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对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其研究队伍却相对比较零，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史。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需要触及大量的历史材料，整理、掌握并融会贯通相关的历史材料需要时间，在“快餐式”研究弊病越来越凸显的现实情况下，勇于“坐冷板凳”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少；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很难在短时间内出成果，无疑增加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人员的生存压力。本文通过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瓶颈与突围，以求对前述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一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瓶颈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瓶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史学领域的中国制度史的研究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另一个是中国制度史研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理论匮乏问题。

（一）史学领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空间已非常有限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抑或书写应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二十四史”等官修史料所体现的“官制史”书写传统；另一个是近代以来以西方史学理论为依托进行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截至目前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均有上述两个传统的痕迹。只是鉴于第一个传统大家耳熟能详，这里仅对第二个传统稍做展开。

自从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体演化史论》开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就已经开始打上了西方史学研究的烙印。宏观来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应当被视为以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路径。比如，郭沫若曾在书中指出：“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与近代以来的大环境有关。近代以前，各王朝末期虽然也常有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事情发生，但是在中原地区，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从未对文化传统有所怀疑。近代以来，西方各国依靠更为有效率的社会制度和科技，撬开中国国门，肆意蹂躏中华文明。知识分子逐渐开始怀疑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也开始打上西方烙印，其中包括将自秦至清的传统中国社会界定为封建社会。

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有其合理性。自1902年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体演化史论》始，至2022年张星久教授新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止，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出现了很多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精品力作。以西方史学理论为指导，既有研究成果几乎涉及了从中央到地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所有重要领域。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厘清了中国政治制度史领域的诸多重要问题，而且提出了诸多深刻而准确的判断，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仅是研究广泛而未深入，那么后辈学人仍然会有可发挥的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前辈学人不仅治学态度严谨、史学功底扎实，而且历史眼光独到。如果不更新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路径，那么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留给后辈学人的空间极为有限。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瓶颈之一。

（二）缺乏相应的理论分析工具

目前史学领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非常重视制度的结构，与其说当前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不如说研究的是官制史，正如白钢先生所谈到的：“统揽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以官制史来代替政治制度史。”这一点从本科生的教材中也能够发现。

当然，结构研究对于制度史尤其是政治制度史来讲非常重要，即便如此结构不是也不应该是制度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因为这不符合人们的一般经验判断和制度的本质规定。结构之外，诸如政治制度运行、政治体制变迁等同样需要关注。否则，研究成果所呈现的就是“死”的制度史而不是“活”的制度史。因此，如果一项研究仅关注抑或说主要关注结构，而不去分析制度运行、制度变迁的推力等，那么这样的制度研究就是比较欠缺的。前辈学人并非没有关注制度运行的问题。只是他们将这些有关制度运行、结构与运行之间关系的内容以及自己对结构关系的理解，通过讲授自编教材或是他人教材的方式传授给学生。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与其他的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有很大不同。该书至今仍然是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典范性参考读物。它不仅呈现了运行相关的问题，还有大量分析各结构之间关系的笔墨。这得益于钱穆先生史学功底深厚，对相关史料运用得相当娴熟；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成书于钱穆先生旅居香港期间的课堂讲义，并且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动。

很多学者也关注到中国政治制度史运行板块缺失的问题，在研究之初也声称对该问题予以重视，但是一旦成书该板块内容就会显得薄弱。比如白钢先生在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期间就强调，中国政治制度史书写“绝对不能满足于结构形式的图解和演变过程的缕述，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其运转方式、管理方式作出理论上的分析”。但是，其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仍然存在运行研究薄弱的情况。

出现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既有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传统”和理论不支持结构之外的内容分析。从史料到分析工具都注重结构，如果没有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更新，中国政治制度史意欲突破既有框架是相当困难的。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瓶颈之二。

二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突围”方向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寻求突破第一，拓展史学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宽度和深度；第二，尝试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建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本土理论。

（一）拓展史学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120余年来，史学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做得已相当精细。前学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各个领域基本上都进行了深耕。如果试图在前辈学人耕耘的领域有所推进虽然并非不可能，但是需要比前辈学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拓展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宽度，可能是增益中国政治制度史知识积累的高效方案。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相对次要的一些领域。虽然说史学领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实际上仍有不少次要制度需要厘清。这里的次要仅是相对于皇帝制度、法律制度、监察制度等支撑历史中国政治结构的基本制度而言的，就理解历史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与变迁来讲，这些次要制度就非常重要。我们所做的制度史研究之所以总是难以解决机制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视抑或说漠视了一些次要制度的探讨。即便是单纯做制度的结构研究，也不能就结构谈结构，还应关注各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此，需要关注重要结构之间的传动装置，而很多传动装置就是由上述次要制度建构的。弄清楚古代中国诸多次要制度是什么的问题，本身就是在拓展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宽度；而次要制度的厘清，必然有利于深化人们对古代中国主要政治制度的理解，有利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进一步深耕。

其二，转变叙事方式是增进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深度的一种重要路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或者变迁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即便是周秦之变的突变性质也不是很明显。秦汉以后，古代中国基本上都采用中央集权制，即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这种中央集权制得以推行的基本依靠之一是郡县制度。郡县制度对封建制度的缓慢替代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就开始了。春秋初期有1000多个诸侯国，战国时期只剩下7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变成了一国。原来以封国管理的地区大多都转变了管理方式。

对中国这样一种极具联系性的政治制度进行断代研究是很不合适的，因为这种方式很容易遮蔽政治制度的变迁问题，也打破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总体结构。而断代研究恰恰是既有中国制度史研究的主要方式，其中包括以章节进行内部断代的通史类研究。王朝顺序研究架构的缺点是，政治制度本身的发展历程被人为剪断，从而导致了读者对历史中国政治制度认识的碎片化。更为重要的是，当这样的知识向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的学生传授时，学生很难将政治制度史和王朝变迁史界分清楚。

单就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来讲，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采用横切与竖切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重新整理。所谓横切，指的是以王朝更迭为线索对政治制度史进行断代研究；所谓竖切，指的是从制度的专题角度入手，集中探讨某项具体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当然，这种思路不是什么新想法。早到白钢先生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迟至张星久教授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不过这类研究相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总量来讲尚属少数，以竖切为主、横切为辅的研究成果更不多见。

其三，史学领域的学科互补，可以拓展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宽度。如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进行适当融合，理解思想史需要制度史的支撑，理解制度史也离不开思想史。

比如说，经常有人讲古代官吏草菅人命，从思想史的脉络理解这个问题上述判断很可能会被证实，因为思想史领域留下的文本对上述问题多有反映。但是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讲，前述判断很可能会被证伪，因为草菅人命不符合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般预期。中国古代官员的品级直接和他统治区域老百姓的数量联系在一起，级别直接与地方官员所在辖区的人口数量挂钩。《明史》对此有明确记载：粮十万石以上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三万石以下为下县，从七品。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工业。士农工商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等级关系，古代中国不鼓励商业，如果古代中国的教育能够被认为是所谓第三产业的话，那么古代中国第三产业的主要形式就是教育，教育水平的高低是以由学人仕的人数来确定的。换言之，古代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获取渠道极为有限，基本上就是通过不断增加人力投入发展地力。

因此，思想史领域对古代中国官员草菅人命的判断是不大准确的，因为至少这种做法不利于地方官员的级别晋升。相反，古代中国的地方官员通过兴修水利、改善民生、鼓励教育等手段，使其治下百姓安居乐业才符合其利益。也就是说，从制度史的角度对思想史上的一些论断进行反思可能会得出新的结论，从思想史的角度反思制度史的一些习以为常的判断亦是如此。

（二）尝试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基本理路有三种：邓小南教授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教授主张的制度史观以及侯旭东教授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这三种研究思路，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2003年，邓小南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集中讨论了制度分析的三个重要分析维度——过程、关系和行为；十余年后，邓小南教授又补充了制度文化视角。相对于邓小南教授，阎步克教授认为制度最基本的要素是结构、功能和形式，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数年后，阎步克教授也对其制度史观进行了补充，认为政治体制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势力，前一个是制的方面，后一个可以说是人的方面，制与人二者的结合，共同构成了政治体制。阎步克教授已经对制度的基本内涵做出让步，以政治体制对广义的政治制度进行替代。

侯旭东教授的日常统治研究主要涉及各种文书的处理，巡行视察活动定期举行的仪式性与非仪式性活动，如朝会、祭祀、廷议、上计以及各种物资的收集、调运等。孙正军认为，通过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以小见大地研究国家问题；重视从人的行为观察制度；重视语境分析和过程分析是此一研究路径的重要特征。

上述三位学者关注的研究维度，基本上都在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议题之内。三位学者在长期的制度史研究中，得出了与新制度主义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分析维度，更可以说明制度分析的基本维度具有通约性。个体差异、族群差异乃至国家社会制度的差异，都属于人类社会的具体差异，没有脱离人的类属。之所以强调不同，是因为要以此保障群体存续，但这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屏障。

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能不能够介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而在于如何使这种研究方法更为稳当。2019年开始，中国政治学界的部分学者举起了进军历史的大旗。这一研究进路，被学者们自称为历史政治学。与阎步克、邓小南、侯旭东等教授不同，政治学界的大多数学者没有经过严格的历史学学术训练，很可能会在追求理论自治性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对历史材料进行不当切割与组合。

单就中国政治制度史来讲，政治学的鲁莽行为可能会误读许多史料，史学需要对其进行批评与纠偏；政治学亦需要积极回应史学提出的疑虑与批评，不断矫正自己的理论适用方法。唯有如此，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才有可能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进入抑或开辟新领域。因此，政治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进驻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既需要史学的批评与矫正，也需要史学的认可和祝福。

（三）建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本土理论

理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来讲非常重要，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是如此：一个是理论可以引导思考方向；另一个是理论可以疏通研究梗阻。

史书官制史的书写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叙事，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结构叙事，意欲对上述极为强势的制度史的研究路径进行突破，必然需要极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理论支持。这种理论可以是基于长期研究建构的，也可以是从社会科学领域引进的，没必要固守一端，更没必要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心存太多顾虑。当我们担心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与中国政治制度史之间有张力的时候，其实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与历史中国政治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张力，不是一种特殊现象，因为任何理论与现实之间都存在张力，抽象思维必然需要剔除它认为不重要的现象以呈现本质。

中国向来重视史料收集与整理工作，我们经常以拥有浩如烟海的史料而骄傲。但是，历史资料并没有丰富到可以解释所有历史政治制度现象的程度。“二十四史”不记载日常事务是公认的事实。即便是历朝历代的“实录”也热衷于记载祭祀、赈灾、朝贡、叛乱与平叛等涉及王朝统治的重要事务，至若老百姓如何生活、人间疾苦等次要事务，各种官修史料都少有关注，除非老百姓的事务引起了地方骚乱或者暴动。

当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由宏观结构问题转向中微观运行问题讨论的时候很可能会遇到如下情况：证据链断裂。针对这些断裂，史学一般由学者凭经验和感觉进行补充。但是，经验和感觉一方面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也不是任何学者短时间内可具备的。一旦形成具有说服力且经过验证的理论，上述问题便可得到解决。退一步讲，即便是史料能够支撑相关判断，仍然需要理论去归类、整理与分析史料，因为史料本身不会去主动解释任何问题。

如前文所述，自从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体演化史论》开始，史学领域的制度史研究就已经打上了西方史学的烙印。也就是说，完全放弃所谓的西方理论，史学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难以进行。仅就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来讲，目前的窘境是，一方面我们极力排斥用所谓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共识度较高的本土理论解释我们的政治制度史。因此，问题的关键似乎已经不是西方理论能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制度现象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解释中国政治制度史。因此本土理论建构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非常重要。但是，本土理论建构是有难度的，本文无意于探讨理论建构的具体方法，也没有进行宏大理论建构的能力。仅就中国政治制度史本土理论建构的着力方向谈一些想法。

1.要严格界分“现代”与“西方”之间的区别

近代百年的屈辱史给中华民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怀疑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一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却来源于西方（主要是从日本转译）的概念被引入，并且开始清洗传统中国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伤痕，更是人们反对帝制中国、完成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工具。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在传统中汲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营养，另一方面也要防备传统对现代的反噬，因为现代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为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之一。现代社会虽然起源于西方，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西方引领，但现代社会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中国，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2.借鉴“西方”建构中国的本土政治制度史研究理论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首先是基于现代社会的一般特征建构的，然后才是所谓的西方传统。这层意思郭沫若讲得透彻：“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如前文所述，离开既有的概念体系（主要是西方话语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寸步难行，我们要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人类现代文明的大背景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前提。

退一步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几乎主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但其他社会科学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社会现象，其中的逻辑矛盾难以弥合。质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必然需要其他社会科学做陪衬。因此，试图全面重构甚至推翻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架构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当前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如马克思主义一样，加速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进程，使西方社会科学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在上述过程中积极尝试搭建适合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本土理论体系建构各种可资操作的分析工具。只要这些理论的解释力足够强大，话语权自然会向中国倾斜。如在民族研究领域，费孝通先生根据中国的历史，整合斯大林民族主义和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的多元一体概念，至今仍然是解释中国民族问题的核心话语。

3.发掘本土元概念奠定本土中国政治制度史理论建构的基础

理论建构由概念开始，因此发掘本土元概念，并以此建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本土理论是更为直接的方式。很多时候一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可以反映一个理论的全貌。但是概念具有伸缩性，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人对既定概念的理解不同：“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因政治行为对象的时空变化而改变，因研究者所处情境与立场而调整，或转换词语，或延伸定义范围，或收缩概念内涵，以适应对象需要概念所承载的特定意义。”因此，对传统元概念的发掘、整理和重新阐释可以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理论建构提供材料。

这个过程需要注意两点：一个是，先行厘清相关概念在中国特定历史场景中的本真含义，解决这些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各路人马纷纷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但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却参差不齐。有一些所谓研究，对传统文化的把握很不到位，望文生义随意解释中国传统概念。传统中国亦有民主、封建、帝国、民本等概念，但是其与我们现在使用的概念有很大区别。不经深思熟虑，以比附西方概念的形式理解传统中国的概念，很容易闹笑话。另一个是，清相关概念的演进轨迹，体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视角。在此基础上，审视、判断哪些概念可以向现代引渡，哪些概念更适合沉淀为一种文化。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仅是不断地排除糟粕，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在以往那些优良的东西之外，找到更为优良的东西来替代它”，这是一个非常睿智的判断。

前述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我们建构的本土中国政治制度史理论应该既能关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特征，又能周及制度约束对象（行动者）；既能澄清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态，又能与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话；既有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解释力，又有向现代中国拓展的延展力。唯有如此，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路径才能够得到拓展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才能够得到奠基。

文献索引：

王成，林凡彬：《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瓶颈与突围》，《政治学评论》，2023年第2期，第46-56页。

王成，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