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徐一超、单世联：《论数字时代人文经济的叙事之维》，《社会科学研究》2026年第2期，第21—31页。
【作者简介】徐一超（1990—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单世联（1962—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人文”未必是“经济”发展的外在“乘数”，而恰恰是其内在要素。当代经济中一类重要却少被深究的人文性内在要素是叙事。它不仅是叙事经济学视域下经济活动的影响因素，而且是其内蕴属性，对以“人”为本位的人文经济尤为重要。人文经济的叙事分为外缘性与内生性两大类型：前者是对“人文经济”的定义与导向，提供合法性基础与方向性指引；后者则是人文经济实践的内在构成，是从经济活动内部孕生人文意义与价值，包括叙事文化产品、组织交往叙事、市场互动叙事。在数字时代，内容策展是以内容有序性、有机性抵御数字化弊病的有效叙事策略；跨媒介叙事则进一步把握新技术机遇，在内容层面推动人文意义的共鸣化，在形式层面推动人文价值的体验化。面对资本陷阱、算法陷阱等挑战，数字时代的人文经济叙事还应培育反身性的“元叙事”主体。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叙事经济学；内容策展；跨媒介叙事；元叙事
引言
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人文”“经济”之间有着内在的张力，人文经济学则旨在缓解甚至弥合这种张力。虽然在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实践以及19世纪前的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与宗教、家庭、伦理等人文要素交融互渗，但19世纪以来的工业文明与主流经济学理论都因对人性自利、价值中立、数理分析等原则的推崇，使“经济”逐渐成为与“人文”分化甚至分立的范畴。 经济活动从社会生活中的“脱嵌” 1 以及这一过程中工具理性的肆意膨胀引发诸多发展问题，这是人文经济学需要回应的时代命题。
人文经济学的既有研究大都通过“‘人文’作用于‘经济’”的话语逻辑来应对二者间的张力问题，比如指出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价值观等人文要素在宏、中、微观层面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2 ，或是认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 这类研究本着现代性的分化逻辑，将“人文”与“经济”视作两个分立的范畴，以前者为“变量”和“乘数” 4 ，致力于阐发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影响与引导” 5 意义。然而，“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 6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外在的人文影响，而且需要内在的潜能释放。有研究者敏锐地发掘了经济活动本身就蕴含的人文要素，比如企业家及其创新精神等“创新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影响。 7 这类分析视角看到了“人文”与“经济”范畴分化之前的交融图景，为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提供启发：“人文”未必是“经济”发展的外在“乘数”，而恰恰是“经济”的内在要素。
然而，当代经济中有一类重要的人文性内在要素几乎未被深究，那就是作为人类“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之一的叙事。“正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逻辑，一部分普遍智能不凝结为固定资产，而是以认知范式、对话演绎、语言竞争的名义在交流互动中展开”。 8 它不同于“故事”但包含“故事”，亦非文艺创作、内容营销中的狭义概念，而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叙事是人们进行表述的形式……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经历并跨越时间的秩序和意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感知世界的途径，借此进行记录、讲述、界定、勾勒、归序、建构、塑造、系统化并联结各个事件”，为人类生活提供“方向感”和“累积感”。 9 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人际交往、组织交往的实践，而以各类符号为载体、策略性地传递主体特定意图和“方向感”的叙事，正是其中基础性的行为要素。话语叙事建构着企业文化，也体现经济组织与更广泛社会文化间互动的“文化媒介性” 10 ，可谓“人文”与“经济”的紧密交融。
本文立足数字化的时代语境，聚焦人文经济重要的内在要素和实践维度——叙事，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叙事与经济活动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对人文经济有何重要意义；人文经济的叙事有哪些具体类型，在数字时代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通过有效的叙事策略推动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经济活动的叙事：影响因素与内蕴属性
长期以来，叙事可谓经济活动中“不在场的在场者”。一方面，从组织生产到分配流通，从营销推广到议价消费，人类经济实践的各环节无不渗透着叙事；另一方面，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假设、推崇数理分析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却长期将叙事这类混沌不明的要素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事实上，叙事是理解甚至改善经济实践的重要路径，它不仅作为外在影响因素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走向，而且是经济互动赖以开展的内在基础。
（一） 叙事经济学：叙事是经济活动的影响因素
罗伯特·希勒开拓性地将叙事正面引入经济学研究视野，试图“在分散而又界定不明的叙事星座与现实的经济活动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 11 希勒分析的叙事是一种广义的人类交往方式而非狭义的内容产品形态，指的是“解释性或说明性地描述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故事或表现”。 12 主流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各类故事或叙事都是经济事件所引发的舆论结果，“只不过是在有关深层经济力量的真实新闻出现之后冒出来的一些愚蠢说法”，但叙事经济学揭示了它们对于经济变化的反向影响作用：“它们具有传播力，它们提供了脚本供人遵循，它们一再重复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它们凭借人情趣味而蓬勃发展。它们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影响着经济活动的过程”。 13 比如美国大萧条期间指责挥霍、推崇节俭的道德叙事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萎缩和经济萧条；近几十年来将购房视作土地投资、资产保值、人生成功和社会比较的叙事助推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积累；而神秘的天才创始人、自由流动等高热度叙事则推动了比特币的价值增长。希勒指出，叙事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明显、非常重要的经济变化机制和一个关键的经济预测因素”，叙事经济学就是要直面这一“不在场的在场者”，填补“叙事研究和叙事的经济影响之间” 14 的空白。
（二） 超越叙事经济学：叙事是经济活动的内蕴属性
叙事经济学直面经济发展的叙事问题，为经济学研究注入新活力，但它只指出了叙事对经济走向的影响作用，没能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就蕴含叙事性。事实上，“叙事存在于每个时代、每个地方、每个社会……是普遍的、永恒的、跨文化的：它就存在于那里，就像生活本身。” 15 作为符号交往性的生物，人类通过对特定符号的语境化组合传递意义、彰显意图进而交往协作，在经济活动中同样如此，甚至更需要通过叙事性的策略强化特定的利益立场和价值主张。因此，叙事绝不仅是影响经济活动的“舆论场”，更是经济活动本身的实践场域。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演进中，不同的经济主体及其叙事范式也在孕育着：“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16 叙事，就是经济生产与再生产中“力量”“观念”“交往方式”等的表征与型构。
从公司章程等法人资格叙事，到人事任命等组织权责叙事，从战略规划等经营发展叙事，到用户协议等信用承诺叙事，这些经济活动本身就蕴含叙事性，这一点在符号化的后工业经济中体现得愈益显著。如今“所有行业都是文化性的，因为它们生产的产品除了功能性应用，还具有社会象征意义” 17 ，也就是说，不同行业的商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活动都不只是为了满足功能需要，而且进行着关乎价值取向、身份认同等文化意义的象征叙事。在战略沟通、品牌传播、产品营销、公共关系、组织文化、责任治理等特定的经济行为领域，叙事的属性及重要性更为凸显。
以营销传播为例，研究与实践者们普遍认识到，“在世界经济的这一阶段，传播沟通以及一般性的符号象征性交流，例如那些刺激金融市场的交流，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经济主体不再试图通过说服性的广告来销售产品或服务”。 18 简单粗暴的“广告”式微，饱含叙事策略的“传播沟通”成为大势所趋，“故事”这种“充满价值、层层递进”的特殊叙事形式，能够“叩开用户的心扉” 19 ，构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忠诚纽带。在对内的组织传播领域，叙事同样发挥关键作用，甚至被认为就是组织的存在方式，而非被组织“容器”所承载的交往内容。叙事性的交往活动不仅是经济组织内部动员、沟通协调的功能主义手段，而且是人类群体为了特定经济目的组织起来的实践过程和存在状态。若将战略会议、法律文书、雇佣合同、日常沟通等组织叙事抽走，一家企业在物理上就将“解体”。可以说，叙事传播已经“从组织的一项功能，转变为组织过程的必要条件，甚至等同于组织本身”。 20
二 从叙事维度理解人文经济：外缘性叙事与内生性叙事
被经济学研究长期忽视的叙事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外在影响因素，而且是其内蕴属性和基础维度。人文经济的叙事可分为外缘性与内生性两大类型，前者是政策、舆论、学术等话语对“人文经济”的意涵定义与方向引导，后者则是市场经济的多元主体在人文取向的经济交往协作中进行的叙事性实践。
（一） 叙事是数字时代人文经济的应有之义
人文经济学“强调人的主体性，致力于还原经济活动的文化和人性维度” 21 ，其中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是“有血有肉有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真实的‘行动人’”。 22 对“人”而言，叙事是普遍、真实、鲜活的“行动”乃至生命经验，因为“人类总是讲述故事，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他人的故事中，通过这些故事看待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并试图像讲述这些故事一样过自己的生活”。 23 因此，叙事之于“人”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意义。人文经济的叙事，也就绝不局限于宏观政策、中观产业层面的各类话语导向，也不仅指文化产业中的内容叙事产品，而更是基于“叙事是经济活动的内蕴属性”这一视角，在从组织交往到市场互动的全价值链中彰显“人”之主体性的系统性实践。
更为复杂的是，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人”在新技术语境中展开行动，数字时代已成为人文经济无法回避的大背景。一方面，数字化对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进行深度革新，数字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深刻影响着人文要素，甚至“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 24 面对数字技术引发的信息海量化、碎片化、肤浅化、低质化等弊病，叙事能够对经济主体置身的海量信息进行选择和组织，以建立“方向感”和“累积感” 25 ，从而既经济性地“让汹涌奔腾的信息汪洋变得可控制、易处理、对决策咨询有用” 26 ，又人文性地保持信息内容的有序性、有机性。而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叙事也能通过内容生成机制、传播媒介形态等的变革，改变经济实践中传统的符号交往方式，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向经济行动主体传递人文意义和价值。
（二） 人文经济的外缘性叙事
具体而言，数字时代人文经济的叙事分为两大类型。首先是外缘性叙事，指的是作为人文经济发展外在影响因素的叙事，包括政策、舆论、学术等话语对“人文经济”的界定和导向。就叙事主体而言，外缘性叙事者以组织为主、个体为辅，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官方媒体，中观层面的行业垂直类媒体、行业协会、产业组织、学术组织等，以及公共舆论中的意见领袖、社会公众。就叙事内容而言，外缘性叙事既可能直接指向“人文经济是什么”“人文经济应该如何发展”等议题，又可能不直接针对“人文经济”这一话语能指（signifier），而是有关“富有人文价值的经济实践”这一具体所指（signified）的多样化叙述。比如近年来流行的“使命驱动型（purpose‑driven）组织”叙事，认为企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立足工具理性、“在不同环境中实现预定目标的机器或有机体”，而是“让每个成员的个人使命得以发展的场所”。 27 它虽未直接论及“人文经济”，却也是一种典型的人文经济性质的叙事导向。就叙事形式而言，外缘性叙事仍以单向的信息、观点输出为主，对于对话交互、内容共创等的调动较为有限，各类新兴媒介形式的应用也较为克制。总体而言，外缘性叙事为数字时代的人文经济发展提供政策、舆论环境等合法性基础和方向性引导，产生着叙事经济学式的外在影响意义。
（三） 人文经济的内生性叙事
与外缘性叙事不同，人文经济的内生性叙事不是外在的影响因素，而是经济实践的内在构成。其叙事主体以微观层面的组织、个体为主，包括各行业中各类型企业组织及其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方。其叙事内容并非对人文经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界定或导向，而是在不同信息中传递共通的人文意义和价值，比如精神理念与价值观、劳动文化与员工福祉、环境与社会责任、审美趣味与文化品味等。其叙事形式涉及产品服务、组织沟通、品牌营销等环节线上、线下的多元媒介。除了传统的图文类形式，近年来还涌现出微电影、播客、社群空间、专题展览、虚拟博物馆、AR出版物、元宇宙体验场等多模态。相较于外缘性叙事，内生性叙事更凸显叙事作为交往实践的对话、互动意味，通过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社群等形式激发能动参与的人文活力。由于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交往实践，这类叙事能够在经济活动中内生地实现人文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人文经济的发展激活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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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从叙事维度理解人文经济
人文经济的内生性叙事可细分为三类。其一是作为文化产品的叙事，主要存在于文化产业中。提供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产业是人文经济的重要组成，叙事则是其较为典型的产品形态，既包括文学、曲艺、戏剧、影视等经典叙事学范畴中典型的“文本叙事”，又包括展览、文创产品、旅游产品等非典型的“后文本叙事”。 28 优秀的文化产品是真、善、美等人文意义的“表征化”，能够在特定的符号载体中实现人文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内在统一。而“巧妙的讲述源自对故事内在技术的掌握，其中包括行为/反馈机制、不断变化的价值负荷、角色、冲突、转折点、情感动态等等。手艺是故事这门艺术的基础……形式让故事成形，手艺让叙述栩栩如生”。 29 叙事型文化产品通过内容情节策略、艺术表现技巧等“形式”和“手艺”的精熟运用，对表征符号进行更加有序的组织、更加有机的呈现，进一步提升人文意义的感染力，释放当代经济生活中内生性的人文滋养力量。
其二是作为组织交往的叙事。企业组织是人类个体为了特定经济目的而结成的有机协作整体，其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都存在叙事性交往实践，比如员工关于事业价值和工作意义的谈论，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表述，企业与产业链伙伴间关于合作原则的协议共识等。在人文经济中，这类作为组织交往的叙事实践能够推动组织的“人格化”，从而传递有别于工具理性和功能主义的人文意义：通过企业家的自我叙事、组织的官方叙事、员工的自发叙事等构建的企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能够彰显创新、进取的“发展人格”；而通过组织的自觉叙事、员工的抵抗叙事等强化的组织责任与劳动文化，则能传递人文经济发展中反异化的“伦理人格”。
其三是作为市场互动的叙事。企业是“社会的重要器官”，因而“并不是仅仅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存在，而是为了实现某种特殊的社会目的，并旨在满足社会、社区或个人的某种特别需要而存在”。 30 这一过程中，企业与客户、员工与客户、客户与客户甚至企业与公众间都进行着叙事性的互动，比如企业的品牌传播与产品营销、粉丝社群中的口碑流传与内容共创、企业的经营业绩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等。在人文经济中，这类作为市场互动的叙事实践能够推动市场主体的“风格化”，由此释放超越纯粹功能价值和经济利益的人文价值：依托品牌叙事、内容营销、社群营销等策略，非文化性的产品、服务甚至企业整体也被赋予情绪价值、审美趣味、文化意义，彰显“经济文化化”的“美学风格”；基于公共关系传播、社会责任营销、“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叙事等路径，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能够传递对股东之外的环境、社会等多元利益相关方尽责的“道德风格”。
可见，叙事是理解人文经济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作为合法性、导向性话语界定和指引着“人文经济”的内涵、外延、策略，而且作为交往实践在经济发展中释放内生性人文意义与价值。外缘性叙事与内生性叙事共同构成了人文经济的叙事之维，而从激活人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角度而言，内生性叙事理应受到更高重视。
三 数字时代人文经济的叙事策略：从内容策展到跨媒介叙事
如上所述，在强调“人”及其主体性的人文经济中，叙事需要被重视，因为它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与交往实践，也是应对数字时代挑战和机遇的有效策略。当下，数字化的技术要素已全局性地渗透在人文经济的叙事之维中，叙事实践需要更好地抵御数字化弊病、把握新技术机遇，彰显经济活动的人文意义和价值。对此，内容策展与跨媒介叙事能够成为启发性策略。前者通过语境组织、经验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形成有序、有机的多样性，传递有别于数字化征候的人文性特质；后者则一方面通过内容层面叙事生产者与接受者的共同创造，推动人文意义的共鸣化，另一方面通过形式层面的跨媒介表征甚至非表征实践，推动人文价值的体验化。
（一） 以内容策展抵御数字化弊病
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全新类型的非确定性的问题”，这“并非来自于信息的缺乏，而是来自于信息自身，甚至来自于信息的过量。正是信息生产了非确定性”。 31 数字媒介的“信息过载”等客观特点引发了“信息焦虑”等主观体验 32 ：一方面，网络信息呈现出海量化、碎片化、肤浅化、低质化等特征；另一方面，“数据洪流”（data deluge）冲击下的主体遭遇了“认知梗阻”“认知疲劳”“认知恐惧”“认知强迫” 33 等困境。在商业信息的海洋中，这些特征还与膨胀的工具理性、消费主义等深度合流，令经济主体更感迷失。因此，数字时代人文经济的叙事需要纾解信息困境，抵御数字化弊病。这不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在经济交往实践中传递人文意义和价值，而且是通过“抵御”本身彰显人文关切。
面对“数据洪流”，内容策展能够守护人文经济发展中话语导向、组织交往、市场互动以及文化产品叙事内容的有序性、有机性。它通过“语境”与“经验”的融入，实现从“数据”（data）到“信息”（information）再到“知识”（knowledge）乃至“智识”（wisdom）的转化。 34 海量的数据呈现、纯粹的信息披露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的基础作用，但只有被语境有序组织、与经验深度互动的有效信息以及知识、洞见、智慧等要素，才真正具有“人”的印记和“人文性”特质，才能在人文经济发展的合法性奠立、方向性指引、价值性创造中触动人心。“仅仅提供数据并进行‘理性’讨论不足以塑造对未来的看法并促使人们采取行动”，而依托特定媒介技术对传播对象进行有效甄选、组织、转化的叙事能够“为有远见的专业人士提供一种强大的新方法来交流未来……故事通过嵌入语境和经验，成为发展知识和智慧的有力工具”。 35
相较于一般的叙事策略，内容策展更加强调这种语境组织和经验调动的重要性、有效性，以及多元主体的参与性。策展的本质是“选择”和“组织”，是将海量的内容“过滤成一个可管理的规模集合”，以更高效地满足某种信息性或策略性的需要。 36 而作为叙事主体的“策展者”在这一选择、组织的过程中深度参与，通过融入个体与集体经验，构建文化语境，进行信息与知识的再生产，甚至投射并强化主体智慧。因此，就叙事对象的语境组织而言，内容策展通过选择具有“相关性”的内容并对其进行“主题化”的组织，较为有效地纾解了数字媒介中海量信息“碎片化、信度低、时序不连贯、易读性差的缺点”。 37 就叙事参与者的经验调动而言，内容策展体现了“饱和注意力经济中的注意力理论”，即引导“人们如何分配注意力以及如何为自己获取和控制注意力”，将“感官的洪流”（sensory flood）把握、转化为“引导的溪流”（guided stream） 38 ，进而缓解叙事者与叙事接受者的信息焦虑，在优化主体感受的同时强化了主体性。内容策展还强调更多元的叙事主体参与，它并非单一话语的绝对权威，而是在数字时代体现为由专业媒体、政府或商业组织等战略传播者、个人媒体用户、亲友等社交网络、平台算法等共同构成的“策展流”（curated flows） 39 ，形成既颠覆叙事霸权又有别于碎片化“数据洪流”的叙事生态，在有序、有机的多样性中传递人文性特质。
数字时代的人文经济旨在营造“充分尊重生命、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克服异化现象等”的“有机社会性” 40 ，内容策展正与此相契。它既有助于在经济交往中更有效地沟通、传递富有“有机社会性”的话语导向、文化内容、人文价值，又以其抵御数字化弊病的姿态和特质本身彰显人文意义。因此，在人文经济发展外缘性的方向指引以及内生性的组织交往、市场互动、文化产品生产中，经济实践者都应该充分重视语境、经验的重要性，精心选择、组织、转化有效信息、知识、智慧等具有人文性特质的内容，避免量化绩效主义和数字科学主义的“宣贯任务”“宣传竞赛”；另一方面，政府、媒体、行业组织、学术组织、社会组织、企业、消费者等多元主体的叙事能动性都应得到激发，“宏大叙事”之外的各类“小叙事”主体尤其应该成为人文经济内容策展的有力行动者。
不过，在数字时代，内容策展这一叙事策略仍存在两大局限。其一，叙事主体虽具多元性，但有可能停留于“各自在说”的状态，主体之间的连接与对话存在较大的偶然性。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个性化的策展式叙事成为追求独异性、“几无约束的‘人人都在说’”，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说自话”就会“走向交流的反面”，沦为“各种语言的碰撞声而已” 41 ，这甚至将引致另一种信息过载与信息焦虑。其二，内容策展以叙事内容的有序性、有机性抵御数字化弊病，但轻视了新技术机遇下叙事媒介的重要性、多样性及不同效能。同样一组经过选择、组织、转化的信息、知识或智识，在线上、线下不同类型的媒介中会被如何表征？数字媒介除了制造信息焦虑，还有怎样生产性的影响？内容策展关注了内容质料的肌理，却没有回应媒介形式的机理问题。对此，跨媒介叙事能够成为更有效的策略。
（二） 以跨媒介叙事把握新技术机遇
“跨媒介”（transmedia）概念涉及两条不同的理论路径：“一是源自欧陆的、偏重艺术的、作为研究进路的跨媒介艺术（intermedia arts）；二是源自北美的、偏重商业的、作为实用策略的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 42 前者主要立足文学艺术形态，分析不同表征媒介的机制异同，更关注媒介物质性的“形式”；后者则立足更为广义的叙事形态，并与品牌营销、商业咨询等领域互渗，更关注“内容”策略及其功能主义价值。人文经济的跨媒介叙事策略既延续后者对商业现实的介入性，又汲取前者对媒介物和技术形式的关切，涵盖两大内涵：一是在叙事内容层面通过包括接受者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共在、共创、共享一个不断生长的“故事世界”，衍生人文性的意义空间；二是在叙事形式层面充分挖掘媒介物质性的多样可能，看到媒介作为叙事呈现的载体、作为叙事活动组织与协作的场所、作为叙事主体的感官延伸所具有的文化生产力和形塑作用。这两者也正是对数字技术语境的主动适应甚至能动利用。人文经济的跨媒介叙事既不单纯是一种美学机制，也不单纯是一种营销策略，而应该被视作一种在数字时代“形成对故事世界更完整、更连贯心理表征的方式” 43 ，能够更有效地向经济实践主体传递人文意义和价值。
1 以跨媒介内容推动人文意义的共鸣化
数字时代是一个“人人叙事”的时代。在大众媒体主导的年代，叙事权力掌握在精英与机构媒体手中，大众只是主流叙事的被动接受者；而在网络化、智能化的浪潮下，每个组织、每个个体都有可能建构起个性化叙事。数字时代的内容叙事改变了报纸、广播、电视等“看/听”的文化仪式及“静态的意会性交流”状态，在人人可“说”的话语实践和参与行动中展开“动态的展演性交流” 44 ，从而将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能动的叙事主体。也就是说，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叙事之维中的每一个组织主体、个人主体，都是叙事接受者与生产者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跨媒介叙事旨在将这些多元、能动的叙事主体卷入同一个富有人文意义的内容世界，产生共创、共鸣。比如成功的电影文化产品将人物、情节元素融入漫画、游戏等衍生品的不同媒介形态，但并非基于IP授权的简单复制，而是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推动“故事世界”的不断衍生。“这样一个跨媒体故事横跨多种媒体平台展现出来，其中每一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做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然而“没有一部特定作品会再现电影中的全部元素，但是每一部作品都必须包含足够的内容，以让人一瞥就能够辨认出这些作品都属于同一故事王国”。 45 在这一“王国”中，不同的叙事主体不断挖掘、演绎、赓续、改写，持续为内容世界注入生命力，跨媒介叙事因而成为“随媒体融合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审美意境——它向消费者施加新的要求，并且依赖于在知识社区的积极参与”。在其中，消费者“通过合作来确保每一个在这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人在离开时都能获得丰富的娱乐体验” 46 ，经由一种“扩散美学”（aesthetics of proliferation） 47 机制引发共鸣。
在人文经济实践中，跨媒介叙事不仅能像“文化吸引器”一样将不同主体汇集到共同的人文议题之下，而且能像“文化催化剂”一般“启动和促进他们的解读、推断和详细阐述” 48 ，激发共同创造力。在人文经济的内生性叙事尤其是作为文化产品和市场互动的叙事中，这类具有共鸣化效果的跨媒介内容已有相对广泛的实践。一些优质文化产品及其衍生品不再停留于传统文艺的“看/听”模式，而是通过对话、改编、社群甚至共创等方式持续衍生内容活力和人文意义；在品牌营销等市场互动叙事中，依托社媒互动、粉丝经济、趣缘社群等机制，品牌的文化内涵不仅因企业组织的定义而“存在”（being），而且在多元叙事主体的共同创造中持续“生成”（becoming）。然而，在作为组织交往的叙事以及人文经济的外缘性叙事中，跨媒介内容对人文意义的共鸣化传递相对有限：多数组织仍倾向于通过威权化、科层化、中心化的内容叙事与员工、其他组织交往沟通，而政策、媒体、学术等话语也仍习惯于以专家或“立法者”而非“阐释者” 49 的姿态对人文经济加以界定和引导。在人文经济的叙事实践中，跨媒介内容仍有巨大的可为空间。
2 以跨媒介形式推动人文价值的体验化
内容是跨媒介叙事的核心，“如果没有有效的故事，跨媒介体验通常会无效或适得其反，而且过于分散，给用户带来困惑并导致他们脱离”。 50 然而这种内容取向长期以来局限于“文本研究和效果研究”，遮蔽了叙事中的媒介形式和物质性。事实上，媒介既是“叙事载体”，比如纸张和荧幕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样态；又是“叙事活动得以组织的场所”，比如电影拍摄和书籍编撰迥异的组织协作场域；还涉及“感官延伸”，比如观看戏剧和参与式戏剧中不同的身体感受。因此，跨媒介叙事应该成为“文本行动”“社会行动”“感知行动”的集合，而非拘囿于以内容为中心的“文本阐释主义传统”。 51 也就是说，在面对跨媒介内容的“故事世界”时，还应关注这一“世界”及其中不同的衍生性元素以怎样的形式被构建。
数字时代为跨媒介形式赋予了更多可能。一方面，从传统图文到数字影像，直至多模态的共生甚至元宇宙的无限想象，新技术的不断演进丰富了叙事形式，增强了对叙事内容的多维体验感。另一方面，“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的当下呈现出多元媒介交融的特点，“各种媒介不是孤立、离散和僵化的，而是全面地彼此依存。正是以这种方式，它们各自的独特性才得以呈现”。 52 在媒介深融的语境中，特定的媒介形式本身就在传递特殊的体验，比如在数字时代，海量化、碎片化、肤浅化、低质化等流行病重新凸显了纸质书刊等复古媒介形式的独特性与文化价值。可见，数字时代跨媒介形式的多样性能够增进叙事体验，既增强内容的感官刺激程度，增加对内容的体验类型，又通过独特的形式本身创造体验与意义。
数字时代的多元媒介性及新兴媒介形式甚至能颠覆传统的叙事范式和对于“叙事”的认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触发了有别于叙事表征的“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机制，凸显“身体”“情动”（affect）“感觉”（sensation）的重要性，以期捕捉日常生活中此时此刻又转瞬即逝的“湍流”（onflow）。 53 于是，叙事不再只是通过符号承载、传递意义的表征机制，而成为某种“展演”或“述行”，叙事的主体性也在各种事物、生命体、景观等“物质的持续暗流”中流淌 54 ，成为向身体体验和“人”本主义最彻底的回归。例如在无界美术馆（teamLab）等沉浸式文化消费空间中，依托叙事内容、情节对意义进行的表征较为有限，身体沉浸在流动的光影中，感受非表征性的“情动”体验。
在人文经济的叙事实践中，与跨媒介内容的应用现状相似，跨媒介形式在作为文化产品、市场互动的叙事领域多有体现。就叙事文化产品而言，穹幕电影、5D电影、MR戏曲等把握新技术潮流，创造出更丰富、震撼的人文内容体验，而纸质出版物、黑胶唱片等“古早”媒介形态则在复兴浪潮中彰显“以技术怀旧为主要策略的媒介尚古主义抵抗文化” 55 ；在作为市场互动的叙事实践中，除了运用新技术、新媒介讲好品牌文化故事，不少企业还选择以“内容超出商业范畴，普遍结合文化艺术话题，呈现鲜明的人文取向”的纸质品牌书刊作为内容营销的叙事载体，在这一复古媒介形式与消费者的互动中“唤醒严肃阅读传统、展露物质工艺美学、增益场景具身沉浸” 56 ，创造独特的人文体验。相较而言，在作为组织交往的叙事以及人文经济的外缘性叙事中，官方化、书面化、学理化的媒介形式仍是传递人文价值导向的主流，跨媒介形式的创新探索相对克制。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叙事实践的跨媒介形式能够推动人文价值的体验化，使“人文”在经济生态中更加可感可知。经济发展中的人文价值不仅在于讲述什么、践行什么，而且在于如何讲述、如何践行。
四 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叙事的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人文经济要在经济发展、数字技术、人文取向的“三浪交叠”中寻找平衡，“将技术制造的无序、无机环境导向有机环境” 57 ，恢复对“人”这一主体的尊重。无论是外缘性的叙事导向，还是内生性的叙事实践，抑或是二者在数字化语境下的策展式、跨媒介探索，人文经济的叙事之维都旨在守护、彰显“人”的本位。然而，这种人文经济发展和叙事共有的人文取向，在现实中面临着资本陷阱、算法陷阱的挑战，需要通过培育能够反身觉知、主动筹谋、能动治理的“元叙事”主体加以应对。
（一） 资本陷阱、算法陷阱对人文取向的挑战
在商业信息的“数据洪流”中，主体时常陷入“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 58 的困境，人文经济的叙事之维则致力于构建一个相对稳固的意义世界，为作为主体的“人”提供“安身立命”的“锚”，这也正是“人文经济”中“人文”二字的立意所在。然而，“当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时”，叙事其实十分复杂。“它总是意识形态的，总是修辞的，往往是政治的”。 59 叙事乃话语，话语即权力，它不仅是一个诗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学问题。
在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发展的“三浪交叠”中，尤其要警惕经济发展与数字技术背后潜藏的主体性陷阱，及其对人文取向的挑战。首先是资本陷阱。有学者在反思叙事经济学时即指出：“对经济叙事主体性问题的忽视乃是叙事经济学的一大缺憾……在资本主义这种虚构的秩序中，资本是叙述者、规定者和活动者，简言之，资本叙事支配人。无疑，希勒根本无意探究与揭示经济叙事背后的主体性资本座架世界的深刻本质。” 60 在人文经济的叙事实践中，叙事主体同样身处功绩主义、流量主义、消费主义的潜流。它们可能扭曲外缘性叙事的价值导向，稀释叙事文化产品的艺术品质，异化组织交往叙事的“发展人格”与市场互动叙事的“美学风格”，侵蚀组织交往叙事的“伦理人格”与市场互动叙事的“道德风格”。资本陷阱甚至可能反噬叙事本身，将其异化为“既无意义又无方向的叙事真空”，使其走向“卖故事”（storyselling）的叙事危机。 61
其次是算法陷阱。随着外源性叙事中传统新闻媒体中心化话语权的式微，以及内生性叙事中各类跨媒介内容、形式的流行，人文经济叙事之维中的叙事主体也在发生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甚至直接介入叙事文化产品的生产、市场互动叙事的衍生，人们对“业余和算法策展新领域”的信任度不断提升。这些数智化新动态的背后，其实都潜藏着“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 62 对叙事生产主体和接受主体的隐秘操纵。我们应该“说”什么，能“看/听”到什么，又能“共同创造”什么，或许都被算法主体所决定，它“吸纳并有效利用人类确定的权力来控制、约束、监督和‘授权’” 63 ，人类叙事者的主体性事实上被抽空。“我们在网络中形成的数字痕迹，可以让智能算法精准地描绘出另一个自我”，这是一个比理性主体意识更了解我们自身却外在于我们的“外主体”（Exo‑Subject），能够对理性主体的选择与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4 ，也对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叙事实践的价值取向构成挑战。
（二） 培育反身性的“元叙事”主体
要在数字时代通过叙事维度更好地理解和推动人文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对人文经济叙事这一命题及其实践本身进行反思与叙事，自觉地培育能够自我觉知、主动筹谋的“元叙事”主体，从而对资本陷阱、算法陷阱等挑战进行辨识与治理。
目前，从宏观、中观层面的各类组织主体，到微观层面的企业、员工、消费者，身在其中的人文经济实践者们普遍尚未认识到叙事的重要性，却又时时浸润在叙事性的交往和影响中。“元叙事”主体的首要责任，就是推动人文经济发展中的叙事实践从“自在”向“自为” 65 转变，提升经济活动参与者反身性（reflexive）的叙事意识与叙事素养。在此基础上，“元叙事”主体还应探究不同的叙事机理，推介更优的叙事策略，实施有效的叙事治理。如果说曾经的“把关人”（gatekeeper）在数智媒介时代并未“退休”，仍然对“公民与其个性化信息环境的互动”至关重要 66 ，那么“元叙事”就理应成为一项新的“把关”职能。
具体而言，面对资本陷阱，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叙事者，还是中观层面的产业叙事者，尤其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与个体叙事者，都应积极培育“元叙事”的主体性，对关键绩效指标（KPI）至上、流量至上、娱乐至上等倾向保持觉知和警惕。这背后的定力，仍来自人文经济以“人”为中心的本位，尤其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人民性立场。人文经济叙事之维的根本指向，是“人民主体”“人民叙事”，即“以人民生存与发展为终极目的的实践性建构”。 67 面对算法陷阱，人类叙事者应该通过“元叙事”主体的培育，更积极地提升“算法素养” 68 ，通过有效地识别、判断、选择，看到数字世界的两面性，进而更有力地发挥主体能动性。算法陷阱的背面其实是“创构”。“面对物能世界，人们只能解释和改变它；而面对数字世界，人们则还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未能参与数字世界创构的叙事者“可能被智能社会‘投喂’得主体性日渐迷失” 69 ，但若能反身性地投入其中、有效创构，人类主体性反而能得到更显著的彰显。还应看到，算法主体仍具有被人类主体把握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算法类型决定了不同的影响机制，并不必然导致“过滤气泡” 70 ，人类主体还能通过特定的算法、机制设计，提升“意外发现”（serendipity discovery）的概率，增强经济活动中营销推荐等市场互动叙事的信息异质性。 71
结语
本文分析了叙事这一人文经济中重要却少被深究的基础维度，及其在数字化时代语境下的实践策略。作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与交往实践，叙事不仅是影响经济活动、经济走向的外在“舆论场”，而且是内在于产品服务、组织交往、市场互动等环节的经济实践本身，对于以“人”为本位的人文经济而言尤其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意义。人文经济的叙事分为外缘性、内生性两大类型，前者为“人文经济”提供合法性基础与方向性引导，后者则是从经济活动内部孕生人文意义与价值，具体体现为叙事文化产品、组织交往叙事、市场互动叙事等形态。在数字时代，内容策展是一种以内容有序性、有机性抵御数字化弊病的有效叙事策略，跨媒介叙事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握新技术机遇，在内容层面推动人文意义的共鸣化，在形式层面推动人文价值的体验化，并已在作为文化产品、市场互动的叙事中得到相对广泛的应用。当下，经济发展、数字技术、人文取向的汇流也对人文经济叙事构成资本陷阱、算法陷阱等挑战。对此，需要培育自我觉知、主动筹谋、能动治理的“元叙事”主体。事实上，本文的些微探索，也是在尝试建立关于人文经济叙事的某种“元叙事”——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螺旋演进中，这将是一种长期的责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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