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海霞，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副编审，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亟需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与方法。本文以社会语言学为理论基点，构建了一个包含个体、群体与组织三个层面的言语实践分析框架，系统阐释语言实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的建构作用。在个体层面，聚焦语言认同与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建构机制，剖析语言社会化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路径及多重身份的语言调适策略；在群体层面，运用言语社区理论分析多民族社区的语言互动模式、网络空间中的言语实践特征，以及语言变异与群体边界的动态关系；在组织层面，从语言政策与规划入手，探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实践、媒体话语对共同体认同的塑造作用。研究表明，语言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工具，更是共同体认同建构的能动要素，三个层面的语言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微观基础与制度保障。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言语实践 ；交往交流交融 ；语言认同； 社会语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碰撞交融，如何凝聚我国各民族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国家治理和民族工作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写入党章。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同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2025年6月，国家民委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专题研修班，要求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研究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从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解答中国问题。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石，其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其中，从语言学视角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展开:第一，“是什么”回答语言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中的角色与功能，研究重点在于明确语言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中的研究对象和功能定位。杨晓燕、曾芳以贵琼藏族为个案，分别从姓名文化、传说故事、锅庄颂词等三个方面系统论证贵琼藏族语言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刘涛、庞宇瑶认为意象作为一种典型的修辞形式，在话语构建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修辞功能，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的意象生成实践，主要沿着时间、空间和情感三个维度展开。第二，“为什么”回答语言学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作用机制，相关研究强调语言学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学理意义与逻辑机理。杨牧、刘海涛提出汉语汉字的长期规划实践促成了语言统一，成为传播共同文化、拓展文化共同体疆界的重要媒介，语言共同体保障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的有效运行，而文化共同体则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使中华民族在多元中实现一体，具备强大的社会韧性和精神凝聚力。张冀震、李朋岳提出以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为基础，构建有调节作用的链式中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机制。第三，“怎么办”多聚焦于探索语言学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为理论体系的深化提供现实支撑，相关研究多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语言服务实践出发提出具体完善路径。付秋梅、李俊清提出聚焦于权力保障、认知塑造、认同强化、自信提升四个维度，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姜昕玫依据应急语言服务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挑战，提出重视应急语言服务内容的文化适应性、培养储备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因地制宜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传播资源等具体实践路径。
然而，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仍有一些待改进之处。第一，宏观叙事较多而微观基础薄弱。现有研究多聚焦历史脉络梳理与政策文本阐释，缺乏个体心理机制和群体互动层面的实证分析。第二，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长期依赖历史文献和宏观社会调查，较少采用能够精准捕捉日常语言互动与实践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三，理论解释力亟待提升。现有分析框架难以充分回应数字化时代民族交往的新形态，例如网络空间中跨民族言语社区的兴起与互动逻辑。第四，学科交叉融合不足。民族学与社会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对话不足，制约了理论创新的深度与视野。正如2025年暨南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所指出的，推进学科建设必须“打破传统学科壁垒，突破西方话语体系限制”，构建本土话语体系，推动理论向更深层次、更广维度发展。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载体与身份标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同时认为“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该观点深刻地阐述了语言与共同体之间紧密且相互依存的关系。语言作为共同体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不仅承载着各成员的思想、情感和文化，更是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它在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以及成员的身份认同构建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使用者的具体实践，个体的语言选择、群体的言语互动、组织的语言规划都蕴含着复杂的认同信息和共同体建构逻辑。通过分析语言实践中的具体现象，能够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微观层面的生成机制，将宏观的“共同体”概念转化为可观察、可分析、可干预的具体过程。本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为中心，从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其言语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关系。在个体维度，聚焦语言认同与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建构过程，分析语言社会化如何塑造个体的共同体认知，以及个体在语言选择中如何协调多重身份；在群体维度，关注言语社区的形成与演化，探究多民族社区的语言互动模式、网络空间的言语实践特征，以及语言变异与群体边界的动态关系；在组织维度，侧重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实践、媒体话语对共同体认同的影响等制度性因素。试图将语言使用者与共同体成员相关联，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
一、语言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关联
要系统阐释语言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必须首先厘清“语言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演进及其内涵。从单纯视语言为思维工具与认知表征，到关注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属性与实践行为，这一从“表征”到“实践”的范式转变，使得语言学得以更加全面、客观、科学地把握语言的本质。遵循这一范式，不仅可以揭示共同体构成的动态本质，更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一个多层次、可观察、重实践的分析维度。
(一)语言共同体的概念演进及其启示
19世纪初，格林兄弟首次将语言与民族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认为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都蕴含在其语言之中。这种将语言视为“共同体的存在”的观点，突破了对语言工具性的传统认知。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将语言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语言共同体的社会本质。20世纪60年代，拉波夫突破地理边界的限制，将社区视为一个动态的互动系统，认为言语社区(又译为:言语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共享的语言规范”，即使个体之间存在语言变异，只要他们认可共同的评价标准，就可以构成一个言语社区。之后，米尔罗伊(Milroy)、甘柏兹(Gumperz)、海姆斯(Hymes)、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等人不断拓展这一概念，认为语言共同体是一个包含互动、认同、交际、权力等多重维度的复杂系统，其形成和维持依赖于成员的持续语言实践。近年来，许锋华等人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分析语言共同体培植身份认同载体、系牢共同利益纽带、融入文化传承根脉、构筑情感联通基石的价值意蕴。
语言共同体概念的演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有三个启示:第一，核心概念的实践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是存在于各民族成员日常交往中的具体实践，而语言实践正是这些实践中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第二，核心概念的动态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在各民族的语言互动中不断演化和发展的，需要用动态的眼光去把握。第三，核心概念的层次性，从个体的语言认同到群体的言语互动，再到国家的语言政策，不同层次的语言实践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面貌，研究应兼顾各个层次的特点和关联。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言学解读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语言层面有着鲜明的表现，集中体现为国家通用语与民族语言的辩证关系。国家通用语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共同工具，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超方言”的交流工具，是“一体”的重要象征；而民族语言作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感，是“多元”的生动体现。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国家通用语的推广为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民族语言的繁荣也为国家通用语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语言共同体的有机整体。
国家通用语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符号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因，语言使用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属性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语言互动在民族交融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各民族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的重要桥梁。语言共同体从群体视角考察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有规则的共变性；社会网络共同体以个体言语特征为出发点，分析其社会网络特点；实践共同体则强调个人在言语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对社会互动的影响。上述三个共同体整合为言语实践共同体。
语言共同体的概念演进表明共同体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共同规范、持续互动与集体认同的动态实践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需超越静态的结构描述，转而关注各民族成员在日常言语实践中如何通过协商、调适与共享，不断构筑、维系并发展其共同的集体认同。这一动态实践过程具体体现在个体、群体与组织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二、个体:语言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建构
语言认同是个体对某种语言的情感态度、价值判断和使用倾向，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语言认同是“五个认同”的重要基础，培育积极的语言认同有助于强化各民族成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个体维度深入剖析语言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建构，能够清晰洞察语言实践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价值。
(一)语言社会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
语言不是孤立的符号系统，它深深扎根于社会土壤之中，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社会化的双重使命。当我们观察儿童牙牙学语的过程，实际上见证的正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化历程。从最初的啼哭到完整的句子，孩子们不仅在学习表达，更在吸收着周围世界的文化密码。家庭作为语言社会化的第一课堂，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父母常说的习语、谚语、歇后语等，大多使用方言或民族语表述，那些古老的韵律里，不仅传递着语言，更蕴涵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忆。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润，往往比刻意的说教更能塑造孩子的文化认同。
双语教育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学生在学习两种语言的同时，还需要理解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学生在学校学习通用语言文字时，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知识，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学习民族语言时，可以了解民族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传统，认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自然的语码转换中，两种语言或方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自然融合。这种语言实践中的微妙平衡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智慧，就像茶马古道上的商队，操着各自的方言却能完成交易，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是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基础上形成的更高层次的共同体意识。
(二)语言表达身份视角下的多重身份调适
少数民族身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是有机统一的。少数民族身份是个体基于所属民族的文化、语言、习俗等因素形成的身份认同，表现为对本民族语言的熟练使用、对民族文化符号的情感认同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则是个体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表现为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跨民族交流、在言语中表达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认同等。这两种身份可以根据情境进行转换。例如，在家庭内部或本民族群体中，个体可能更多地使用本民族语言，凸显民族身份；而在族际交往时，则使用国家通用语，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这种身份的转换体现了个体对不同交往情境的调适。
在网络社交场景中，个体会根据平台属性与交流对象主动调整语用策略，在虚拟空间内完成身份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例如，在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主题的论坛上，个体可能选用民族语言表达文化自豪感，而在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社交讨论时，则倾向于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达对国家的情感认同与维护意愿，这种差异化的语言选用生动体现了言语实践在身份协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的关键作用。在短视频平台上，用户创作融入民族语言元素的内容时，往往既会保留方言或民族语言以彰显文化特色，又会通过添加国家通用文字字幕实现广泛传播，这种“双语”模式既满足了民族文化展示与传承的内在需求，又契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传播语境，呈现出数字时代个体通过言语实践整合多重身份、凝聚共同体认同的生动图景。
(三)语言态度测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评估指标
科学的评估体系是推动理论构建与实践深化的重要工具。在语言态度测量方面，需开发兼顾科学性与文化适应性的复合型量表。量表设计应围绕情感、认知和行为倾向三个核心维度，每个维度设置10-15个具有情境代表性的题项。例如情感维度可测量个体的语言情感亲合度(如“听到他人说国家通用语时我会感到亲切”)；认知维度可评估个体的语言功能认同(如“掌握国家通用语有助于提升就业竞争力”)；行为倾向维度则可考察个体语言选用情况(如“在正式场合我更愿意使用国家通用语”)。
进一步分析语言能力与认同强度的相关性，为阐释言语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态建构提供实证依据。研究表明，民族语言能力与文化认同有一定相关性，熟练掌握民族语言的个体往往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的情感依恋，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和语言行为呈正相关，这从统计学层面印证了语言能力的高低并不直接决定情感上的好恶，工具性需求在认同建构中扮演着先导角色。当个体同时具备较高国家通用语水平时，反而会形成双语言能力与双认同强化的良性循环。
三、群体:言语社区理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个体语言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发的心理起点，那么群体间的言语互动便是其茁壮成长的社会土壤。言语社区理论为观察群体如何由语言联结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分析视角。无论是现实中的民族交往场景，还是虚拟空间的网络语言生活，抑或从语言形式的细微变异到群体边界的动态调适，这些群体层面的言语实践都形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根基。
(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语言民族志研究
民族互嵌式社区居民的日常言语互动可以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微观过程。社区公共空间形成了独特的言语实践共同体。菜市场的交易沟通、“摩的”的讨价还价等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夹杂着方言或民族语的口音，呈语言混用模式；邻里的日常寒暄则根据对方民族身份灵活切换语码，社区议事协商时则统一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这些语言使用模式既保障了沟通效率，又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民族互动场景下的语言沟通自然会出现语码转换现象，这是自发的语言调适行为，是社区和谐的重要润滑剂。特别是在节庆活动时，汉族居民参与少数民族节日时会主动学习祝福用语———“扎西德勒”“兹莫格尼”“卡莎莎”等，少数民族居民在春节期间则会用国家通用语互道“过年好”“新年快乐”，这些语言实践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哲学。
(二)网络语言生活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生活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核心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语言不仅是简单的交流工具，还是社会互动的重要媒介。从聊天工具的表情符号，到短视频平台的方言叙事，再到热议话题的争鸣交锋，语言实践贯穿网络生活的每个环节，形塑着个人的认知方式与群体的联结形态。网络语言生活一方面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阻隔，使各民族成员在虚拟场域中形成高频词、跨地域的语言互动；西北牧民的抖音视频里，汉语与民族语言的混用语态收获了全国网友的点赞；东部学子在知乎上发起的“民族节日习俗”讨论，通过多语言的阐释与回应构建了文化共鸣。这种超越地理边界的语言交往，正在不断强化“我们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集体感知。另一方面，网络语言生活中涌现的新质话语形态，为共同体意识的生长提供了鲜活载体。那些在全网流行的谐音梗、表情包，往往能迅速形成共识，成为网络流行语；而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各民族网民自发形成的互助话语体系(如疫情期间的多语言防疫指南)，则将抽象的“共同体”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语言实践。这种从符号互动到情感共振的转化，使得共同体的凝聚力在语言层面得到持续再生产。
(三)语言变异与边界的动态平衡
民族语言变体的社会意义分析揭示了语言与群体边界的复杂关系。语言变体既可以作为群体边界的标记(区分不同支系)，又能通过“变体转换”实现边界跨越。当出现新事物时，各民族都会结合自己语言特征造新词，新词既需保留核心词根的民族特征，又可能会吸收新的表达形式，这种方式既可以维持群体认同，又可以融入更广泛的交流，展现了群体边界的弹性特征。我们可以从语言在社会结构中的变异分布观察正在发生的普通话、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动态平衡格局。
普通话推广与语言多样性保护需协同发展。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15年启动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应用。截至目前，语保工程共开展1800多个田野调查点的调查，范围涵盖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34个省(区、市)近130种语言和各地方言，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在这么丰富的语言资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语言接触史来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自在的实体，各民族语言也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四、组织:语言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设计
语言作为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的核心载体，其政策设计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效能。语言政策可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划、教育规划与媒体传播三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宏观规划
从宏观层面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三方面的作用，即沟通桥梁、发展工具和认同纽带。作为沟通桥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破各民族成员间的语言障碍，可以提升交流效率和协作成效；作为发展工具，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升与个体发展机会、经济收益的改善密切相关ꎬ有研究表明ꎬ普通话能力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作为认同纽带，国家通用语的掌握程度，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和国家归属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需要注意的是要科学理解国家通用语言与各民族语言的关系，正如西藏那曲市的藏族干部所言:“学好普通话，我们才能更好地把家乡的声音传到北京，也能更好地理解国家的政策。”这种实践体验表明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基础性价值。
语言资源观认为语言具有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和数据价值等功能。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的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抢救与整理了大量方言和民族语言的有声语料、文字文献和口头文化，这一举措进一步形成了“语言是重要文化资源”的新语言观。在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实践中，语言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案例屡见不鲜:云南丽江将东巴文与旅游产业结合，设计了一系列文创产品，开发出多项特色体验项目，让当地群众大幅增收；各民族地区将当地特色文化与艺术改编为民族歌舞剧，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双赢。“语言资源”这一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语言观与方法论。
语言治理体系的构建促进了国家通用语言与各民族语言的良性互动。从参与主体看，国家层面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实施，明确不同语言的功能定位；省级层面建立协调机制，统筹各部门的语言工作；社区层面由各族代表共同商议本社区语言服务需求。从指导原则看，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策略，对边疆民族地区强化国家通用语推广，对语言多样性地区加强保护力度，对城市多民族社区完善双语服务。这种语言治理体系既保证了国家语言战略的统一性，又兼顾了各地方的实际情况。
(二)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语言教育中的体现，需立足语言的社会性与文化性，从多维度构建协同机制，既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纽带作用，又尊重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课程设计方面兼顾国家通用语的工具性与民族语言的文化性，在语文、思政等课程中融入多民族语言共生史的内容，通过语言演变史印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教学实践方面，不能停留于学科内容的传授，需通过场景创设与实践参与，让学生在语言互动中体会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教育实践活动可组织学生用双语参与社区服务，在实践中理解“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更是团结的纽带”;鼓励青少年群体多通过网络社交关注各民族热点话题讨论,通过了解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婚丧文化等话题的线上分享,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
通过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教育可超越单纯的技能传授，成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让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既掌握沟通工具，又感知文化关联，最终从语言认同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三)媒体话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构建
媒体作为社会共识的塑造者与传播者，其话语实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多维度的话语策略ꎬ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具体认知。
多民族语言媒体的协同传播机制是主流媒体的补充传播路径，进一步拓宽了认同构建的覆盖面。中央级民族语言广播电视台承担政策解读、重大事件报道等传播功能，如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西藏新闻联播》请藏语专家做深度解读，将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各民族群众熟悉的语言表达；地方民族语言媒体侧重本土化内容生产，用方言土语讲述身边的发展案例，如美姑县会说彝语的汉族医生守护彝族乡亲的健康；民间自媒体更是以生活化的话语补充传播链条，抖音上的“双语博主”用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语言分享多民族家庭的日常，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新闻报道走进生活场景。这种多民族语言媒体协同传播的网络，既保证了理念传播的准确性，又兼顾了文化适配性，使不同群体都能在熟悉的语言环境中感知共同体的存在。
五、结语
语言并不只是人们交流和思维的工具，更是解码社会关系与文化密码的钥匙。语言学研究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它既能捕捉宏观的政策影响ꎬ又能呈现微观的日常实践，既能通过书面文献和口述史追溯历史记忆，又能通过共时语言使用观察其当代变迁。就像通过方言可以追溯移民路线一样，通过语言接触研究，我们也能较清晰地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亿万人民日常语言实践中活生生的现实形态，这些多样化的言语实践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固而鲜活的社会基础。
文章来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