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秋丽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副院长。曾璐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大计。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场逻辑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历经蓄势奠基、正式出场的演进脉络，在每一阶段都积累了丰富的宝贵历史经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着深厚的文化力量支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共同铸就其稳步推进的坚实文化根基。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彰显鲜明的价值意蕴，主要表现为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助力全球发展、进步与稳定。
关键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出场逻辑；文化根基；价值意蕴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迈入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为积极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进与历史之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性、战略性的总体谋划与安排。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60条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充分反映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学界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科学方法论、哲学底蕴、重要意义等研究已产生丰硕成果，但对其背后深层次结构的系统性分析仍有较大空间。鉴于此，在系统梳理和合理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必要从出场逻辑、文化根基和价值意蕴三个维度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以整体考察和深入阐释，以“更好地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改革的本质和规律，增强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场逻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历经四十多年的不懈探索，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并在理论、制度和实践上不断实现创新突破，为后续改革持续深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形成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改革总体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呈现出从“立”到“破”、从“试点”到“全域”、从“局部探索”到“系统集成”的演进特征，也彰显出改革永不停歇的奋进姿态。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宏阔的战略眼光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对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任务进行了系统谋划，作出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继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后又一次‘划时代’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行动”，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塑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场逻辑，既有助于厘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演进，也有助于揭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时代合理性。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蓄势奠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蓄势奠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全面深化改革在理论、政策、实践层面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彰显了理论回归于实践、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制度基础和实践参考。
从理论层面看，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体系，既具有科学性，也具有理论自觉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初期的艰难探索阶段，还是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中，党的领导始终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定推进。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全面深化改革愈发迫切地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开展，由党对改革方案进行总体谋划设计，并对各项改革举措进行协同推进。可以说，无论改革遇到多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引领改革方向、凝聚改革共识的中坚力量，在关键时刻立场坚定、旗帜不倒、道路正确、宗旨不变。因此，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其二，坚守人民主体地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价值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基于此，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确保改革的每一步都紧紧围绕如何增进民生福祉展开。在改革方向上，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主体，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集中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痛点难点问题。在改革动力上，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树立人民群众是改革主体的意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从而破解诸多改革发展难题。在改革成果上，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共享主体。改革成果的共享是改革成功的应有之义，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旨在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足与精神生活充实的现实需要。在改革成效上，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评判主体。全面深化改革到底成不成功，关键看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否真正改善、幸福指数是否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反馈，既是对改革成效的直接评价，也是制定和完善改革举措的重要依据。其三，遵循历史客观规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指导。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根植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每一次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调整，实质上都是为了使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避免其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正是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主观设计的制度拼接，而是在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把握中不断调整改革方向，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从“全面改革”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其聚焦点是生产关系的革新，落脚点则是为生产力的发展释放广阔的生长空间”。
从政策层面看，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出科学谋划、循序渐进与落地见效的有机统一。其一，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起点。党中央立足国家长远发展和全局利益，通过对改革进行系统规划和全面设计，科学确立了改革的方向、目标与重大举措。这一过程统筹不同层级的改革任务，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形成改革的整体合力，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无序与混乱。顶层设计旨在克服以往改革中容易出现的碎片化、局部化的问题，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防止各项改革举措之间互相掣肘或脱节。如今，顶层设计正在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更宽范围拓展，锚定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绿色发展等新的战略任务，充分彰显改革的系统性、前瞻性和适应性。其二，试点探路是连接顶层设计与政策落地的重要环节。全面深化改革注重试点探路，坚持“小步快跑、先行先试”的策略，鼓励在重点领域率先部署试点任务。同时，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顶层设计与试点探路，将试点探路纳入顶层设计，用顶层设计指导试点探路，在试点探路的基础上完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开展改革试点，既能在检验改革方案可行性的同时降低改革风险，又能对全局性改革起到示范引领与突破攻坚作用，从而为全国范围内的政策落地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其三，政策落地是衡量改革成效的关键标尺。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政策落地阶段。为推动改革从“纸面蓝图”变为“群众手中的实惠”，党中央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出台配套政策、优化管理体制机制，促进改革举措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同时，针对政策落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中梗阻”现象，党中央建立了健全的督察、评估和问责机制，以增强改革执行力:通过定期督察和不定期抽查，确保政策执行不偏离既定方向；运用科学的评估体系，对改革进展和成效进行客观分析；对执行不力、改革滞后的部门或个人实施严格问责，有效提升改革的落实效率和效果。通过这一系列机制安排，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成果，显著增强了改革的全局性、协调性与高效性。顶层设计、试点探索与政策落地相互衔接、层层递进，共同构筑起全面深化改革在政策层面的坚实支撑，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夯实了直达“最后一公里”的制度根基。
从实践层面看，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将理论和政策转化为实践成果，推动各领域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与深化，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改革形势和实际的深刻把握，这契合马克思主义“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一切从具体实际出发，在改革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将理论、政策与实践紧密结合，通过实践检验改革成效，并在实践中不断纠偏和完善改革举措。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又是在理论和政策指导下开展的创新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部署，为改革定向领航，凸显了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彰显了理论不仅要解释世界，也要指导改造世界的重要使命。更重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全面深化改革在不断地探索、总结和调整中，将零散的感性认识逐步深化为全面而系统的理性认识，进而提炼出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检验，反过来不断丰富和拓展改革的实践内容，推动改革持续深入。
十余年蹄疾步稳的全面深化改革，在多个建设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果。经济建设领域聚焦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增强全球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政治建设领域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文化建设领域着力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社会建设领域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推进优质教育、普惠医疗、安居住房等领域的改革，助力全体人民共同迈向美好生活。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建设领域健全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升了党的自我革命能力，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保障。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在实践层面，不仅是一系列理论和政策的落地，更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世界”的理念转化为“改造世界”力量的生动实践。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正式出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的必然结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决定》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展开系统谋划与周密部署，宣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正式出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和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这意味着，它不仅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成果的承继，更是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更高要求。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话语递进，既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也彰显了敢于突破障碍的历史主动。“进一步”绝不是简单延续过去的改革路径，而是在前一次改革基础上的全面升华，昭示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首先，“进一步”体现为改革现实境遇之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由此可以看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处的时空场域已不同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期。在国际层面，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这些变化对我国发展安全带来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压力。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纳入改革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国内层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六个必然要求”，深刻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力瞄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凸显“进一步”的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迫切性。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浪潮席卷而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扣科技创新这一核心驱动力，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打破束缚科技创新的制度桎梏，加大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培育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此外，我国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改革的重心也随之进入更精细化阶段，不仅要拓展民生供给的广度，更要雕琢民生服务品质的精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既是改革的引擎，也是时代的考题。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精准的“改革清单”，把美好愿景转化为生动实景，正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必须交出的优异民生答卷。概言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更高坐标、更复杂形势中对既有改革的再深化、再拓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智慧直面新挑战、破解新难题，探索新的路径和方法。
其次，“进一步”体现为改革方法论之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即“一个更加注重”。“一个更加注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从而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一个更加注重”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三个更加注重”是对“一个更加注重”的继承、丰富与创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根本方法和理论指导。其中，“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统筹不同领域和层级的改革任务，又要把分散的改革举措整合为内外衔接、协同高效的整体方案，避免因片面推进而导致改革效果失衡；“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系统谋划的基础上，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重点创新突破来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以凸显改革的针对性与靶向性；“更加注重改革实效”驱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系统集成”的顶层设计与“突出重点”的精准施策，转化为可衡量、可评估、可共享的民生成果，彰显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归宿与务实笃行的实践品格。“三个更加注重”之间逻辑严密、互为支撑，构成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闭环。“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着眼“怎么改”，为改革提供系统性框架；“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聚焦“改什么”，明确改革的关键领域和主攻方向；“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指向“改得怎么样”，确保每项改革举措惠及民生。由此可见，“从‘一个更加注重’提升为‘三个更加注重’的方法论之变既是‘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递阶的应然之道，又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实践要求”，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全面布局、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与效果导向的统一。
最后，“进一步”体现为制度建设地位之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并强调“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顺应的时代要求、确立的指导思想、锚定的总目标、贯彻的原则、部署的任务，这六个方面都与制度建设紧密契合。尤为关键的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上升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原则之一。这意味着制度建设不再是改革的侧面配套，而是贯穿改革全过程、全方位的主轴，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每一环都与制度建设同向发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其核心要义是更加突出制度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促进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相结合，坚决扫除体制机制中的顽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将制度建设置于重要战略位置，旨在破解新阶段“制度—治理—效能”链条中的三大痛点：一是我国的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在一些领域仍存在制度衔接不畅、条块分割严重、制度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削弱了制度整体效能；二是治理体系日臻完善，但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制约治理效能的提升；三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的利益调整更加复杂敏感，必须依靠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制度来规范权力运行、平衡利益关系，为改革提供方向指引。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从根本上夯实制度基础、发挥制度优势、补齐制度短板，确保制度体系更加稳固。同时，要“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向更高水平。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根基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破局启航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谋划部署，这一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战略考量与实践探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不仅是应对现实变局的必然选择，更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在物质、精神与制度层面长期积淀的文化基础。深入探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根基，有助于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何能出场”的内在文化条件。为此，本文将从物质文化根基、精神文化根基与制度文化根基三个方面展开分析，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何以在历史纵深与文化厚度中获得持续动力。
(一)物质文化根基：夯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物质基础
物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成果。它不仅表现为具象的、能为人们直接感知和触摸的器物形态，更涵盖了人类为满足生存发展需求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物质关系;既承载着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强大力量，也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推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现实条件。据此，可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物质文化根基蕴含的物质文化元素凝练为三条相互递进的逻辑链:雄厚的经济实力提供改革底气，硬核的科技创新开辟改革的突破口，普惠的民生锚定改革的落脚点。这三者让改革不仅“有处着力”，而且“有力可续”。
其一，经济实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底气。经济实力是物质文化根基中最直观的呈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些辉煌成就皆是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有力彰显。第一，经济实力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前瞻性的新兴产业布局，都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做后盾。雄厚的经济实力使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既能从容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短期阵痛，也能为社会民生托底，避免因资金短缺而导致改革停滞。第二，经济实力增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抗风险能力。面对全球经济频繁波动，中国凭借丰富的财政储备、强大的经济规模和内需市场，具备了韧性缓冲和自主调节能力。这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保持方向和定力，不被外部风险所干扰。第三，经济实力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拓展了广阔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空间。庞大的经济体量、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技术、人才流动的“强磁场”。依托这一优势，我国能够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推动全球规则、管理、标准制定等制度型改革，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自主权与话语权。同时，经济实力支撑搭建多元合作平台、开展广泛交流项目，既为国内改革引入先进技术和经验，也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了中国方案。总之，经济实力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底气、有条件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在更高起点上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道路。
其二，科技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活改革活力的引擎。科技创新体现了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的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促进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科技创新不断突破旧有技术，必然迫使生产关系中的制度框架、体制机制与管理模式进行同步革新，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深化的动力源。第一，科技创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了制度创新空间。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的突破，催生出智能制造、数字治理、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然而，传统科技体制机制已经难以完全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破传统科技体制机制壁垒，以倒逼要素市场化配置、科研经费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改革，形成技术与制度耦合的全球竞争力创新生态。第二，科技创新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更加高效的治理新模式。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政务服务、公共卫生、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政府治理从传统的“经验判断”逐步转向“数据决策”。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治理的精准性与高效性，也促进了治理模式、管理流程、权力运行等方面的深度变革，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制度范式”。因此，科技创新以“技术破壁—制度跟进—治理升级”为路径，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活力。
其三，民生改善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赢得民心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目的”的终极指向正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这一理念首先体现为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收入分配等方面得到实质性改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要扎根人民，“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当前，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须将“人民是否受益、生活是否改善”作为改革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参照，确保改革始终紧扣人民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利益。一方面，民生改善能够增强社会各阶层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认同和支持，筑牢改革的群众基础，避免改革脱离实际、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民生改善通过利益实现与反馈机制，唤醒人的主体意识，激发人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形成“人人尽力、人人受益”的共建共享格局。由此，民生改善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原点与实践终点，深层契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转化为“改革释放红利—民生持续改善—民心向心力增强”的良性循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聚起广泛的群众力量。
(二)精神文化根基：凝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
精神文化是指“以文艺、历史、哲学、伦理、宗教、美学等为主要内涵的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精神成果，这三大精神文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凝聚了持久的精神力量。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滋养，促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勇于开拓创新、主动求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体现了自我革新、持续进步的精神，商汤以此激励自己自强不息、创新不已。先贤们很早便意识到改革必须以变为要、与时俱进，积极革除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陈规旧习和制度规范。管子提出：“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他反对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强调要顺应时代变化、合乎时宜。韩非子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意思是法令法规不能一成不变，要循变协时，这样才能把社会治理好。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启发我们辩证看待“破”与“立”的关系，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盲目推新，而是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善于开启改革创新的活力源泉。目前，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弘扬革故鼎新精神，勇于冲破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其二，革命文化的坚定理想性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脊梁，支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保持政治定力。革命文化以革命理想信念为精神内核，这一理想信念贯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至今的奋斗历程，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矢志不渝的使命担当。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依靠坚定理想信念的引领和支撑，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触及更多深层次矛盾，其复杂性和敏感性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正需要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攻坚克难，然而一些党员干部在利益冲突和外部诱惑面前，其革命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从而阻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事业发展。因此，革命文化的坚定理想性有助于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追求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面对改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们要把弘扬革命文化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环节，抓紧抓好党员干部的党史、国史教育，防止理想信念的动摇，使全党全社会的改革目标更加坚定。
其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放性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指引，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放性体现在它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世界文明，借鉴吸收人类一切有益文明成果，推动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而且在多元文化交流与碰撞中保持自身文化特色。改革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还依赖于思想观念的更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放性能够营造鼓励探索的改革氛围，推动思想解放，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活力，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放性促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汲取和融合国际先进经验和理念，并在巩固文化主体性和保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逐步彰显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能力与责任。当今中国正阔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亟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加快文化对外开放步伐，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彰显大国文化风范，从而显著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制度文化根基：筑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保障
“制度文化是人类在政治生活和制度安排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包含着制定制度的原则、价值和理念等。”制度文化根基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支撑，它是一种根植于政治传统、历史经验和文化心理之中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凝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制度成果与改革智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变迁的必然选择，离不开制度文化所蕴含的规则保障与秩序维系。在这一深厚制度文化根基的滋养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制度执行中提升治理效能，在制度创新中保持创造活力，在制度认同中凝聚改革合力。
其一，以强化制度执行提升改革落实实效。制度执行的权威性与效能依赖于全社会对制度规则的尊重和遵循。针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存在的“制度落地难”“政策空转”等执行瓶颈，必须构建法治保障、主体自觉和技术支撑协同发力的执行体系，加强制度执行的文化基础与实践路径。在法治保障层面，以法治精神为统领，确立合法性框架，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根本要求，通过公开、透明、公正的法律规范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划定法律边界，确保制度设计的程序正当性与结果正义性，防止因合法性缺失而出现执行抵触。在主体自觉层面，以规则意识为制度文化内核，将法律条文内化为社会各界的行动准则，通过开展普法教育、制度宣讲、规则培训等方式，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引导人们从“要我执行”向“我要且会执行”转变。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作为制度执行的关键主体，应带头遵守规则，严格按照法定流程、标准、时限履职尽责。广大社会成员也应增强规则意识，积极配合改革举措，杜绝“选择性执行”“形式化落实”等现象而弱化改革实效。在技术支撑层面，应充分发挥数字化治理优势，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对制度执行状况进行全过程实时监测与动态分析，及时发现执行偏差。因此，唯有实现法治权威与主体自觉的深度融合，并辅以严密的技术约束，改革部署才能真正落地见效。
其二，以激发制度创新打破改革“路径依赖”壁垒。制度文化不仅是行为规范的约束体系，也是孕育创新理念、涵养容错空间的活性基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交织的局面下，原有的制度经验与路径模式已出现利益固化倾向，其适应性与灵活性不断削弱，制度创新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深化的关键突破口。而制度创新并非凭空生成，它深植于制度文化所赋予的探索精神与包容心态之中。第一，正视“路径依赖”的现实制约。制度安排一经确立，便会通过组织结构、利益分配等方式固化下来，形成对制度创新的“锁定效应”。要打破这一困局，关键在于培育社会各界对制度改革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价值认同，构建广泛的改革共识，从而瓦解求稳避变的文化惯性。第二，建立激励与容错机制，激发基层首创精神，释放制度创新的基层动力。应通过改革试点成果正向激励机制，将成熟制度经验纳入干部考核与财政奖补；同时，建立分类分级的容错机制，对改革中的无意偏差给予理解，消除改革的保守心态与制度惰性。第三，加强制度文化传播，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应通过主流媒体、智库报告与数字平台渠道，讲述改革故事、总结制度创新经验，厚植“创新有价值、探索受尊重”的制度文化心理，使制度创新不再仅仅依靠上层推动，而成为社会主体的自发行动与价值选择，让制度文化在不断的反馈互动中成为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其三，以增进制度认同凝聚改革磅礴合力。制度认同作为社会成员对制度体系合理性、正当性的内心确认与情感依附，是制度有效运行和改革顺利推进的深层心理基础与精神纽带。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制度供给的质量必须以制度认同的提升为前提，只有当改革制度被人民群众广泛理解、支持并积极践行，才能真正汇聚起全体人民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磅礴合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长期稳定运行，形成了尊重人民意愿、注重协同治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文化，为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深厚的制度与价值支撑。具体而言，增进制度认同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凝聚改革合力：一是“制度—资源”转化机制，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多层次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将宏观的经济增长数据转化为覆盖全民的民生福利，从而充分回应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保障民生权益。二是“技术—治理”增效机制。在统一的数据治理、算法审查、隐私保护等制度框架下，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实现需求精准识别、资源精准供给、风险精准防控，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每一次公共服务中感受到制度公平。可以说，制度认同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聚力量和社会动员支点。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意蕴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共同构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三重文化根基，使改革从物质文化中获得底气，从精神文化中凝聚精神力量，从制度文化中寻求制度保障。“十五五”时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我国发展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局面。在此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蕴含的价值意蕴愈发凸显，其价值指向更加聚焦于国家发展需求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统一。
(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不仅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何以能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而且揭示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度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实践逻辑中”，是稳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各项要素的关键一招。
第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它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就表明物质生产是满足生活需求的必要前提。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物质基础的强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也直接影响到能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要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引领性工程，着力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同时，要在改革进程中始终坚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过去依赖大量投入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对经济体制的全面重塑，能够巩固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坚实物质基础，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产业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完善的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提供战略指导，使改革的每一步都能够科学评估、精准施策，还需要注重制度的执行力，使健全的制度能够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依法依规、有条不紊地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持续深化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以根本制度为统领、基本制度为支撑、重要制度为保障，既符合国情又高效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立足这一历史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制度优势的充分保障，又有深化的制度改革作为支撑力。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着力冲破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各类障碍，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既定发展轨道上高效运行。
第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破除落后的思想观念束缚。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需要以思想观念的全面革新为引领，破除思想禁锢，激发改革的创新活力。长期以来，束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陈旧观念和僵化思维，如对传统发展路径的过度依赖、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盲目模仿以及对创新和变革的消极抵触等，严重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活力的释放，而且阻碍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面对思想桎梏，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以破除。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形成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提供思想引领与现实指向。同时，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也有利于构建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打破西方式现代化的一元性，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偏见和质疑，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道路。
(二)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站在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破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不断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型劳动者、提供新型生产工具和优化新型生产要素。
第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特征要求劳动者角色从传统的体力劳动者转变为掌握先进劳动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其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课程内容应紧跟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引入前沿技术和新型职业技能的相关课程，力求劳动者在学校期间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加强产教深度融合，将职业教育与重大产业需求紧密衔接，通过企业实训、行业专家讲授等方式，使劳动者掌握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关键技术技能。其二，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应“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推动劳动者在各自领域都有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构建人才激励体系，特别是要加强对技术技能型劳动者的激励，使他们的技能得到充分认可与回报；培养和引进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型人才以及精通现代化生产工具与技术的应用型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根基和智力支持。
第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的核心部分，而具有高端性、原创性和颠覆性的新型生产工具则成为区分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生产工具的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待提高，仍然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瓶颈。因此，其一，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设立重大专项科研攻关计划，围绕云计算平台、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控制等领域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相关生产工具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二，要“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营造公平的创新环境。要健全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完善生产工具的专利、商标、版权等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保护创新主体的成果不被非法复制和侵害，以激发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热情，进而加快新型生产工具的研发和广泛应用。
第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劳动对象的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劳动对象的范围和质量不断延展和提升，既包括传统的自然资源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又涵盖数据和绿色等新型生产要素。在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依赖于新型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此，需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要素流通新机制，优化要素供给质量与配置效率，从而提升新型生产要素在新质生产力体系中的作用发挥与价值实现。其一，要健全数据要素共享体系和安全保护体系。“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特别是通过搭建一体化的数据交互平台，推动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数据高效联通，实现数据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协同利用。其二，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让“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成为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原则遵循。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注重对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不断推出新技术和新工艺，来替代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方式，以进一步巩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特性。
(三)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助力全球发展、进步与稳定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程度空前加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退回自我封闭的孤岛实现自我发展。因此，中国将肩负起重大的责任担当与使命，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全球经济、全球文明以及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第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转型不断释放新活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将着重“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开放合作环境，提升全球经济的韧性和稳定性。同时，我国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立足区域禀赋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使全球产业链从低端制造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此外，我国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鼓励各类创新要素全球流动与共享，携手全球伙伴共同实现经济繁荣。
第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有利条件。其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加强了全球文化互通与文明融合。中华文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文化交流年等项目走向世界，而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借助对外开放得到广泛传播，这种双向文化交流促使不同文明之间产生更多的共识与合作，拓展了全球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对外开放也打破了西方现代文明作为全球文明主导的唯一性，促进多元文明的共同交流互鉴与进步。其二，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平等文明对话的平台。中国主张通过全球文明对话大会、国际文化合作论坛等平台，积极探索互利互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进而推动全球文明的和谐共生。
第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广大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经验借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在全球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中国如何通过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寻找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后发国家应在总结中国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新道路，决不机械照搬外国的发展模式。其一，实施差异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立足于每个地区的特色优势与发展瓶颈，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而不是简单地采用统一的发展模式。因此，后发国家应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改革方案，发挥地方优势，逐步缩小区域差距，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其二，改革要稳步前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急功近利的激进变革，而是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进，使改革与社会承载力相匹配。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要想摆脱现代性发展困境，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改革步伐，过快改革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过慢改革又可能错失发展的窗口期。
迄今为止，全面深化改革已走过十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改革事业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时代所需，也是人民所盼，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现实必然，是深厚文化根基使然，且有其鲜明而深远的价值意蕴。坚定不移地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弘扬守正创新精神，集中力量攻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和痛点，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走深走实，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动力。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相关研究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未来学界可以从以下三个向度深入推进：一是理论阐释向度，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创性概念、核心范畴与基本命题的学理化阐释；二是实践机制向度，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逻辑，以及在促进中华文明形态转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三是话语体系建构向度，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蕴含的人类政治文明理念，建构具有中国主体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改革话语体系，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