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政治认同关乎政治体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着政治共同体的安全和前途，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与政治哲学相比，政治科学对政治认同概念的界定更加清晰，但由于政治认同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概念，在“跨文化”旅行中可能出现概念漂移、概念拉伸等问题。基于对政治认同内涵的中西比较发现，国内外学者在政治认同的主客体和基本环节方面有差异化的认知，为构建具有基本共识性的政治认同概念，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厘清政治认同概念的边界。区分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键在于明确不同类型认同的主体身份和客体性质，区分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的关键在于明晰政治认同在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层次上由浅入深的发生规律。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政治认同的测量应当在原先单一层次模型的基础上建构跨层次的模型，厘清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公民主体意识、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的逻辑关系，同时对每一层面进行多维度的划分，以期充分反映政治认同的本质结构，得出更有效、更精确的结论。
关键词：政治认同；概念边界；形成机制；结构维度
关于政治认同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在此背景下，政治认同和政治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政治认同具有内隐性，深藏于公民内心，只有他们积极主动地认同才能实现政治体系的动态稳定。进入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从不同层面诠释了政治认同。政治哲学家侧重从规范层面理解政治认同，例如，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批评了西方“平等尊严的政治”和“差异的政治”两种政治认同模式，旨在通过不同文化社群的对话解决现代政治认同危机。政治科学研究者倾向于从经验和事实层面解析政治认同现象，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根据一国民众政治态度取向的分布，构建了村民型、臣民型、参与型三种政治文化的理想类型，进而探讨了政治文化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在不同的研究路径下，概念的层次和特性有所差异，政治哲学探讨的概念处于宏观层次，具有多样性和抽象性：政治科学对概念的界定往往处于中观层次，具有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研究层次的转换使得政治认同概念变得更加清晰和稳定，但是与政治科学中的其他概念相比，如政治制度、政治参与等，政治认同的主观性较强，在不同的语境和时空中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为了解决乔万尼·萨托利提出的“概念拉伸”问题，不能仅仅通过“属加种差”的方式定义政治认同概念，而应当考虑不同文化社群对同一事物认知的差异性，以此来建构可比性的概念。
一、政治认同内涵的中西比较
在政治认同概念中，“政治”是限定词，规定着政治认同的对象或范围，“认同”是核心词，揭示政治认同内涵的关键在于明确“认同”的含义。基于这两个词在中西方的丰富语义，国内外学者分析了政治认同的内涵。比较和反思中西方政治认同内涵的异同有助于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取得平衡，为准确界定政治认同的内涵、厘清其概念边界奠定基础。
政治由英文单词politics表示，词源是古希腊语（polis），含义是城邦。认同的英文是identity，它的词源是拉丁文idem，意为相同、同样。identification的词源也是idem，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其用作心理学术语，指代主体与客体所形成的最初情感联系形式。从词源出发，西方学者主要强调政治认同的身份归属内涵，威尔特·A.罗森堡姆对政治认同的界定是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这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政治认同被纳入政治文化的范畴加以考察，政治文化的概念设计为学界认识政治认同的内涵提供了新思路。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限定在观念领域，使其与政治制度区分开，进而提出个人对政治体系的态度可以区分为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组成部分。也有学者将认知、情感和意向视为态度的三个要素。在态度三分框架下，评价或行为意向是产生行为的前提，并非行为本身。政治认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或政治态度，在现实中表现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知识、感情和判断，其形成会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当认同主体的政治认知程度越高、政治情感越深厚时，政治评价的稳定性也就越强，这样的政治认同属于深层次的政治态度，不易发生变化。
与西方不同，政治在中国的词源含义是国家治理。《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之语。《论语》中也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言。根据学者江宜桦的观点，中文语境中的认同有三类含义，第一类是同一、等同，第二类是确认、归属，第三类用法带有明显的主观选择倾向，意思是赞同、同意。国内一部分学者在探究政治认同的内涵时着重考虑了认同在中文语境中的特殊含义，有学者基于“认同”的两个义项——心理归属和情感倾向，指出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同。还有学者从认同元概念中区分出身份和价值（理念）两个维度，在此基础上细化了政治认同的内涵。另一部分学者则试图从政治和认同的属性把握政治认同的内涵，桑玉成总结出政治认同的三个本质属性（公共性、非理性和情感构建），在他看来，公民文化是政治认同形成中情感来源的核心资源。方旭光对政治认同内涵和本质的论证凸显了人的政治或社会属性，从政治实践的视角突破了以往将政治认同纳入政治心理、政治文化范畴的局限。李艳霞从政治科学既有研究中管窥出政治认同界定存在的“去认同化”、测量的“非政治化”和“双重脱嵌”等问题，强调只有同时聚焦异中求同、理性赞同和行动趋同，政治认同的本质结构才是完整的。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政治认同内涵的阐释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一方面，他们都主张政治认同包含主体、客体等要素，但是在西方语境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认同的主体是公民，认同的客体是具体的、客观的政治单位或政治体系，认同主客体的关系相对独立；而在中国语境中，大多数学者将民族成员、国民视为认同的主体，将宏大、理想化的民族、国家归为认同的客体，认同主客体也被理解为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均将政治认同视为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且不同维度之间相互关联。不过，由于中西方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这影响了研究者对政治认同原动力和基本环节的认识。早发现代化国家形成了渐进性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首先在政治文化领域展开，后发现代化国家形成的是叠加性现代化模式，与政治和文化现代化相比，经济现代化更容易实现。西方国家属于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认同的产生与政治文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国外学者的看法为主观心理是政治认同的原动力，认知、情感和评价（行为倾向）构成了政治认同的基本环节。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认同的维持主要依赖经济现代化，因此国内学者更多认可利益需求是政治认同的根本动力，主张认同主体会基于利益需求而发生主动的政治行为，政治认同的基本环节不仅包括认知、情感和评价，还延伸到政治行为层面。
二、政治认同的概念辨析和边界厘清
政治认同内涵的中西比较表明，如果想建构一个共同的、可比性的概念，以增强政治科学相关研究的解释力，那么阐明政治认同的主客体，剖析政治认同的本质属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既有研究中，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概念混用的现象源自研究者没有很好地明确政治认同的主体身份和客体范围与性质，而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等概念发生混淆的情况则源自研究者对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缺少全面且深入的探讨。
（一）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
进入现代社会，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联系十分紧密，故而一些研究者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置于政治认同概念谱系的重要位置，但是从政治认同的主体身份和客体性质来说，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有明显区别。如果混用这些概念，会削弱政治认同相关实证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联系在于，二者都处在社会认同的概念框架之中，涉及个人和群体的关系。有研究显示，个人认同、关系认同、群体认同和集体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类型有共同的起点，即个人的自我概念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源于他或她所参加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政治认同是一种集体认同，与政治舞台上的集体行动有关。作为群体认同，民族认同关乎群体内部的统一性和凝聚力，在分析个人心理与社会群体结构和功能时，都会用到这两个概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认同的主体为公民，其身份具有政治性和公共性；而民族认同的主体是民族成员，其身份具有历史性和文化性。政治性和公共性在政治哲学层面与私人性相对，共和主义者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提及，政治性和公共性意味着公民进入公共领域，以行动和言说向他人表明“我是谁”，彰显自己的独特身份。在政治科学层面，政治性和公共性可被操作化为公民意识、公民交往、公民参与等指标。公民作为政治认同的主体，身处具体的、现实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体系之中，具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公民对自我政治身份的确认和归属使其真正享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进而产生对认同客体一致的情感、态度并主动参与政治活动。
民族认同的主体是民族成员，他们主要生活在以文化为纽带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中，更具历史性和文化性，共同的语言、宗教、文明是民族成员形成身份归属的基石。公民的身份归属指向政治体系和政治共同体，而民族成员的身份归属在历史和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会首先倾向于本民族而非政治体系和政治共同体。即使在情境中利用线索短暂激活其共同体身份，自我与共同体身份的联结也是松散的，很容易被覆盖。同时，民族成员身份的历史性和文化性使其容易拥有自然赋予的某些特殊品质，如勤劳、勇敢、善良等，而公民从自然人变成政治人，具备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热情等政治品格则需要依赖后天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由此可见，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二者的主体拥有不同的身份，身份归属的对象和身份特质的形成路径也存在差异，研究者在设置政治认同测量指标时应注重体现政治性和公共性，同时关注政治社会化路径对公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概念更为接近，因为它们的核心词都是“认同”，但是限定词“政治”和“国家”决定了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象或客体范围并不完全重合。国家认同是公民通过确认自己是否属于某一国家，从而形成个体归属于某一国家的意识，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情感，并以一个主动参与者的身份关心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都包括主客体要素，涉及认知、情感、行为等环节，但是政治认同的对象或客体范围比国家认同要大。在全球化时代，为了应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未来，一些超国家政治组织兴起，拓展了政治认同的客体和对象。超国家政治组织和国家在本质上都是共同体，不过，从内聚程度来看，前者弱于后者，故而国家的政治认同一般比较稳固，能借助集体记忆、公共服务、数字技术等多种方式增强，而超国家政治组织的政治认同比较脆弱，在建构过程中面临集体行动有效性、价值观开放性等诸多问题。
针对上述困境，大部分学者仍然选择将国家视为政治认同最大范围的对象和客体，在实证研究中，用国家认同变量直接替代政治认同。可是，此类分析往往会只聚焦公民对宏观层面、广义上的国家的认可、赞同和奉献行为等，忽略了“公民所认同的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国家？”这一关键问题。国家在时间上分为传统国家（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在性质上又分为“政治—法律”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作为政治认同客体的国家是现代国家，具有“政治—法律”共同体性质。在传统国家（古代国家），政治认同的主客体关系建立在血缘或地缘的自然关系基础上，而在现代国家，政治认同的主客体关系由制度安排塑造。既有研究中有学者将政治认同的主客体关系理解为家庭中的亲人关系，与政治认同主客体在法律或法理上的契约关系进行比较，从而凸显出前者的优势和后者的劣势。实际上，这是一个缺乏合理的时空观而导致比较错位的问题，政治认同的客体是现代国家而非传统国家（古代国家）。在古代国家，人与国家是一体的，国家决定人的现实存在，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较弱。现代国家之所以为现代国家，是因为它拥有主权在民的核心理念，即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如果忽视现代国家的特质，将政治认同的主客体关系类比为家庭中的亲人关系，政治认同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很难得到保证。笼统地用国家认同替代政治认同还存在一个问题，现代国家不仅是“政治—法律”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对“政治—法律”共同体的认同属于政治认同，而对“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属于文化认同。琼斯(Frank Jones)和史密斯(Philip Smith)用因子分析区分了国家认同的两个维度：一是自愿选择性的(civic)维度，即对“政治—法律”共同体的认同；二是先赋性的(ascriptive)维度，即对“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自愿选择性意味着政治认同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可变性，先赋性意味着文化认同的变动性较弱。在现实中，公民会对政治体系和政治共同体进行理性的判断和评价，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政治认同的下降反映出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诉求。在“历史—文化”共同体中，成员往往形成共属一体的文化心理，看待认同客体的方式也更具主观性和情感色彩，一般都是积极的态度，即使移民他国，其文化认同在短期内也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可见，即使不考虑超国家政治组织这一认同对象或客体，也不能直接将政治认同等同于国家认同，还需明确作为政治认同客体的国家是现代国家，认同客体的性质是“政治—法律”共同体。
梳理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有助于避免政治认同概念谱系的无序扩展，厘清政治认同的概念边界。其中，作为认同主体的公民和民族成员的身份差异是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边界，作为认同客体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性质差异是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边界。当然，鉴于认同现象在政治生活中的复杂性，概念辨析的目的是对政治认同的边界作出适当限制，并不否认其概念结构在理论上的开放性。
（二）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的关系
政治认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观察，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以作出真实有效的理论解释。从政治心理视角切入的话，政治认同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归属感，由公民对其政治身份的主观意识来反映；从政治文化视角切入的话，政治认同将以政治态度的形式显现出来，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衡量公民政治认同程度的指标；从政治实践视角切入的话，政治认同则通过认同主客体的双向互动显现出来，公民政治认同情况的实证分析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的基础上会增加政治行为变量。政治认同的多维面相使其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等概念具有类似的属性或特征，如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任都具有情感属性，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都具有动态性和实践性等。这样一来，部分研究者可能会忽视政治认同现象的本质和发生规律，将其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概念混淆。
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因政治态度的解释框架而关联在一起，但是二者的本质和形成过程有显著差异。政治信任是联结公民和政治体系的纽带，它一方面表现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期望，另一方面关注政治体系对公民的回应，二者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政治信任的本质。在政治信任关系中，公民和政治体系的互动结构比较脆弱，现实利益是双方互动的基础，如果公民的私人利益没有得到政治体系周到、平等的对待，公民将对政治体系持消极态度。政治认同的本质是公民和政治体系的双向互动，相比于利益基础上的信任关系，以价值为前提的认同关系更加稳固，公民在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会形成稳定的评价倾向。政治信任的形成涵盖心理、态度，政治认同的形成则牵涉心理、态度和行为，剖析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能进一步比较二者的不同。政治信任形成的心理机制是对利益的期待，这种期待心理在经过风险评估后转化为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态度。这种政治态度的核心成分是认知取向和情感取向，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评价以绩效为导向，如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社会治理绩效等，未能深入价值评价层面。阿尔蒙德的政治态度三分法对评价取向的定义是关于客观政治的判断和见解，它超越了认知取向和情感取向，是一种稳定的价值指向。由此观之，在政治态度的解释框架下，政治信任的发生逻辑是从认知到情感，基本的绩效评价还不足以维持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治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是追求某种价值以实现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经过理性思考后转化为对政治体系的认可和承认态度，这种政治态度是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的有机组合。在政治态度的解释框架下，政治认同的发生逻辑是从认知、情感到评价，深入内心的价值评价有利于公民产生稳定的行为意向，不会因短时间内治理绩效的降低而破坏公民和政治体系的良性互动。以行为意向的稳定性为标准，有学者将政治态度划分为浅层的政治效能感（本质是政治认知）、中层的政治信任（本质是政治情感），以及深层的政治认同（本质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行动意向的有机结合）。政治态度的层次性表明政治信任具有向政治认同转化的可能性，但是政治认同的形成更加复杂，不仅包含思想和价值趋同的过程，还有行为趋同和经验整合等过程。行为趋同的过程是公民在认知、情感和评价的基础上以政治行为表达对政治体系的支持，经验整合的过程是公民根据政治体系的反馈调整自身行为，将认知、情感、意志、行为融为一体，避免新旧政治经验出现断裂。政治认同是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强化的网状结构，认同主体主要承担参与者的角色，而政治信任的结构比较简单，由认知和情感构成，信任的主体也多为臣民、参与者两种角色的混合。
从认知、情感、评价向政治行为环节延伸，使政治认同的结构趋于完整，与此同时，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部分研究者基于二者共有的实践性特征以及政治认同各环节层层递进的关系，单纯从公民的政治参与情况推断他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实践性的确是政治认同的特征，但不能完全代表政治认同的本质，政治认同过程的各个阶段有正相关的一面，但也有相对独立变化的可能。一般来说，态度是行为的准备，行为是态度的体现，但在现实中，二者并不总是一致、同向、统合的，态度和行为相背离的情况也常常存在。所以，仅仅以政治参与指标进行测量反映的只是表层和外在的政治行为情况，至于中层的政治态度情况及深层和更内核的政治心理情况则难以得到精确的反映。从国内外学者的定义来看，政治参与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不包括政治态度或政治心理。例如，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国内学者也指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在政治实践视角下，政治认同概念同样有政治行为的含义，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行为向政治体系施加影响和作用，反过来，政治参与的回馈也会促使公民调整其政治认同活动。不过，实践论的观点有两处不妥：第一，政治参与行为既有可能是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的外显，也有可能受外界情境因素的干扰，尽管公民内心对政治体系并不认同，但还是迫于压力进行了政治参与活动。第二，政治认同所表现出的政治行为有深浅层次之分，政治参与属于中层的政治认同行为，公民在政治参与之前，往往没有经历价值取舍的过程，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也很难形成与政治共同体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内在情感。只有深层次的政治认同行为才有这样的效果。深层次的政治认同行为是指积极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忠诚于政治共同体，与损害政治共同体的行为做斗争。
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的联系表明，政治认同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由内向外包含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等多个维度，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的区别则表明，政治认同在每个单一维度上有深浅层次之分，与政治信任相比，政治认同是深层次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相比，政治认同会输出更深层次的政治行为。公民行动倾向的稳定与否是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的边界，公民在采取行动前是否经过价值的选择和判断是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的边界。经过概念辨析和边界厘清，可以在中西方构建一个具有相对共识性和可比性的政治认同概念，即公民基于心理和价值需要而产生的对政治体系和政治共同体的认可态度和支持行为。鉴于政治认同的内涵包含主体、客体、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等多个维度，因此其测量应构建一种多维度、跨层次的模型。
三、政治认同的测量：从单一到多维
受观察视角的影响，以往研究者在测量政治认同时主要借助单一层次的变量。例如，在政治心理视角下，学者们尝试通过归属感指标观测政治认同；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学者们一般采用态度层次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指标进行测量；在政治实践视角下，学者们更倾向于从行为层次的参与情况判断公民的政治认同水平。政治认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单一层次的变量难以反映政治认同内部的复杂性和外部的多重关系，为此，需要建立跨层次集合性的研究单位，即通过多维度跨层次的“集合变量”为研究“复杂互赖”的内涵和因果机制奠定基础。同时，鉴于政治学的每种研究路径和方法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性，都只适用于特定的研究问题和具体领域，应当使用多元混合方法研究政治认同现象。当然，近年来，中西方学者对政治认同的多维度和跨层次测量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以期构建更精细化的测量指标，实现从个体到集体研究层次的转换，但是由于对政治认同的本质属性、内在逻辑和外化过程缺乏深刻认识，导致测量结果存在偏差。
（一）对政治认同测量的反思
在西方学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罗伯特·帕特南分别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路径优化了阿尔蒙德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所构建的单一层次测量模型和类型学。英格尔哈特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不再是容易受制于情境和政治体系现实表现的政治态度，而是心理结构中更为核心、系统和稳定的价值观。他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分析了不同代际群体的价值观，构建了更为复杂的测量模型和动态类型学。马斯洛将人类需求比作一座金字塔，从金字塔的底部到顶部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英格尔哈特运用这一理论，论证指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群体主要关心基本的生存问题和安全问题，形成了物质主义价值观，而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群体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秉持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比于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公民文化，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类型划分能更好地反映文化变迁，揭示出不同代际人群内在心理的差异。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为政治认同的测量提供了新思路，研究者可以分析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群表现出的政治认同水平差距。帕特南则引入整体性的“社会资本”概念，尝试解决通过公民个体政治态度的汇总来推论整体政治文化特点时遇到的困境。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是理解社会资本概念的关键，公民最初参与社会活动虽然是基于现实利益，但是随着频繁的人际交往所形成的互惠网络，会增进互惠者之间的信任，促进他们与政治体系的合作。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还会互相强化，形成路径依赖，从而突破情境制约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倾向。与传统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帕特南构建出了一种量的类型学，社会资本有好坏之分、优劣之分，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资本理论将政治信任的来源解释为人际信任，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公民在人际交往中形成的政治信任情感判断其政治认同水平。但是，上述两种路径均未阐明政治态度转化为认同主体政治行为的机制，难以解释态度和行为不一致的现象。
为了改善政治信任、政治态度等概念解释力不足的情况，国内学者主要从政治认同主客体关系的结构和层次入手构建多维度的测量指标。一部分学者认为，政治认同的客体通常为比较抽象的高阶政治对象或理想化的政治事物，不同的认同客体之间没有确切的界别，甚至认同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也不能清楚地分割。在此基础上，政治认同的实证测量注重探究认同主体自身承担道德义务与责任的状况。此类研究往往认为政治认同的本质属性是情感性和道德性，使政治认同概念比西方的政治信任概念更稳定、更持久，不易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但是，这种测量方式容易忽略政治认同的复杂性。政治认同一方面是指认同主体对客体的认同，另一方面则是指政治认同客体如何获得主体的认同，即道德感和责任感不仅是对认同主体的要求，而且还是对认同客体的要求，认同客体需要积极作为，维护认同主体的合法权利，满足认同主体的心理和价值需要等。政治认同一方面是稳定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会输出深层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也具有动态变化性。在政治心理层面，政治认同是从差异性中寻求同一性的过程；在政治态度层面，政治认同是从认知、情感到评价的过程；在政治行为层面，政治认同是从服从、参与到忠诚的过程。每个环节虽然是相互关联的，但不排除独立变化的可能，这使得现实中政治认同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伪认同和虚假认同就是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发生断裂而产生的一种政治认同类型，所以认同客体要想获得认同主体真心实意的认同，需要规范政治体系的运行，做到合法律性、合道德性，而不应该给认同主体施加过多压力，使其被迫支持政治体系。
政治认同多维度测量的另一个方向是高度重视认同主体的自觉性、主动性和探索性，认为政治认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过程，主客体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构。与之对应，政治认同的测量横跨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多个维度，相比于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此类研究对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增强。不过，对公民主体意识的过度强调也不符合政治认同作为社会政治现象的复杂性特质，作为认同主体的公民既有主动性的一面，也有被动性的一面。正如阿尔蒙德所言，公民文化的特征和优势就在于其混合性，公民有政治上的积极性，但其积极性又没有大到破坏政府权威的程度；公民有参与和责任感，但这种参与和责任感又是有节制的，混合的政治态度正好适合民主的政治制度。换言之，政治体系虽然不能强迫公民顺从和屈从，但是也可以通过象征意义的政治仪式去启迪他们的心灵，动员公民投入热情和支持，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任等。
（二）政治认同测量的多维度构念
基于概念界定及对国内外政治认同测量项目的反思，拟从公民主体意识以及公民对政治体系、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结构维度进行测量。公民主体意识的获得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公民只有确认自己的政治身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才能进一步对认同客体形成理性赞同，并在行动上支持认同客体。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的政治态度是政治认同形成的核心环节，公民对认同客体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使其进入政治行为的准备阶段。认同主体在政治行为层面表达对认同客体的支持是政治认同的落脚点和归宿，此时，认同主体不再处于政治行为的准备状态，而是出于心理和价值需要与认同客体进行双向互动。认同主体作出实践的决定是态度的内化，而实实在在的行为的出现是态度的外化，认同客体的反馈会强化或弱化认同主体对其的认同，由此触发新周期的政治认同活动。
首先，公民主体意识的测量指标由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构成，前者体现出公民作为认同主体具有主动性，后者则体现出公民在将自己视为主体的同时也需要把其他公民当作主体，对他人尽义务。主体意识的产生源于公民对自己政治身份的反思，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追问。在传统社会，公民的主体意识并未真正觉醒，对共同体的依赖程度较高。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公民有独立的政治人格，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被唤醒，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人的主体性的规范性概括，以宪法和法律形式确定人的主体性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权利在性质上分为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社会文化权利、人身权利等，公民权利意识的测量重点关注公民内心对选举权、被选举权、结社自由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的认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权利对公民的主体性进行肯定，公民的义务将变成压迫；如果没有义务对公民的主体性进行约束，公民的权利会过度膨胀，引发社会的动荡。公民义务意识的测量主要侧重于公民承担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等政治义务的心理倾向。需要注意的是，使公民成为认同主体的是积极的义务意识，是基于公民身份而产生的积极的政治心理。在积极义务意识的支配下，诸如维护国家尊严、遵守法律法规等会成为公民自然的行为选择。同时也不能忽视公民的权利意识，明确的权利意识意味着公民能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拥有理性判断的能力，认同客体需要尊重和满足公民的心理需求和价值需要等。公民权利意识的匮乏容易导致政治体系的运行缺乏监督和制约，破坏认同主体和认同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均是判断公民是否具有主体意识、是否成为认同主体的标准。
其次，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的政治态度可以通过客观事实层面的认知、非理性层面的情感，以及价值理性层面的信仰和评价进行测量。客观事实层面的认知、非理性层面的情感主要指向政治体系这一认同客体，具有动态变化性；价值理性层面的信仰和评价主要指向“政治—法律”共同体这一认同客体，稳定性更强。充足的政治认知、浓厚的政治情感是公民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作出理性判断和评价的前提。因此，客观事实维度、非理性维度和价值理性维度是测量政治态度不可或缺的指标。之所以没有将认同客体限定为政治权力，也没有将认同客体操作化为政治制度、政治权威主体、政治过程、政治价值观等，是为了避免认同客体过于单一或出现多层级概念“扁平化”的风险。政治权力的范围比较狭小，不能像政治体系和政治共同体一样将社会内部的政治活动囊括进来，也不能体现出外在环境和认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比于公民对政治体系、政治共同体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政治制度认同、政治权威主体认同、政治过程认同、政治价值观认同等指标仍是不可观测的抽象概念，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存在“悬浮”在客观现实之上而非“嵌入”客观现实之中的风险。事实性的认知反映出公民对政治体系、政治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政治体系的输入、输出的知识和了解。非理性的情感反映出公民对于政治体系是否符合其心理需要而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理性的信仰是政治情感的升华，公民会对政治共同体内部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出理性判断，进而对其产生坚定的信念。价值性的评价是在认知、情感和信仰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赞同，反映了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期待。理性赞同依据的是共同体宪法、法律、政治制度及政治价值体系对公民的吸引力。理性的信仰和赞同是对情感归属的超越，情感归属由于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不够执着和持久，而理性的信仰和赞同源于公民对政治共同体内部政治体制、政治价值体系之科学性、合理性和正确性的甄别和判断，蕴含着他们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不再是朴素易变的情感。不过，鉴于政治认同的复杂性，政治态度层面的测量不是单一地测量公民的理性信仰和赞同，而是涵盖认知、情感、信仰和评价等指标，以期更完整地呈现政治态度由浅入深的变化。
最后，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提供政治行为支持的情况旨在通过主动性的服从、参与和忠诚指标，以及被动性的身体操演指标来共同揭示。服从、参与和忠诚是由浅入深的政治行为，服从、参与更多指向政治体系，忠诚则主要指向政治共同体，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体现出认同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服从是指公民基于自身理性判断，积极配合政治体系的各项政策举措；参与是指公民以主人翁姿态参加投票或选举活动；忠诚是指政治共同体在面临外部和内部威胁时，公民没有选择退出或保持沉默，而是愿意为了保护政治共同体的安危作出奉献和牺牲。在这三个概念中，服从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事实上，与顺从、屈从相比，服从有比较强烈的自愿性，是公民表达对政治体系认同的浅层政治行为。公民的自愿和自觉服从意味着政治权力获得了权威性和合法性，顺从和屈从则没有这层含义。当权威确立时，政治秩序不仅依赖于权力的象征，更获得了特定的伦理或道德支持，甚至可以说是蕴含了特定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因为这种权威符合民众的认知模式或政治理念。参与是中观层次的认同行为，相比于浅层次的认同行为，参与体现出公民主动向政治体系提出诉求，对政治体系施加影响和作用力。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由于在差异化的价值中作出了选择，明确了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是深层次的认同行为。
此外，认同主体和认同客体的互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中，例如，在政治仪式情境中，认同主体的身体往往受到政治权威的规训，作出规定性的仪式动作，作为互动的双方，认同主体相对消极被动，而认同客体相对积极主动。这也正是政治认同现象的复杂之处，它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对立统一。考虑到政治仪式场景，政治行为层面的测量还应包括被动性的身体操演指标，观测公民是否按照政治仪式的要求约束自身的政治行为，是否存在不遵守仪式规范的身体动作。政治仪式的场景特点是神圣性、庄严性，身处其中，公民会明显感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力，政治权威力量所形成的强大气场也对公民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使公民对认同客体产生敬畏。可以说，一次政治仪式的操演过程就是一次权力行为的表达过程，向人们传达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规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当然，被动性的身体操演也会向主动性的行为转变，特别是经过多次的身体操演后，公民可能在政治生活中自觉按照政治秩序的要求行事，产生主动性的服从、参与和忠诚行为。但是，政治行为层面的测量应当密切关注政治认同现象的复杂性，全方位考量公民主动性的行为和被动性的行为。
综上，根据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可以建构出包含公民主体意识、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的跨层次测量框架，在每个层面进行具体的维度划分、厘清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能更完整地呈现政治认同的本质结构，反映政治认同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公民主体意识可分为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两个维度，这样可以将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概念很好地区分开，公民的身份主要体现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具有政治性和公共性，而民族成员和国家成员的身份则更具历史和文化色彩。同时，公民主体意识的测量并不是片面强调公民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和责任，而是更符合政治认同现象的复杂性特质。政治态度可分为认知、情感、信仰和评价四个维度，符合政治认同在态度层次由浅入深的发生规律，以期避免与政治信任概念混淆。政治态度的测量既侧重事实性的内容，也侧重价值性的内容，既关注非理性情感，又关注理性信仰和评价，兼顾了政治认同的动态性和稳定性特征。政治行为可分为身体操演、服从、参与、忠诚等维度，遵循了政治认同在行为层次由浅入深的发生规律，政治认同与中层的政治参与行为得以区分开。政治行为的测量由主动性的行为指标和被动性的行为指标构成，也凸显出政治认同是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对立统一。政治认同跨层次、多维度测量模型的建构是对原有单一层次测量的补充而不是全盘否定，只有在政治心理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实践理论的指导下发展单一性变量，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跨层次、多维度的分析。
张静，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认同。
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2025年 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