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学理支柱之一。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在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绵延数千载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浸润和滋养了人文经济学，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塑造和淬炼了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主张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经世济民”与“人文化成”之间建立动态的联结，在物质丰富与精神充盈之间建立互补的平衡。人文经济学的精神内核有着文明层面的宏大视野，强调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是尊重秩序中的人（“人本”），根本目的是促成人在秩序中的自我实现（“成人”），让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塑造合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人文经济学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前提出发提出了“时代之问”：经济秩序与人的全面发展如何相互成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如何开辟出具有包容性、延续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文经济学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之学，赋予经济秩序以文化的厚度和文明的温度，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主动与文化自信。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
作者简介：张翊轩，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等重大部署，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落地提供了重要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以苏杭为例，指出了文化与经济同频领先这一含摄着理论突破奇点的经济现象，并提出研究人文经济学的重大课题。其实，早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同志就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即指将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经济的物质生产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经济发展、以经济支撑文化繁荣的新型经济形态。“‘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1]当前，对于人文经济学的内涵，学界虽有一些研究，但尚无定论，本文尝试从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精神内核与时代之问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经济与人文：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何谓“经济”，“人文”又指什么？人文经济学何以冠“人文”之名，成“经世济民”之学？这些问题的答案恰是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经济活动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描绘狩猎场景的岩画，其中所展现的是生产活动。公元前4000年前后，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在通向巴比伦大门的土砖上刻画符号，用以记录谷物的收获、花费、数量，谷物被用为一般等价物，而这些对“剩余”的记录是人类最早的国民收入统计。“Economy”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vouia”，色诺芬（Xenophon）在《经济论》中首先使用了这一概念，其中“oikov”的含义是家庭、家族，“vouia”的含义是法律、秩序或支配。据熊㝱在《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中的考察，从词源上看，oikos和nomos合而言之即家法、家政、家计，分而言之即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计量、法度[2]，具体言之，即奴隶主如何能管好自己的财产，特别是组织和管理好奴隶的生产。因而从词源看，“经济”一词和私人家庭事务的管理有关，柏拉图等古希腊哲人则将管理的对象由家庭推扩至城邦（polis）。
分析“Economy”的词源可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秩序（无论是家庭的秩序抑或城邦的秩序）中的“物”，问题意识始终集中于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为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经济学首先面向资源。资源往往是有限的，具有稀缺性，人们需要思考如何合理并有效地配置资源。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经济学发展有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在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试追问，只有物属于资源吗，人是不是另一种形态的资源呢？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卢卡斯（Robert E. Lucas）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让人本身也被物化并被工具理性解剖。这样的理解确乎将人解剖为了物，不过不应将这种“解剖”理解为是消极的。传统经济理论更多关注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更多关心机器、土地和厂房，而人力资本等理论则将人的问题纳入经济学审视的对象，这恰恰使对经济增长与社会问题的深入理解成为了可能。并且，这绝不意味着对人的贬低，而是看到了人能够通过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从而实现价值的跃升乃至推动经济增长。以物为重心的思维方式经由以贝克尔等学者的学说为代表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而理论化、普遍化，这大大推扩了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使经济学不断涌入原属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犯罪学和人口学的领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物”中徘徊，始终关心物的问题，直至发展出了视“人”为资源的进路。
文明发端的前提与样态往往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着理论发展的结果。自轴心时代思想勃兴时起，中国便没有“分科之学”意义上以量化和实证为特点的经济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没有系统的经济思想，相反，中华文化中有大量对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只不过这种思考多表现出“透物见人”的理论形态。在古代中国，经济理论的中心是“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内核，对人的聚焦本身使得对物的研究被模糊乃至被掩盖。这也可谓从经济学的角度作答“李约瑟难题”，古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可能一度因其以人为中心的突出特点而遮蔽、阻碍了自身科学化的进程，可以想见，如果一门学问不关心物或不以资源的有效配置为追问的中心，那么无论其在立意上多么宏大、价值上多么崇高，都很难真正迈过经济学的门槛。因此，不能盲目地用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来为经济学理论贴标签，亦不能盲目地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贬低与中国学人的经济理论相异质的学派。但是，确乎可以在比较的视野中看到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这基因是人文经济学这座“大厦”的理论基石。
古代中国的经济理论始终围绕着生养人、成就人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历经数千年而影响深远，注入并成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底色。用“经济”来翻译“Economy”即凸显了这一重大关切。“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邦济国”“经世济民”，如《宋史·王安石传》便有“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的说法；曹雪芹借史湘云之口说出了“仕途经济”一词。可以说，古汉语“经济”和“Economy”的原义并不对应。黄摩西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介绍了日本学者译“Economy”为经济的原因：“经济者，经纶干济也。而吾国通俗以善计者曰经纪。日人输入中语，因音近而误作经济（此类甚多）。”[3]按此说法，日本学者在翻译时，由于读音相近而误把“经纪”译为“经济”。其实，这可能是个“美丽”的误会，经济的译法本身揭示出古代中国经济理论的底色：人文。
何谓人文？文字有文饰、纹理、错画之义。贲卦《彖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止”是理解人文的关键，意味着通过礼乐教化，人能逐步摆脱野蛮的动物状态，节制无限扩张的欲望，将个体塑造为合秩序的人。“文明以止”仿佛“垂衣裳”（《系辞》），为裸露的身体披上衣裳，也把生理性的欲望嵌入合宜的规矩；又仿佛作“梓材”（《尚书・梓材》）、顺“杞柳”（《孟子・告子上》）、直“枸木”（《荀子・性恶》），质性各异的原木恰似禀赋不同的人，塑造和教化的方式固有差别，其旨则皆在将物与人引导至合秩序的方向。文化是让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当“成人”这样的语词被使用时，至少能表达两重意思：其一，人应当成为秩序中的人；其二，人希冀实现自我的价值或意义。可以说，人文这一概念绝不仅仅指称着文化或叙事，而是被置于秩序的问题域中，将助益个体的自我实现作为题中之义。
从字面上看，人文经济学似乎特别强调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实际上，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在主流经济学不断发展并自我反思的进程中，已然被西方学者浓墨重彩地讨论过并愈发被重视。如席勒（Robert J. Shiller）在《叙事经济学》中揭示了病毒式传播的叙事对经济的作用，比方说“美国梦”深刻促逼了美国的消费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大萧条。还如莫基尔（Joel Mokyr）在《成长型文化》中研究了启蒙运动所遗留的鼓励知识创造的社会文化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工业革命，由此推知文化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非凡意义。再如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著作《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论证了文化（而非剥削、地缘、资源）才是决定一国贫富的核心要素，主张文化对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学说便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范式并未将文化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并肯认文化对经济的深刻作用。特别是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在此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因素究竟有哪些。由此，经济学研究中堪称 “文化转向”的学术流变便发生了，就这一点而言，人文经济学吸取了叙事经济、文化经济的理论精华。
人文经济学固然有重视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的面向，但其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乃是因其具有探寻文明道路的向度。其固然关注资源及其有效配置的问题，但更透视着秩序背后的文化尺度与文明深度。“人本”与“成人”这两个核心目标彰显着对人的尊重，在秩序精神上，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经济秩序把人当作目的而绝非资本增殖的工具。
文化在合秩序的意义上为培育和成就人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即能滋养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紧密统合起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人文经济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因而不从量化与模型的角度理解人，亦即不把人看作抽象的生产要素或消费单元，而是把人视作承载历史意义且铸就文明精神的主体。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坚实基础，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紧紧围绕“人”这一核心范畴与价值源泉展开——人文经济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改善人民生活”的论断[4]，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的“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5]，再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6]“提高人民生活品质”[7]“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8]等，人文经济学有着肥沃的思想土壤。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中定位，习近平经济思想既浸润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人本主义精神，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可近，不可下”（《五子之歌》）“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尊德义》）等主张尊重人民的原则中；既对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等西方主流经济学保持清醒且开放的态度，又兼收并蓄了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构建，对中国经济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就谁这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回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筑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在这样的意义上定位人文经济学。
二、秩序与人本：人文经济学的精神内核
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根基，也是人文经济学的精神内核。人文经济学以人为中心构筑经济理论，并不意味着人文经济学要否定西方经济学对物的重视，更不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人的维度。
从学理上说，如果缺乏对人之主体性的关注，那么对“物”与经济现象的研究又如何可能呢？其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又何以体现？实际上，大部分对物质与资源的研究都隐含着在本体论层面上对人的某种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理性的“经济人”这一先验前提来推演理论体系，这使其自然聚焦于资本积累与利润最大化的逻辑闭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主流经济学的抽象预设既是其理论突破之所在，又恰恰是其根本缺陷：未能揭示人的本质，而是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支配和被异化为经济范畴的这一特定历史现实。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塑造了只有“接受”这个单一维度而丧失了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这个概念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映射。掩盖资本逻辑如何塑造并支配社会关系与个体行为的历史真相，必然会导致对人的真实境况的遮蔽与对人的全面发展可能性的忽视。作为反例，以费尔（Ernst Fehr）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揭示出人在经济实践中的决策不仅出于自利，也广泛存在利他、公平偏好与合作意愿等社会性倾向。这一发现印证了人文经济学所强调的“人”的多维面向——人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理性的“经济人”，人是具有道德情感与社会归属的主体，其行为模式能在文化的影响下被塑造。人文经济学对人的理解，恰是有机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将人异化的深刻批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深切关怀的产物。作为“第二个结合”的典范，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人文经济学主张，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是尊重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人本”），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助益人在秩序中的自我实现与全面发展（“成人”）。与叙事经济学等流派强调非理性的人情、情绪化的人欲、病毒式传播的叙事、有传染性的故事不同，人文经济学以“合秩序”与“成就人”为核心取向。人文经济学关注那些能促进经济秩序完善、经济稳定增长、经济长足发展的属人的文化，要之，合秩序的人文。
人文经济学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方向。人文经济学主张经济建设应当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与更好社会的探寻，在价值层面将人凸显并置于经济活动的中心，这才是高质量的发展。“人本”与“成人”的双重旨归并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孕育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与思想文化中。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肌理呈现得更为清晰。
人文经济学根植于塑造了数千年中华文明底色与精神品格的中华文化，不仅弥漫在日用常行间，更在古典文献中形成了清晰而系统的表达。其中，《尚书·洪范》为人文经济学提供了文本依据与理论结构。《洪范》记述了周武王克殷后向箕子“问以天道”之事，界定了八种必须做好的政事，首先即食、货。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认为，“食”“货”分别指掌民食之官和掌金帛之官。《汉书·食货志》定义：“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杨联陞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食货志”这个术语已被视作“关于经济的论文”“关于食品和商品的单篇论文”以及“关于食品和钱的论文”，最后一个译法在字面上最为符合，因为“交换媒介”似是“货”的实质[9]。《尚书大传》解释了“八政”何以从“食”开始：食乃“人事之所本也”。班固亦云食货乃“生民之本”（《汉书·食货志》）。“八政”以食货为先，绝非偶然。食货关乎生存的维系，关系到人伦的延续。物质经济基础还被视为政教与秩序的前提，因而食货在《洪范》中以履天道而行政事的首要一环出场。这表明了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内核：经济秩序的根基在人。
“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礼记·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朱熹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如朱熹般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儒者，也必须承认，于人的繁衍生息而言，饮食便是天理。“大欲”“天理”二词极言其重，将饮食打上了符号化的烙印，说明饮食关系着秩序的根基。春秋时期，齐国之所以能跃升为五霸之首，有赖于管仲之治。管仲提出了“四维”亦即礼义廉耻的观念，“四维”既是国民应奉行与遵循的准则，又是政治秩序赖以形成和确立的纲纪。经济增长、百姓富足最终是为了使国家的纲纪确立起来。《管子·牧民》讨论了治理国家、发展经济、使民富裕的举措，其中言及：“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文化形态的纲纪能让政令施行、经济增长、秩序稳固。“食”的问题从表象上看关乎劳动生产与资源分配，在根本上却是经济秩序何以生人、养人、安人、聚人乃至成人的问题。经济秩序的存续与否，取决于其能否真正安顿个体。孔子所云“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与管子所言“国多财，则远者来”（《管子·牧民》）共同指向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经济增长的实质并不一定是财富增长的量化显现，而可能是安民与聚民的真切实现。文化认同所激发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能注入经济秩序，转化为经济增长。人文经济学不把人看作数字增长的附庸，而是将经济建设视为使人成为人的实践。
“货”是物资交换的基础，相较于“物”，“货”这个概念更聚焦于属人的层面，是物资流通、商品交换与价值实现的媒介。《易》表达物多而富庶的卦为“大有”，《序卦传》云：“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同人卦是大有卦的上一卦，卦序的安排表明了：与最大多数的人同享万物，万民便能归附，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总量能臻于盛大富庶，以至于如大有卦上九爻辞所言“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文明的理想面貌得以实现。如此看来，“同人”既是物质丰富的前提，又是经济增长的保障，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言：“君子不贵庶物，而贵与民有同也。”这强调了人们日用常行所需的物质资源是人伦、政治、秩序、文明延续的现实根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司马迁所述“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恰是指汉初天下一统后，治理者不抑制商业，而是打开关梁、鼓励通商，在“海内为一”的政治共同体中激活“货”的媒介属性，使民间的商品能够跨区域流动，以满足人欲、畅达人情为旨归。如此，经济增长滋养人，人的自我实现又自然而然为经济秩序注入活力和价值，成就如《序卦传》所言“物归焉”而天下“大有”的理想图景。
人本观在人文经济理论中不断深化了系统性的秩序构建。儒家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治理者应观察和遵从民众自身的利益需求，使政策顺应并增进百姓的福祉。孟子提出“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政之道，让民众有“恒产”从而保有“恒心”，这实则是将民众的财产视为其人格独立与社会安定的基础。赵岐注云：“恒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学士之心者，虽穷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于饥寒，则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人天生具备向善的心，然而，只有那些真正修身养性、具备道德自觉的士人君子才能不因困境而放弃道义。普通百姓如果迫于饥寒，则难以维持恒常的善心，其道德选择易受到物质条件制约。“恒心”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孟子认为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建基于物质基础之上，且人文对经济秩序的稳固恒久有支撑作用。管子的论述更加系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揭示了人文、经济、秩序之间相互传导、彼此作用的关系。管子认为良性的经济秩序是文明存续的前提，倡导富民与教民相结合的经济秩序，即经济富足为人文教化提供物质土壤，道德教化赋予经济建设以秩序精神。
儒道二家之于中国文化如鸟之两翼，自中华文化发端处，道家便扮演着革命者的角色。道家提出了“无”的概念来理解经济秩序，“无为”的经济思想充满着人文的精神。“道法自然”亦即“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的观念，既尊重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从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求治理者顺应人的真实需求并维护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道家将理想的秩序描述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经济秩序所营造的人文氛围使人释放自身能动性，不依靠外在的干预力量而自我实现、全面发展。今本《道德经》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帛书本《老子》言“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如果说儒家的经济政策是“有心”的，那么道家则倡导“无心”之治，以二者为内在精神的经济秩序恰可对应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与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自发秩序的理论取向，却又有着细微的不同。
其实，道家是意识到了，凡是外在于人而强加于人的调控手段都存在“正复为奇”（《老子》五十八章）的危险。正所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老子》五十七章），因而，道家不追求整齐划一的宏观调控结果，也不倾向于用僵化的制度来控制经济的发展，而是致力于营造能使经济主体充分释放自身能动性从而实现主体价值并臻于自我完善的文化生态。通过文化生态持续入微地作用于经济，“看得见的手”无需直接干预经济，而只需转向对个体尊严、社会信任与自发机制的培育与疏导，便可使经济秩序充满活力。这样的人文经济理论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即尊重了、认识到、发挥出人的创造性，从而激活经济秩序的活力。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实践中，道家“因势利导”“与民休息”的方针与儒家“因民之利”“制民之产”的政策彼此互补，深入了人文经济学的精神内核，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大原则异曲同工。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承载着古代中国对经世济民之道的深刻洞察。厚植于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经济学立足秩序的构建，汲取人本的精神，持守人文的旨归。
三、文明与道路：人文经济学的时代之问
人文经济学之所以能实现深刻的理论突破并确立深沉的价值尺度，恰源于其根植于中华文明数千年深厚的历史积淀，奠基于历经无数实践考验的历史抉择与思想文化，持续汲取了丰富而系统的实践智慧，转化为建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多样养分。一言以蔽之，人文经济学彰显了对文明道路的探寻与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主动与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不仅为人文经济学提供了独特的问题意识，还赋予了中国学人以超越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及立足文明与秩序的宏阔视野。“经世济民”“富民养民”“义利双行”“取财有道”等一系列以人为本、务在成人的经济理论，共同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的底色。数千载文明积淀的思想力量培育了以人文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使之难以完全被西方经济学的量化模型所裁割。比如，蒂伯特模型似乎可以拆解“保民而王”“行仁政而王”的观念，但套用具体的模型或量化分析方式来解剖这些经济思想，恰恰弄丢了其中最宝贵的内核：人文。只有着眼于价值的维度和文明的深度，人文经济学对人的深刻尊重与涵养成就才能被透视。
人文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体用贯通之学。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八个字准确表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其实，这八个字同样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神内核。“人”以为己任的人文经济学，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层面，都生动诠释了明体达用的实践智慧。回溯历史，“宋初三先生”之一的教育大家胡瑗曾浸染于苏州、湖州的地域文化，提出了“明体达用之学”。他设立“经义斋”以讲述儒家经典义理，又设“治事斋”以操练水利农政实务。此种体用并重的教育理念，不仅深刻影响了宋代以降的学术风气，也为后世实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想支撑。在人文与经济水乳交融、互相促进的文明演化新形态与文化发展新范式中，人文经济学真真正正把“人”当作发展的根本、核心、出发点、落脚点，以人为主体来指导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这正是人文经济学守正创新之所在——其充分吸收并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体用关系作为根本性的哲学范畴，为理解人文经济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框架。从“体”的维度看，“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为人文经济学构筑起坚实的思想本体，更赋予其鲜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内核。坚持人民至上不仅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还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支柱性观念，更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民本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传承与升华。由是，人文经济学既赓续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又激活了中华文明“文以载道”“化成天下”的秩序精神，找到了植根本土、贯通古今的价值坐标。
从“用”的维度看，这一理论建构深刻作用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文要素的注入，有效激活了经济体系内部的文化动能与社会认同，促进了创新活力的释放。这不仅体现了经济发展逻辑与历史演化进程的同频共振，也展现了文化传统在现代经济秩序建构中的蓬勃生命力与强大效能。人文能释放经济秩序的活力，这至少包含两个层次。其一，人文能激活旧有产业并将之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北京 798 艺术区以“一五”计划时期建成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为改造基底，将人文艺术元素融入老旧工业空间的更新与活化进程，实现了工业遗存的价值重构，同时培育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二，人文要素能够为新经济业态的发展成果提供保障，并持续为新经济秩序的构建注入内生动力。新兴产业的崛起往往伴随配套社会文化的孕育与生成，共享的文化符号、价值理念与思维模式，能够将原本孤立分散的市场主体凝聚为“想象的共同体”，进而促成身份认同的形成与群体共识的构建。若此类新兴社会文化契合并支撑起社会秩序，便能成为新兴产业整合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润滑剂。在此基础上，新兴产业所取得的阶段性、碎片化发展成果，无论是科学技术的突破、商业模式的革新还是市场边界的拓展，均可实现有效联结与系统整合，最终成为支撑并塑造新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石，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人文基础。
主流经济学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自我反思，逐步凸显文化经济与叙事经济的面向。在此基础上，人文经济学不满足于将文化当作一个外在于经济问题的解释性因素，而是在根本上，从存在论的层面理解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从文明的理想图景看待经济秩序的延续与演进，并聚焦在经济增长这一关键问题上。人文经济学在人民至上与经济建设、精神丰盈与物质富足、合秩序的人与合于人的秩序之间建立了有机的、动态的联结。人文经济学追问着经济增长如何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如何与经济秩序的有序构建结合起来，从而塑造出具有引领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文明道路——这是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所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人文经济学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面向历史与未来，回响着时代之问。所谓文明，其含义固然包含物质层面的高楼拔地而起、科技日新月异、经济总量增长，还包含精神层面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秩序层面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人不仅是理性利己的经济人，还寄寓着超个体际遇的人文关切和普遍性的社会愿景，合秩序的人应当同时矗立起理性的精神与人文的情怀。合于人的经济秩序应当包容生命延展的可能性，让每个个体各安其所、各得其乐。在人文经济学所建构的应然秩序中，个体当然能获得生活的保障，更能有尊严地被安顿。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文明乃是一种实践：一种不断塑造合秩序的人与合于人的秩序的历程，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奋斗。人文经济学标识着对文明品格的塑造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寻，或者说，中国开辟了一条有别于西式文明及其现代化的道路。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用二元对立的方式为“文明”设立了对立面。在雅典，会说希腊语的城邦公民是文明的，不会说希腊语的就是野蛮人乃至野兽；中世纪天使与恶魔的二元对立，亦滥觞于此。启蒙运动后，理性替代语言成为界定文明的概念，有理性的成年白人男性是文明人，而没有理性的便是野蛮人。文明既是名词，又是形容词，还延伸出了动词的意涵，对那些被定义为落后、蒙昧、无知、野蛮的国家或群体所采取的使之文明化的行动自然而然在道义上是正当的，甚至在道德上是高尚的。这些以“文明化”自诩的行动，实则只是殖民、侵略、占领、剥削、奴役、屠杀的行径。文明这一语汇成为旧时殖民主义、当下帝国主义文绉绉的伪装。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文经济学的时代之问及其开显出的文明道路：文明不只有唯一形态或标答，每种文化、每个个体都应被尊重，也都应有机会全面发展、自我实现。
人文经济学涵盖“经世济民”与“人文化成”的文明道路，彰显了文化虽无形而深远的巨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之中。”[10]文明并非只能有独一无二的固化形态。在中华文明传统主流的思想观念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文化界定的，蛮夷戎狄与华夏之间并无本体论层面的断裂。文化概念的前提即人可以转化。无论是儒家的“礼乐”，还是管仲的“四维”，抑或制度化的乡约，乃至成文法式的《唐律疏议》《功过格》，其观念前提皆是文化乃界定文明的元素。一言以蔽之：斯文在兹，文以载道；文脉贯通，以文化人。人文精神并非静态的历史遗产，而是通过价值重塑、制度融合与实践激活，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意义支撑，最终在动态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基因的代代相续。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始终持守包容、和平的特性，并以人文为基础构建了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形态与秩序典范。比如，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固然有防范匈奴的军事目的，但在客观结果上则带动了丝绸之路以“德润四海”（《汉书·董仲舒传》）为精神的贸易往来与文明互鉴。丝绸之路是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通途，地理学家赫尔曼（Albert Herrmann）指出，这一文化交流的范围不限于中亚和印度，甚至广及罗马。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协和万邦的统一格局进一步得到加强。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宣阳门（归正寺）”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北魏并非汉族政权，却以洛阳为中心，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商旅、使节前来经商通好。异域文明、殊方文化通过丝绸之路逐步向东传播，与此同时，有来有往的贸易网络使大量商胡贩客因喜爱中国文化而长期居留乃至主动要求成为“中国人”。可见，丝绸之路是跨文明交流的典范，深刻塑造了彼时的经济秩序与文化形态。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精神乃是“共商、共建、共享”。从古代中国开辟丝绸之路到“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为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全人类的福祉与未来铺就了文明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第八十一章）的思想观念，塑造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形态。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组成部分的人文经济学，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博大胸襟，探索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引领物质文明繁荣与精神文明充盈相得益彰、融通共进，开显出大国气象、文明治道。
结 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并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与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一道确立为主要目标。这些要求共同充实着人文经济学的精神内核。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不懈奋斗，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始终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回应经济发展实践需求，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逐步淬炼出植根中国大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文经济学这一自主创新理论形态。人文经济学以“体用贯通、知行合一”为核心理路，其理论内涵蕴含着多维度的实践价值：既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又为经济秩序注入文化厚度与文明温度，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有的历史主动精神与文化自信品格。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底色，在于以尊重人的主体性为原则、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人文经济学有别于其他经济理论的核心特色，在于探寻并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经济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赋予了兼具大国气象与人文关怀的理论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