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6年初《京報副刊》舉辦民調，評選“新中國柱石十人”並根據選票列出“柱石外的柱石”59人。結果顯示：1.國民黨要員得到眾多選票，連同中共及五原誓師後全體加入國民黨的馮玉祥及所部軍政首腦，國民黨及其“合作”黨派入圍者超過入圍總數之半。2.國人對軍閥的認知分化，舊軍閥失卻人心，“新軍閥”崛起，得到部分認同，而“新軍閥”中亦有親國民黨者。3.文化教育界入選者幾乎全是新文化和現代教育推進者，這與政治、軍事領域的南北勢易及新舊嬗變形成同構關係。此次調查由具有南方政治傾向的《京報副刊》舉辦，立場未必中立，選樣亦不隨機，調查數據須打折扣。即便如此，對照同期其他民調數據與文獻反映的史實，調查結論仍具一定可信度，可證北伐前夕的社會政治認同已發生有利於“國民革命”的變化。北伐能在軍力遜於北方的情況下取勝，民心所向，乃重要原因。至於這一變化對中國歷史的後來發展意味著什麼，研究者基於對歷史的“後見之明”，自可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與認知，不必強求同一。

关键词：此伐前夕/ “新中國柱石十人”/ 民意調查/ 國民黨政治認同

标题注释：本文係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中國國會會議史”(批准號：2019ZAS01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南国学术（澳门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 第19-36页

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中國風雲變幻，波詭雲譎。此時，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統治已呈風雨飄搖之勢。馮玉祥因奉、國矛盾，在張作霖脅迫下撤離北京。馮氏失勢使段祺瑞失去統治憑藉。吳佩孚看准機會，利用奉張與國馮的矛盾尋求“直奉合作”，試圖東山再起。南方的國民黨則因控制兩廣，勢力大增，形成新的南北對峙。在國民黨內部，經召開“二大”，“聯俄容共”，清除西山會議派，“左派”與共產黨的聯繫加強，革命氣勢高漲。以此作為憑藉，廣東國民政府開始運作大規模軍事北伐。與此同時，國民黨北方支部恢復活動，以配合南方的政治軍事舉措。種種跡象表明，彼時的中國已處於歷史巨變前夕。

由於此前國民黨多次“北伐”均因缺乏社會基礎而失敗，此次北伐的社會心理憑藉如何，國人的政治認同有無變化，頗受南北各界關注。為探知民意所屬，《京報副刊》舉辦了一次名為“新中國柱石十人”的民調，調查結果為認識北伐前夕中國民心變化尤其是政治認同變化，提供了重要依據。

對此次民調，已有學者從史實重建角度做了有價值的基礎研究。故本文對此次民調的相關事實僅作概述，簡單交代調查過程及內容，羅列調查數據與結果，以作調查可信度分析的鋪墊。至於主觀分析部分，則選擇既有研究忽略的內容展開論述，以示區別。①

一、調查過程及相關調查數據統計

1926年1月4日，《京報副刊》發佈民調啟事。該刊主編孫伏園在啟事中表達對時局的極度擔憂，指出：

(對中國而言)二十世紀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辛丑條約》，賠償各國四百五十兆兩，這筆賬到現在還沒有算清。從此一步一步的往死路上跑。到了現在，幾乎沒有一條血管裹沒有毒菌，雖然有名醫也很少挽回的希望了。

在孫氏看來，庚子以還中國已“病入膏肓”，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於：“滿是毒菌的病體裏，忽然發生出多少白血輪來，把血液漸漸的洗滌乾淨，從此走上健康的道路。”②孫氏所謂“白血輪”是保護人體不受細菌與病毒侵害的白細胞，就國家這一“軀體”而言，則是引導其走向獨立、自由、富強的領袖，是祛除各種病毒與細菌、救亡圖存的希望。

1月8日，《京報副刊》正式刊登“新中國之柱石十人”民意調查公告，宣佈將依託《京報》進行測驗，選票由主持者製作，隨《京報副刊》發行。③關於投票方法，舉辦方規定，投票推舉的“柱石十人”均由投票者自行選擇，無學者、政治家、軍人等各占多少比例之限制。若投票者以為十人太多或太少，則“以為太多的少寫幾人，以為太少的多寫幾人”，均無不可。④

為保證調查正常進行，評選過程中，主持者推出多項措施方便讀者投票。以選票發放方式為例：一開始，《京報副刊》並不額外呈送票紙，讀者需從報上裁取票紙，填寫後寄回報館，讀者對此不滿。鑒此，報館特另備若干票紙，供讀者函索。民調開始後，報館曾派人給清華學校等校發放選票。但讀者質疑僅給部分學校分送選票而不能送到所有學校，調查結果是否可靠，值得懷疑。就一個學校而言，若不讓全體師生投票，只讓送票者隨便拉人投票，所得結果，可信度也不高，建議由讀者直接投票。主持人聽取各方意見後決定：“一方遵從來信者的意見，一方仍照以前辦法，把票紙存在本刊編輯部，來信索取者給他，否則不給。”⑤通過這些措施，主辦者希望能盡可能保證投票結果客觀公正。

由於用意良好，組織有序，“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得到部分讀者支持，社會名流如林語堂、張申府、高佩琅、黎錦熙等紛紛參與投票。不過相比而言，參與人數較多的是青年知識分子，其中大中專在校學生熱情最高。如署名“景宋”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許廣平、師大學生朱嶽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李振翩，以及農大、醫大等校青年學生等，都積極參與。清華學校“國是會”“不但把票紙代為油印，並將票數統計出來”，還把收到的60餘張票送至報館，主動配合民調開展。

不僅如此，一些青年學生還致函編輯部，表達感想。京漢路工人學校學生寄來選票並附上信函，稱讚《京報副刊》“徵求新中國柱石，頗足測驗民眾心理”⑥。北京農大學生葉雲波投票後，致函孫伏園說：“我自見你徵求新中國柱石十人票以來，當時就想投一票來盡我一分子的責任。那是心理躍躍，莫知所自。”⑦在所有投票人中，岑克明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指出：

十個柱石能支住彪大的中國嗎？決不能的。不過先有了柱石人才作我們引導者，我們可以跟隨他們去努力，那麼必定事半功倍的。好像眾船行海洋一般，各船有各船的撐柁者。欲東航或西去，欲北行或南渡，在撐柁者已經胸有成竹，更得了司機生、搖槳者或管火之類的船員，各盡厥職，開足馬力，不難探登彼岸了。⑧

參與者的支持肯定，給主辦者以極大鼓勵，有力推動此次民調的順利進行。

不過，作為嘗試，此次民調也引來不少質疑。批評意見可分截然對立的甲乙兩類：甲類認為“現在中國並沒有可作柱石的人物”。劉半農、吳稚暉、陳寶森等人力持此議。劉半農最情緒化，他在給孫伏園的信中說：“伏園，虧你發這問題！你且到清水毛坑裏去照照你的臉，你配說這話麼？你若要說，至少再過五十年。現在是只有糞土，至多也不過磚頭瓦片而已，你若找出一個柱石來，請挖去我眼睛！”⑨乙類意見截然相反，認為中國人“無一不是柱石”，僅僅十個柱石“是萬萬不夠的”⑩。

對於甲乙兩種意見，主持人並不認同，認為“甲派未免悲觀，乙派則未免太樂觀”，並專門發文論證票選“新中國柱石”的必要，指出：即便在吳稚暉所謂“百姓做皇帝”的俄國，革命之初，也還有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柱石”和領袖，建設新中國又豈能不經過少數精英柱石的作用，僅憑藉“全國人民自己赤手空拳的出來從事”？可見票選“新中國的柱石”實有必要。對所謂“人人都是柱石”的意見，主持人也不屑一顧，認為所謂“人人都是柱石”不近事實，等同人人都不是“柱石”。究竟需不需要選舉“柱石”，最好的辦法是“請問投票的大多數人”(11)。

不過，儘管對選舉“柱石”有不同意見，反對者中仍有不少人參與投票，原因在於他們並未根本否定民意調查的作用和價值。高佩琅在給孫伏園的信中表示：

真正民意，用甚麼方法發現？我以為民意測驗，是最好不過的了。所以這次先生的新中國柱石十人的徵求，我是十分贊成。因為這等選舉，原無利害衝突，既不受金錢的驅使，又不受勢力的壓迫，可純粹憑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直覺的是非之心，舉他素日最崇拜的人。它的可貴，即在這一點。(12)

由於認同民調，高佩琅參加此次“柱石”選舉並把選票投給梁漱溟和吳佩孚。(13)另一位持尖銳批評意見的學者張申府也參與投票，他票選的“柱石”是徐謙、蔣介石、吳稚暉、魯迅、蔡元培。(14)

然而，儘管主持人極力協調並得到部分讀者支持，總體而言，此次民意測驗進展並不順利，遠未達到主持人的期望值。投票原定1月28日截止，一周後發佈結果。不料臨近截止時期的23日，僅收回220張投票。主持人大失所望，感歎“我國人平素不大慣於這類事，所以同報紙的銷量一比較，顯得特別令人詫異”。至投票截止的1月28日，僅收回432張選票。主持人只好決定將投票截止日期延後一個月。(15)

2月28日，延展期結束，“新中國柱石十人”投票宣告終止。這次民調，各界共投出有效票791張，按照當時民調通常有20%左右的廢票率計算(16)，參與人數約為949人。若孫伏園所說《京報》每月發行量多達20餘萬份屬實，隨報發出的選票應為同等數量，以949票相除，則參與此次投票的人僅占讀者總數的0.47%，且參與者基本為能讀報的知識階層。對此，主持人十分不滿。孫伏園分析原因說：民國以來，國事擾攘，農工商賈受盡苦楚，欲求溫飽而不可得，故缺乏參與投票的熱情。由於未得到期望的配合，他甚至詛咒農工商賈“應該吃苦”，“因為只有他們對於選舉最是漠然”(17)。不過，考慮到北洋時期其他民調參與者少則百人，多則千人上下，僅有一次超過5000人。(18)與之比較，此次民調參與者接近千人，居中等規模，雖非上乘，亦屬差強。

投票結束後，經十餘天統計分析，1926年3月11日，《京報副刊》正式公佈“新中國柱石十人”民意測驗最終結果。當選者名次、得票數等情況如表1。

名單公佈後，考慮到一些未能入圍“柱石十人”者，其得票情況既可說明他們在投票人心中的地位，也可與前十名進行比較，因而在開列“柱石十人”名單及其得票後，主辦者又於3月15日發佈《柱石外的柱石》調查報告，公佈得票10票以上未入選“柱石十人”的59人名單。(20)鑒於兩個名單均未區分入圍者的職業資訊，不便問題分析，茲參照既有研究成果並稍加損益(21)，將兩類“柱石”略作分類，把得票10票以上且位列每類前10名(外交、工商不及10人)的名單、票數及排名，表示表2。

上表共錄39人，較之調查公佈得票10票以上的兩類“柱石”69人少30人。這是作者受篇幅限制及行文簡約的考慮，剔除各類第10名以下或雖進入前10名但得票不足10票、缺乏展示意義的得票人之結果。

需要說明的是，表內人物均為男性，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女性入圍“柱石”。在《京報副刊》公佈的“柱石外的柱石”中，有何香凝、劉清揚、宋慶齡3位女性入圍。因3人均未進入各類入圍者前10名，故表內闕如。(23)(對女性的分析詳後)

與同期多數民調相較，此次民調最大的特點和優長之處是鼓勵讀者在票上附寫投票原因，並承諾在評選過程中連同選票擇要在《京報副刊》登載。孫伏園在柱石投票“啟事”中表示：票末如有文字說明，不論多寡，均表歡迎。(24)這一規定引來眾多投票原因陳述，所提供的民意資訊，遠超單純投票作出的非此即彼的認同判斷，帶有投票人的思想認知和情感傾向，是深層次的“民意”表達。這對認識當時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調查材料。

1月23日，鑒於返回的投票中已有部分附帶說明，主持人決定在投票結果尚未產生的情況下，率先發表部分投票情況(25)，並於2月1日起，在《京報副刊》刊登已收回的投票及相關說明。(26)

最初刊登的投票說明包含投票人對被選舉人的認知。如主持人收到的第18張投票所附說明稱：蔡元培等人是“言論主見可以號召全國者”，嚴修等人是“言論主見可以號召全國而無表示者”，閻錫山等人是“實心任事確有成績者”，唐繼堯等人是“武力可以號召一部分人者”，張之江等人是“後起英秀須過數年方可加評者”(27)。也有讀者在投票說明中表達對某些頭面人物的不滿，希望新生力量取而代之。一位投票人寫道：今日中國，在政治上首先應將過時無用者統統棄置，“第一要滾蛋的就是一班遺老遺少，第二要教他們死無葬身之地的是學經濟、法律、政治的混吃蛆蟲”，認為諸如段祺瑞、王士珍、趙爾巽、許世英、龔心湛、章太炎一類老頑固和無用之人，“都該退避賢路”(28)。

由於採用投票說明的辦法並將部分說明在報上公佈，此次民調參與者雖未達到預期數量，作用和社會影響卻不可小覷。相關調查數據反映的北伐前夕社會心理變化，尤具認識價值。

二、調查揭示的社會心理與政治認同變化

對此次民調揭示的民心向背變化，學界已有少許前期研究。歸納所論，要點凡四：其一，此次民調結果揭示出大革命前夕各界對南北軍政勢力此消彼長的認知，反映軍閥逐漸式微，其統治已不得民心。其二，國民黨及與國民黨關係密切者有7人入選“柱石十人”，揭示該黨在國人尤其是知識階層認知中從邊緣到中心的地位變化，預示國民黨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其三，民初及北洋時期職業外交家群體的表現得到各階層廣泛認可，中國外交的職業化與專業特色正在凸顯，作用日漸擴大。其四，調查結果反映新文化運動後十餘年間，國人尤其是知識界對社會思潮變化的觀感。(29)

這些論述，緊扣此次民調反映的北伐前夕中國社會心理變化，不乏見地，但也存在一些疏漏。主要問題在於對國民黨及親國民黨軍政勢力的社會認同度變化缺乏整體考量，對調查反映的北伐前夕國人的政治認同變化關注不夠。本文擬就既有研究相對忽略的這一方面內容加以闡釋，以揭示此次民調的深層內涵與意義。

(一)“國民黨系”(30)眾多要員成為各界矚目的國家“柱石”

如表1、表2所示，在兩個層次的入圍“柱石”中，“國民黨系”人物得票與排名明顯靠前，社會認同度最高。該黨入圍“柱石十人”者有蔡元培、汪精衛、蔣介石、吳稚暉、王寵惠、李烈鈞、于右任、徐謙等8人。蔡元培以其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的兼容並包改革，以及對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得到作為投票主體的青年學生擁護，他位列“柱石10人”之首，自屬眾望所歸。汪精衛入圍“柱石十人”，排名第二，與他曾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入獄，獲反清革命“烈士”的口碑有關，也與他此時展示的激進左翼面目有關。由於標榜繼承孫中山遺志，思想激進，汪成為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的奉行者和“左派”領袖，聲名遠播。孫中山去世不久舉行廣州國民政府主席選舉，參與投票的汪以全票當選，雖留下“自己選自己”(31)的笑談，亦可見其在國民黨內的認同度。除了蔡、汪二人，進入“柱石十人”的國民黨人還有徐謙。與汪一樣，徐也是國民黨“左派”成員，曾任國民黨北京分部主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參與領導北京國民會議運動，1925年7月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3·18事件”後徐謙與李大釗一起被臨時執政府通緝。激進的思想政治主張和鮮明的個性是他能入選“柱石十人”的重要原因。(32)

與汪、徐同屬國民黨“左派”的何香凝、宋慶齡、顧孟餘則進入“柱石外的柱石”，兩類“柱石”中國民黨“左派”共5人。被視為“右派”的國民黨要員戴季陶、胡漢民、馬君武、吳稚暉、李石曾、孫科6人也入選此類“柱石”。除了左、右兩派要員，還有一些重要的左右立場不甚分明的“國民黨系”重要人物入圍“柱石外之柱石”，包括唐紹儀、譚延闿、黃郛、易培基、王寵惠、王正廷、伍朝樞、何遂8人。(33)分類以觀，在入圍“柱石十人”的名單中，蔡元培、汪精衛、蔣介石、王寵惠4人分別佔據政治、文化、軍事、外交四大門類第一名，位置十分顯赫。

在入圍各類“柱石”的“國民黨系”人物中，軍政實力派的社會認同度變化值得關注。其中蔣介石的認同度變化最為明顯。1922年底《密勒氏評論報》舉辦“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民調時，蔣介石僅得4票，在得票4票以上的171位“大人物”中處墊底位置。(34)然而時隔4年，蔣介石的地位與聲望急劇上升。在此次民調中蔣得到456票，進入“柱石十人”之列，排名第三，僅次於蔡元培和汪精衛。在軍事類“柱石”中，蔣介石位列榜首。蔣地位上升的原因在於通過主持黃埔軍校，發展軍事實力，在政治上他騎牆中立，意存觀望，後來被指斥的“新右派”立場此時尚未顯露，故不少國人對之抱有希望。一些投票人稱贊他是“有主義的極端實行家”(35)，認為“他的黨軍制可救國”(36)。孫伏園在調查結果公佈時曾撰文介紹蔣，稱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就是幹，就是認真幹”，孫特別強調指出：

認真肯幹是他的好處。他的毛病，也就在這兒，就是剛愎，就是把持。以前是這樣，但我後來看見他，已有些不然了。總之，軍事上，他是大有希望的一個人。(37)

孫伏園甚至將蔣介石與托洛茨基相提並論，認為他們“性情也有些相同”(38)。孫氏評價，並非過譽。不過孫的評論也有局限，他只提到軍事而未言及其他。蔣介石能引領北伐取得成功，結束軍閥割據局面，成為中國最高權勢人物且維持二十餘年，洵非偶然，也決非單純依靠軍政手段運作，一段時間內的民意所向，應為更重要的社會心理成因。“新中國柱石十人”的調查數據，清楚說明了這一點。

除了蔣介石，譚延闿得到的認同也值得關注。譚延闿在此次民調中得63票，總排名25，在軍事人物類排名第七，票數與排位在69位入選者中居中上位置。譚在1912年被袁世凱任命為湖南都督，1918年在桂系軍閥陸榮廷支持下再任湖南都督，曾被視為地方軍閥。1923年譚氏轉而追隨孫中山，成為國民黨內少數幾個“疆吏”級別(擁有省級地盤)的實力派軍政人物。之後譚歷任大元帥大本營內政、建設部長，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39)他能轉變立場，成為孫中山及國民革命強有力的支持者，是孫中山人格魅力及國民革命感召的結果，也是他能入圍“柱石外的柱石”的原因，而他的加盟，無疑壯大了國民黨及其“黨軍”的聲勢與社會影響。

(二)加入國民黨後中共領袖的社會認同度提高

中共成立初期人數甚少，處於秘密活動狀態，缺乏社會認知，認同度自然不高。從1924年國民黨“一大”開始，在共產國際和蘇聯指導下，國民黨實施“聯俄容共”政策，部分中共領袖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左派”之一員，投身於國民革命。雖然1926年初，國民黨左、右分化明顯，“新右派”憑藉擁有的軍事實力開始防範中共，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人在國民黨內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擠，但因積極宣傳“反帝”“反軍閥”政治主張，其社會影響仍得以提升。從調查結果看，陳獨秀入圍“柱石十人”名單，排名第七，李大釗、惲代英、劉清揚、譚平山、陳啟修、于樹德、邵飄萍(40)等7人進入“柱石外的柱石”，兩類“柱石”共有8位中共黨人，占總入選人數的12.0%，入選率僅次於國民黨，在同時期各黨派中位列第二。儘管黨派身份處於秘密狀況，投票人不一定知曉其中共黨人身份，但其思想政治主張及言論行動卻廣為人知。他們入選“新中國柱石”，說明在“大革命”高潮即將興起時期，因加入國民黨並致力於國民革命，中共的思想政治主張已逐漸為人知曉，其影響及社會認同度開始突破建黨初期秘密活動所能達到的時空範圍。

(三)國民軍軍政人物聯袂入圍“新中國柱石”

此次調查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國民軍系列的軍政人物大量入圍“新中國柱石”。馮玉祥進入“柱石十人”，國民軍要員進入“柱石外的柱石”者有薛篤弼、岳維峻、孫嶽(41)、張之江4人，合之國民軍系列共5人進入“新中國柱石”，在全部69位“柱石”人物中占比7.25%。作為單一的軍政團體，這是較高的占比。(42)

在國民軍頭面人物中，馮玉祥的得票及排名值得關注。從表1可見，馮在此次選舉中得票352.3張，在“柱石十人”中排名第五，位列王寵惠、陳獨秀、李烈鈞、于右任、徐謙之前，得票率為44.54%，十分顯眼。

馮玉祥在民眾心中的地位曾經歷較大起落。北京政變後，尤其是在國、奉矛盾凸顯後，馮遭到奉張排擠，吳佩孚東山再起也對馮構成壓力，使其逐漸邊緣化，其在國人認知中的地位已大幅度降低。(43)國民革命興起後，馮玉祥逐漸脫離直系軍閥窠臼，將麾下各部改造成“國民軍”，政治上接近國民黨，外交上向蘇俄靠近，雖失去部分固執傳統觀念者的投票，卻贏得左翼知識分子尤其是思變心切的青年學生的認同。他能入圍“柱石十人”，與其因時轉移，追隨國民革命潮流，脫離舊軍閥窠臼，改建國民軍，思想政治主張逐漸靠近國民黨與蘇俄，並貌似有基督教信仰，顯得“西化”和“開明”有關。

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孫中山、張作霖、盧永祥組成反直“三角同盟”。國民黨人徐謙、鈕永鍵、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常與馮玉祥聯繫，勸其聯合奉、皖，推翻直系軍閥。對此，馮積極回應，竭力訓練部隊以加強軍事力量，並與北方將領孫嶽、胡景翼等秘密聯盟，決心倒戈。1924年的北京政變，很大程度上是馮玉祥與國民黨共謀實施。

在思想觀念上，馮積極向國民黨靠近。馮玉祥1926年訪俄期間，曾於6月17日致函蔣介石、譚延闿，表示：“救國之方惟有遵照總理中山先生遺訓，從事於國民革命。”(44)曾在國民軍供職的軍事顧問普里馬科夫指出：“(國民軍)與國民黨達成協議，並宣佈革命綱領，會使馮玉祥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會大大加強國民軍的政治地位。”在組織上，馮玉祥極力容納國民黨人。1925年8月，馮玉祥開辦“培訓大學生的學校”，召集了大約1000名大學生。這是一些滿腔熱情的青年，“他們當中有180名國民黨員，多數是左派”(45)。最能說明馮玉祥政治轉變的是五原誓師。1924年9月17日，國民軍在五原舉行誓師授旗典禮，宣佈成立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馮玉祥就任聯軍總司令。全體國民軍官兵參加了此次典禮，隆重舉行易旗儀式，將“五色旗”更換為“青天白日旗”。馮玉祥當場宣佈：為表明國民軍忠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決心出師北伐，國民軍全體將士加入中國國民黨(46)。

國民黨“黨化”教育的特色很快體現在國民軍官兵的儀容上：每個官兵的右臂衣袖上，均佩戴印有青天白日章的布條；馮玉祥為國民軍設計的八角帽，也配有青天白日徽章。(47)

對馮玉祥政治立場的轉變，吳佩孚有敏銳的觀察。1925年12月31日，吳佩孚通電表示結束討奉。次年1月5日，吳與張作霖達成協議，借用時人將馮玉祥及其領導的國民軍與廣州國民政府視為“南北二赤”(48)的政治定位，宣佈共同“討赤”。布勃諾夫說，馮玉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國民革命運動的思想……這是無可爭辯的”(49)。

馮玉祥及其部將轉變政治立場，脫離軍閥窠臼，向國、共兩黨靠近，參與國民革命，得到較大社會認同，是其入圍“新中國柱石”的重要原因。

(四)“軍閥”分化與“新軍閥”入圍“柱石”

與國民黨及親國民黨系的國民軍頭面人物聯袂入圍“柱石”不同，曾被國人寄予希望的“軍閥”在國人認知中呈分化狀態。此時，“舊軍閥”中多數人開始失卻民心，第二代軍人即所謂“新軍閥”興起並得到一定的社會認同。

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前，直系軍人通過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先後打敗控制中央政權的皖系和雄踞東北的奉系，內政上宣佈恢復“法統”，重開國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外交上實踐“聯美制日”路線，得到部分知識分子的擁護和社會認同，因而在早期中國的民意調查中，民意支持度較高。有研究表明，儘管良莠不齊，有不少禍國殃民的軍人混跡其間，“軍閥”在多次民調中的平均得票率仍然達到29.20%。在近乎“海選”的民調中，這是較高的得票率。(50)

然而，在“大革命”勃然興起，“反帝反軍閥”呼聲高漲的新語境下，曹錕、張宗昌一類“舊軍閥”漸失民心。一些新的或“亦新亦舊”的軍政人物因擁有一定社會心理支持，未被列入應打倒的“軍閥”之列。(51)

其中吳佩孚最為典型。如前所述，儘管被孫伏園在調查“啟事”中近乎點名指斥為“軍閥”，稱其政治軍事上的所作所為讓國人失望，應遭民眾拋棄，儘管經歷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失敗，其力量已嚴重削弱，甚至到了寄人籬下、依託其他軍閥以謀生存的艱難地步，在此次評選中，吳佩孚仍然得到166票，得票率20.99%，排名第11位。雖未進入前十，擁躉仍復不少，被認為有“民主”觀念與“愛國”意識，“可以號召”一部分人。(52)可見儘管遭遇戰爭失敗，吳佩孚的社會影響猶在。

段祺瑞進入“柱石”行列則與其“三造共和”名聲所造成的“新派”印象有關，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段與孫中山聯手對抗直系，同國民黨有所交集，與“舊軍閥”有別。張作霖父子入圍“柱石外的柱石”(53)或有爭議。以往都認為張作霖只是一介武夫，是舊軍閥，張學良不過紈絝子弟，其實張氏父子也有“新”的一面。他們能入圍，與其在東北的改革成效有關。在直奉戰後國家重建過程中，有不少人看好張作霖，希望他“以其真正救國之廢督裁兵主張，本身作則，成就和平統一事業”；“中年以前，作世界第一仗義之軍人，中年以後，作世界第一造福之救主”。父既如此，子亦被寄希望。(54)張氏父子之外，被視為“軍閥”進入軍事類“柱石”前10名的還有孫傳芳。孫在控制江浙期間實施“大上海計畫”，得到包括丁文江在內的一幫知識分子擁戴。加上閻錫山，進入軍事類“柱石十人”之列的“軍閥”共有6人。在“打倒軍閥”已成時代“話語”(discourse)的背景下，這些人能被視為“新中國柱石”，可見在部分時人眼中，其身份認同開始發生變化，已不盡是傳統意義的“軍閥”。但因新舊分化，“新軍閥”人數不多，其中一部分(如閻錫山，1927年擔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有接近國民黨系的傾向，分散了這一群體的社會認同度和影響。

根據以上分析，並參照《京報副刊》公佈的69位“柱石”名單，可對入圍新中國“柱石”的重要人物的黨派背景作出歸納總結。請看表3。

上列名單與統計數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國民黨與親國民黨人物的數量與比例。表中“國民黨系”入圍者為23人，益以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8人共31人。若把政治上傾向共產黨且稍後入黨的郭沫若也計算在內，則國民黨入圍人數達32人。若再把與此次民調舉辦幾乎同時宣佈“全體加入國民黨”的國民軍5位入圍將領計入，則國民黨系及親國民黨的人數將達到37人(55)，占總入圍人數69人的53.6%，超過總數之半。至於國民軍，其最高統領馮玉祥不僅“親國”，而且“親共”，在蘇聯考察期間率先加入國民黨，不久又宣佈國民軍全體加入國民黨(先後加入)。郭沫若在此次調查舉辦時雖未見加入黨派，但政治上傾向國、共兩黨，北伐初期曾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是國民黨倚重的要員。1927年國共分裂後郭加入中共，其“左翼”政黨的身份認同十分明顯。邵飄萍1925年經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與國民黨“左派”保持密切聯繫。而秉持“無黨”立場的胡適，此時對國民黨也寄予莫大的政治期望(詳後)。

在國民黨系“柱石”中，王寵惠、王正廷、伍朝樞、黃郛屬外交界的重量級人物。(56)4人均有同盟會或國民黨背景，能聯袂入圍“柱石”，格外引人矚目。眾所周知，直系控制北京政權、顧維鈞主持外交時期，中國外交界曾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職業化”傾向，外交家標榜政治中立，認為“將國內政治與對外關係混為一談，直是中國的災難之源”(57)。在此背景下，講求政治立場的國民黨系外交家相對邊緣。中蘇建交談判中具有“南方身份”的王正廷被顧維鈞排擠出局，可以說明這一點。然而時移勢易，此次民調，國民黨系10票以上入選者佔外交類“柱石”之半，顯示國民黨系在外交認同上已逐漸爭回地位。這與國內政治的認同變化形成呼應，極大增強了國民黨及親國民黨派系的社會影響。

要之，“國民黨系”在此次“選舉”中的入選人數和比例，超過任何其他單一派系，可謂大獲全勝。這一投票結果展示的社會認同揭示了中國政治文化之新舊及南北關係的新態勢。國民黨系及親該黨系之軍政人物在此次民調中的超常得票數與排名，說明南北新舊勢異過程中“南派”及“新派”勢力的社會認同度正迅速擴大。

“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58)。與政治、軍事、外交的認同變化相表裏，在文化教育領域，調查反映的社會心理與認同變化也異常明顯，而文教領域的認同變化，對反映北伐前夕的民意更具根本性。調查結果顯示，蔡元培入圍“柱石十人”，加上入圍“柱石外的柱石”的18人(59)，文化教育界共19人，占兩類柱石總人數69人的27.5%(與前述黨派入選者分類略有交叉)。值得注意的是，這19人幾乎全是新文化和現代教育的推進者，儘管其中可以區分出急進與緩進。這一投票結果，說明經過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洗禮，國人的思想文化認同已發生巨大變化，教育領域也基本形成新派擁躉門庭若市，傳統一派卻已呈秋蟬難鳴的悲涼局面。而文教領域的變化，從社會心理根基上顛覆了國人對現實政治的認知。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實業界入選“柱石”的情況。如表所示，實業界無人入選“柱石十人”，只有張謇一人以32票入圍“柱石外的柱石”名單，不僅得票少，排名也僅居中，在69位被選舉人中居第32位。近代以來，國人一反“重農抑商”觀念，提出“商戰”主張，不少人都有“實業救國”觀念，工商業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重視，此次票選的結果不免讓人感到意外。這一投票結果，大概是投票人受到現實政治“黑化”(60)的刺激，希望以激進的政治、軍事與“新文化”手段挽回局面，認為工商界以“實業救國”雖甚重要，但過於迂闊，緩不濟急，難以改變現實。

至於被今人視為“半邊天”、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女性，進入前69人名單者共3人，排列女性第一的是何香凝，得29票，總排名35位。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中共黨人、張申府的妻子劉清揚排列第二，得18票，總排名51位。宋慶齡居於其後，得15票，總排名第56位。入選人數占入選總數69人的4.3%，而男性入選人數占95.7%，三人得票率分別占總投票數791票的3.66%、2.27%、1.90%。在69位入選者當中分別排名35、51和56位。女性的得票及排名與女性人數的強烈反差，折射出國人認識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性別偏見，即便到了1920年代中期，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仍無大的改變。

三、作弊質疑與調查結論之可信度分析

《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結果披露後，得到眾多好評，但也出現一些異樣發聲。部分輿論隱約透露出對此次民調被黨派收買，成為其政治宣傳工具的擔憂。投票人高佩琅就對該報發佈的投票結果提出質疑，指出：

舉行測驗的人，發現測驗的結果和己意大相反背，或對於己派己黨的聲威，沒有什麼光彩，使密不發表(如某大學的民意測驗即是一例)，或於事先加以種種暗示，以便作有利於己黨、己派之宣傳，那便是失掉了民意測驗的真意，一種無聊的勾當而已。(61)

高佩琅此話含蓄，所言“某大學”民調作弊或指北大25周年校慶期間的民調受具有左翼政治傾向的學生會控制(62)，並以此借喻，暗示《京報副刊》民調也有類似情況發生。這就把此次民調的可信度問題提了出來。

究竟《京報副刊》民調是否受黨派關係作用出現舞弊情節？我們不妨先對主持人孫伏園的身份與政治背景做一番考察，以窺此次民調有無受黨派因素影響的可能。

如前所述，“新中國柱石十人”的主辦人是孫伏園，當是之時，希望通過“大革命”建立“新中國”的政黨是國、共兩黨。此次民調以選舉“新中國柱石”為主旨，提示主持人與國、共兩黨可能存在某種思想政治關係。然而迄今為止，研究者並未看到孫伏園以國民黨或共產黨人身份活動的歷史記錄。(63)

無需諱言，孫在主持“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前後較長時間內與國民黨左派及中共黨人均聯繫密切，其思想主張明顯帶有激進甚至革命的色彩。1917年孫伏園經陳獨秀介紹就讀北大，受到陳獨秀革命思想影響。孫與中共另一早期領袖李大釗也關係密切。他在〈三十年前副刊回憶〉中說，《晨報》第七版“消閒”欄目刊登嚴正文字是從李大釗開始，李在擔任主編期間曾利用該版面介紹馬克思學說。之後孫伏園與前任主編張梓芳一樣，都“沿著李先生的傳統”編輯該欄目，把消閒的文字“全部肅清”(64)。不僅如此，孫與中共重要領袖陳毅也維持了數十年的友誼。(65)正如其女華靜所言：“父親一生未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卻與許多著名共產黨人保持著深厚的友情。”(66)

受中共政治家、思想家影響，孫擔任《晨報副刊》主編期間，曾出版“馬克思紀念專號”與“俄國革命紀念專號”，發表若干宣傳社會主義的文章。

1926年“3·18事變”後，孫伏園頂住壓力，刊登魯迅的〈如此“討赤”〉一文，對魯迅反對軍閥政府“討赤”示以支持。(67)4月26日，《京報》總編邵飄萍因“宣傳赤化”遭軍閥政府逮捕槍決，孫伏園亦是被通緝者之一。(68)之後孫與魯迅一起從北京前往廈門大學避禍，不久離開廈門前往廣東，參加北伐。(69)1927年11月底，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次年2月，顧孟餘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旋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宣傳部長，孫伏園應邀赴漢，出任《中央日報》副刊總編。上任不久，孫就在副刊刊發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鼓動農民革命。此外，孫伏園還在《京報副刊》刊登周穀城的〈農民運動的新策略〉、沈雁冰的〈最近蘇聯的工業與農業〉、郭沫若的〈脫離蔣介石以後〉等文。1927年12月5日，《貢獻》雜誌創刊，孫伏園為之傾盡全力。除刊載大量隨筆、散文外，還利用《貢獻》刊載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系列政治性論文(70)，並親自撰寫〈五一紀念與李守常先生〉，發出“為李守常報仇去”的呼喊(71)。

孫伏園親自撰寫的徵求“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的“啟事”，清楚表露出他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統治下現實政治的不滿，以及舉辦此次民調的用意。孫揭露的帝國主義的危害本文開篇已引用，茲不贅述。關於軍閥政治，孫伏園在啟示中寫道：

看近數年來的中國大勢，個人的事業真是靠不住極了，大多數人給他的聲譽也真是靠不住極了。民八的時候，一個軍閥初次興起，學生們以為可以託付新中國建造的重任了，因而有許多丟了書本往洛陽從軍去的。民國十二三(年)的時候，被北京昏暗的政治一映帶，有人以為某某軍閥尚可與有為了。連孫中山先生這樣的老手，也想叫他們共負新中國建設的重任，遂不惜與仇人把臂。(72)

孫伏園提及但未道其姓名的“軍閥”應是當時駐扎洛陽的吳佩孚。吳氏認同民主政制，故主張恢復法統、召開國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是“軍閥”中的開明人士。連吳佩孚也靠不住，其他軍閥在孫伏園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事實表明，北伐前後，在主持《京報副刊》期間，孫伏園已對國民革命表現出明確的認同，與推動國民革命的國、共兩黨要員關係密切，並在南下之後實際投入國民革命。由於國民革命之目的是要建立不同於軍閥統治下“舊中國”的新國家，孫伏園利用《京報副刊》舉辦“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主觀上不能說沒有配合國民革命的動機，客觀上也已產生聲援旨在“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的實際效果。

然而，主辦人對“國民革命”及推進這場革命的國共兩黨的認同、對舊軍閥的厭棄並不能作為所主持的民調已受其認同干擾因而不可盡信的證據。

首先，迄今為止尚無任何切實證據證明此次民調受到黨派因素直接操控干擾，出現作弊現象。其次，從調查過程中主持人的表現看，儘管存在各種不同意見，《京報》同仁基本堅持民調主持者應該秉持的客觀中立立場。這從《京報副刊》在刊登眾多支持此次民調的意見的同時，也刊登不少反對者的聲音可以得到證明。就連指責投票時有人作弊的高佩琅給孫伏園的信函，孫也予以刊登，並做出具有一定說服力的答覆，自證了民調主持人秉持的客觀公正調查立場。

至於高佩琅的作弊指控，如果站在嚴肅的中立立場審視，亦多少帶有“莫須有”性質，不能輕易采信。原因很明白，此次民調全過程中，除了高佩琅一人，並無其他人提出同樣質疑，因而高氏提出的問題只能存疑，有待其他證據證實或證偽。不僅如此，高氏本人在質疑時，也未提供直接證據，甚至連被其指控作弊的“某大學”究竟是哪個大學也未明說，給人以故弄玄虛、捕風捉影的感覺。退一步言，即便所言不虛，受到指控的“某大學”共有多少人參與投票，這類被指控為“作弊”的選票(如果有的話)占全部投票的多大比例，也語焉不詳。因而高的質疑，很難作為此次民調有作弊行為的有效證據。

真正對調查結論可信度產生影響的是此次民調的參與人數和調查方法。

就參與人數分析，“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主持者預期甚高，隨報發出20萬張“選票”，希望各界廣泛參與，實際投票者卻不到千人。不僅如此，投票者基本局限在知識階層範圍，調查樣本的絕對數量及社會覆蓋面不廣，代表性嚴重不足。1940年代的一項研究指出：以100人作調查對象，調查結果可能有15%的錯誤率；以900人作對象，錯誤率為5%；以10000人為對象，錯誤率為1.5%，10000人以上錯誤減少會變得非常有限。因此從調查技術上講，“最好的欲探知普遍民意測驗的‘樣品’應在1500與6000之間”(73)。美國學者Benard C.Hennessy注意到：“讓1000個人來代替100萬人的意見，其所能反映出來的可能性，是值得我們擔心的。”(74)“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實際參與人數不足1000，收回的有效票僅791張。由於數量少，調查結論誤差必大，這是研究者應當注意的問題。

對此次民調的缺陷，主持人也有某種程度的認知，孫伏園曾表示：“我們現在說話只是對著智識階級，能投票的又何莫非智識階級，即使絲毫沒有弊，何嘗能算是全國人人的意見呢？”(75)孫伏園很坦誠，他以個中人的身份，道明了此次民調缺乏廣泛代表性的局限。

除了參與人數少，在方法上，此次民調與同期其他多數民調一樣，均屬特定時空範圍內針對特定人群的調查，所用方法屬初級階段民調的選樣法，即“簡便抽樣法”(simple sampling)，具體做法是從所欲了解的全體社會成員中任意抽取一部分成員作為“樣本”進行調查，這種方法十分落後，被譏為“老式假投票”(76)。其最大缺陷是，在選擇調查對象時不可避免參與主觀因素作用，不是隨機抽樣調查(random sample)，得出的結論很難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就調查主辦者分析，“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由具有南方政治傾向的《京報副刊》主辦，雖未見受到所認同的黨派政治的直接操控和影響，也不宜采信僅係“孤證”的作弊指責，但主持者偏離價值中立立場，自覺不自覺以主觀意志影响調查，恐亦難免。

儘管如此，此次民調仍然具有一定可信度。眾所周知，與此次民調大致同時，國內還有不少民調。如“北大25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驗”和北高師1922年11月舉辦的“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77)，所得調查結論，可與《京報副刊》的調查相互印證，說明其調查結論並非歷史研究者忌諱的“孤證”。此外，當時留下的反映民心向背變化的歷史文獻汗牛充棟。對照同期眾多文獻反映的歷史事實，可以認為，《京報副刊》“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雖有缺陷，其中一些重要調查數據及據此得出的結論，仍然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對研究北伐前夕的社會心理與政治認同變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結論

被稱為“大革命”的國民革命軍事北伐前夕，中國正處於急劇動盪變化的歷史時刻。國家向何處去，未來國運如何，備受國人關注。

此時，中國南北軍政勢力及社會文化均處於新舊嬗變之中。曾經被國人看好、甚至一度被寄予建設“好人政府”希望的直系軍人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失敗後逐漸衰頹，以“北洋”相標榜的軍閥開始失卻人心。直奉戰爭期間，吳佩孚試圖以“北洋正統”號召天下，陳叔通斥以“根本謬誤”(78)。戰後楊蔭杭分析指出：“北洋正統”在今日已不是讓人敬畏的名詞，而敗落成詆毀性的“醜語”；他強調：“今日果能覺悟，自當絕口不談‘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餘臭，乃可與民更始……若猶以‘北洋’二字為號召，國人將掩耳而走矣。”(79)可見時人對北洋認知的變化。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南方反北洋的軍政勢力的認同度則大幅上升。如上文所示，入圍“新中國柱石”的國民黨系軍政人物(含加入國民黨的各黨派軍政首領)達37人，占總入圍人數69人的53.6%，超過總數之半。加上此時雖無黨派標籤但在政治上多少“親國民黨”的人物，數量已接近40人，占比達58.0%。這一數據反映了中國政治及軍事現狀的南北勢易，揭示出北方軍閥統治日漸式微和南方革命勢力如日東升及與之對應的社會心理變化。

與政治領域潛在的社會心理變化關聯的是文化教育領域裏的認同變化。如前所述，該領域入圍兩類“柱石”者近20人，這些人幾乎全是新文化和現代教育的推進者(其中個別人新舊參半但也相對偏新)，說明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先後洗禮，國人的思想文化認同已發生巨變。新文化思想家擁躉甚多，傳統一派已成明日黃花、光鮮不再。關鍵在於，文化教育領域的認同變化與政治軍事領域的新認同形成心理共振(resonance)與認知耦合(coupling)，極大增強了被視為新思想文化和新政治代表的國、共兩黨推進的國民革命的社會心理認同度。國民黨正是依託變化中的社會心理，通過改組，設法“容共”，並通過調整對外關係獲得蘇聯援助，為即將興起的“大革命”奠定了堅實基礎。

戰爭是人力與人心的對比。戰爭雖系“詭道”(80)，講究謀略，充滿軍事、政治、經濟實力對抗和兵家智慧比拼，但根本須以民心向背為轉移。民眾擁戴，所向無敵，所謂“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81)，清楚說明了這個道理。若論實力，支撐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軍事與經濟實力並不強於北方軍閥，甚至很難抗衡東邊的孫傳芳；相較奉張，更形遜色。國民革命軍能以弱勝強，係因所揭櫫的“反帝反軍閥”現實目標及宣傳的“三民主義”政治理想贏得民心。胡適說：“民十五六年之間，全國大多數人心的傾向中國國民黨，真是六七十年來所沒有的新氣象。”(82)胡適在此次“選舉”中入圍“柱石”，他判斷此時“全國大多數人心”都傾向國民黨，並說這是幾十年來沒有的“新氣象”，表明他與多數國人一樣也認同國民黨。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能取得成功，“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揭示的日益強大的社會心理变化，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至於這一變化對中國歷史的後來發展意味著什麼，研究者基於對歷史的“後見之明”，自可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與認知，不必強求同一。

注释：

①學界有關中國近代民調的論著不少，專題研究此次民調的僅見項旋：〈1926年《京報副刊》“新中國柱石十人”民意測驗探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24—137頁。此外，相對重要的相關成果有：拙文〈中國首次民意調查考〉，《社會科學戰線》2021年第3期，第124—135頁；〈密勒氏報“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問卷調查分析〉，《歷史研究》2002年3期，第65—75頁；〈軍閥形象與軍閥政治癥結：基於北洋時期問卷調查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40—66頁；〈民國大選期間的總統“草選舉”〉，《南開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第95—108頁；〈近代國人對蘇俄的認知及其變化：基於民意調查的分析〉，《四川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第54—77頁。楊程：《黨意還是民意：上海《民國日報》上的民意檢驗(1928-1932)》(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楊勉：〈近代中國民意調查論略〉，《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第143—157頁；〈民意調查與近代中國校園文化〉，《西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第212—226頁；〈民國時期的官辦民意調查〉，《經濟與社會評論》2022年第3期，第45—63页，均有參考價值。但既有論著對“新中國柱石十人”民調研究尚不充分，內涵揭示不到位，尤其對當時尚屬“革命”陣營且與中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社會認同程度認知不夠，故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②伏園：〈1926新年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74號，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頁。

③伏園：〈投票啟事〉，《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78號，1926年1月8日，第1版，第1頁。

④伏園：〈1926新年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74號，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頁。

⑤伏園：〈吐露一點消息〉，《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3號，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頁。按：下一自然段資料同此出處。

⑥伏園：〈消息再吐露〉，《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6號，1926年1月26日，第7版，第183頁。

⑦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選這班人〉，《京報副刊》第404號(合订本)，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頁。

⑧岑克明：〈本著良心觀察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12號，1926年2月11日，第8版，第88頁。

⑨伏園：〈吐露一點消息〉，《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3號，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頁。

⑩伏園：〈新中國柱石十人——兩個月徵求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頁。

(11)伏園：〈1926新年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74號，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頁；孫伏園：〈新中國柱石十人——兩個月徵求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頁。

(12)高佩琅：〈發表投票的疑問〉，《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7號，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48頁。

(13)高佩琅：〈中國的個半男性的男子〉，《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16號，1926年2月20日，第7版，第119頁。

(14)張申府：〈終於投一票〉，《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11號，1926年2月10日，第6版，第78頁。

(15)主持人期待讀者踴躍投票，在延期聲明中指出：“在一月中，報紙上登著的票紙數達二十餘萬，而收到的，令人失望也令人滿意，卻還不到五百票……京外投票者還只是近畿的各省。”孫伏園：〈截止日期聲明不截止〉，《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1號，1926年1月31日，第8版，第120頁。

(16)在投票人不甚懂得“選舉”規則的環境條件下，20%的廢票率是比較正常的。例如，北京高等師範民意測驗共收到931張選票，其中廢票有179張，占19.23%，非常接近20%的廢票率。參見〈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1月14日，第1版；〈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續)〉，《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1月15日，第2—3版。

(17)楊果真：〈我們要不要學盛京時報？〉一文之孫伏園按語，《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8號，1926年1月28日，第8版，第200頁。

(18)參見楊天宏：〈密勒氏報“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問卷調查分析〉，《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1頁。

(19)伏園：〈新中國柱石十人——兩個月徵求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頁。

(20)對未列入“柱石外的柱石”即得票少於10票者，副刊編輯部有簡單交代，指出得9票者有3人，得8票者10人，7票者1人，6票者9人，5票者9人，4票者13人，3票者20人，2票者50人，1票者177人。對得票9票以下者，均未羅列姓氏。詳見〈柱石外的柱石〉，《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9號，1926年3月4日，第8版，第120頁。

(21)所作損益，主要是將項旋文中“文教類”的吳稚暉、陳獨秀、李石曾、李大釗歸入政治類，並對各類入表人物做了不超過10人的限制，原因在於位列各類第10名之後者影響相對較小。另外，考慮到人物歸屬或有交叉，一些人可能跨類，本文以較能反映調查時段入選人主要思想行為特徵的職業或言行作判斷根據。如陳獨秀和李大釗既積極參與政治，又從事文化教育。但二人此時更重要的身份為中共領袖，主要作用和影響在政治領域，故置於政治類。再如梁啟超、章太炎，曾深度參與政治，是政治家、思想家，但此時已很少參與政治，一心從事文化教育，故歸入文教類。蔡元培在國民黨“二大”經孫中山提名，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人的身份認同使他不可能完全規避政治，但1916-1927年間，他斷續擔任北大校長，主要執掌是北大校務，故將其列入文教類。其他人的歸類也有類似情況，不一一列舉。再則，項文在羅列入選人情況時，將何香凝、劉清揚、宋慶齡3人列入“女界”，與政治、軍事、外交、文教、工商類並列，因其分類不倫，本文刪去表中“女界”類，而以文字論列。

(22)伏園：〈柱石外的柱石〉，《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9號，1926年3月15日，第8版，第120頁；伏園：〈新中國柱石十人——兩個月徵求的結果〉，《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頁；

(23)〈柱石外的柱石〉，《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9號，1926年3月4日，第8版，第120頁。

(24)在報刊中公開披露署名者投票理由的方式，在民國時期的民調中並不常見。例如，1922年《密勒氏評論報》的“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問卷調查的規則之一就是“投票人之姓名無庸署於選票中，但可附一署名信函說明選舉某人之理由，主持人將嚴守秘密，不公開署名信劄。"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Formerly Millard's Review,Shanghai,October 14,1922,p.239.

(25)伏園：〈吐露一點消息〉，《京報副刊》(合订本)第393號，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頁。

(26)伏園：〈瞧瞧人家選的什麼？〉，《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2號，1926年2月1日，第8版，第17頁。

(27)第439票的投票的分類與18號不同，聲明系按韋青雲《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一文中提出的辦法，將票選人物分為外交、財政、軍政、教育、內務、司法、交通、農林、工業和商業10類。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選這班人〉，《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4號，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頁。

(28)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這樣選(三)〉，《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5號，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頁。

(29)項旋：〈1926年《京報副刊》“新中國柱石十人”民意測驗探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32—135頁。

(30)本文所謂“國民黨系”，包括同盟會、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三個雖呈階段性區別但組織系統及政治傾向有一定承續關係且都具有某種“革命性”的政黨統系。文中涉及到的軍政人物不一定在國民黨系發展的三個階段均列名，其中一些人僅參加同盟會，一些人僅參加國民黨，一些人僅參加中國國民黨，但也不乏三個階段均列名其中者。

(31)鄒魯：《回顧錄》，沈雲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輯第665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67—168頁。

(32)劉國銘：《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下)，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第1954頁。

(33)唐紹儀，1912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南下護法，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譚延闿，1924年國民黨“一大”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易培基，同盟會員，1924年擔任孫中山駐北京全權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于樹德，同盟會員，1922年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共。何遂，同盟會員，北京政變後創建國民聯軍，歡迎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外交類的“柱石”王正廷、王寵惠、伍朝樞、黃郛等人均係“同盟會—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一系的重要人物。詳後。

(34)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Formerly Millard's Review,Shanghai,October 21,1922,p.261.

(35)孫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這樣選(三)〉，《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5號，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頁。

(36)孫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選這班人〉，《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04號，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頁。

(37)孫伏園：〈蔣介石先生〉，《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5號，1926年3月11日，第6版，第84頁。

(38)同上。

(39)1924年國民黨“一大”時譚延闿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同年9月任建國軍北伐總司令。國民黨“二大”時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後任武漢國民政府中央政治局委員會主席。可見譚已脫離舊軍閥窠臼。

(40)邵飄萍出現在“柱石外的柱石”名單中，總排名64，類排名在10之後，于树德也未进入分类柱石前10，本文表2僅收錄每類前10名，故無其名。詳見伏園：〈柱石外的柱石〉，《京報副刊》(合订本)第439號，1926年3月15日，第8版，第120頁。

(41)孫嶽1907年入同盟會，未見入國民黨，但與中共有接觸，吳光新在與馮玉祥等人聚會時公開說：“孫嶽是個共產黨，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他！”馮玉祥：《我的生活》，長沙：嶽麓書社，1999年，第382頁。

(42)[蘇]A.B.勃拉戈達托夫：《中國革命紀事》，李輝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第71頁。

(43)澳大利亞人菲茨傑拉爾德在北京曾親眼目睹的一件事，可證此點。他說北京政變後不久，一位警員在街頭抓到一個小偷，將其捆綁，並按當地習俗讓被盜人痛罵小偷，以發洩心中憤怒。被盜者最初用不堪入耳的髒話破口大罵，但圍觀路人都覺得不過癮，無人喝彩。被盜人突然改變罵法，提高嗓門道：“你這個傢伙，你，簡直就像馮玉祥！”話音剛落，“罵得好！罵得好！”喝彩聲頓時響成一片。圍觀者之所以喝彩，是因為按照傳統觀念，背叛主子是一種有違道德的卑劣行徑。[澳]CP菲茨傑拉爾德：《為什麼去中國：1923-1950年在中國的回憶》，郇忠、李堯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77—78頁。

(4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馮玉祥給蔣介石、譚延闿的信》(1926年6月17日)，來新夏等編：《北洋軍閥史》下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11頁。

(45)[蘇]維·馬·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劄記(1925-1926)》，曾憲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2年，第104頁。

(46)[蘇]維·馬·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劄記(1925-1926)》，第158頁。

(47)簡又文：《馮玉祥傳》，見彭明哲主編：《傳記文學書系》，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第220頁。

(48)非赤：〈最近時局變化及其關係人物之推測〉，《孤軍》第3卷第6期，1925年11月，第2—6頁。

(49)[蘇]亞·伊·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331頁。

(50)值得注意的是，北洋中期以前的民調均以讀書人為主要調查對象。傳統中國文武暌隔，“文人”最看不起“武夫”，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W.Pye)在分析《密勒氏評論報》民調時注意到，此次民調投票者主要是學生和商人，他認為：“這一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軍的，若是調查在更大範圍內進行，將會出現對軍事領袖更高的支持率。”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Inc.,1971,p.123.

(51)北洋時期中國知識界日益趨新，但觀念上的新舊認知與今人尚有區別，所界定的“新軍閥”大致介於新舊之間。

(5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351—352頁；孫伏園：〈瞧瞧他們為什麼這樣選(三)〉，《京報副刊》第405號，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頁。

(53)張作霖得票19，排名47，張學良得票17，排名53。二人均入圍“柱石外的柱石”，因沒進入軍事類前10位置，故表2未收錄。

(54)孟森：《救國與伐罪之界劃》(1924年11月)，《孟森政論文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125頁。

(55)這37人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國民黨人，或虽係他党却與國民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入選的中共領袖全部加入國民黨，其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其中共的身份被隱藏。投票人多半將其視為國民黨人，故可悉數計入國民黨。

(56)黃郛，同盟會員，國民黨分化後的新政學系首領，曾幫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政治上傾向中國國民黨。王寵惠，1911年入同盟會，1927年4月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長。伍朝樞1924人中國國民黨，曾任國民黨中央商務部長。王正廷1907年加入同盟會，民初唐紹儀內閣時以國民黨人身份擔任工商次長。王的國民黨身份一度有爭議，黃季陸說：“當時在南北政治對峙的複雜情況下，很多人將王正廷先生列為北洋政府的要角。其實，王正廷先生是革命的開國元勳，在黨內有著重要的地位，他一直暗中代表孫中山先生在北方議會作主持人。”(胡有瑞、盧申芳編：〈王正廷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近代中國》(臺灣)，1982年第29期，第72—73頁。)有關王正廷的情況，本文采黃季陸之說。

(57)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41頁。

(58)張之洞：〈勸學篇序〉，趙德馨主編，吳劍等校點：《張之洞全集》第12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第157頁。

(59)除了入圍“柱石十人”的蔡元培，入圍”柱石外的柱石“的文化教育類的18人包括：梁啟超、胡適、魯迅、章太炎、范源濂、錢玄同、馬寅初、徐寶謙、周作人、陳啟修、易培基、蔣夢麟、孫伏園、張競生、邵飄萍、陳西瀅、馬振彪、黎錦熙。詳見伏園：〈柱石外的柱石〉，《京報副刊》第439號，1926年3月15日，第8版，第120頁。

(60)胡政之曾著文討論“黑化”與“赤化”的關係，認為中國社會及政治的嚴重“黑化”，使國人不滿現狀，日思革命，試圖從根本上改造中國，躐等而上，建成“最新最好”的制度，而俄國的“革命性”正好對應了中國急於改變現實的需要。胡政之：〈國民之兩種恐怖的心理〉(1926年9月19日)，王瑾、胡玫編：《胡政之文集》(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0—301頁。

(61)高佩琅：〈發表投票的疑問〉，《京報副刊》第407號，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48頁。

(62)關於北大民調受有左翼政黨背景的激進學生會主導的情況，參閱楊天宏：〈“大革命”前夕的社會心理變動——基於北京大學25周年校慶民意測驗的分析〉，《社會科學研究》2022年第5期，第166—180頁。

(63)孫伏園在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據說1960年代孫曾數次打算加入中共，卻未見下文。孫惠疇：《父親贊成我們去延安》，紹興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等編：《孫伏園懷思錄》，《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1994年8月，第3頁。

(64)孫伏園：〈三十年前副刊回憶〉，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3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55—356頁。

(65)玄雲：〈憶孫伏園先生〉，《孫伏園懷思錄》第11頁。

(66)華靜：〈懷念敬愛的父親〉，《孫伏園懷思錄》第40—42頁。

(67)郝雨：〈孫伏園：傑出的副刊編輯〉，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3輯)，第378、383頁。

(68)陶靜波：〈孫伏園與魯迅〉，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3輯)，第362頁。

(69)玄雲：〈憶孫伏園先生〉，《孫伏園懷思錄》第11頁。

(70)吳曉英：《孫伏園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38—140、149頁。

(71)陳漱渝：〈中國副刊的革新者孫伏園：以此紀念他的一百周年誕辰〉，宋應離等編：《20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3輯)，第383、389—390頁。

(72)伏園：〈1926新年本刊徵求“新中國柱石十人”〉，《京報副刊》第374號，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頁。

(73)資料室：〈美國的民意測驗〉，《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65頁。

(74)Benard C.Hennessy,The Co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Thought,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40,pp.23-25.

(75)伏園：〈消息再吐露〉，《京報副刊》第396號，1926年1月26日，第8版，第184頁。

(76)參閱楊天宏：〈近代民調理論中的定義分歧與方法論缺陷〉，《澳門理工學報》2024年第1期，第181—194頁。

(77)詳見朱務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之“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日，第1410號，第2—4版；張耀翔：〈高師紀念日之“民意測驗”〉，《民國日報》(上海)1923年1月14日，第4張《覺悟》。

(78)陳叔通：〈致亮才老兄書〉(1922年6月4日)，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58頁。

(79)楊蔭杭：〈北洋正統〉，《老圃遺文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589頁。

(80)〈孫子兵法·計篇〉，陳曦譯注：《孫子兵法》，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0頁。

(81)(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819頁。

(82)胡適：〈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