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贺敬垒，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怡，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2024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4JZD002) 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于《兰州学刊》2026年第二期（P8-19）。
摘 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正反经验的历史镜鉴、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发展的理论演绎以及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使命追求的强力引领分别构成这一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维度全面阐释“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的生成逻辑，既是系统把握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扬历史主动，凝聚改革共识、着力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进而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继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明确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断，事实上确立了“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命题。随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又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再次强化了这一战略部署的实践指引意义。新时代，站在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探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无论对于系统把握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还是发扬历史主动，凝聚改革共识、着力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进而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历史逻辑：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正反经验的历史镜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尤其重视对历史的研究，不仅将历史视作“最好的老师” ，还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高度强调运用历史思维洞察人类发展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意义，主张“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 。而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命题的提出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贯通着鲜明的历史逻辑。在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形态，具有相较于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坚持制度自信，聚力推进改革的思想与信念根基之所在。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之间矛盾的逐渐显现，在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前提下，通过改革调整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要素环节便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化解自身矛盾和弊病，彰显制度优越性的基本方式。然而，这一认识却并非自始清晰，而是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尤其是经历了社会主义挫折后才愈发深刻。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面对“如何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课题，为了在捍卫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克服经济落后、物质短缺困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苏联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石逐步形成了一套以高度集中为显著标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应当说，苏联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其形成之初不仅有效捍卫和巩固了新生政权，适应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还迅速改变了苏联的落后面貌，使得苏联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成为了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也为之后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然而，也要看到，苏联模式作为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社会主义政权“求生存”的特殊需要、苏联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苏联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毒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也使得苏联模式集中表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上高度集中、政治体制上的高度集权以及文化发展上的专制主义等特点。斯大林逝世后，随着时代主题开始逐步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社会主义发展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也随之转变，而带有“高度集中”烙印的苏联模式却愈发与新形势下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导致该模式弊端不断显露。这也使得“如何通过改革激发社会主义发展活力”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的直接课题。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虽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些许弊病，但并没有摆脱将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身的“思想教条”，从而未能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的重要意义。这种思想认识带来的后果就是高度集中的体制机制因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而导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凸显，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释放和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应当说，无论是赫鲁晓夫企图从农业着手的改革，还是勃列日涅夫企图从工业切入的改革，在本质上无非是对苏联模式的小修小补，并未从根本上触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效能并未真正得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难以充分彰显。这也为后来的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他虽看到苏联模式的弊病，也提出了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计划”，但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主张所谓的“公开性”“民主化”，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使得“改革”最终变为“改向”，从而将苏联引上歧途，最终酿成“苏东剧变”历史悲剧。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也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规律：面对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注重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出路；而推动改革，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同样没有出路。正如邓小平在论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
在我国，客观地讲，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条件下，照搬苏联模式对于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大厦，确保政权的稳定以及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病也在逐步显现。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也使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回避的重大历史课题。为了回答此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保持战略清醒，及时总结苏联经验教训，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发展思路，强调以苏联教训“引以为戒”，还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然而，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未能真正展开，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也为之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铺开与推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深刻总结世界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深刻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受曲折的根本原因。据此，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课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发展主题，还着力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强调通过改革调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释放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和潜能。据此，党不仅注重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解放思想，打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破除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化认识，还将改革视为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强大武器，高度肯定了改革的社会价值，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与此同时，党还尤其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为改革的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理论创见以及“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等原则要求，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推进提供了方向指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而面对苏东剧变带来的严重信仰危机，如何顶住苏东剧变压力，并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直接课题。为了回答此课题，一方面，党注重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主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将其作为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南。另一方面，党不仅认识到改革是化解矛盾、推进现代化发展的真正出路，并进一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体制改革创新，还强调“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 并划清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与“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 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重申“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进而加深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新世纪新阶段，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改革开放的接力棒，围绕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探索主题，不仅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宝贵经验，强调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还强调坚定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不动摇，成功地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总之，正是因为党坚持以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国突破了封闭半封闭发展环境下实行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这不仅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蓄了磅礴物质力量，也为全面深化改革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时代以来，围绕着如何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聚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坚持总结并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的改革勇气和“功成不必在我” 的历史担当推动改革走深走实，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壮阔征程。党不仅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还明确将“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要求，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把“全面深化改革”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和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进行考量，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与“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我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再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都反映出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地位不断凸显的特点。历史一再证明，正是因为党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决心不动摇，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偏移，并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破体制之弊、解发展之困，持续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才使我国不仅科学化解了苏联那种不注重改革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制度效能低下、先进性和优越性彰显困难的“难题”，也有效规避了那种只强调改革而不坚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的错误改革观，使我国改革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从而有力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使我国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进而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以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不仅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使中国逐渐从世界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显然，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比中可以看到，既坚持改革，注重从改革中要动力、强活力、增潜力，拒绝封闭僵化的“老路”，又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决抵制改旗易帜的“邪路”，正是我国实现快速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因由所在。这既是对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构成了新时代我国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历史逻辑。
二、理论逻辑：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发展的理论演绎
承认矛盾是进行改革的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抑或在人们的思维中，矛盾的存在都是普遍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与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相适应的，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出现局部环节或要素的不适应性，但这种不适应并不需要通过阶级社会那样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而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与完善得以解决。在本质上讲，改革作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主动调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化矛盾的基本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过“社会主义改革”这一概念，但他们围绕“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的问题曾作出过深入探索。他们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而且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形态进行了前瞻性探讨，其理论洞见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奠定了重要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因此，唯有不断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成熟，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不仅马克思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打破了将社会制度视为僵化体系的形而上学认知，隐含着“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改革逻辑，而且恩格斯也在晚年给德国社会活动家奥托·伯尼克的回信中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既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矛盾的客观存在，也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推进改革的必要性。虽然受所处时代条件以及面临的社会主义历史主题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无法对社会主义改革问题展开系统全面的理论探索，但他们提出的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以及社会主义改革见解为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也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面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的问题，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接过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接力棒”，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新探索。列宁不仅对布哈林将对抗和矛盾混为一谈的观点展开了严厉批驳，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且还特别强调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认为“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不成熟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不可能固定不变。同时他还高度肯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存在矛盾的客观现实。这些认识也为布尔什维克党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尤其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弊端日渐显露，农民不满情绪逐步凸显的国内形势，为化解国内矛盾，捍卫新生政权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主张，推动布尔什维克党由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旨在通过政策的变革化解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而积极回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同样，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党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出现的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党政不分等官僚主义问题，列宁更是将改革提到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强调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 ，明确将改革作为破除官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手段。据此，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实行了包括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等在内的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不仅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权，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为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成熟与完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开始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者”。虽然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使苏联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但他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化解矛盾”问题上与列宁有明显差异。在较长的时期内，斯大林都标榜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 ，这种说法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进而也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必要性。直到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斯大林虽勉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只是模糊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而未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矛盾”和“全面的问题”提出来。显然，不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改革就无从谈起，苏联模式自身的弊端自然也就难以消除，社会主义应有活力也就无法充分彰显。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发展经受曲折，也使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因缺少改革的驱动而逐步陷入僵化，最终为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在中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面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主动担负起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重任，不仅明确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客观实际，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阶级社会矛盾的根本区别，以及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化解矛盾的主张，实际上已经蕴含了通过改革化解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毛泽东不仅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而且还认为该类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指出这种矛盾的非对抗性特点“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虽然受国内外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未能真正将社会主义改革“提上日程”，但其对社会主义矛盾的科学把握，不仅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提供了重要思路，而且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后，同样面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的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不仅在科学洞察国内外发展形势和世界基本矛盾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还在深刻总结苏联模式弊病的基础上，强调了抓住机遇、实行改革的急迫性：既明确了“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 的客观实际，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的、主要的矛盾依然是非对抗性的论断，从而指明了改革的任务和要求。他不仅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从而将改革开放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化解社会矛盾，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此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更是将我国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不仅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为党和国家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深化与拓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面对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的政治局面，聚焦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接力棒”，不仅重申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还明确指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同时要求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特点，围绕着“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的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国际地位与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的基础上，积极承担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历史使命，不仅立足我国社会生产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矛盾的客观实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还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 ，并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又强调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从而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和解决方式认识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纵深推进提供了理论资源。
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聚焦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与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精准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概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一方面，立足新时代，党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仍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 ，且新时代存在的诸多矛盾“是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是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 的客观实际。基于此，党在不回避和掩饰矛盾的基础上，不仅科学研究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的客观现实，还将“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着力通过改革推动生产力发展，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动态性、关联性更强，党也认识到，新时代的改革工程应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 。基于此，党聚焦于全局性、战略性、紧迫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通过牵住这一“牛鼻子”，引领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改革联动。此外，党还基于社会矛盾运动永无止境的客观规律，提出“改革永远在路上” 的重大论断。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这也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发展演绎的集中体现。
应当说，“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是对这一科学理论的时代化演绎。新时代，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上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利益格局调整复杂等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要破除制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需要在既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一意义上讲，“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时代化运用，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必然要求和历史使命。应当说，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发展的理论演绎便构成了该命题的理论逻辑。
三、实践逻辑：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使命追求的强力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探索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历史。19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的同时，清政府却固守闭关锁国政策，与世界现代化潮流背道而驰。“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现代化的落后也使得中国在历经鸦片战争失败后，由昔日的东方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遭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的苦难，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以摆脱现代化落后境地，实现现代化强国为前提。为此，无数仁人志士都将探索的着力点聚焦到了如何改变我国现代化被动落后局面，实现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上。近代以来，无论是地主阶级发起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谋求通过技术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洋务运动，还是农民阶级掀起的以追求“农民现代化理想社会”为导向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起义，抑或是民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制度现代化实现强国目标而开展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均是通过推进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尝试。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方案都以失败告终。直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通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才有了“领路人”和“主心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如何通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实践课题，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发展现代化就要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前提，而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要以取得革命胜利为保障。据此，围绕着“推进什么样的革命”以及“如何革命”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尤其是经历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等错误、突破了将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的“思想羁绊”后，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国化，不断凸显中国革命发展的民族性要求和本土化特征，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条件、依靠力量、领导力量、革命道路等进行了全面阐发，不仅有效指导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出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同时还有力地印证了实现我国现代化坚持走本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为了回答“如何通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这一重大实践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要在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经济文化落后的形势下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就必然要以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前提，而要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就要以成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据此，围绕着“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秉持“积极领导”“循序渐进”“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等科学稳妥的改造举措，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并举、“一化”与“三改造”并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保障。而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尤其是面对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显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并非“明智之举”，而要找到通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正确出路就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以苏为鉴”。基于此，党还形成了科学协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理论，为立足中国独特国情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虽然之后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出现了曲折，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探索具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建设思想也为之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同样面对“如何通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实践课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更是深刻认识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不仅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小康社会”等重要命题，还立足我国现代化发展实际，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的发展要求并科学擘画了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清晰回答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及发展思路等问题，破解了我国现代化发展难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夯实了思想基础，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了对“如何通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这一实践课题的回答：不仅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新实际，确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支撑，还将现代化建设布局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位一体”拓展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并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推动了我国由温饱到小康的跨越，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物质条件与体制保障。党的十六大之后，面对同样的课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野，不仅将现代化建设布局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位一体”拓展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四位一体”，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推动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由“总体小康”阶段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目标任务以及“四化同步”等举措，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更完备的体制保障。
新时代以来，面对“如何通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重大实践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初心使命，聚焦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题，坚持“两个结合”，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并将其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依托,同时还更加清晰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初步构建起了包括根本遵循、鲜明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世界意义等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推动我国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变,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践证明,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既没有陷入“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之中,也没有重蹈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保持民族独立与加快自身发展相冲突的“两难悖论”覆辙,相反走出了一条既能保持民族独立又能加快自身发展的“共赢之路”,这与党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始终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谋划现代化发展路线和蓝图的精神内核是分不开的。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反映的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独特国情、致力于改变现代化水平落后面貌并勇担民族复兴重任的东方大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要求和发展规律,是我国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条路“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必须深刻认识到，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难度亦呈递增之势。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入关键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内部发展的结构性约束形成“叠加效应”，那些内嵌于发展模式转型中的深层次矛盾、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瓶颈”也正逐渐呈现出显性化、复杂化、交织化的演化特征，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俨然成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挑战。从国际形势来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既有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稳定性遭受严峻冲击，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各国之间意识形态博弈加剧。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仍是重要课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现象凸显，产业创新格局的构建之路任重道远，等等。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国内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往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外部压力—内部梗阻”的“叠加效应”，更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构成了双重挑战。而且，现代化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完成了“前半程”，但由于前期一些领域渐进式改革的不彻底、不全面而导致的发展失衡的问题，以及潜在风险的逐步显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进程。从根源上看，诸多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突出矛盾却并非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表层问题，相反往往是长期内嵌于制度设计、运行规则、管理模式中的深层次制度性梗阻，以及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不相适配的体制机制方面的系统性障碍。基于此，在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我国既有的某些领域体制机制同现代化发展要求不匹配、不适应的现象，只有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突破口”，坚决破除妨碍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弊端，持续优化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布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有效释放制度的现代化发展活力、创新潜力与前进动力，才能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奠定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环境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就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前提。据此，可以说，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使命追求的强力引领就构成了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四、结语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源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根基，承载着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是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风险挑战、赢得历史主动的重要遵循。当前，中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敏感性前所未有，只有坚定改革定力，增强改革勇气，讲究改革方法，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不断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充分释放制度红利与发展活力，真正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有效把握现代化发展机遇，战胜现代化风险挑战，切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最终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