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6年第1期。
［摘 要］人文经济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强调经济活动的文化嵌入性与价值导向，为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提供了新视角。“两个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经济学指明了根本方向与路径。“两个结合”通过注入马克思主义的“魂”与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伦理支撑、鲜明的人民立场与实践导向。未来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的发展，需在“两个结合”引领下，深化对“人”的全面理解，探索“人文+经济”的融合机制，创新研究方法论，并积极参与全球人文经济治理，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人的解放与资本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2BKSJ02）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是在对当今世界整体形势作出研判和立足当下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重大命题，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当今学界对该命题从其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实践路径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是，如何看待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定位，如何找到一个使人文经济学完成实践落地的方法论，如何看待人文经济学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在深入剖析人文经济学这一命题内涵与价值旨归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两个结合”对人文经济学的根基性塑造作用，探讨在“两个结合”指引下构建中国自主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可能路径。
一、有温度的经济：人文经济学的价值旨归
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日益面临发展失衡、生态危机、道德失范、意义迷失等深层困境。以“理性经济人”假设、数学化模型和工具理性崇拜为核心特征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因其对复杂人性、文化价值、制度多样性以及分配正义等核心议题的忽视或简化处理，在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上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反思性和建设性的思潮逐渐兴起。它主张经济研究不应当局限于狭隘的物质增长和技术效率，而应当将人（而非抽象的要素或冰冷的数字）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强调经济活动深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脉络和伦理价值体系之中，其终极目标应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
（一）以“现实的、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理性经济人”为逻辑起点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逻辑起点上的。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指的是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是充满理性的，在任何时候都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决策和作出行为选择的。它的基本原则是人性自私和理性决策。“理性经济人”假设为人们分析和解释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有助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但是，这一假设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一“理性经济人”假设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人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并不总是“理性”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虽然通过简化模型构建，为人们研究经济现象提供了便捷工具，却也导致理论与现实脱节，无法解释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非自利和非理性决策行为。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逻辑起点不同，人文经济学既承认人的自私性和理性，也充分认识到人的全面性和复杂性。人文经济学承认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判断，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也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和人性的把握，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丰富的情感、道德观念、文化认同和社会嵌入性。因此，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人文经济学关注的逻辑起点并不是抽象的“理性经济人”，而是“现实的个人”、具体的个人。人文经济学认为，这一“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经济行为并非孤立发生的，而是深深嵌入于家庭、社区、民族、国家等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受到特定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塑造与制约。所以，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必须置于其生存发展的整体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并关注其作为社会实践的历史性展开。将“现实的、具体的人”作为逻辑起点，要求经济理论必须正视并包容人的这种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本质，承认个体与群体、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这不仅是理论构建的基石，更是确保经济政策与实践能够真正回应人民多样化、多层次、不断发展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认识论前提。
基于这一“现实的、具体的人”，人文经济学在经济目标上特别强调人的多元需求与全面发展。它关注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如尊严、归属感、意义感、自我实现）的辩证统一，认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应仅限于物质财富的积累，更应指向人的能力拓展、存在状态提升和社群福祉增进。人文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终极价值锚定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注重激发个体潜能与社会创造力的统一。它主张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基础上，逐步向以知识、情感、道德和审美为核心的非物质需求层次延伸，通过构建包容性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体系，推动教育、文化、健康等关键领域的发展，从而实现人在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人文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异曲同工的。
（二）强调经济活动的文化嵌入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核心，将经济活动简化为资源配置的技术过程，强调市场机制的“中性”与“效率至上”。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危机、数字时代的社会分化等现实困境，暴露了纯工具理性经济逻辑的局限。当经济活动剥离文化语境与价值关怀，不仅可能导致市场失灵，更会引发人的异化与社会失序。在此背景下，“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新兴交叉视角应运而生，其核心主张在于：经济活动并非孤立的技术系统，而是深深“嵌入”特定文化土壤、受多元价值引导的人文实践。与行为经济学关注有限理性、制度经济学关注规则约束不同，人文经济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将“文化”视为经济活动的“深层操作系统”，将“价值”视为经济决策的“方向盘”。前者决定经济行为的“可能性边界”，如文化规范如何框定行为选项；后者决定经济活动的“方向与意义”，如何种目标值得优先追求。二者共同构成经济活动的“人文坐标”，使冰冷的资源配置过程成为有温度、有意义的人类实践。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化浪潮中，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一种重思经济行为根基的路径。
人文经济学指出，经济活动的目标设定、行为规则、组织模式乃至技术选择，均深植于特定文化的价值体系、认知框架与行为规范之中，是文化基因在经济领域的显性表达。这种嵌入性并非静态的“背景变量”，而是动态的“构成性力量”，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
其一，文化塑造经济偏好。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偏好稳定且外生”，但人文经济学认为，偏好本身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文化通过塑造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与审美取向，决定“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效用”。如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与“天职观”，将财富积累视为“荣耀上帝”的手段而非目的，这种文化偏好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性积累”特征——资本家倾向于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奢侈消费。其二，文化建构经济制度。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行为的规则”，但人文经济学进一步指出，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取决于其是否与本土文化价值相契合。文化通过提供“共享意义体系”，降低制度执行成本，使规则内化为“自觉行为”。如中国当前推进的“共同富裕”政策，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亦延续了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大同”文化理想。其三，文化驱动经济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人文经济学认为，突破性创新往往诞生于文化价值与技术可能性的交叉点——文化为技术应用提供“意义框架”，技术则将文化理想转化为现实。文化驱动的创新，本质是价值引领技术——技术解决“如何做”，文化回答“为何做”，二者结合才能产生既有技术突破又有人文温度的创新成果。总之，人文经济学“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将抽象的‘理性经济人’还原为具体的‘社会文化人’，使文化从外部环境变量提升为关键内生要素，深刻揭示了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共生发展的内在规律”。
（三）关注经济活动价值的多元导向
如果说“文化嵌入性”回答了经济活动“如何被塑造”，那么“价值导向”则解决了经济活动“为谁而做、为何而做”的根本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效率”“增长”为核心价值，将GDP视为衡量经济成功的唯一标准。人文经济学则主张“多元价值协同”，强调经济活动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核心价值导向包括：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和人文关怀。
其一，公平正义。西方主流经济学追求效率优先的“帕累托最优”，但人文经济学指出，效率只是手段，公平才是目的——没有公平的效率，最终会因社会撕裂而不可持续。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要求经济活动关注“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推动“包容性增长”。中国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强化调节、三次分配引导自愿”的制度安排，其中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推进，依赖于“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与社会主义“奉献精神”的结合。其二，可持续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自然资源无限”“环境成本可忽略”，关注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益，突出的是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人文经济学以“生态文化”为基础，将可持续发展视为核心价值——即经济活动需兼顾当代人需求与后代人权益，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其三，人文关怀。人文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这就决定了其在讲求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其终极价值导向是“人的全面发展”，即经济活动应服务于人的尊严、情感与精神需求，而非将人异化为“劳动力”或“消费者”。这一理念强调工作应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而非单纯追求利润的工具。
综上，人文经济学的核心洞见是，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人的活动”，而人是文化的存在、价值的载体。可以说，人文经济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创新，更是一种实践智慧。它提醒政策的制定者：发展需有“温度”，政策应含“文化味”；它启示企业家：利润之上，应有“价值追求”；它告诉每一个普通人：经济不是生活的全部，而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未来的经济，必将是“人文的经济”——在文化中扎根，在价值中生长，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文明的永续进步。这既是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旨归，也是人类社会走向可持续繁荣的必由之路。
二、“两个结合”对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的根基性塑造
人文经济学本来是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忽视“人”本身的纠偏中发展起来的思潮，这与立足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最高宗旨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有着深厚“人文”基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高度契合。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也有着其必然的现实逻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这实际上也向我们提出了打造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的重大任务和目标。那么，如何推动这一中国式“人文经济学”落地呢？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要路径的“两个结合”，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构建和发展人文经济学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引、文化滋养和实践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注入科学灵魂与实践指南
中国式“人文经济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价值立场和批判的武器。
其一，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奠定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为人文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与社会文化结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互动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和科学方法论。它避免了将经济与文化割裂或简单决定论的错误，强调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其复杂关联。例如，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理解其如何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推动文化繁荣和人的发展。再如，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和检验标准。这要求人文经济学必须扎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理论、检验真知，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
其二，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确立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就要求中国式“人文经济学”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式“人文经济学”主张的发展出发点是人民的需要和关切（不仅是物质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需求）；发展的动力是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评价标准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提升。这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明确了其价值理性的核心内涵。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为人文经济学深刻剖析当下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利益格局、运行逻辑，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推动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其三，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理论武器。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尽管当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并存，但毋庸置疑的是，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从本质上讲就是“物”的逻辑。资本的内在矛盾性在于，在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同时，是以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漠视为前提的。对此，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和拜物教作过深刻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性的扭曲和对社会关系的物化。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其理论指导必然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学说或主义。这为人文经济学批判市场万能论、消费主义陷阱、技术理性对人的宰制，以及探索超越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经济社会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无限增殖逻辑及其破坏性后果的分析，提醒中国式“人文经济学”在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使其服务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厚植文化根基与伦理底蕴
中国式“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念等，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和伦理底蕴。
其一，民本、仁政、大同的社会理想。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民本思想。《尚书》中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孟子》中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贞观政要》中也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高度契合，共同夯实了人文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基。它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尊重民意、保障民生、厚植民力。儒家倡导的“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政”（《孟子·梁惠王上》）、“惠民”思想，强调执政者应以德为本，施行仁政，使百姓安居乐业。这为人文经济学思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责任、政策的价值导向（如包容性发展、社会保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蕴含着对共同富裕、社会和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美好追求。这为当代中国推动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刻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动力，也是人文经济学追求的终极社会图景。
其二，天人合一、节用裕民的生态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儒家“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等思想，都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应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思想相呼应，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环保主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经济观提供了宝贵的东方智慧。中国式“人文经济学”要求经济发展必须考虑生态承载力和可持续性。同时，中华文化历来崇尚节俭，遵守“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的节俭伦理，强调“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反对奢靡浪费之风。这种节用裕民的思想，对于矫正消费主义、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是中国式“人文经济学”倡导可持续消费的重要伦理基础。
其三，重义轻利、诚信守诺的经济伦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义利统一的伦理准则。儒家并不绝对排斥利，但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主张以义为上、见利思义。这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竞争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伦理规范。正因如此，中国式“人文经济学”批判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行为，倡导互利共赢、富而有仁的商业伦理。诚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之一，被视为立身之本、立业之基、治国之道。“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礼记》中也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这为中国式“人文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契约精神是市场基石，构建社会信任体系对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健康运行至关重要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其四，和合包容、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中华文化历来崇尚和谐、包容、共生。《论语》中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国语》中讲“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尚书》中讲“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虞书·尧典》）。这种和合思想，有助于中国式“人文经济学”思考如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关系、促进社会团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开放包容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实践品格，不仅讲求格物致知，主张“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而且讲求经世致用，做到知行合一。其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与中国式“人文经济学”扎根实践、关注现实问题、追求理论联系实际的取向高度一致。
总之，“两个结合”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立场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层面对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的塑造起到了根基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相结合，共同作用于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的构建。其一，赋予其科学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确保了中国式“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深度和时代高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则使其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认同。其二，实现其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融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和中华文化的民本仁政思想共同强化了其价值导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中华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则共同推动其关注现实问题，寻求有效解决方案。其三，达成其批判精神与建设导向的平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有助于其识别问题、破除迷思；中华文化的和合智慧与务实精神则导向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与和谐发展。
三、“两个结合”引领下构建中国自主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
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就不仅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来践行努力，更要在理论层面进行高度概括，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因而，构建中国自主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在理论上成为可能，而且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应在“两个结合”的根本遵循下，在理论创新、议题聚焦、方法革新和实践转化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一）以“人文经济”为主题词深化核心概念、构建理论模型
一个体系要完成其自身的理论自洽，首要的是确定其核心概念，夯实其理论基础。中国自主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同样如此。其一，立足“两个结合”，明确界定“人文经济”中的“现实的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全面发展的理论指引下，融合中华文化中关于人性、人伦、人格的丰富思想（如仁、义、礼、智、信），构建一个涵括物质需求、精神追求、道德修养、社会责任、生态关怀等多维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概念框架。这是中国式“人文经济学”区别于其他流派的基石。其二，构建“人文+ 经济”融合理论模型。中国式“人文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学说体系，拥有“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理论品格。因此，我们应当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方法论指导下，系统整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关于生产目的、分配关系、人的发展的论述）、西方人文经济学的有益成果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与治理智慧（如义利观、均平思想、俭奢之辨），尝试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人文动因和价值逻辑的理论模型。例如，探讨“共同富裕”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的共同滋养下形成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二）聚焦“人文经济”开展关键议题研究
中国的人文经济学应当有问题意识，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其一，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针对GDP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中华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融合视域下，设计包含物质富裕、精神富足、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态环境、社会参与、公平正义等多维度的“中国式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参考但不局限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国民幸福总值（GNH），更需体现中国价值（如家庭和谐、社会贡献）。其二，关注文化基因赋能经济发展机制。深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基因（如创新精神、工匠精神、诚信合作）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有效激活，转化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如提升产品质量、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创新活力）。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文旅融合、老字号振兴中的文化价值转化路径等。其三，关注共同富裕的人文经济学阐释与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原理，结合中华文化中的均平思想、大同理想和扶贫济困传统，深入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如何通过优化初次分配、健全再分配、完善三次分配（慈善公益）的制度安排，以及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持续投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人文基础（机会公平、能力提升、精神富足）和实现机制，特别是关注乡村振兴中的人文维度。其四，关注中华生态智慧与现代绿色发展转型。将“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等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相结合，研究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推广绿色生活方式的文化支撑、伦理基础和政策协同。其五，关注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文向度与伦理规制。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带来的劳动方式变革、隐私伦理挑战、数字鸿沟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与人关系的论述基础上，融入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以义制利”“中庸和谐”等思想，前瞻性地研究如何在数字经济中保障人的主体性、尊严和权利，构建具有人文温度的“善治”规则（如算法透明、数据权益保障、防止技术异化），等等。
（三）对标“人文经济”范式创新研究方法论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的前提下，深入融通中西，扎根实践，创新研究方法。其一，注重方法论的多元运用。倡导定量与定性、实证与规范、宏观与微观、结构分析与文化阐释等多种方法的互补与融合。既借鉴现代经济学的计量分析、实验经济学等方法，更要发展适合研究文化、价值、伦理等议题的深度访谈、历史比较、案例分析、话语分析、参与式观察等人文社科方法。其二，深化历史与比较研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深入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史尤其是其中蕴含丰富人文关怀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人文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借鉴他国有益经验，但更注重在“两个结合”框架下阐释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意义。其三，强化跨学科交叉研究。打破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壁垒，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共同攻关人文经济学的复杂问题，如文化价值如何量化评估，伦理规范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其四，扎根中国大地，深入实践调研。坚持实践导向，鼓励研究者深入基层、企业、社区，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把握真实世界的经济实践及其人文逻辑，如观察乡村合作社如何融合传统互助精神与现代市场规则，从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的养分。
（四）推动“人文经济”的实践转化与全球对话
构建中国自主的人文经济学体系，其目的不只是理论上的构建，更多的是能够在实践中取得成效，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应当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其一，服务国家战略与政策制定。将人文经济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同富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战略。例如，为设计更体现人文关怀的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文化政策、区域协调政策提供学理支撑等。其二，赋能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并推广将中华优秀商业伦理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相融合的管理实践，引导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环境责任的统一。其三，促进人文经济业态繁荣。为文化产业、创意经济、体验经济、银发经济、乡村振兴中的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探索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同时，要注重参与全球治理与文明对话。用“两个结合”所淬炼的中国人文经济学话语，阐释中国发展道路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追求，积极参与全球发展议程、经济治理规则、生态伦理标准的讨论与制定。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弊端，倡导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人文关怀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不平等、气候变化、精神危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结语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文经济学以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价值嵌入、伦理规范引导的深刻关切，为反思和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提供了重要视角。然而，其真正扎根中国大地、焕发强大生命力，必须自觉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和力量源泉。“两个结合”从根基上塑造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品格与发展方向。二者的辩证统一，使得中国式“人文经济学”能够实现科学性与民族性、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批判精神与建设导向的有机融合。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构建中国自主的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经济学领域的生动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