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飞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和精神内核，是统一战线学最具民族特质的标识性概念。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团结”“联合”的哲学与策略思想，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而不同”的古老智慧、“民惟邦本”的民本观念等优秀文明基因，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统战实践中不断演进和锻造而成。基于历史语境的变化，“大团结大联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突出“阶级性联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转向“人民性团结”，改革开放时期拓展为“爱国者联盟”，新时代则升华为绘制“最大同心圆”的引领性理念，体现了从策略工具到政治哲学、从斗争范式到引领范式、从革命修辞到文明表达、从国内整合到全球延展的逻辑深化。“大团结大联合”概念演进为统一战线学概念建构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示，即必须植根实践、把握本质、坚持发展、注重表达、强化协同，构建“从问题导向到知识生产、从现象描述到内核提炼、从具体规定到开放包容、从精准定义到有效传播、从个体概念到体系集成”的实践路径，推动概念解释力、包容力与引领力的协同跃升。
关 键 词：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概念是思想的载体，贯穿理论与实践，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发挥基石作用。概念史研究以“概念生成—内涵演进—话语变迁—实践反馈”为核心逻辑，通过追溯特定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语义流变、表述调整与价值转向，揭示概念背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政治目标的动态适配过程，进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大团结大联合”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主题，自党成立以来便始终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之中，其概念演化始终围绕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任务展开；既是党整合多元力量、破解时代难题的战略指引，也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阶级关系与历史使命深刻变革的直观映射。
当前，学界对“大团结大联合”研究持续深化，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本质与地位阐释研究。分析“大团结大联合”作为统一战线主题与精神内核［2］的理论逻辑，论证其解决人心力量问题的“最大政治论”［3］功能。二是历史脉络与经验提炼研究。学者们系统梳理了从革命民主联合战线到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演变历程，总结了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制度化推动［4］、坚持实事求是、因时施策［5］等重要经验。三是新时代概念内涵的深化研究。学者们从“中国式现代化”［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与民主的关系”［8］、“人民政协”［9］、政党-社会关系［10］等多视角阐发其时代内涵。四是实践路径研究。紧密围绕如何画出“最大同心圆”反思现实问题，探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体制机制创新［11］、团结党外知识分子［12］、厚植团结奋斗精神［13］等现实进路。整体而言，现有研究虽然成果显著，但基本都是将其融入特定阶段的党史或统战史进行梳理，缺乏对这一标识性概念本身独立的、专门化的源流考辨，对其从一般性表述升华为特定统战概念的理论转化环节及语境动因分析尚显模糊。鉴于此，本文从概念史视角对“大团结大联合”这一统一战线标识性概念开展精细化的理论探源与话语变迁梳理，旨在总结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语义内涵，分析其演变过程中的“变”与“不变”，以期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镜鉴。
二、“大团结大联合”的双向探源：理论基础与文化基因
任何成熟的标识性概念都不会是“无源之水”，其必然源自理论基础与文化基因的双重塑造。“大团结大联合”的概念品格与深层内涵，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之中。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团结”“联合”思想
传统中国“团结”“联合”思想多存在于基于宗法伦理和天下观的叙事中，语义核心侧重道德性与文化性。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以经济地位与阶级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性分析框架，使“大团结大联合”从表达和谐状态的描述性概念，转变为界定政治力量、区分敌我、指导行动的分析性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了实现阶级内部团结与扩大同盟力量的原则与方法，其著述已然勾勒出“大团结大联合”概念最基本的哲学预设、价值归宿与策略原则。
第一，“真正的共同体”：“联合”的终极价值指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联合”思想源于对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基础上“虚假共同体”的批判，其以“普遍利益”的抽象形式掩盖阶级剥削，联合是强制性的、外在的。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4］。这意味着这种联合是个体自主自觉的结果，是自身本质力量的社会性确证。联合本身不是终极目的，通过联合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才是。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构想，为“大团结大联合”概念预设了一个超越性的价值维度，使其一开始就超越了单纯的利益结盟或权宜之计，内蕴了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与道德正义性。
第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4］435：阶级认同与国际主义的双重规定。这一响彻世界的口号确立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根本主体和范围是无产阶级超民族的、国际性的联合。它深刻揭示了“联合”的根基在于阶级认同，而非民族或文化身份，为概念刻下了鲜明的阶级烙印。概念流变过程中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工人阶级领导”这一阶级性内核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基石。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领导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要始终与各种进步社会运动联合，形成目标一致、步调统一的共同行动［15］。全世界的宏大视野，赋予了联合以世界性与国际主义的品格，这为日后概念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不断扩展联合对象，从工农联盟到爱国者联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预留了理论空间。
第三，策略性联合：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作为革命实践家，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联合的策略艺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主张“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4］435。恩格斯明确论述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暂时联盟”的可能性，批判了拉萨尔派关于“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16］的错误思想，并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回顾了他们早期的联合实践。这一“既联合又斗争”的辩证思想，构成了“大团结大联合”最具活力的策略灵魂，使其成为一个能够依据主要矛盾变化而动态调整的开放性战略框架，而非僵化的教条。
第四，组织保障：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由不同阶级、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政治联盟，其内部必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倾向，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各种分散性和自发性，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列宁将无产阶级政党定位为“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并明确指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17］。这一论断深刻表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团结联合概念谱系的语义内核。基于斗争形势变化，列宁进一步丰富了策略化联合理论，提出了“两种联盟”思想。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严厉批判了拒绝一切妥协与联合的“左”倾思潮。他强调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并“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18］。由此，他发展了清晰的“两种联盟”理论：一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必须巩固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直接联盟；二是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建立的、间接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联盟，从而将联合思想细化为层次分明、目标明确且可操作的战略体系，丰富了团结联合的策略内涵。
（二）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滋养
概念的持久生命力既需要科学的理论内核，也需要深厚的文化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团结大联合”提供了深层的文化底蕴。通过“第二个结合”，该概念在价值理想、思维方式和实践伦理三个层面实现了精神赓续与文化赋义。
一是在价值理想层面，“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形成了深刻的精神共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19］与西方传统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契约论不同，“大一统”的秩序蓝图强调整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普遍原则，为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结合点。这种价值层面的创造性对接，使“大团结大联合”获得了深厚的文化主体性，既承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追求，又延续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理想。
二是在思维方式层面，“和而不同”的古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矛盾辩证法相互结合，实现了“求同存异”策略原则的现代转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强调的和谐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寻求动态平衡，强调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思维方式，“和而不同”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辩证要义，既包括“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又包括“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和平共处之道，还体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智慧。这种传统思维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相互结合，以“求同存异”的现代形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实践中不断扩大团结面，处理好团结联合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支撑。
三是在实践伦理层面，“民惟邦本”等民本观念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引导下，向现代群众路线创造性转化，确立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了从统治策略到革命原则的根本性转变。从周公“敬天保民”思想，到孟子“民贵君轻”、荀子“君舟民水”的儒家民本主张；从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警醒，到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深入阐释，“民本”思想不断丰富深化，始终蕴含着重视民众地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实践伦理。民本观念的创造性转化使“大团结大联合”概念具有了深刻的民本基因，确立语义内涵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联盟，深化为扎根基层的广泛动员与组织实践。
三、“大团结大联合”在中共历史语境中的语义建构与流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关于团结联合的早期探索。李大钊在译介《共产党宣言》时强调“劳工阶级联合”的主张，并提出“小组织大联合”的构想，认为全国各种团体都应“有大联合”［20］，初步蕴含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要素。毛泽东发表《民众的大联合》，创造性地在“联合”前冠以“大”字，强调“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21］，并提出了通过各行各业“小联合”逐步实现全社会“大联合”的具体路径。这一时期的思想探索虽未形成系统理论，但已涵盖“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要素，呈现从单纯阶级联合向社会各界联合扩展的趋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性语境下的“阶级性联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三座大山”，党逐步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自身力量难以完成革命任务，团结联合其他进步力量成为必然选择。“大团结大联合”概念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核心逻辑围绕“革命夺权”展开，聚焦于整合各阶级力量推翻反动统治，其语言表述从“联合战线”“民众大联合”逐步向“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下的“广泛团结”“全面联合”演进。
第一，党的成立和国民革命时期“民主联合战线”语境下的概念探索。这一时期，党开始探索团结其他进步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道路，“大团结大联合”概念随之萌芽，核心语言表述聚焦于“联合战线”“民主联合阵线”，目标是联合各革命阶级开展国民革命，破解“革命力量不足”的现实难题。一是初步确立包含对立性目标、团结边界与策略性质的语义结构。中共二大首次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主张，明确指出应“联合全国革新党派”，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为目标，并强调在联合中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与组织独立性，使团结范围扩展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2］。国民党一大召开，“民主联合战线”进一步发展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推动概念从理论走向实践。二是构建以“敌-我-友”三分法为基础的语义框架，形成革命团结与阶级斗争相依存的话语逻辑。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3］这一经典的“敌-我-友”三分法，为“大团结大联合”提供了最基本的语义框架。“团结”是针对“朋友”乃至“暂时的同盟军”的策略，其最终目的是孤立和打击“敌人”。这种敌我划分的语义结构中，“团结”始终与“斗争”相伴相生，团结的范围、对象和方式都由斗争的需要决定。
第二，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语境下的内涵聚焦。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重新审视各阶级关系，纠正了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片面追求联合而放弃革命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的错误。“大团结大联合”聚焦巩固工农联盟、凝聚革命力量，进而实现语义结构的收缩重组。这一时期的“团结”“联合”更多指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政治联合，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23］144。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论证红色政权的存续离不开工农阶级支持，系统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阐释要通过土地革命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形成坚固的工农联盟。党中央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构建了以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为团结主体、以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为联合目标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话语体系，使“大团结大联合”在土地革命阶段呈现出“以工农为主体、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鲜明特征，实现了概念内涵的历史性和具体化。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语境下的内涵拓展。抗战时期，“大团结大联合”内涵实现了从阶级性到民族性的升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语境下，其外延空前拓展，超越了阶级与党派的界限，涵盖了一切抗日爱国力量。一是实现概念内涵从“阶级对立”向“民族救亡”的战略转换，确立“民族矛盾至上”的语义新结构。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23］152，进而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开明绅士等非工农力量的抗日可能性，批判“左”倾关门主义政治上的自我孤立，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殊时期，仍机械固守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策略，将可能的抗日同盟推向对立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忠顺的奴仆”，并在之后明确提出“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23］247的核心主张。党的团结联合内涵发生重要转向，斗争对象从国内阶级敌人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团结范围突破严格的阶级界限，扩展至一切抗日力量；联合性质从阶段性策略升华为民族存亡的根本保障。二是构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团结联合原则，坚持以“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维系统一战线动态平衡。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统一战线”被确立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完成了从政治策略到革命战略的理论飞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语境下，党成功团结了广泛的抗日力量，创造了“团结—斗争—团结”的团结策略与“有理、有利、有节”的联合原则，形成了极具实践智慧的统战方法论。
第四，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语境下的概念完善。“大团结大联合”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语境下表述为“人民大团结”“广泛联合各民主力量”，其核心逻辑是团结一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形成合力，夺取战争胜利。党基于主要矛盾转变，重构以“阶级解放”为核心的语义结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24］。此时，团结联合的对立性目标从日本帝国主义转向国民党反动派；其团结边界在工农联盟基础上，扩展至“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25］等一切民主力量；联合性质也从民族救亡的策略，升华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实践战略。党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25］1253三大经济纲领，既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又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从经济基础上巩固了政治联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使统一战线正式成为国家政权的制度基础。毛泽东在会议上宣告这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26］，首次明确使用“全国人民大团结”表述，从话语层面完成了“大团结大联合”概念在革命时期的发展完善。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制度性语境下的“人民性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核心任务从推翻旧政权转向巩固新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大团结大联合”概念进入曲折演进阶段，其语义内涵从“人民大团结”“阶级联盟”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整，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为阶级斗争工具。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联盟”的内涵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团结大联合”在“阶级联盟”语境下得以深化，语义内涵聚焦于“人民大团结”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形成以工农为核心、多元力量协同的联合逻辑。一是“大团结大联合”更加突出“阶级联盟”属性。毛泽东强调“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27］，奠定了“大团结大联合”的阶级基础。他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指明“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7］75，以此划定“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的实践原则。周恩来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改造”［28］的政策，发挥其在国民经济恢复中的积极作用，不断丰富和拓展“阶级联盟”的政治内涵。二是“大团结大联合”通过国家制度得以固化，实现了从政治理念到国家制度层面的提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界定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使其从党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1954年宪法进一步确认统一战线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大团结大联合”中的领导地位。三是“大团结大联合”的功能重心逐步由革命阶段的“联合斗争”转向建设阶段的“整合发展”。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团结—改造”并重方针成为实践主调。三大改造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9］，首次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要求丰富了概念内涵，标志着团结联合目标正式转向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建设导向”与“斗争导向”的话语交织。探索时期，“大团结大联合”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兼顾”等建设性要求与“阶级斗争”“批判改造”等斗争性导向之间反复交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将这一理念拓展至协调社会利益、整合建设力量的实际层面。之后，他进一步指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29］228，明确了“大团结大联合”服务国家建设的基本方向。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其概念内涵发生显著收缩，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一部分”被重新归类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关系中的“监督改造”取代了“平等合作”。面对经济困难，党中央开始进行局部调整，周恩来重申团结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社会阶层［28］355的论断，刘少奇强调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发扬人民民主的不同组织形式，它们在不同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30］，重新强化“人民大团结”的概念要义。
第三，“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为纲”对团结联合语义的侵蚀。这一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扭曲了团结联合“广泛团结、凝聚力量”的语义内涵，片面强调“无产阶级内部的绝对团结”与“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彻底批判”，致使其沦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口号，统一战线工作也随之遭受严重破坏。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包容性语境下的“爱国者联盟”
改革时期，面对经济落后、体制僵化和思想保守的困境，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在“爱国统一战线”语境下，“大团结大联合”主要任务是凝聚改革力量、服务现代化建设，其核心内涵从侧重阶级性的政治联盟向更广泛爱国联盟拓展转型。
第一，改革开放初期“爱国统一战线”背景下语义的包容性重塑。改革开放初期，“爱国统一战线”正式提出。在此框架下，“大团结大联合”突出强调“广泛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与巩固“两个联盟”，其语义内涵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突破阶级界限，建立起联结不同社会阶层、融合多元利益诉求的价值纽带，进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一是确立“建设导向”的理论基调。邓小平强调“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31］。这一论述标志着统一战线话语从服务政治革命，转变为服务现代化建设，其价值导向从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转变为追求发展共识的广泛性；明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31］203，从政治定位上为“大团结大联合”概念的转型奠定理论基础。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帜重构语义边界。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31］203。这表明新时期“大团结大联合”的范围边界实现了以爱国为核心包容性拓展，通过将“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纳入联盟，团结联合范围明确延伸至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形成了“两个范围”的广泛联盟。统一战线称谓经历了从“革命的统一战线”到“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再到“爱国统一战线”的演进过程，确立了“爱国”的最大共识基点，使团结的旗帜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差异。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时期“新的社会阶层”的内涵融入。这一时期，“大团结大联合”被置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整体框架中，强调“团结一切积极力量，服务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价值。通过将新兴社会群体明确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法理层面解决了新兴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政治秩序中的身份归属问题，实现了“大团结大联合”范畴从传统劳动者联盟向现代化建设者联合的历史性拓展，完成了与市场经济逻辑的有机衔接。1996年，李瑞环提出要“建立起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形成千军万马共图大业的局面”［32］。“大团结大联合”表述正式生成，并确立了在官方话语中的核心地位。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宗旨。”［33］这表明“大团结大联合”通过融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被赋予了持久的制度生命力。
第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和谐导向”的概念深化。新世纪，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大团结大联合”实现以“和谐”为导向的内涵深化，从战略层面确立了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关键地位。胡锦涛创造性提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34］的重要论断。“五大关系和谐”理论为“大团结大联合”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框架，实现了从抽象原则到实践路径的方法论突破。他还进一步提出以“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35］为核心内容的“同心”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时代内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引领性语境下的“最大同心圆”
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诉求更加多元，“大团结大联合”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摄下，核心内涵从广泛凝聚力量，向精准“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深化，其范畴更广、层次更深、情感纽带更强。
（一）理论根基的深化：从策略工具到政治哲学的逻辑深化
新时代，“大团结大联合”被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下进行战略重塑，从唯物史观“共同体中现实的人”视角出发，聚焦“人心与力量”议题，为“大团结大联合”筑牢了深厚的哲学根基。
第一，明晰了“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规定的哲学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36］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在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就是通过政治力量整合，直接作用于“人心和力量”这两个关键变量，从而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凝聚力。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既需要广泛的政治认同，又需要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力量［2］。人心是力量的导向，力量是人心的依托，二者统一于“大团结大联合”从“凝聚共识”到“汇聚合力”的完整链条。这一本质规定确立了新时代团结联合的哲学根基，使其成为体现深刻政治哲学的战略部署。
第二，“大团结大联合”被置于民族复兴伟业的全局中进行战略性重塑。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36］“三个重要法宝”论断从时代使命与战略全局高度，确立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根基性作用。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新时代“大团结大联合”实现从团结救国、团结富国到团结强国的叙事逻辑转换。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37］。“大团结大联合”既是统一战线存在的根本理由，也是其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是其必须承担的时代重任。
（二）结构架构的拓展：从国内整合到全球视野的战略延伸
理论根基深化必然要求实践形态的拓展。“大团结大联合”的语义内涵进一步超越了传统的地域和领域限制，既强调在国内治理维度上对团结范畴与深度的全方位深化，又突出应对世界变局、倡导合作共赢、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结构性拓展。
一是从国内看，实现团结范畴的全面扩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团结奋斗”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标识。“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38］“大团结大联合”在此旗帜引领下得到全面拓展，不再是单一维度的政治联合，团结联合范畴从寻求政治共识深化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实践，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聚焦，从尊重文化多样性向“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升华等，其内在要求体现在国家治理各个层面，实践范围空前扩大，形成全域联动的系统格局。
二是从国际看，实现全球视野的战略延伸。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效应对世界转型过渡期的变化，必须协调促进内部团结与外部团结，既要在外交工作上坚持团结互助扩大“朋友圈”，又要在国家事务中通力合作，化解共同难题［39］。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将“大团结大联合”从国内场域推向全球舞台，使其成为一个兼具国内与国际双重维度的宏大叙事，展现出与西方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截然不同的理念特质。合作共赢的发展观、可持续的安全观、平等互鉴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充分彰显了“大团结大联合”的中国智慧，赋予了该概念以深远的世界意义。
（三）概念表述的创新：从创造性表述到方法性表述的升华
理论的深刻性与战略的宏阔性需要通过有效的话语表达增强亲和力和感染力。新时代“大团结大联合”的表述创新不仅表现为丰富生动的衍生性具象化表达，更在于通过重要核心隐喻，实现从话语建构到行动自觉的升华。
第一，“大团结大联合”的具象表达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与穿透力的时代话语和政治论断，丰富“大团结大联合”的具象表达。例如，用“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形象揭示价值追求，以“一盘棋”“大合唱”生动比喻行动协同，将民主党派的角色定位为“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40］描绘民族团结图景等；明确民主党派是伟大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41］；明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重要力量，并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统一战线性质，体现了团结对象的广泛性，使凝心聚力过程更具感染力［42］。
第二，核心隐喻的方法论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最大公约数”与“最大同心圆”两个政治隐喻，既实现了团结联合的时代性表达，也为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最大公约数”将数字智慧转化为政治智慧，强调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找准利益交汇点，实现求同存异；“最大同心圆”则强调在坚守政治底线下，增加包容度，最大限度扩大团结面。“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43］这两个隐喻以更为亲切的表达方式深化了其背后关系原理的哲学意义，为促进新时代“大团结大联合”提供方法论指导。“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正所谓‘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43］561-562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就在于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与动态平衡。
（四）实践路径的突破：从局部协作到系统治理的机制创新
新时代“大团结大联合”的实践面向更加强调主体协同与方式科学，通过深刻把握“四对关系”的实践辩证法，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从局部协作到系统治理的范式转型。
其一，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系统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36］该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大统战工作格局”“为什么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怎样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等基本问题，实现主体“大协同”、范围“大覆盖”、方法“大集成”，与促进“大团结大联合”主题相互呼应，促进统战工作的系统协调推进。党中央明确党的领导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与统筹协调作用，规范各级党委的“责任田”，保障党的意志和主张在统战工作各个环节得到有效落实。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制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一系列运行有效的规章制度，将经过实践检验的重要统战方针政策提升至制度法律层面，为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提供管长远、管根本的制度保障。
其二，实践辩证法的艺术把握。做好统战工作，要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团结和斗争的关系”［44］。这“四对关系”是对统战工作规律与方法的精辟总结，为在复杂情境中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其中，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要在坚守政治底线前提下聚同化异，画出最大同心圆。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要甘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工作，并将其转化为服务中心任务的“显绩”，实现“潜”与“显”的辩证转化。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既要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又要在具体工作中圆融通达、策略灵活。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要不断提升斗争本领，以斗争求真团结。
五、“大团结大联合”概念的演进逻辑与当代启示
纵观“大团结大联合”的演进历程，其语义内涵始终围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进行意义深化，始终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同频共振。深入剖析其演进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对把握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建构模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大团结大联合”概念的演进逻辑
“大团结大联合”概念的语义变迁并非随机的适应性调整，而是遵循特定逻辑的规律性运动，清晰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从策略性运用向战略性构建的转变与自觉。
第一，语义内涵从斗争范式到引领范式的深刻转型。“大团结大联合”概念内涵随语境变化，逐渐从以“斗争”为底层逻辑的实践范式，转向以“引领”为核心的文明范式。革命时期，团结联合首先是一种生存与斗争的策略，团结联合的基础并非源于内在的价值和政治认同，而是源于外部强大的共同压力。“团结”是手段，“斗争”与“胜利”才是目的。联合的对象、范围与程度，完全取决于斗争形势的需要。随着国家主要任务从“革命”到“建设”“改革”的转变，团结联合从处理对抗性关系，转向协调非对抗性的内部关系，语义重心转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建设服务，并进一步演化为以爱国主义为纽带的包容性架构，通过“求同存异”广泛吸纳新兴社会力量。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大团结大联合”的语义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其内核从“斗争哲学”转变为“引领哲学”。团结联合追求的不是临时的策略同盟，而是基于共同身份认同和长远根本利益的命运共同体，其语义强调的是以民族复兴为共同追求所激发的由内而外的“凝心聚力”。
第二，叙事结构体现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辩证运动。“大团结大联合”的叙事结构具有稳定的本质内核与开放灵活的外在表现形式。坚持党的领导、凝聚人心力量、服务时代大局等要素在“变”中始终保持“不变”，使“大团结大联合”概念在发展中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特标识和本质规定。另一方面，团结联合的对象、范围、手段和目标不断进行适应更新，以回应时代要求和战略任务的转换，使其始终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内涵通过其实践外延在历史中的展开与实现，最终确证并回归自身，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与丰富，使其既能坚守根本原则，又能与时俱进回应时代课题。
第三，术语表述从革命修辞到文明表达的动态变迁。革命时期，团结目的是区分敌友，明确联合对象，“同盟军”“争取对象”“中间势力”等表达界定边界清晰，且具有较强的斗争性色彩。建设时期，团结联合侧重于描绘蓝图、凝聚共识、鼓舞干劲，表达风格整体上相对平稳、宏大。改革时期，为适应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术语的排他性减弱、包容性增强，强调以爱国情怀为认同基础的“桥梁”作用，“大团结大联合”正式生成并从灵活策略进阶为统一战线主题和国家制度层面的官方正式表述。新时代，“大团结大联合”彻底超越传统二元对立思维，衍生出“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大合唱”等一系列更具亲和性的具象表达，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公众接受度。从革命年代充满张力的斗争口号，到新时代文明化理论化的规范表达，从侧面折射出党的政治理念的成熟深化。
第四，实践场域从政党联盟到全球网络的时空拓展。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大团结大联合”概念的实践场域实现了从内向聚合到内外联动的革命性扩展。虽然“大团结大联合”自探索以来便被赋予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规定，但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整体上仍以国内政治整合为主，实践场域主要集中在国内不同阶级、政党的“联合战线”以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改革开放新时期，团结范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布局下迅速向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扩展，并随着“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拓展至港澳台工作，形成更广泛的爱国者联盟。进入新时代，“大团结大联合”的实践场域在深度和广度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已从最初的国内政治联盟演变为一个贯穿国内国际、链接线上线下、涵盖多领域多层次的立体化空间，对内覆盖领域之广、团结对象之多、联合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文交流与文明对话，致力于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团结”与“联合”，彰显了超越国界的道义力量与时代价值。
（二）对统一战线学概念建构的重要启示
“大团结大联合”并非一个静态的、先验的概念，而是在党领导统一战线百年实践中历经淬炼演化而成的开放性概念。其从斗争策略升华为治国理论，从政治话语发展为学术概念的演进逻辑，对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概念建构必须植根实践发展，实现从理论推演到实践反馈的逻辑闭环。“大团结大联合”的演进史证明，富有生命力的概念的源头永远是生动丰富的社会实践。这一概念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语境下不断丰富变迁，每一步都是对特定历史阶段“需要团结谁、如何联合、为何而团结”这一实践问题的直接回应。这一历程启示我们，立足实践是保证概念建构不沦为“空中楼阁”或“经院哲学”的根本要求。统一战线学概念生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转”，必须紧扣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现实问题。具体来说，可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阶层的新变化、统战工作的新问题建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整合”等相关概念，“智能统战”“数字同心圆”等新范畴，在充分进行学理化阐释和逻辑化论证过程中，赋予其严谨的学术内涵和清晰的概念边界，使之成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实践—概念—实践”的循环检验机制，确保新概念能够回到实践中解释现象、指导工作，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得以修正和完善。
第二，概念建构必须把握本质特征，实现从现象描述到内核提炼的意义深化。“大团结大联合”概念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统摄力，在于它超越了具体政策和工作领域的局限，直指统一战线的本质内核。它最初表现为对不同阶级、阶层的具体联合策略，后逐步抽象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战略思想，最终凝练为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这一哲学内核的标识性概念。这是一个从“术”到“道”、从特殊到普遍的升华过程。统一战线学概念建构不能停留在现象的罗列和经验的堆积中，必须实现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的飞跃，深入揭示事物的本质性规定。建构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是在总结“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中国理论”［45］。要聚焦于“联盟何以可能、何以持久”等基本理论问题，善于从各行各业、各领域纷繁复杂的“小联合”“大联合”表象之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握“变”与“不变”的演进逻辑，从而抓住决定事物性质和方向的主要矛盾，构建能够揭示事物内在必然性的概念内核。
第三，概念建构必须坚持动态发展，实现从具体规定到开放体系的与时俱进。“大团结大联合”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发展性的概念，其内涵外延边界，始终随主要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迁而动态调适。这一演进逻辑启示我们，概念自主绝非概念“自闭”，概念建构必须保持充分的弹性，任何试图用封闭僵化的框架去限定概念开放品格的方式都可能使其滞后于生动的社会实践。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统一战线学核心概念、范畴和议题的建构问题，将与时俱进原则贯穿统一战线学自主概念体系建构全过程，使其能够积极包容新的社会现实，充分回应新的社会诉求，在发展中始终保持生机活力。保持概念生命力的关键是以一种历史辩证的自觉，勇于推进概念创新。要打破思维定式，围绕新时代统筹“两个大局”积极探索涵盖新领域、引领新实践的“跨国统战”“数字统战”等新概念、新命题。概念的“新陈代谢”是知识进步的内在动力和必然表现，要以批判性思维建立常态化的概念评估与更新机制，及时淘汰陈旧概念、修正失真表述、推广创新范畴，确保概念体系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第四，概念建构必须注重话语表达，实现从精准定义到有效传播的术语创新。“大团结大联合”的表述从“工农联盟”到“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演进过程，既是政治话语精炼深化的过程，也是其普遍价值日益凸显的过程，其表述随时代和人民群众要求不断进行话语表述的丰富创新。这一历程表明，标识性概念既需要思想的深刻性，也需要表达的亲和力，通过“同心圆”“公约数”等生动意象打通学术、社会与国际传播的壁垒。对象边界的确定和意义的提炼是标识性概念建构的基础，而词汇选择作为“概念命名”和“术语分配”的关键环节，被学界视为概念建构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步骤［46］。统一战线学概念需要通过精准的语言来表达，其概念建构必须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的界定，避免使用模棱两可、含义游移的术语。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文明基因和现代化实践中的流行元素，避免使用过于偏僻的学术话语，通过修辞策略等方式实现概念的“在地化”“具象化”和“亲切化”表达。
第五，概念建构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实现从个体概念到体系集成的逻辑贯通。“大团结大联合”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同心圆”等概念相互支撑、彼此诠释，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战概念网络。这启示我们，统一战线学的概念生产不能停留于零散范畴的堆砌，要运用系统思维，从整体性、结构性视角把握核心概念、基本范畴与派生术语之间的关联，致力于构建层次分明、逻辑自洽的概念集群。具体而言，要紧密围绕“大团结大联合”这一统战主题与“画出最大同心圆”这一时代要求，系统提炼核心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向外拓展，梳理支撑核心概念的相关范畴，在此指导下进一步衍生出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具体概念与术语。立足统一战线学整体框架，对各个概念进行定位与辩证关系的阐释，实现从“点状创新”到“网状联通”的跃升，使单个概念的价值在整体知识体系的脉络中得到彰显和增强，最终推动统一战线学形成结构严谨、阐释力强的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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