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任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义盟，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硕士生导师。

摘要：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政府和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重点带动全局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改革。

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经济体制改革是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的一种手段或途径。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要进行改革，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作出的科学判断。我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因而在深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改什么、怎样改、改得如何都要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客观标准。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制度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认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2)甚至国家权力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一种经济力，“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3)第二，经济条件决定整个发展进程，同时各领域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恩格斯提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4)虽然有些领域“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5)第三，关于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看，生产力每一阶段的快速发展都归功于生产关系的及时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我国生产力极为落后的现状，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状况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来发展生产力，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7)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我国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后期由于体制僵化导致权力过于集中、政企不分、忽视价值规律等问题，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否定的是，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物质保障。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系统论述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但在论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提到“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8)

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来平衡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那些在过去因不适应或受限于旧有生产关系而无法充分发挥的生产力，得以逐渐摆脱束缚和释放出更大活力。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9)我国依据生产力发展状况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生产关系体系的要素进行了系统性改革，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10)要正确处理好经济与政治、法律、教育、科学的相互依存关系。

经过党内长期的讨论和探索，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1)另一方面，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2)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新状况，充分调动了各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需要相互协调、配套进行。”(13)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依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最新状况和实际需求，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4)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有赖于科技创新驱动，也离不开体制机制变革调整，“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15)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战略决策，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一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我国通过在战略方向选择、政府企业关系、产业组织形态、知识创造保护、生产要素交易、基础设施供给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符合新一轮科技革命技术范式要求的制度，(16)逐步形成适应技术革命性突破需要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质态的跃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另一方面，注重发挥经济体制的牵引作用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在于推动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17)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是高阶的、跃迁式的、革命性的生产力，(18)往往具有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要素配置优、环境友好等关键特征。我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就是要统筹部署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民主和法治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方面，不断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汇聚政产学研用等资源，融合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打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型生产关系。

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统筹各领域改革

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平行并列的，其中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居于基础和决定地位，制约我国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加快经济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与关键，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为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改革奠定物质基础、创造有利条件，并将这些领域的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一)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我国体制改革的逻辑是潜在地发动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然后利用触发机制驱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19)实现由点到面、由面到体、逐步传导和扩散的渐进式、非平衡、次序性转型。改革开放伊始，面对我国物资匮乏的最大现实，改革的第一个重要突破口是面向全国80%人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放活”农村的25项政策和措施，逐渐改变了农村“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特别是以安徽小岗村自发实施“大包干”为开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极大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8—1984年，我国粮食单产提高了42.8%,总产量增加了33.6%,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2.6%。这种农村经济变革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触发机制”,启动了后续的乡镇企业发展、城乡流通体制变革、劳动力非农化流转和城镇化进程。(20)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制度层面证明了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有效作用，驱动了整体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随后，城市经济体制围绕解决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激励问题，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对此作出高度评价——“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1)这次会议确立了把增强城市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建设进程。一方面，国有企业从扩大经营自主权试点开始，先后试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利润包干的承包制等形式，最终落脚于建立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国企”在改革中逐渐适应商品化的经营环境。而通过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改革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增强核心竞争力，使得国有企业虽然总体数量大幅减少，但国有经济体量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另一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从与公有制“根本对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必要的和有益补充”,再到和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与国有经济“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22)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各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成分。总之，我国在经济体制的累积边际创新中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23)

对内搞活经济与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在推进逻辑与时间安排上体现出一致性，在实践效果上则是互为关键支撑与良性循环的双轮驱动机制。1979年7月，我国决定试办“出口特区”(后改名为“经济特区”),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1982年12月将“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写入《宪法》,为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提供了法律依据。20世纪90年代，我国逐渐明确施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带动了对外开放，同时倒逼对内市场取向改革，在综合型制度变迁中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我国陆续通过扩大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方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开放型经济，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为世界经济稳定繁荣贡献中国动力、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围绕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不断释放制度红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方面，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作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此外，还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等理论课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创造性探索，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自我完善能力。

另一方面，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取得历史性成就。首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我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布局方向、调整机制更加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深入实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2024年6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2012—2023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 086万户增长到5 300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3%,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全国占比由30%左右增长至50%以上，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其次，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针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多元治理目标难以平衡等突出问题，我国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前瞻性、系统性，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健全投资、消费、环保等政策协同发力机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2012—2022年，IMF预测全球经济总量的增量为26.4万亿美元，其中我国增量占37.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25)再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聚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2012—202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1.03万亿元增长到3.3万亿元人民币，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效明显，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26)最后，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商品要素流动的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转变，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打造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我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进出口总额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

(二)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其他领域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关乎经济效率与增长，更深刻影响着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及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渐注重统筹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早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注意到经济体制改革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变化，提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27)“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28)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把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到政治、科技、教育、法制领域，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用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进入新时代，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影响，我国改革开放面对的矛盾更具深层次与系统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29)划时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与分目标，“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30)以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下，我国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全面落实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协同推进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孤立前行，不推进其他改革；也不是经济体制优先于其他改革领域，其他改革随后；而是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整体布局中的关键驱动力，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利用经济体制与其他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激发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法治化转型，推动社会体制向更加公平、包容方向发展，促进文化体制的创新与繁荣，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从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31)

第一，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牵引政治体制改革，上层建筑主动改革以配合经济基础变化。我国深入推进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民主制度建设，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改革保驾护航。一方面，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经历了多轮机构改革，呈现出“发展需求→经济改革→机构改革→机构运行→进一步的发展需求”的螺旋式改革逻辑。(3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深化“放管服”为重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推进机构改革和加强编制管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面临市场经济考验，腐败侵蚀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决防止权力和金钱相结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在加强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

第二，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牵引文化体制改革，有助于推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市场化发展，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促进文化产品的多样化供给和品质提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经营性文化产业从宣传文化系统中的分离，随着我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适应性调整以及文化市场的形成，最终塑造了政府提供公益性文化产品和市场提供经营性文化产品的二元格局。(3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文化产业和市场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治理体系，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稳步迈进。

第三，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社会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社会组织、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创新。社会转型滞后于经济转型是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34)在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社会体制改革上，我国根据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失当的市场失灵情况，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深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致力于消除分配不平等，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35)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模式。生态文明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适配机制是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生态化。(36)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就是要规避市场经济局限性导致的资源过度开采与浪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问题，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生态产业链，以市场开放引领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市场规范推进生态产业合规经营，以市场效率引导生态产业的良性竞争，生产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真正实现人民的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绿色发展理念从政策倡导转变为社会共识，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累积性显现。

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状态。习近平同志曾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涵进行梳理，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纳入生产关系内涵之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涵有了全面深刻地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样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同样能够束缚和窒息生产力。”(37)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主动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变革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持续巩固和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国家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肩负着克服市场失灵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双重任务，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就成为一种既与市场有别又与市场相嵌合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38)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就是发挥使命型政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作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性与经济改革可行性的统一中，推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39)然而，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体制性障碍，仍存在市场体系不够健全、市场发育不够充分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问题。(4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确保如期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时必须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另一方面，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必须依靠制度建设。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发挥政府法制职能作用积极创造法治化发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41)

第一，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发展的硬道理。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要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融合发展，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第二，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重大战略部署。一方面，优化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环境。既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又要出台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合作。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在优势互补、互促互进中共同发展壮大。要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在合作中实现互促互进、共同发展。

第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扎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统一的市场监管和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完善流通体制，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第四，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性规范的具体呈现，体现了商品交换的通行规则，同时会随着时代发展条件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涉及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领域，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

(二)进一步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对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也迫切需要协同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的改革，增强包括非经济性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42)这就要求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都必须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发挥制度整体效能，推动各方面各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43)

第一，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通过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来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然选择，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现实要求，是发挥人才优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就是要建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一体发力，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选择技术研发路线、配置各类资源，又彰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注重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战略谋划与决策部署。一方面，要强化政府作为重大科技创新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优化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与投入，强化产学研合作与组织协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决策指挥体系、组织运行机制、配套政策体系，在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政产学研”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优势，要发挥市场对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为各类技术提供丰富应用场景，让多条技术路线竞争成长，筛选出最具发展优势、最终脱颖而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

第二，深化民主和法治领域改革。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来规范引导和保障公民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确保市场经济规范有序运行。一方面，要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强调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这有助于公平、公正、公开地配置各种资源，更加公平地实现利益分配和再分配，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追求。另一方面，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建设的质量决定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使各类经营主体能够在市场活动中保障契约履行、保障公平交易、维护市场信用、保护合法产权，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我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相契合，聚焦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解放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化创造力，为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44)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社会体制改革，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围绕重点领域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民生事业，优化创业促进就业环境，不断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公平可及性，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提高民生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深化收入分配、社保、医药、养老托育等重点领域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可及性。

第五，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旨在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有助于明确市场主体的权益和责任，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基础。健全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引导市场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充分考虑生态效益和环保要求。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管理体制，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形成责权利统一、协调有序、运行高效、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公共治理结构。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0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9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11)《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12)《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8-629页。

(13)《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1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1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16)贺俊:《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理论缺口与经济学的“异质性”分析视角》,《财贸经济》2024年第8期。

(17)周文、李雪艳:《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4期。

(18)令小雄、谢何源、妥亮、金喆威:《新质生产力的三重向度: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19)蔡昉:《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0)高帆:《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触发机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22)张菀洺、刘迎秋:《开拓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新境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23)张道根:《经济制度变迁逻辑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月刊》2022年第1期。

(24)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25)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s:// www. imf.org/ exter nal/da tam apper/ NGDPD @WEO/ WEO WORLD/ CHN/ USA。

(2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https:// www. stats. gov. cn/ sj/ tjgb/ rdpcgb/ qgkj jftrtjgb/ 2023 02/t2023 0206_ 1902 122.html; 《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https:// www. gov.cn/ lianbo/ bumen/ 2024 10/con tent_ 6978 191.htm。

(27)《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60页。

(28)《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61页。

(29)《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3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31)王立新:《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推进》,《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32)李寅月:《论机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同推进》,《理论探索》2021年第3期。

(33)傅才武、秦然然:《中国文化治理: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34)刘尚希:《论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体制基础》,《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12期。

(35)王立新:《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推进》,《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36)张明皓:《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逻辑理路与推进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37)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年第1期。

(38)孟捷、陈龙:《如何理解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39)刘伟:《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4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4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4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4页。

(43)韩保江:《论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基本问题》,《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

(44)《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人民日报》2024年5月24日。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