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建武，管理学博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情感是政治认同建构与维系的重要维度。智能算法勃兴为个体情感体验和表达提供了新技术，结构性地改变了政治认同情感的生成、内容与关系，从空间拓展、视听再造、叙事新变等维度，推动政治认同实现虚拟场景情感连接、动态直观的情感认知、话语聚合的情感表达等转向。然而，情感转向也暗藏着情感传播的脱序化、情感表达的圈层化、情感效用的工具化等风险，对政治认同造成多维挑战。因此，基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视角，在合理利用情感转向的同时，从技术祛魅、素养提升、机制弥合与有序引导等方面加强情感引导，从而有效规避智能算法风险、夯实政治认同基础、强化价值引领。
关键词：智能算法；政治认同；情感转向；技术迭代；深度媒介
加强政治认同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作为主体性行为，实现政治认同不仅需要强化个体身份性和理念性等内容的直接性，也离不开情感和媒介等作用的间接性。作为智能时代典型技术代表之一，智能算法已成为丰富民众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新范式，被广泛应用于信息资讯、社交、短视频等平台，不仅提升了信息获取的便利与效率，也形塑了个体的情感表达与感受世界的形式，激发了政治认同中的“情感”要素，推动政治认同“情感转向”。“情感转向”是一种肇端于情感社会兴起，强调以情感为视角，用以洞察情感与政治社会互动关系的范式，其本质是将个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置于情感视域，唤醒物化时代个体的政治情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而认同离不开个体对政治客体产生积极的情感。因此，如何合理运用智能语境下的情感激发，批判性思考情感计算化风险，对夯实智能时代政治认同基础、加强政治引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情”为何物：智能算法时代政治认同的情感阐释
（一）政治认同的情感聚集
对政治认同而言，其确立与建构不仅来源于文化信念、价值利益、制度体系等结构层面，也基于记忆依恋、仪式体验等软性情感，一个稳定运行的政治体已超越了纯粹意义的利益共同体，这离不开情感支持。在亚当·斯密看来，因情感互动产生的日常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因而，培养恰当的同情和爱的情感不仅能反对分裂和等级制度，还能使人以伦理方式反思政治标准。政治认同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是一个兼具层次性与系统性的整体，也是情感参与的建构过程，其实质是认同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的认知、评价与体验，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自我确证、他者承认、权威遵从的情感，表征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建构过程。其一，政治认同是社会个体对其所处政治生活中价值、政策、制度与国家等认同的归属感与心理基础，这种通过日常反复信息投射和情感互动习得的归属感和心理基础，蕴含着某种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其二，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联系的情感纽带，关乎政治统治合法性与持续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个体对政治体系与过程的认知、评价、体验，而此过程中的自我确证、求同存异等均建立在情感之上。因而，政治制度、治理绩效、政策执行等政治认同的形成，均受到情感的影响。倘若理性原则为政治认同提供了逻辑起点，情感则是其内在动力，梅瑟尔曾指出缺乏情感的认同不会激发任何行动。然而，政治认同中的情感表达并非仅仅为破除情感与理性二者对立而存在，情感的介入也并非摒弃理性原则，而是希冀借助融入整体社会的情感，培育有情感依恋与政治关怀的个体，以窥探公共政治参与背后的缘由，激发个体对政治认同的反思能力，从而建立稳定的情感运行规则。
（二）政治认同情感的算法拓展
政治认同中的情感不仅是个人主观与内在的心理反应，也可视为一种可以团结和动员政治实体的公共性因素，是衔接人与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从个人层面视之，个体对政治认同的合法性不应只关注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来源于其对政治体系发自内心的忠诚，蕴含着对所处政治环境的情感表达诉求。同时，通过情感认同唤醒个体对民族政治记忆、政治信仰、政治文化、群体政治参与等的共鸣与体验。从公共层面来看，政治认同是个体与共同体互动的结果，个体与陌生人的情感链接因“共情”而存在，继而推动集体行动与群体团结，以话语集合与情感联结取代传统政治认同的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可见，政治认同的情感触发既受到个体潜意识、制度规则、政治文化等影响，也深受媒介进化的影响。在传统媒介时代，由于自身属性限制，媒介技术只与人的身体发生单向度的无意识互动，加之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政治认同领域的情感因素一度被压制。近年来，随着智能算法的勃兴与应用，推动政治认同建立在“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情感网络之上”，催生“技术—身体—情感”的符号化叙事范式，呈现出情感与美感共现、平台与技术同构、资本与市场合谋、时间与空间重构的现象。一方面，智能算法全面介入与重塑原有稳定政治架构，使个体与群体政治生活呈现出视听再造、叙事新变、空间拓展等深度媒介化现象，这结构性地改变着情感的生成、内容与关系，使得在线共情、群体共情和虚拟共情等成为可能，再借助强刺激性的情感叙事能有效调动主体的非理性因素，推动政治认同从理性规范转向感性叙事。另一方面，算法已然成为人们感知现实的基础中介，其创造出一个新的情感互动空间，将看似不起眼的现实政治情感嬗变为以二进制代码为核心的数字情感。智能算法可根据兴趣、性别与区域等信息精准推送各类情感类讯息，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与政策的判断，智能媒介连接催生以情感为纽带的“我群”共同体，极大拓展了政治认同中的情感表达。同时，情感极化也会加剧政治认同个体的隔阂与撕裂，稀释政治认同所必须的共识，而谣言、愤怒、恐惧、谩骂等剧烈情感表达，带来政治认同传播的无序。
二、“情”向何处：智能算法时代政治认同的情感转向
政治认同的建构与实现隐匿在个体与群体、社会的情感互动中。智能算法为个体情感体验和表达提供了新的媒介技术，将个体置于虚拟空间与互动情境，“构成了人们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的‘环境’，……决定了人们能够以何种方式来表达情感以及以何种方式来体验世界”。借助于智能算法，政治认同实现了空间拓展、视听再造、叙事新变等情感转向。
（一）空间拓展：虚拟场景的情感连接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既定社会空间中，个体通过参与特定的政治活动，接受、适应政治系统的价值体系、制度规范等，从而实现某种政治认同。在传统政治参与中，身体是个体感知与认识世界的媒介，也是情感交流与互动的本质，自然成为情感表达的意向性结构，串联个体与世界的初始关系，以此为基础的“身体—情感”联结机制也成为剖析政治生活的重要范式。可见，政治认同不是简单的心灵或情绪感应，而是建立在个体身体“在场”的交往与互动基础上，体现为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实践能动过程。
然而，智能算法蓬勃发展为政治认同带来了新变化，其以信息符号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身体“不在场”政治交往空间，将人的身体延伸至数智虚拟维度，打破了固有的“身体—情感”具象联结机制，丰富了个体多维空间感。与其他数字空间不同，智能算法建构的虚拟空间是个体专属信息世界，虽远离真实政治场景，却与主体目的、境遇共契，实现了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共时性交往。政治情感体验不再局限于“在场”的身体互动与交流，而是转变为“虚拟态”身体，在超越物性现实的接收情境中实现情感感通。质言之，智能算法借助深度学习等技术，并依据“内容筛选”和“用户聚类”等叙事结构，从观看时长、转发关注、评论点赞以及反馈互动等海量数据中采集、识别、分类个体情感与态度，通过赋予个体“数据身体”实现精准画像，并持续不断地精准、高效推送集文字、声音、视频等于一体的个性化定制内容，拟真地为个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感观体验与还原在场情境。不断接收“懂你”信息将刺激个体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如热门政治新闻、话题及其高燃片段的持续推荐，以极具情绪化的背景音乐、个性化的内容结构以及立体化的视觉画面，营造出物性显现的意义空间，并与个体自身的文化背景产生关联，将个体置于感官化的虚拟仿真世界。以“在场感”的听觉、姿态和触觉等多样态交互，构造出更加高效和智能的内容呈现场景，再借由智能算法强大数据归整与协同过滤能力，精准刻画个体情感变化。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每集四分钟的精华短视频广为流传，通过媒介营造的场景化体验，使个体在媒介营造的虚拟场景中产生时间与情感沉浸，增强了政治认同的情感体验。
此外，通过持续精准推送历史记忆、象征符号、鲜活人物等，营造个体建构政治认同时身体“不在场”的拟身信息环境，在超脱现实的情感构架和信息流传中建构具有想象性的政治认同。此种类似“心流”的沉浸式体验，仿佛将自己置身视频中与“云个体”互动对话，不仅放大了个体感官，也减少了因干扰造成的情感信息消耗，既让个体产生持续的兴奋感、满足感与真实感，“在事后也会留下难忘的记忆”，也能将自己情感与推送信息嵌套连接，从而构筑起隐秘的政治情感认知通道，在满足个性化需求中实现政治情感认同。如2021年9月25日孟晚舟返回祖国后海量的短视频持续推送，当天晚上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众多网友聚集在虚拟平台上互动交流，祖国强大、欢迎回家等情感迅速流动与集聚，实现了虚拟场景的情感连接，极大提高了个体政治认同。
（二）视觉意象：动态直观的情感认知
政治认同作为主体性较强的认知过程，对现实政治的理解需诉诸一定的运作机制与特定符号。媒介一直被视为塑造认同的主要渠道，尤其是现代媒介更为人们提供了想象国家的机制。在传统媒介时代，文字、图片等一直是形塑政治记忆、传播政治情感、固化政治认同的主要载体。而实际上情感本身并不能流通，需借语言、图像、声音等传播与表达情感，自然不同媒介有着不同的情感传播方式。正是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革新，以智能算法为基础的新型数智媒介，推动着政治认同的情感建构认知模式从线性文本向动态视觉转变，其投射所带来的富含质感与灵动的视觉感观，呈现出色彩、符号、音乐与情绪等高度集成的视觉意象，并通过音视频双重刺激与数据痕迹跟踪，将人的喜怒哀乐通过“数字画像”全感官交互，使政治个体更容易被激发出对特定政治话题与主题的认同或共鸣，重构个体对政治现实的情感认同模式。
其一，情感触发的审美化。长久以来，兴趣、想象、通感等被视为低级的主体反应而被排斥在政治认同之外。事实上，个体对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产生的美感是政治认同建构的内在诉求，这种美是个体超脱现实、在拟境中实现情感联结的重要纽带，只有深深扎根于审美性的政治认同才是稳固和持久的。相较于传统政治生活的“视觉隐匿”，智能算法时代的政治生活情感内容呈现更为丰富，其联袂短视频等多平台，利用先进视觉技术将热点政治新闻、公共意见表达等信息鲜活化、感性化，并糅合符号、颜色、形状等视觉要素，实现海量数据堆叠与即时信息翻阅，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情感触发机制。此后，智能算法基于个性需求，及时调整算法模型，快速调动并持续推送与此类视觉相匹配信息，以视觉框架再造现实认知，塑造了全新的虚拟空间文化情境，并基于内容与协同过滤，形成强大的分发与推送模式，实现对个体情感的唤醒与调动。
其二，情感体验的情境化。情境往往具有以境生情、以境唤情的重要功能，政治认同即建立在个体与他者、个体与政治共同体的互动关系之上。与此同时，政治认同也强调个体情感体验，拒绝僵硬的符号和概念堆砌，使个体在虚拟境遇中重回鲜活的世界。传统的政治情感认同依赖文字或理性逻辑推理，呈现出宏大的言说内容、深刻的学理辨析、规范的文字符号，表达更为抽象与静态。相较于此，智能算法借助强大的信息爬取能力，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捕捉、聚类等，将支离破碎的记忆、文本与事件等再加工、再呈现，并将情绪、欲望、感知等情感因素植入其中，实现政治新闻素材的鲜活化、情感化，并有的放矢地推送最能激发个体政治情感反应的内容，重新与个体现实发生关联，“使得社会的现在、过去乃至未来通过集体记忆的连续叙事得以整合”。这不仅提高了推荐内容的视觉冲击力与情感感染力，而且使个体在脱域的拟态传播中被裹挟在情感氛围中。个体在感染、共情与模仿等情境中进入公共议题交往对话，不自觉接收与认同所推荐内容背后的主题、信息与话语体系，从而将流动的政治情感嵌入个体生活的罅隙之中，构建主体自身连续性、同一性想象空间，以勾连起个体情感感知，调动个体情感体验，拉近彼此情感距离。
（三）叙事新变：话语聚合的情感表达
政治认同并不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现实关联，而是需要认同主体借助于某种叙事媒介接收和认同客体的价值、观点与行为等信息，并深入生活世界获取直观的情感联结，进而通过情感表达与动员、连接或阻断而构成网络化的公共场域。因此，叙事表达是政治认同的构成性结构，叙事策略的选择不仅决定了政治话语的连贯性与吸引力，也是政治认同情感得以形成的动力。在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结构下，相对封闭的叙事媒介选择环境决定了内隐话语性表达占主导地位。然而，智能算法带来的即时性、交互性与超文本的柔性叙事环境，使得传统抽象的理论样态与宏大政治叙事已无法深入受众的情感世界。在智能算法赋能下，新的叙事媒介推动政治认同从宏大叙事回归日常无叙事和反叙事逻辑。
一是情感叙事内容的生活化。政治认同内蕴丰富的话语意蕴，其建构不仅基于符合特征、话语体系以及宏大叙事的事实堆集，也关系认同主体的日常生活，为个体框定了情感表达要求，因为“生活政治所关涉的是后现代场景中进行的自我实现过程所引发的政治问题”。传统政治叙事的情感维系于文本故事维度，以抽象学理、枯燥刻板的内容擘画政治认同，难以深入个体认知深层结构。在强调迎合受众、精准推送的智能算法模式下，信息分发逻辑与政治认同叙事内容的生活化高度吻合，以符号编码为特点的叙事结构改写了传统线性叙事逻辑，推动议题和话语转向日常生活化。一方面，智能算法的信息分发机制可精准匹配个性化需求，能将晦涩难懂、严肃认真的政治逻辑转换为日常生活体验，将抽象的话语观点转化为具身的情感体验。在布局、音乐与剪辑等中引入日常生活内容，利用精准信息投喂能力加深叙事的靶向能力，更容易将政治话语直抵个体情感结构中，激发个体政治认同情感。另一方面，智能算法借助强大协同过滤能力，采取超时空的多模态方式，在数据大爆炸的流动空间中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通过持续挖掘更接地气与更精细的内容，推动叙事的情感元素与个体情感体验有效结合，在互动情感叙事中实现群体情感共鸣。
二是情感叙事机制的多元化。以往个体对政治价值、意识形态等认同主要依赖权威官方传播媒介，叙事强调情节缜密、逻辑清晰与内容完整的线性逻辑。然而，此种叙事机制难以打破技术与边界藩篱，造成时间与空间离散。虽部分主体能通过传统媒介实现认同，但此种单向性与中心化叙事方式缺乏情感共鸣，难以达成深入而稳固的政治认同。实际上，技术媒介视域下的政治认同是多元化的情感参与过程。从情感塑造来看，智能时代人人皆为媒介，个体可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观点或见解通过视频等方式上传平台，实现了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而智能算法则能将此前四处散乱且无法连接的信息高度聚类化，迅速建立起符号互动的圈层，使得高密度的知识鉴赏让位于普遍性的文化消费，在丰富内容的同时也实现了共情传播。从情感共鸣角度来看，个性化与通俗式的叙事能提高个体情感体验，拉近双方情感距离。智能算法根据个体浏览时长、互动点赞、订阅收藏等，持续推送能引起个体情感共鸣的短视频等信息，这不仅增强了用户个体的真实感与代入感，也能构筑自我与他者的交互关系。而情感塑造与共鸣的过程其实也是情感张力过程，通过不同的情感叙述，释放情感冲突所带来的张力，使得个体情感与叙述内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三、“情”之所困：智能算法时代政治认同的情感转向风险
“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情感作为主观性范畴充满诸多不确定性，而以智能算法为基础的分发模式又混杂着情感与真相的多重叙事模式。在自由流动与虚拟传播环境中，“被计算”的个体情感被技术俘获，将个体困于由视觉符号等构成的虚拟幻象中，易遮蔽政治认同所需要的情感交流，甚至一定程度上泛化与极化情感，造成情感泛滥，对政治认同造成多维挑战。
（一）无序的洗涤：政治认同情感传播的脱序化
囿于智能算法监管缺位、失位，使得超越感性与娱乐之维的政治话语、公共意见、主流价值等，通过智能算法洗涤后成为迎合个体需要与资本逻辑的消费文化，并借助强大的算法进入日常生活场域，使得政治认同空间充斥着多样态的情感景观，将个体“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在长期的体验与询唤中，这些看似不会对个体产生本质风险的景观，却在智能算法作用下，激活了个体感官因子，从而以感性僭越政治认同所应有的严肃叙事逻辑和理性内核，衍生出政治认同情感传播的泛情绪化和共识离散等风险。
其一，情感传播的“泛情绪化”。人作为情感性社会生物，无法通过系统自行设置来完成情感的添加和消除，相反他们希望“离开了与那些位置相关的价值观、规范、情感以及技术”，进入一个可以感知视觉美感、享受情感刺激与宣泄消极情绪的狂欢世界。而在智能算法时代，由于资本逻辑、市场运作以及技术僭越，充斥着大量情境渲染、批判话语、虚假偏颇，甚至是消极挫败等信息，并被不断精准投喂至想象和虚拟空间，但这实质上是以算法推荐塑造的“拟真性”替代真实性世界。这一脱离了道德力和确定性约束的令人陶醉的虚拟世界，迎合了现代人逃逸现实世界压力与束缚，寻求情绪狂欢的心境，正成为个体获取政治认同所需理性认知和感性经验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荒诞、讹传与失真等信息经算法推荐的反复形塑而成为应然之“真理”。随之而来的便是“键盘侠”“吃瓜群众”“喷子”“杠精”等，他们参与议题捆绑、网络声讨、道德审判，成为游离在理性政治情感之外的情绪化表达。在此种情境渲染下，个体政治生活被抽离，而愤怒、恐惧、怨恨、诅咒等情绪被“点燃”，此时的情感犹如“一种无缘无故的拒斥，它似乎无规则地爆发出来”，造成错误思潮的无序传播和“泛情绪化”风险，政治认同的理性认知和集体意识也慢慢被消磨殆尽。
其二，情感传播的“去中心化”。由于稀缺性，争夺流量正成为数智分权时代的“圈地运动”，能否取悦公众审美、增强具身感受、体认心理情感，成为衡量智能传播效力的硬指标，也成为引流变现的必然逻辑。而智能算法的个性化、及时性等机制正契合了个体的情感化体验需求，于是泛娱乐化、感性化、碎片化等信息被大量制造并传播。这虽促进了叙事的多元化与大众化，却也扬弃了传统主流价值叙事的权威性与主导性，导致政治认同情感传播的“共识离散”。一方面，泛娱乐化叙事景观充斥着多元价值、偏激情感与感官刺激等符号内容，给个体带来欢乐、宣泄等的同时，也因荒诞戏谑、解构经典以及抗拒主流等，将人围困在视觉狂欢和认知惰性的消费猎场，使得缺乏稳定政治体验的个体易受情绪泛化影响。这不仅压缩了现行政治权威话语表达空间和价值整合能力，也可能将主流政治价值传播推向失序边缘，割裂个体与政治制度和政策效能等的认同基础，弱化政治认同凝聚功能。另一方面，碎片化传播范式表征为散乱逻辑片段的推送和系统论证的瓦解，并在智能算法的隐性操控下，大量碎片化信息涌向个体。相较蕴含于全面阐释、整体理解等理性特征的政治认同，微小琐碎和个性化传播范式实现了图像符号与消费主义的合谋，更能激发个体情感。然而，这些琐碎的、缺乏整体性的信息越精准定位个体情感需要，越能造成个体内在分裂，导致个体对整体政治体系认知流于表面，更容易从政治主流价值内核中逃逸。最终，碎片化传播通过割裂个体认同思维和消解体系崇高性，解构了聚焦全意义创建和旨在培育共识性的政治认同结构。
（二）稀释的共鸣：政治认同情感表达的圈层化
政治认同基于个体与他者的互动，通过“异中求同”逐渐确立“我群”与“他群”，构筑某种集体身份来实现认同。而在智能算法时代，这种交流空间却遭到了圈层化的压缩和割裂，认同个体不再执着于传统圈层，而是尝试建立以信息与符号、趣缘与爱好等为纽带的差异化算法圈层，呈现出以圈为社的社会现象。所谓圈层化是指在因信息获取定制化、个人社交圈子化、交互关系层级化而形成的特定网络圈层中进行社交活动与信息交互的现象。这种圈层在一定程度能带来同质吸引，形成稳定有序的集体行动和情感归属，但也囿于追求基于算法入圈的信息过滤，圈内相对封闭的情感互动、圈群栖居的情感消费、虚拟交往的情感狂欢，催生出对外排斥、对内聚合的情感表达模式，无形中稀释了主体对主流政治认同情感的共鸣。
一是以圈为“墙”，阻隔主流政治情感表达。情感具有感染性和集体性，只有不断地沟通交流，方能实现政治认同主体间共情。然而，以智能算法技术为底座的平台，依据浏览时长、评论关注等，为年龄相近、兴趣相似的群体定制信息和贴上标签，实现信息推送的偏好性与精准性，使得用户被区分为不同“小圈层”，如“饭圈”、二次元圈、“爱豆圈”等。这种同质化的圈层信息传播宛如构筑了一道围墙，将圈内与圈外明显区划，形成高度黏性的情感交流圈，并将同质的情感交流视为自我表达、寻求归属的应然“真理”，实则“主题为‘我们’的美学将是漠不关心和周期性能量爆发的混合体”。他们圈墙高筑，借助圈层共情排斥其他情感，拒绝与圈外人的交流互动，形成对个体情感的裹挟消耗，进一步压缩了政治认同情感表达的生长空间和传播效能。久之，因缺乏面对面情感交流的凝视和肢体互动的滋养，集体情感淡化、家国情怀缺场、价值选择困顿等问题接踵而来。毋庸置疑，这背离了政治认同高度凝聚性的特点，“必然造成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疏离”。
二是以圈为“牢”，引致政治认同情感极化。情感具有流通性，但智能算法的独特运行机制塑造了虚拟场景的情感氛围，情感传染性与媒介共振性高度耦合，从而将情感传播和表达限于特定圈层。大家画地为“牢”，在圈层中力图不断加强相似的情感投入和诉求，以寻求共同探讨“我们是谁”。然而，由于“在圈群内部的社会传播中，信息本身所要表达的真相不再居于中心地位，更加重要的则是情感和立场”，相对于原子核个体，处于圈层的群体情感更易传染与表达，加之智能算法通过“过滤气泡”和信息喂养设定了情感流通与传播轨迹，当圈层内情感愈趋相近且强烈时，群体对政治体系、政治事件等情感也更趋近，对同一方向的情感与思想的强化极易激发仪式性和宣泄性情感。一方面，“回音壁效应”导致圈层内的政治情感表达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主流政治价值的交往秩序。智能算法通过精准的情绪投射唤起圈层共鸣，使群体进入一种无理性的情感极化状态，他们极力维护圈内话语权威，并以“非友即敌”态度对圈外人群施加围观和透明的暴力，将对偏见与不满转变为纯粹的情感宣泄，甚至是极端情感，这削弱了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后真相时代”加剧了对情感叙事的遮蔽与歪曲。算法分发和精准推送虽营造了一种刺激人类情绪的“多模态”传播环境，但也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悲伤、愤怒和极端情感。当出现某种舆情后，尤其是网络谣言和极化情绪如病毒式传播时，圈层群体在智能算法作用下持续接收特定情感刺激，容易激起满腹狐疑甚至大规模的情感同步效应，他们肆无忌惮表达情绪，从而导致虚拟空间的“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和政治讨论的情感极化。如“南京鲁医生打人”事件的短短15秒视频播放量远超完整31分钟视频，缘由则是智能算法抓住了情感流量密码，持续推送达到了瞬时情绪刺激的效应。
（三）失衡的本体：政治认同情感效用的工具化
当个体“围观”短视频、以圈交友时，通过情感共享与刺激等为构建政治共同体提供强化经验。然而，这种由智能算法编织的充满娱乐幻象的虚拟空间，却不能与现实情感画等号。个体试图借助算法技术寻求政治情感认同归属，将自我判断、情感与认知交付于技术，并在技术崇拜的诱因下成为技术奴仆。因而，个体不再追求真实的情感表达，而是将情感视为某种目的性、功利性的工具化存在，其结果便是“丧失原始的意思和视野，丧失作为原本的科学性之基础的原型目标”。
其一，个体政治认同情感的“符号化”。政治认同是个体通过情感升华和认知判断形成的自我确证，兼具理性认知与情感依附的双重维度，其形成从来不是纯粹的理性计算，而是理性与感性的交织过程。在传统媒介时代，个体政治认同生成主要依靠自身的知识活动，而在智能算法时代，个体纷纷化身为“数字人”“智能人”。个体已逐渐适应借助算法技术与相关平台认识外在世界，算法则通过情感实现了对人的整体规训，在无形中成为控制与形塑个体的数字全景监狱。一方面，技术依赖导致个体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能感觉。作为政治认同主体的“自然人”，从叙事生产者变为数字工具的依赖者，失去了与叙事活动的创造性关系而陷入被动支配地位，使个体的政治情感处于外部力量的操控之中，极大地打破了个人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技术沉溺引致个体失去了对政治认同生成的主导性。本质上来说，政治认同是自身对政治系统等的情感升华、自我判断认知。然而，智能算法依靠数字编程与深度学习，能持续不断地精准推送深受个体喜爱的信息，个体的生活世界已被数字符号所记录、指引与串联，并通过算法叙事取代价值叙事，瓦解政治认同的个体主导性叙事结构，处在算法编织的虚幻世界中的个体被剥离了自我，其生活只剩下冰冷的数字符号和简单的数字逻辑。换言之，个体已被智能算法编织的“符号之网”所麻醉，被视为自我力量证成、主体间性的个体情感价值异化，淡化个体政治认同情感的现实连接与体验，情感隔离与封闭造成政治认同所需的社会互动行为都需依赖算法来排序、预测和管理，自然政治认同的构建过程也缺失了多样性与反思性。
其二，个体政治认同情感的“资本化”。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耦合将人类生活带入加速时期，政治认同情感原本具有帮助个体实现自我认同、建立社会联系的积极功能，且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设计本质上依赖于情感化的内容来增加用户参与度。然而，在智能算法的加持与资本逻辑的驱动下，这种情感效用逐渐变得浅薄和表面，情感刺激逐渐被视为吸引注意力的工具，并被社会资本、意识形态裹挟，变异为商品。情感化的政治广告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将政治认同的情感效用转化为一种消费品，迎合用户的情绪需求，而非促进深思熟虑的公共参与。与此同时，这种异化过程将人的情感大量植入市场，个体沦为智能算法与运营平台的情感供应商，且智能算法能准确研判个体潜在情感消费倾向，精准推送能够激发特定情绪的内容，如愤怒、恐惧或同情。再者，算法深度挖掘与流量指标化将个体政治情感管理与体验都归于数字资本监控下，造成个体在虚拟与现实、真我与假我间形成情感冲突，逐渐沦为对自我情感无法充分掌控的“工具人”，只有不断调适或直接依附于算法及其平台，方能维系单向度的情感关系。
四、“情”往何引：智能算法时代政治认同的情感引导
政治认同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石，智能算法为政治认同带来了正负双层影响，不仅拓展了政治传播深度，为政治情感认同带来新机遇，也意味着情感可能沦为数字代码测量和读写的对象。因此，必须在合理利用情感转向的同时加强情感引导，有效规避智能算法风险、夯实政治认同基础、强化价值引领。
（一）技术祛魅：优化智能算法技术底层逻辑
从运行逻辑来看，智能算法主要借助用户画像构建、内容特征提取等，实现内容相似度推荐、信息精准化推送、议程个性化设置。从现实情境视之，政治认同所依赖的情感触动与传播等，隐蔽地嵌套在智能算法生成、分发与传播规则之中。可见，智能算法并非深不可测的技术黑箱，也非具有不可透视的运行规则，相反其运行逻辑具有可解释性。因此，须通过优化智能算法技术，推进算法安全可信控制，将算法技术带回理性场域，实现对智能算法的祛魅。
其一，优化算法设计是前提。智能算法虽具有一定的数据提取和推送能力，但终归无法拥有与人同等水平的价值判断能力。目前智能算法设计并非完美，尤其是与平台等嵌套时，其通用性、涌现性等弊端被放大，如个体并不知道某些特定与类似的视频会持续不断推送给自己，也不能因不同情境而拒绝智能算法的推荐。因此，必须优化算法的深度学习，可根据个体相关历史数据动态预测兴趣变化，增加主动反向推荐和多元化推荐；优化信息分发机制设计和议题设置，并通过设计相应阈值，优化情感叙事滥用或误用的算法自动筛选机制，减少长时间的单一定向推送，尽可能增加权威性政治情感信息的推送频次与比例；优化算法的认知图式技术，规范个体选择时相对应的内容和倾向偏好，并可根据特定的应用场景和个体需求，定制算法认知图式。
其二，差异性披露是关键。平台作为连接个体与智能算法推荐的中介，深度影响着个体对不同新闻或信息的获取以及新闻接触公共性和个性化。因此，相较于传统以某个周期为单位进行的监管，算法差异性披露强调依据不同群体特点与需求，针对性披露智能算法运行机理。如对个体而言，可依据时间间隔长度，告知其正处于算法推荐之中，以提醒其注意多元化信息获取。对平台而言，需遵循“事前—事中—事后”的算法信息披露原则，事前在不泄露商业机密前提下需向社会公众公开算法运行原理和机制；事中应充分考虑个体的认知局限性，以及引入隐私影响评价机制，依据运用场景的繁复程度及时披露用户情感数据的采集目标、分类方法与使用场域；事后应结合算法决策应用领域、场景、风险大小和个体权益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开发可视化算法模型，提升个体算法信任感。
其三，丰富标签解释度是难点。标签机制是智能算法的核心机制之一，其基于兴趣爱好、个体利益与年龄相似等关联性因素，形成用户画像，从而将个体划分为不同类别群体，逐渐形成以身份标签为特征的算法圈层运行逻辑。个体身份标签一旦被贴上，将被固化为平台内容信息分发与推送的主要方式，推动算法从海量数据中优先匹配个体需求的信息内容，并实现精准推送。但这种标签化也极易形成高度凝聚的社群区隔，加剧政治情感极化。因此，要建立个体与算法、平台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破解算法黑箱，就需要在合理范围内从差异度、新颖度、实时性等方面，动态调整与解释情感标签系统的权重及其映射关系，实现个体政治情感表达与需求的动态平衡。
（二）素养提升：夯实政治认同情感理性基础
“只有当意识形态成功地决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何种方式体验现实时，意识形态才会真正地‘深入人心’。”因此，当智能算法已将个体的实践与理性从政治认同情感中剥离，如何通过个体自我“修复”，夯实数字素养，找回政治认同实践中的理性认知与真实情感诉求，是加强智能算法时代政治认同情感引领的重要基础。
首先，强化个体情感素养培育，提升情感认同能力。一是引导个体批判性认识智能算法。以智能算法为媒介的政治生活空间，实质上已演变为算法普遍性的技术逻辑，其隐形渗透力能诱导甚至支配个体数字实践。如智能算法对叙事情境和话语设计，能“投其所好”地不断渗透至个体情感认知世界，天然地吸引个体注意力，久之则形成对智能算法的技术片面认知，只见其好而不见其坏。因此，应着力提高个体智能算法数据采集风险和圈层标签感知能力，通过各种宣传、教育等途径帮助个体了解智能算法的致瘾机制和精准识别逻辑，并深刻认识到人的情感本真和天然性是智能算法所无法供给的。二是增强个体挖掘和筛选情感资源能力。个体情感因素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基础，而要实现个体情感因素激活政治认同要素，就需在海量信息资源中充分挖掘和筛选出所需的情感资源，并将其运用到个体政治认同的具象化过程中，防止负面情感资源消融个体情感叙事的主体性。因此，要提高个体视觉素养，以理性、辩证思维廓清表层感性与深层理性视觉符号的区别。与此同时，情感资源筛选能力不能脱离人的“审美”维度，提升个体政治审美能力需通过发现海量信息中的“美好”与“诗性”，并将其作为个体对政治体系与政治价值等认同的隐性动能，构筑个体超越虚拟情境的情感基础和归属想象。
其次，理性参与数字空间互动，回归自律政治生活。政治认同是一个涵盖从文化到生活的复杂系统过程，其持久性的理性情感生成有赖于回归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自律感性与批判反思。质言之，冰冷虚幻的数字世界交往难以产生政治认同所需的真实情感，必须理性参与数字情感空间的互动实践，积极融入真实生活之中。其一，引导个体回归完整性叙事体验。政治认同的叙事建立在“身体在场”的体验之上，通过真实身体塑造叙事体验，并以生活化话语表达、参与化情境参与和审美化过程体验，串联起情感与叙事，方能推动有意义的情感共同体生成，建构个体政治认同的完整认知。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全社会应协同合作，合理引导个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集体数字政治生活，跳出算法迷雾，在真实生活的认知与互动中发现政治生活的美，从而唤醒个体政治认同情感，激发其对国家、民族以及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二，打破空间互动与情感表达“圈层化”。一方面，要引导个体主动打破“圈层内”和“圈层外”的认知壁垒，以重塑数智空间公共价值，带动空间信息交流与互动，激活圈层内的思辨能力和情感交流。如备受好评的《国家宝藏》，通过不同的“文案圈”“服饰圈”“前世今生讲述人圈”等，将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交流，引导大家走出算法圈层。另一方面，要借助情感智能技术深刻洞悉和全面把握个体情感需求，构建个性化和互动性较强的数智化场景，并以政治价值、红色论坛、政治仪式等为核心的符号系统，打通虚实交互平台，帮助个体走出舒适区。再者，要突破虚拟社交桎梏，强化现实社会交往活动，以整合圈层政治话语分歧，激活理性政治情感。
（三）机制弥合：完善政治认同情感治理体系
智能算法时代政治认同情感转向并非技术与叙事的简单叠加，也绝非无约束的智能化在场与流量之上逻辑，而是“倘若情感缺乏规范性维度，如何高级智能的沉思都只能获得一种实然的描述”。目前来看，智能算法时代政治认同情感转向存在的风险，涉及技术开发、平台运营与政府监管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某一方的忽视都无法弥合防控链条。这决定了在合理利用情感转向同时，也必须通过完善多元治理体系，加强对智能算法视域下政治认同情感叙事治理。
第一，加强算法安全风险评估是关键举措。智能算法推荐虽由数字符号构成，但其迭代更新尤为快速，已由传统识别与分类型向新型代理与自主型转变，在情感感知和动态整合等方面具有更大优势。当此种复杂大模型算法运用到政治情感传播中时，可能诱发更为显著的情感危机。因此，技术开发者要定期评估算法安全风险，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和违规问题等，对技术研发和应用等环节实施常态化监管，并建立技术场景下的政治情感自适应机制。同时，对政治认同中情感叙事等可能出现的风险，要提前模拟与测试评估，并拟定技术优化方案，推动政治认同情感的高质量传播。另外，动态适应风险变化是确保智能算法安全运用的核心。通过对算法模型输入输出进行严格的分级分类和有针对性评估，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更好地把控模型行为，尤其是针对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要设置算法模拟系统，通过动态与主动分析评估推荐内容，提前预测存在的情感极化与潜在缺陷，从而确保智能算法推荐运行前始终符合合规要求，从而有效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
第二，强化平台运营监管是重要途径。智能算法时代的政治情感转向与平台相关联，正是平台与算法推荐的有机结合，突破了传统传播媒介下的交往限制和在场模式，加剧了情感传播的多样化与多变性，甚至非理性与极端性。因此，强化平台运营监管成为了重要途径。其一，平台应加强自治。要建立完善的算法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算法安全的主体责任，健全包括算法机制与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用户注册与实名认证、发布者主观意图审查、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在内的管理制度与技术措施，并配备专业人员和技术支持。平台还应制定并公开能有效辨别个体情感的算法推荐服务相关规则，开发平台算法运行的观测模型和自证程序，确保算法透明、可解释，避免对用户产生负面影响，预防和减少争议与纠纷。其二，政府应健全监管制度。情感传播与法治秩序相辅相成，情感传播能为法治秩序生成与维护奠定基础，而法治秩序则能为情感传播提供制度基石。因此，政府要针对平台运营的各环节进行监管，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运行的责任与边界，进一步健全平台算法公开透明的责任、义务、技术开发等“负面清单”，并依据不同运用场景和技术特性，将智能算法划分不同风险等级，对于高风险算法则加大审查和监管力度。政府要针对平台情感传播的唯流量、内容恶俗等视觉景观，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政治情感等视频信息的审查力度。同时，政府部门要与平台、第三方技术公司合作，研发情感捕捉、音频分析与虚拟账号等，在事前和事后检测平台运行中涉及的政治情感各类问题，并运用技术工具科学研判和合理引导个体情感走向。
（四）有序引导：加强政治认同情感调控引领
从情感属性来看，个体政治认同情感具有自我识别与反思能力，能借助情绪意识到自身的情感状态并进行适应性调控，但也易受到社会环境、媒介技术等影响，呈现出情感紊乱与异化。因此，在智能算法营造出共情与渲染的氛围，并将个体政治认同情感引向某种风险情境下，迫切需要加强对个体情感的调控与引导，以情感的主体性增强政治认同的向心力。
一是夯实政治话语传播的引导力。随着智能传播时代个体生命实体走向身份拟象，新的交往空间虽满足了个体的猎奇心理、情绪发泄，但多元价值也冲击着原有价值认知，遮蔽了自我价值反思与身份确认。这种个体缺乏明确价值指引的真实身体“不在场”，使其在某个时刻犹如失去了航向的网络“幽灵”，情感不自觉被传染、激发，而这背后指涉的是自我的迷茫、忧虑与怀疑。换言之，算法推荐时代政治认同建构过程中，亟须个体确认合理的价值坐标，正如吉登斯所言：“关键的参照点‘来自内部’”。一方面，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统领地位。需借助情感智能技术洞察和把握个体情感需求，并将抽象的概念、观念与理论等意识形态叙事内核转换为个性化、互动性强的感性话语，以适应多场景与多群体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官方权威媒介的引领作用。借助新型智能技术主动作为，聚焦日常生活，将典型故事、具体场景等内容完整性地适度创新，使其串联生活场景、延伸情感叙事体系，积极回应个体政治情感变化，避免泛娱乐化场景过多占据各平台，以提升对个体正向情感的引导力。
二是深化政治情感叙事的认同力。情感是政治认同生成的黏合剂，有效的情感叙事能将隐喻的宏大叙事转换为具象的微观表达，通过引发共鸣而更易被个体认同与接受。因此，要构建能唤起个体情感记忆的集群符号，并积极培育圈层意见领袖，通过将集群符号和记忆等融入数字圈层，延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流动空间，继而借助圈层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实现感性与情感叙事互补、叙事分歧整合，形成高效情感动员。这既增强了个体参与政治叙事的代入感和归属感，也防止了数字圈层负面情感成为政治认同形成的掣肘。同时，要增强政治叙事内容与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结，显然缺乏情感共鸣与联结的叙事难以形成稳固的认同黏性。因此，要创新互动式叙事、虚拟社区等多样化传播形式，强化受众与叙事内容之间的情感联系。
三是强化政治话语表达的凝聚力。智能算法分化模式下的政治叙事，易使个体陷入“感官陷阱”，从而破坏政治认同所需的整体性与共识性叙事。因此，在智能算法竞争日益加剧的“修罗场”，必须提高政治话语表达的“能见度”，增强积极的社会集体情感，通过凝聚共识增进情感信任，进而强化政治话语表达的凝聚力。利用新兴媒介技术，针对不同群体细化叙事方式，通过构建多元化话语表达途径，如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传播，以直观与真实的形式打造身临其境的场景，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有效增强个体政治情感认同。再有，凝聚力高度依赖情感互动，只有在互动中才能提高个体的主体性，并转化为情感增量与情感认同。因此，需树立符号性思维，在数智空间中讲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故事，并为个体提供丰富的互动参与机会，汇聚广泛的情感共识，继而增强政治话语表达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 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