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党的十九大以来，“坚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广泛的社会共识。此种语境下，文学以诗化与审美化方式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夯实国家认同的作用日益显现。中国西南地区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重要“边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重新言说西南，如何重释多民族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新时代背景下西南文学关注的重点向度。西南民族志小说则以“多民族的文学共同体的建设，指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回应了文学与新时代的互动需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绵延接续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辉煌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不仅关涉祖国统一、边疆稳固、人民团结和国家长治长治久安，还牵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并明确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是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接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自治区代表时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平等，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写入十九大报告与新修订的党章。2019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概括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将其确定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阐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重大意义与四个“必然要求”。由此，文学领域关涉多民族同源共祖、地理相通、情感共通、携手发展的倾情言说成为研究重点，新时期以来的西南民族志小说无疑是其典型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建构后，西南文学研究渐次从单一的民族文学转向了共同体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学、文化探索，西南民族志小说作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叙事的重要样本，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长，涉及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向度。首先，“大量个体记忆的碰撞与融合，构建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彰显出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在现代中国背景下的民族认同”。分学者尝试挖掘个体在特定政策下经历的帮扶与成长，解读其从民族认同至国家认同的精神升华，完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认。彭超认为：“藏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杨建军从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中发现“少数民族文学表达使命、思量现实问题以及刻画扶贫干部等方面颇有特色，以文学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曾利君对阿来小说“国与族”的思考，杨柳对藏族双语作家创作的探讨亦为此类研究。其次，“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研究者一方面以文本中的商贸交往、日常交流、族群通婚、生产互助、灾难共担为路向，另一方面以神话史诗向度万物同源、同源共祖的中华文化基因为纽带，共同辐射文化认同。兰洁怡对降边嘉措小说的阐释，马青云对西南少数民族神话史诗的研究之外，李宁阳认为：“西南少数民族史诗与神话作为一种主位的历史叙事模式、文化记忆形式与族际关联表述，以诗性思维和浪漫手法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丹珍草以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为例，提出：“新时代史诗演进的新实践已逐渐走向文明互鉴的世界非物质文化传承体系，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能在相当程度上深化历史认同。学者们聚焦族群过往，重述西南开发、迁徙、发展、融汇的历史，不断论证其与中央王朝紧密关系的研究，彰显了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胡游提出少数民族文学“通过历史叙事展现各民族之间天然的历史联系”，不仅蕴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亦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彭岚嘉、郝婷等也论述了西南多民族的族群过往，从中凝练出深厚的历史认同意识。目前学界对西南民族志小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研究主要以单个作家、作品的散点式阐释为主，其中又以藏族、彝族作家作品为核心。大多数成果停留于“西南”或者“民族志”层面，相对缺乏将其结合的整体性研究，在书写维度与伦理原则方面仍有很大言说空间。
二、作为“文学场”的西南：西南民族志小说的基本面貌
文学和人类学壁垒的打破与世界范围内现代性的反思，催生了西南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呈示出新的主题、内容与特征。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不啻使中国经济全面腾飞，还附带了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与社会层面结构性、制度性的变迁。此类“中国体验”，为西南民族志小说植入了创生动力。
（一）概念界定西南民族志小说的指认关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民族志小说，二是西南民族志小说。“民族志”是英文“ethnography”的汉译，其词根“ethno”来自古希腊文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通常意义上，民族志小说能追溯于庄孔韶、彭兆荣、高丙中对民族志文学特质的强调，民族志与小说关联的探索。潘年英将自己于黔东南地区实地探访后的所思所感形成了小说，具有鲜明的文学人类学色彩。叶舒宪等学者从文学人类学向度阐发了“人类学小说”，即“囊括了有原始主题的小说，叙事性人类学田野报告，反映神秘主义、自然主题、追寻原始思维的小说，反映异文化的、他者的小说，少数民族作家写本族文化的小说等”。叶淑媛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族志小说是“吸纳和融合了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功能，具有民族志性质的小说。它包括知识性、族群性、审美性、情感评价和文化反思”，同时这类小说在“对‘地方’‘族群’的描写中，对自然物候、地理风情、人文脉息进行追本溯源的、真实生动的描绘，呈现出鲜明的书写‘地方性知识’的特色”。“西南”作为区域地理概念，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巴和蜀。近现代，“西南”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五省区和重庆市被划为西南大行政区。1958年，西南经济协作区囊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改革开放后，学者们不断从民族文化、边疆文化等角度阐释着“西南”。当下学界对“西南”的界定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西南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和西藏，狭义的西南则包括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本文的“西南”在前人基础上做出了一定调整，主要指在行政区划基础上，风土人情、文化气质、精神世界更为契合的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四省区和重庆市。广西的地域文化更符合粤湘桂文化圈的基因底色，文学创作也趋近“新南方写作”，故不纳入研究。同时，“西南”指作家长期生活与创作的地域范围，也包括这些作家建构的地理空间。西南民族志小说并非人类学家为丰富学科话语而实行的改良，即小说形式的民族志，而是“用文学的方式研究人类学，使人类学的对象成为文学的叙事”，以实现对地方性知识“深描”的小说。并与彭兆荣文学民族志理论中“用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田野作业’，多方位地对文学进行的体验、认知、理解和阐释”相关联。本文的西南民族志小说是文学与人类学跨学科思考，和“新文科的四个特色”探索的积极尝试，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的作家秉持着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基本方式，创作的具有书写族群历史文化记忆功能的小说。它以多声部叙事和诗化审美为表现形式，以地理空间、历史过往、心理结构、文化艺术等族群的“地方性知识”为言说内容，以真实性、历史性、时代性为主要特征，呈示出强烈的文化反思精神和情感关怀意识，凭借主体间性立场回应现代社会主体往何处去的问题。
（二）西南民族志小说典型作家作品观照西南民族志小说发展概况，能以如下作家作品为例。凝眸于多民族聚居区，感知复杂文化生境的有阿来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瞻对》《云中记》《空山：机村史诗六部曲》，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碧色寨》《青云梯》，潘灵的《香格里拉》《太平有象》，冯良的《西南边》《翻过瓦吉姆梁子》《凉山的人》，达真的《康巴》《命定》《家园》，存文学的《碧洛雪山》《望天树》等。聚焦单一民族心理文化结构，挖掘复杂历史过往的有鄢国培的《漩流》《巴山月》《沧海浮云》，景宜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肖江虹的《百鸟朝凤》《蛊镇》《傩面》《悬棺》，肖勤的《丹砂》，王华的《傩赐》《家园》《花河》，央珍的《无性别的神》，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次仁罗布的《神授》《祭语风中》《放生羊》《乌斯藏风云》，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西藏，隐秘岁月》，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在高原》等。西南民族志小说的创作虽已颇具规模，但仍处于一个不断发展、佳作频出的过程。
（三）西南民族志小说书写特征西南民族志小说诞生于“寻根文学”思潮，试图在现代性危机中重整各民族思想文化精魂，安抚失落的人文精神。初期的创作集中表现为拒斥现代性、追认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忧思民族文化根脉的消逝。新世纪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其创作出现了新变，更关注西南各民族融入国族身份的心路、参与时代发展的行动，以“寻根之后”的姿态强化国家认同，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民族志小说虽在主题、人物、情节等方面有变化，但内蕴的真实性、历史性、时代性始终不变。作为文学人类学的新方向，西南民族志小说基本遵循民族志书写“深入田野”“参与观察”和“科学客观”的立场。因此，常从各民族内部视角写作，用多声部的叙事“深描”文化，在文本细节如：饮食、服饰、语言、歌谣、习惯、仪式、图腾、信仰等文本细节与真实可信的文献资料形成互文关系，无限接近于民族主体性经验的复合真实。西南民族志小说把民族地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阶段作为叙事背景，以地方志、民族史、口述史、情感史等历史资料书写土司制度、家支制度等传统社会形态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浮沉往事。用个体的“小我”见证民族“一步跨千年”的“大我”，用艺术化文学叙事映衬深厚的历史记忆与历史逻辑。西南民族志小说自诞生便积极回应时代命题，始终与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它既书写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机遇、身份认同的建构、数智时代人文精神的重整，也审思后发地区生态保护的困境与城乡变迁中社会治理的难度，完成对当下社会的省察与关怀。
三、“以地方为方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书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西进热潮”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定程度使“中心——边缘”思维中被指涉为边地的西南焕发生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进一步提升了西南边疆的地位，巩固了西南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西南民族志小说正是新时代语境下西南文学的重释，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以地理空间、族群过往与政策书写为路向。
（一）“这边风景独好”的地理空间西南民族志小说的地理空间是内地与边疆间重要的过渡区和典型的多民族混合聚居区，呈现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境界。作为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与表意模式，这种“国家景观”一方面弥合了单一文化包孕的封闭性、排他性倾向，有助于不同民族在文化心理与身份归属上的交融互渗；另一方面还用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图景寄托了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历史与现实合法性。范稳的行迹遍布澜沧江峡谷和滇南高原，以口述史、地方志、深度访谈、挂职体验为路径整合出一幅绮丽绚烂的西南民族志画卷，其《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着意于书写滇藏交界区域的地理景观。横断山脉造就的峡谷巍峨壮丽，谷顶有雪山巍巍，谷底则奔涌着怒江、金沙江和澜沧江。马帮、羊帮、驮队、溜索、藤桥极大沟通了两岸人民的日常往来、物产转运和工艺传输。他笔下的地理景观既是纳西族、藏族、汉族文化互渗的混血场域，也是超越单一文化范式的“第三空间”，呼应了多民族水乳交融的文化认同。“藏族喝酥油茶，汉族吃米饭，回族吃牛肉，当这三样东西混在一起之后，这就是康定”。康定城作为集中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汉地儒、释、道各类建筑的地理景观，以开放性与包容性充分表征出在差异中凝聚共识，在交融中增进认同。达真借康定城混合共生的多元文化空间，将康巴区域化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经典缩影，完成了文化认同的诗性升华。方国瑜主张：“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林超民进一步提出：“文化超越种族，将中国大地上的不同族类凝聚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空山：机村史诗六部曲》里宁静和美的村落位于大渡河主流、支流与峡谷交界的平台上，河流滋养着茂盛的森林，塑造出两岸肥沃的台地。红军长征时便得到过机村民众的帮助，很多留在当地的伤员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投身于建设工作。机村之畔是多民族共同的家园，无论筑桥修路还是伐木造林，都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团结协作。阿来以地理空间为载体，见证着多民族齐心协力发展生产，建设边疆，保护自然的记忆，地方性经验嵌入中华民族整体叙事的过程，也就是机村被升华为“国家景观”的过程，实现了以文化认同为路径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作为“日常”的重要表征，作家以生动的笔墨对滔滔江河、崇山峻岭、密林古树、繁花似锦等地理空间展开了多角度言说。此时的景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早已不是被凝视的客体或叙事的点缀，而是以文化认同辐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景观”。在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精神景观的统一中，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包容性与共同性得以彰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认同路径。
（二）族群过往与历史认同的深度交缠西南民族志小说的族群过往书写以各民族迁徙流动、开拓边疆、社会变革的文学重构为主，凸显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在文学层面将地域性、族群性历史经验整合进中华民族共享的历史框架中，弥合边地历史与中心历史、民族历史与国家历史的割裂叙事。这种书写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惯性予以阐释，印证了各民族共同开辟广袤疆域、共同记载悠久历史、共同铸就辉煌文化、共同孕育伟大精神的历史真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历史认同基础与情感文化支撑。族群历史记忆使“族群成员在意识上搭建起现实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使族群内部相互增进了解，生成聚合力和认同感”。《无性别的神》关注20世纪前半期的藏地历史，将西藏为何与中国不可分割进行明晰。善良的拉姆频频遭遇戏弄折磨，仅因她是庄园主的奴隶；虔诚的尼姑被误会致死，仅因她是卑贱的铁匠女儿；龙康屡次被判有罪，仅因勘察和挖掘矿产被寺院认定会触怒地神。而解放军教育当地贫民识字唱歌外，“男女之间和官兵之间说话那么平等随便，干活也是不分高低贵贱”。央吉卓玛眼中旧西藏的人情冷暖、阶级矛盾与解放军到来后体悟到的众生平等形成了显著对照，说明西藏只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才会越来越好，寄予了对伟大祖国的历史认同和现代文明的理想期待。次仁罗布的《乌斯藏风云》叙写了吐蕃王朝崩溃后的西藏过往。吐蕃将军后裔娘卓·韦登虽继承了家族的善战传统，却在武力开拓疆域时被蒙古铁骑围攻而亡，预示出武力的局限性。风云变幻中，萨迦派领袖贡噶坚赞洞察局势，认为分裂的西藏难抵蒙古大军进犯，便不顾艰险前往凉州谈判。西藏和平归顺的关键抉择，为西藏日后融入中华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族作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利益的共同体，是增强国家稳定性和凝聚力的重要质素，也是推动历史认同的必要条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怎样想象或建构自己的族类身份以及更高层次的国族或中华民族”，无疑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向。《命定》以抗战烽火中的藏地往事为主线。日军占领缅甸后将国际援华通道截断，为恢复抗战物资供应，康巴高原然打西机场的修建与运行刻不容缓。为此，各族人民日夜赶工、康巴各界捐钱捐物、藏族子弟奔赴滇缅前线。达真以藏地抗战历史论证了藏族人民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呈示出西藏主动作为中华民族抗战大后方的使命担当。《瞻对》寄情于四川与西藏间一个民风剽悍的区域，叙写了此地上至雍正八年下至1950年和平解放的历史。清王朝屡次征伐仍叛乱迭起与解放军未经战斗却和平解放，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自发把族类身份融于中华民族的伟大转变，“国族”背后是深入人心的历史认同。西南特殊的地理区位与历史上同中原王朝的距离，让这片土地得天独厚地孕育出藏族、彝族、白族、傣族、纳西族、傈僳族、布依族、苗族等民族，不同族群皆有独特的起源神话与历史演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情感和心理基础。”西南民族志小说通过族群过往书写使西南各族群被完全纳入国族主体，个人、民族命运烛照国家命运的过程也深化了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融的情感，是以历史认同呼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三）以政策书写映照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基础的内涵层次，它体现为各族人民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根本归属，其本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道路、制度、治理的认同，它是文化、情感、价值等一切认同的前提和保障”。西南民族志小说依托国家民主改革、边疆治理、婚姻制度、脱贫攻坚等政策的文学再现，将边地人民可观可感的“日常”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和谐互嵌。冯良长期在彝汉文化交叉地带写作，她将大凉山化为象征符码，把一系列政策具象为边地民众的生命体验。《西南边》以1950年代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叙述了大凉山三对彝汉青年的婚恋故事。在彝族家支制度及其等级分层面前，中国共产党用婚姻制度突破了固有权力结构，人们不再被家支支配人生，不再被民族限定婚姻。大凉山的现代转型正是边地融入国家发展的过程，小说中的跨族通婚、身份融合、政策扶持等内容，无疑统一了政治与国家认同。李美桦的《春度龙岗》也以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为叙事主线，从历史的必然性、人民的选择性与头人追求先进性的维度，阐发了我国在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他们所认同的。西南地区因地理、文化区隔，长期以来发展相对滞后，“如果说脱贫攻坚的山头是移风易俗，教育就是山头上的旗帜”。《翻过瓦吉姆梁子》的青年阿合正是在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保障下才成功走出大山，以读书上大学改写了祖辈放牧的命运。《大娄山》里党和政府不仅大力推动月亮山仡佬族村落的易地搬迁，扶贫干部还尝试用养羊改变习惯性贫困，因为“脱贫攻坚，可不仅仅是各项数字在收官的时间前达标，还要让农民真正持久地过上好日子”。吕翼刻画了乌蒙山区彝族村寨的脱贫攻坚故事，《竹笋出林》中国家不遗余力地培养贫困村庄的本地干部和人才，彰显出精神脱贫对经济脱贫的促进作用。《马腹村的事》的扶贫队长泽林主动带领群众根据政策改造危房，开发可持续的旅游业，使村民产生了真心实意地政治认同。这些小说叙写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西南多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中的身先士卒，国家政策对个体命运的提振也显著夯实了边地民众的政治认同。政策书写并非单纯的社会现实记录，而是一种政治叙事与认同构建。西南民族志小说将国家意志、制度力量以及治理实践作为叙事背景和关键情节，阐释了国家政策如何润物细无声地重塑边地，西南各民族如何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融入政策。这一过程除了将学理气息浓厚的政策言说升华为内蕴诗性的文学化书写外，还将各民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以政治认同感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西南民族志小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原则
“我们已经习惯从汉字了解中国，从古典史籍、宫殿遗址、文物珍宝、圣贤精英、帝王将相去认识中国，但我们很少从一个农民、一个村庄、一个地域的习俗生活、一首口传的诗歌、一件民间艺术品去认识中国。世界很少从民间去认识中国”。西南民族志小说应秉持“深描”文化的严谨与诚挚，于真实与虚构矛盾统一性、人民主体性、人工智能技术伦理三重书写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直面时代命题，生动真实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一）真实与虚构的矛盾统一性“借用民族志范式的文学研究，有助于将文学作品中的悬空的部分落地，至少可以更明确、清晰地体认文学作品源于生活的原貌，高于生活的原型”，想要平衡好二者无疑不易，因为“文学的虚构支持作者主体意识的放纵，而民族志的生产过程是科学的‘实事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抽象理念也需要转化为文学文本。部分民族志书写“存在着不真实甚至不平等的叙事。作为对象的他者，其经常被质疑是一个差异性被强化了的或者特殊化与想象化了的他者”。作者转述西南民族文化时，容易出现主观价值判断过多、扁平化和符号化，还有解构乃至虚构历史情节的歧路，反映的仪式、民俗、传统与真实的地方史、民族志、方志等典籍等有出入等问题。这提醒作者恪守文化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底线，检视文化中心主义思维。具体要正视地域心理隔阂与文化惯习差异，把个体及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将局部交往故事升华为“多元一体，命运与共”叙事程式，展望各民族包容互鉴、和谐共生的进程，于矛盾化解中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此外，“反复确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可感知的实体结构”要求“事实真实”与“艺术真实”互嵌。依托历史本真，可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过程；依托现实本真，能论证当代各民族共生共荣的社会实况；依托文化本真，可联结各民族共享的情感、观念与命运。真实与虚构辩证统一程度决定了西南民族志小说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深度、现实温度与艺术高度。
（二）人民主体性原则本土故事的人本叙事作为“当地民众的实在生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参照框架，是安身立命的生存背景，也是形成族群认同的依据”。西南民族志小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要想立得住，写得深，关键不在于奇异丰富的民族文化与边地景观，而在于人民主体性的灵魂，真正做到写他们，而不是写关于他们，体现“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的评价交给人民”。西南民族志小说在人民主体性的践行深度上，仍有提升空间。部分作品对西南民众的切实生活反映不足，在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深描”时，习惯性堆砌方言、服饰、饮食、仪式等文化符号，甚至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地步。未来应把“文化展览”升华为“生命实践”，真正从民族文化内部出发，以严谨诚恳的方式呈现他们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面貌，阐明各族人民独特的文化智慧，于差异性中发掘共通的人性和情感，于地方性中凸显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部分作品囿于既往以土司领主、英雄豪杰与圣贤高僧叙述族群过往的视域，易陷入将人民视为历史旁观者的迷思，使工匠、农人、牧民、商贩等占人口多数的民众成为历史的“沉默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应写出西南各族人民主动参与历史、选择道路、承担命运的主体性，强化“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现实文化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情感和心理基础”。最后，以多声部的复调叙事书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实践，展现他们在生产、抗灾、家园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命运与共，“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的文化共同体”。
（三）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原则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进入算法革新、算力跃升与数据驱动协同阶段，“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改变着世界，并用不同于人类数千年习惯的方式在重新定义知识，特别是有关人类‘软件’系统运作的知识”。所谓“软件”，一定程度指情感、心灵与精神等，它“包含着民族的文化根脉、文化信仰和文化习俗，是民族自我建构和文化认同的根基”。西南民族志小说的“写文化”立场，在数智时代遭到一定冲击。人工智能技术极大促进了西南民族志小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显著节约了收集资料、整合文本、优化叙事的时间成本，但也导致文化书写的浅层化与趋近化，甚至削弱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与人道主义关怀。小说走进人物内心的程度减弱，人物不再折射复杂人性、曲折心路或现代社会焦虑。本应重点挖掘的各民族文化，在AI算法辅助下被定义为火塘、雪山、经幡、山歌等同质化文化景观，高度雷同的表达将批量生产“同款西南”。“文化记忆决定着民族认同的稳定性与持久性”，民族志小说牵系文化体系，书写地方性知识的一面被遮蔽。创作一定要以情动人，“加深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关怀与关照，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与认识，特别体察‘从生活中来的’细节”，将区域内民众丰富多样的“心灵史”植入其中。不神化原始，不挪用文化，不消费苦难，切实还原西南地区的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实现文化逻辑自洽。以颇具地方感的语言辐射各民族和而不同、交融共生的共同体格局，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容整合红线，杜绝解构民族历史、制造民族隔阂的叙事，切实掌控叙事阐释权与价值导向权。
五、结语
西南民族志小说作为文学与人类学动态交互的产物，用细腻的笔法将史诗神话、口头传统、民俗信仰、饮食服饰与族群历史转化为新的文学资源。这种文化路向深化了文学的表现内容与形式，涤荡了当代文学普遍存在的现代性叙事与同质化审美。它生动表现出西南各民族在历史迁徙、文化互动与时代演进中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在边地叙事的拓展中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历史层面的必然性以及现实层面的合理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兼具真实性、审美性与思想性的文学叙事。（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