为的激活。一方面,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在公众政治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多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展现出对个体积极行为的引导,进而推动获得感向政治认同的转变;另一方面,作为个体认知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和依据标准,价值观对个体的归因内容、方式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到本研究,基于不同程度的政治价值偏好,个体会对其获得感的主要来源途径形成不同的归因,进而采取相应的政府合作行为(例如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表现)并对其政治认同的形成及水平高低等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内容,本研究构建了以获得感和政治认同为主体的分析模型,旨在具体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进行深入挖掘与探究;同时,以制度化政治参与作为中介变量,分析获得感是如何在促进公众制度化政治参与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其政治认同产生影响的。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关注政治价值观对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调节作用,重点讨论政治价值观在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导向作用。通过探讨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的结果将进一步丰富获得感和政治认同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能为党和政府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获得感的意义
作为公众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理性预期、心理支持等政治取向,民心向背直接关乎政治系统合法性基础是否稳固。民心所向的政治系统,最直接的体现是获得公众高水平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人们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伴随着积极的情感体验而形成的,是对政治系统的认可、同意的情感倾向和亲近、接纳的心理归属。公众政治认同的产生与维系,不仅受到其所处政治系统治理效能及变化的影响,还受到个体心理因素(如获得感)及其与政治系统互动效果(如政治信任)的作用。其中,作为个体与政治系统进行物质利益互动所产生的主观心理变量,获得感是个体或群体在自我处境持续改善、自我状况不断提升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积极心理体验,是建基于“客观获得”上的主观感受。以发展为前提,以民生为重点,以政治权利实现为保障,获得感对公众政治认同情感的激活、维系与增强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与政治系统互动的过程中,获得感是公众对其客观权益获得所进行的主观认知评价,政治认同是公众对其所属政治系统产生归属或依附的情感反应。依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在个体与特定情境互动时,被激活的认知单元对情境的意义进行编码,从而形成对自我与情境的预期,并最终刺激情感单元产生特定的感受、情绪和情感反应。具体到本研究,当公众形成较高水平获得感时,其对自身实际利益获得及所处政治系统提供的机会具有较为全面的认知,通过对政治系统的功能、目标与绩效进行编码,进而对自我政治属性及政治身份形成正向判断;基于此,个体对自我利益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实现可能形成积极预期,从而刺激其情感单元并产生指向政治系统的归属或依附反应,最终形成更高水平的政治认同情感。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二)制度化政治参与:公众的一种政府合作行为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众在既定法律规范内展开的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非职业行为。同时,作为公众的一种政府合作行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生、维系与规模受到公众的感知(如获得感)、态度(如政治信任)等主观心理变量的影响,并受制于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吸纳能力等客观社会政治因素。有研究指出,公众对自身实际利益获得感知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同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强化提升公众获得感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归宿和考量标尺作用,且在客观上有助于公众将参与意愿转化为实际参与行为。此外,当获得感增强到一定程度,个体的公共人格将得到有效激活;此时,公众往往倾向于通过采取积极参与制度化政治活动的方式,来促进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与良性发展。因此,公众获得感的增强对其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在受到公众主观感知(如获得感)影响的同时,制度化政治参与作为预测变量还会作用于公众对政治系统的反应(如政治认同)。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指出,在个体被激活的认知单元对其情感单元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个体自身能力及其自我调节表现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公众与政治系统的互动中,制度化政治参与不仅对其政治认知具有一定的能力要求,还会通过对政治认知的调节来激发和影响其政治情感。研究发现,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公众政治认同发挥着重要的预测作用。一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可以促进公众与政治系统形成利益耦合机制,不仅促成公众关于公共物品、服务和价值分配等的意愿和要求的有效表达,使政策制定和执行得到保障并实现公众权利,同时公众参与还会促使其对政治系统运行质量及效能产生更为全面稳定的认知和更加积极正向的评价,最终激发其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反应;另一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公众通过参与来习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政治人格和责任,并对自我政治身份予以确认,最终形成指向政治系统的身份归属和心理归属。因此,公众制度化政治参与显著正向影响其政治认同。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政治价值观是个体对其所处政治系统及社会政治环境的主观认知与偏好的反映,是个体对政治系统及相关事件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标准。根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目标预期、价值观等主观因素对个体的认知、行为和情感起着重要作用。个体获得感的形成、提升,往往伴随其对所处社会政治环境的感知、认识,而政治价值观持有状况则反映了个体对政治系统运行效率、功能作用等方面的认知取向与评价偏好。因此,在个体政治态度、行为及情感的影响因素中,政治价值观不仅能够单独发挥预测作用,还可能在其他变量的影响关系(如娱乐电视使用和政治参与等)中发挥调节作用。
一方面,个体会根据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全面评估其实际利益获得与政治系统及其治理目标的关系,并决定是否与政治系统进行互动。新近研究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总体特征概括为“济世兴邦”,强调其内部结构兼具心系苍生的胸怀理想和强国富民的抱负志向两个方面的意涵。据此推测,当政治价值观持有水平较高时,个体往往倾向于将自身客观获得归因于政治系统的作用和因素影响;与此对应,获得感的提升还会增加其对政治系统的心理预期,从而促使公众通过积极参与制度化政治活动来表达诉求、维护和巩固权利。相反,当政治价值观持有水平较低时,个体对自身客观获得与政治系统关系的认知和预期明显不足,其获得感的提升难以有效刺激个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意愿与行为。因而,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的提升,增强了公众获得感对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激发、维系政治认同的过程中,价值观的差异影响着政治认同生成的基础和条件。具体而言,政治价值观持有水平越高,公众对政治系统资源分配、利益共享等功能作用的感知越强,获得感的提升会增强公众对制度化政治活动的参与意愿与行为实施,最终激发和巩固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与归属。反之,当政治价值观持有水平较低时,公众会对政治系统通过资源分配、利益共享等机制促进自身实际利益获得缺乏充分的认知和预期,这必然会阻碍其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意愿和实践,进而削弱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与归属。因而,公众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提升,增强了其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政治认同的间接影响。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政治价值观对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同时,政治价值观对公众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认同的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政治价值观作为中介与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此检验公众获得感对其政治认同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
三、数据、方法与过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项目组于2022年3月23日至31日通过网络调查平台收集的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该调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组织实施,调查范围涵盖了除港澳台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分层取样的基础上随机选择受访对象推送调查问卷并邀请其参与作答。执行规则如下:首先,本研究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开展抽样调查,确定各地区的调查规模,确保每个省级行政单位的调查样本数量不少于300份;其次,将省会城市设为必选样本点,并在其余地级市中随机抽取2—3个市,每个市的调查样本均不少于100份;最后,在已抽取的地级市范围内随机抽取若干区县,开展问卷发放及收回工作。经整理,共获得有效样本11 000份,其中除直辖市外,覆盖84个地级市,平均每市约为108份样本。在有效样本中,男性5 580人(50.73%),女性5 420人(49.27%),受访者的年龄范围为18岁至74岁,平均年龄为40.84岁。
(二)变量测量
1.预测变量
为评估公众的主观获得感水平,本研究采用郑建君编制的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共包含11道题目,涵盖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及自我实现获得感三个维度,采用七点李克特计分方式,备选项从1分(非常不同意)到7分(非常同意)表示程度的递增。以所有题目的平均得分表示受访者总体获得感水平,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感受到的获得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整体信度系数为0.86;结构的复核效度检验结果显示:χ2=447.14,df=41,CFI=0.99,TLI=0.98,RMSEA=0.030,SRMR=0.016。
2.中介变量
为评估公众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状况,本研究基于郑雯雯等人编制的量表进行修改,最终通过10道题目进行测量。该量表为单一维度,其包括1道反向计分题,采用七点李克特计分方式,备选项从1分(非常不同意)到7分(非常同意)表示程度的递增。在分析时,先对反向计分题目进行得分转换,再计算整体平均得分,分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状况越好、越积极。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整体信度系数为0.79。
3.结果变量
为评估公众的政治认同状况,本研究从已有成熟问卷中,选取各维度载荷最高的题目,形成简版问卷。该量表为单一维度,共计6道测量题目,覆盖体制、政党、身份、文化、政策和发展等六个方面,量表采用六点李克特计分方式,备选项从1分(非常不同意)到6分(非常同意)表示程度的递增。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各题得分求均值,以表示受访者的政治认同水平,分值越高表明认同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整体信度系数为0.70。
4.调节变量
为评估公众的政治价值观状况,本研究采用郑建君等人编制的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涵盖七个维度: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及政府有为,共计27道题目,量表采用五点李克特计分方式,备选项从1分(非常不同意)到5分(非常同意)表示程度的递增。在分析时,计算所有题目得分的平均值以表示个体政治价值取向水平,得分越高表明其所持有的以“济世兴邦”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价值取向越明显。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整体信度系数为0.88;结构的复核效度检验结果显示:χ2=1766.44,df=303,CFI=0.97,TLI=0.97,RMSEA=0.021,SRMR=0.019。
5.控制变量
无论是作为政治认同形成的情感来源因素,还是作为政治认同结果的表现因素,政府信任与政治认同之间均显现出较强的关联性。为此,除部分人口统计学指标外,本研究还在假设检验过程中对受访者的政府信任态度进行了控制。采用既有研究关于政府信任的两道测量题目,分别测量受访者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该问卷采用六点李克特计分方式,备选项从1分(完全不可信)到6分(完全可信)表示程度的递增。
(三)统计分析策略
本研究借助SPSS 24.0对原始数据进行清理、编码与基础处理,随后使用Mplus 8.3完成模型设定及假设验证。研究首先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FA)评估测量模型的结构合理性与核心变量的区分效度;同时运用两种互补技术检验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其次,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再次,在结构方程模型(SEM)框架下对理论假设展开实证检验,并利用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 000次)估计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置信区间。最后,依据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原则,通过比较不同条件下的间接效应差异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四、假设检验与结果
(一)区分效度及同源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Mplus8.3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针对核心变量开展区分效度检验。将研究所涉及的四个核心变量纳入模型中,构建四因素基准模型以验证变量间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四个核心变量进行不同组合,分别构建了四个备选的竞争模型。竞争模型的具体形态如下:模型A将“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合并为一个潜变量,模型B将“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合并为一个潜变量,模型C将“政治价值观”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合并为一个潜变量,模型D则将“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价值观”与“政治认同”合并为一个潜变量。通过对四个竞争模型与四因素基准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进行系统比较分析发现,四因素基准模型在各项统计指标上均表现更好,各指标值为:χ2=3178.96,df=98,CFI=0.96,TLI=0.95,RMSEA=0.053,SRMR=0.041。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四个核心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重叠,潜在结构清晰可辨,区分效度达到统计标准,表明模型构念设置合理,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提供了坚实基础。
为避免数据获取过程中同源偏差对假设检验的干扰,根据相关建议采用两种方式进行事后统计分析,以排除可能存在的较为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法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在未旋转的情况下,通过主成分分析对主要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结果显示,首个公共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率仅占21.63%,明显低于学术界普遍采用的40%判断标准,说明样本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其次,本研究采用未测单一潜在方法因子控制法进行检验。具体操作为,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控制未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形成同时具有方法和特质两种类型的双因子模型,结果显示,相较于基准模型,其各项指标的拟合效果并未发生显著提升,χ2=4574.26,df=97,CFI=0.94,TLI=0.93,RMSEA=0.065,SRMR=0.101。总体而言,上述两种检验结果均支持本研究数据在共同方法偏差方面的可靠性,未发现明显的偏差风险。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呈现了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性分析结果。分析发现,获得感、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认同与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同时,年龄、性别、学历、个人收入等人口统计学指标及受访者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核心变量之间亦存在显著相关。为提高模型解释的可靠性,后续假设检验阶段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处理。
(三)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在研究假设检验阶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同时,对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等,则通过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分别进行区间估计。在假设检验之前,为防止多重共线性干扰,本研究对类别变量进行两种处理:一是将人口学特征的性别变量转化为哑变量;二是将学历(将“初中及以下”到“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对应赋值为1到5分)、月均收入(将“2 000元以下”到“10 000元以上”对应赋值为1到4分)等变量做赋值处理。随后,在模型分析中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月均收入、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等变量,对核心变量间的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见表2)显示: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的直接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179、SE=0.007、p<0.001)。进一步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公众获得感显著促进制度化政治参与(效应值为0.607、SE=0.011、p<0.001),而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同样显著(效应值为0.181、SE=0.010、p<0.001)。通过间接效应检验发现,公众获得感可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间接影响政治认同,该中介路径显著(效应值为0.110、SE=0.006、p<0.001)。此外,政治价值观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效应值为0.233、SE=0.021、p<0.001),且对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效应值为0.069、SE=0.019、p<0.001)。
在公众获得感影响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政治价值观的调节作用显著。为此,本研究遵循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分析原则,采用选点法绘制其调节效应图(见图1),并通过简单斜率检验对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公众获得感对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效应,在政治价值观得分高、低分组均具有显著性。其中,在政治价值取向得分较低组中的效应值为bsimple slope=0.580、SE=0.010、t=56.593、p<0.001,而在得分较高组中的效应值为bsimple slope=0.633、SE=0.011、t=59.712、p<0.001。进一步的斜率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政治价值取向水平的差异会显著调节公众获得感对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效应(Z=3.565、p<0.001)。
(四)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IMM)进行计算,其指数值为0.016、SE=0.003、p<0.001、95%CI为[0.006,0.020]。依据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原则,将政治价值观划分为高、低分组,以检验制度化政治参与在不同政治价值观水平下的中介效应变化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在政治价值观得分高、低分组中均显著,且其高、低分组间的效应差异同样显著。具体而言,对于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与其政治认同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在政治价值观得分较低的群体中,该间接效应值为0.105、SE=0.007、p<0.001、95%CI为[0.094,0.118];而在政治价值观得分较高的群体中,该间接效应值为0.116、SE=0.005、p<0.001、95%CI为[0.103,0.128];进一步比较发现,两组间的间接效应差异显著,其差异值为0.011、SE=0.005、p<0.001、95%CI为[0.005,0.015],表明政治价值观水平显著调节了公众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认同的作用路径。
五、分析讨论与总结
(一)从公众获得感到政治认同:过程与条件
本研究以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公众获得感对其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与条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政治价值观正向调节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影响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个体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提升,显著增强了公众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其政治认同的间接影响。
首先,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本研究对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丰富了公众获得感以及政治认同研究领域的成果。以往关于公众获得感对政治认同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例如,有研究认为提升政治获得感是降低政治落差进而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有研究证实大学生获得感对其执政党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对于公众获得感缘何影响其政治认同的内在机制与条件关注明显缺乏。本研究发现,作为激活个体政治认知单元的有效途径,公众获得感的提升能够使其政治认同得以有效加强;此外,作为个体对政治系统治理结果的感知,获得感启动了政治认同的利益诱导机制,使其发生、维系和巩固具有持续的动力支持。本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关系的认知,还拓展了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在公众政治心理与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范围。
其次,本研究以制度化政治参与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公众获得感→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认同”的路径模型,以分析公众获得感转化为政治认同的机制过程。具体来看,研究结果验证了制度化政治参与在该影响机制中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在自身需求得到满足后产生参与动机,并通过积极的参与行为来表达对政治系统的支持,而制度化政治参与作为公众与政治系统的深度互动,其参与程度还深刻影响着个体对政治系统的认知及情感。本研究结果聚焦于制度化政治参与在个体政治认知深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揭示了个体政治认知(获得感)激活进而刺激政治情感(政治认同)生成的有效路径。换言之,公众获得感通过激活个体公共人格和政治身份认同,有效增强了其制度化政治参与意愿与行为,进而激发个体产生对政治系统的情感依赖和心理归属。本研究为探索公众获得感与政治认同之间关系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补充。
最后,通过对政治价值观正向调节制度化政治参与中介效应的验证,进一步厘清了公众获得感转化为政治认同的作用条件。具体来看,政治价值观调节公众获得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公众获得感对其政治认同的中介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一方面,作为一种政府合作行为,公众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不仅受到政治系统自身因素及已有“政民互动”结果的影响,还受到个体自身价值取向的作用。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政治价值观对政治参与行为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则将政治价值观作为调节变量,探索其在获得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关系中的边界条件。结果证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越强,公众获得感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越大。另一方面,关于政治价值观与政治认同的影响关系,本研究突破以往关于政治价值观直接对政治认同发挥作用或在其他变量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等既有认识,验证了政治价值观作为第三方变量所具有的调节作用,即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水平越高,获得感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间接对政治认同的影响作用越明显。因此,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准确理解和把握特定情境下获得感转化为政治认同的作用机制及条件。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有三点实践启示:第一,获得感是激发公众政治认同的心理基础,为此要多方面发力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特别要注重政府、社会等治理主体与治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要聚焦政府治理效能提升,以保障民生福祉为基础,以促进个体全面健康发展为导向,积极提供优质均等的公共服务,通过满足个体多样化需求来提升其获得感体验;另一方面,要强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公众的社会公平感,避免因不公而造成的认同危机。第二,本研究揭示的中介机制表明,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提升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可以从扩大政治系统承载能力和增强个体参与积极性入手,通过提供广泛有效的制度支持和组织支持,促进公众通过制度化渠道有序参与政治活动;同时,政治系统要增强运行的透明度、回应性和有效性,通过提升公众对政治系统的利益关联感知,提振个体政治效能感及参与意愿,从而激发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第三,公众获得感向政治认同的转化效果,受个体政治价值观水平的制约。作为个体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政治价值观的培育要兼顾个体所处环境以及个体与环境互动效果的作用。在引导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客观环境提供积极健康政治价值观的同时,还要积极回应公众诉求,不断丰富公众的政治参与渠道,形成机制化、健康化和有效化的“政民互动”方式路径,进而提高公众与政治系统在政治价值观方面的适配性,巩固和发展个体积极健康的政治价值取向。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