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徐一超.经济与文化的深度共生——维尔诺“文化产业”论述中的三重拓进[J].理论月刊，2026（3）：113-121.
摘 要 ：当代左翼思想家维尔诺在分析“诸众”概念时对“文化产业”的旁及论述蕴含从“文化经济化”到“经济文化化”的三重拓进，能够为文化产业理论反思、文化经济理论发展、人文经济理论建构提供启发。一是范围拓进，不仅是狭义的文化艺术产业或非物质性的第三产业，而且是当代经济整体都因对认知—语言这一“普遍智能”即共通能力的倚重而体现“经济文化化”；二是机理拓进，“经济文化化”不仅体现于商品消费的符号象征，而且形成于交流协调、交往合作的生产过程以及新的生产—文化主体之中；三是影响拓进，经济系统不仅在自身演进中孕生文化性，而且作为整个社会的子系统，与社会文化双向影响、互嵌互构。在深度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语境中，经济与文化之间呈现出范围交叠、机理交错、影响交互的深度共生关系，这也是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持的理论立场。
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是当代左翼思想家中的代表人物，可谓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富有影响力的“旗手”。他对“诸众”（multitude）等概念的深入分析为学界所熟知，但其论著中一些意义丰富的“中间产物”却较少被关注。
在《诸众的语法》中，维尔诺剖析了当代诸众“劳动”“行动”“智力”三大领域“杂交”的存在模式，其间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分析，指出“文化产业中雇佣劳动结构与政治行动结构有着重叠”，为“杂交”状态提供了印证。然而其“文化产业”论述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一极易引起狭义化误解的表述背后，其实蕴含着从“文化经济化”到“经济文化化”的拓进理路，能够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化产业理论反思、文化经济理论发展提供启发。更重要的是，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被正式提出的当下，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深彻思考尤为必要，西方左翼思想或能提供一定的理论镜鉴。
本文聚焦维尔诺在分析“诸众”概念时对“文化产业”的旁及论述，致力于回答以下研究问题：维尔诺所谓的“文化产业”指的是什么？与产业经济学一般语境中的“文化产业”有何异同？其论述揭示了经济与文化这两大范畴间怎样的关系？如何据此理解“文化产业”“文化经济”“人文经济”等近似概念的脉络？这一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对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有何意义？
一、范围拓进：从非物质性的第三产业，到能力共通的经济整体
“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精湛才艺成为面向大众的劳动。正是在这里，艺术大师开始打卡上班”——这是维尔诺“文化产业”论述的开端。解读其“文化产业”观，首先需要理解“精湛才艺”（virtuosity）这一概念。维尔诺所谓后福特制时代职场中的“精湛才艺”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没有“终端产品”的表演艺术为代表，活动本身就是目的，“成就感”蕴藏于行为过程之中；二是需要他人在场，在“公开组织的空间”和观众面前，表演艺术才有意义；三是没有预先设定的脚本，而是基于“语言”的潜能开展即兴的“言语”实践，是对语言通用能力的具体利用和实现。因而从表面来看，维尔诺所说的“文化产业”是以生产即产品、语言为核心的表演艺术为典型代表，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比如认为他“刻意去除了有‘产品’的画家、作家、雕塑家、作曲家等艺术大师”，也没有看到“舞蹈、音乐演出现在都被现代化的录像录音技术制作成激光视频产品和CD”等当代“制成品”形态，进而指出“维尔诺此处的对比性分析缺少了说服力”。
如果因此认定维尔诺持有的“文化产业”观狭隘，或是论证逻辑粗疏，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表演艺术及其所凸显的“精湛才艺”与其说是维尔诺“文化产业”概念的具体所指，不如说是一种提喻和隐喻的修辞策略：在“以局部代整体”的意义上，表演艺术提喻了包含各门类文艺在内的文化产业，甚至全部第三产业乃至整个产业经济；在“揭示共同本质”的意义上，“精湛才艺”则隐喻了整个后福特制时代劳动过程的底层逻辑。在表演艺术的狭义范畴表象背后，蕴含着从非物质性的第三产业到共享通用能力和底层逻辑的当代经济整体的拓进思路。
维尔诺指出，艺术家的“精湛才艺”无需依赖预先设定的脚本，“仅留下的本子叫智力，作为人类通用能力的智力”，也就是包含“正规和非正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思维方式和‘语言游戏’”的“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在当代经济发展中，一部分“普遍智能”并不“凝结为固定资产”，而是“以认知范式、对话演绎、语言竞争的名义在交流互动中展开”。因此，以认知—语言能力为核心的“普遍智能”是“精湛才艺”得以发挥的基石，也是表演艺术、更广门类的文化产业、更广范围的第三产业以及整个产业经济在当代共通、共享、共同倚赖的底层逻辑。
以认知—语言能力为基础，以即时表演性的“精湛才艺”为表征，那些“不拘礼节的交往行为、竞争互动式的会议、让电视节目充满活力的‘意料之外’”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生产领域的典型特征”。在维尔诺看来，这种有别于福特制时代机械化、序列化、模块化特征的共通能力与底层逻辑，不仅体现在属于第三产业的当代文化艺术产业之中，而且“对梅尔菲的菲亚特来说也是真的”，也就是在属于第二产业的汽车制造业中同样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汽车仪表盘不再生产，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职业性任务是履行那些行动本身内在的活动”，在“监督和管理”中成为沟通性、协调性、交往性也因此是具有文化性的劳动。也就是说，基于认知—语言的“普遍智能”和“精湛才艺”，当代工人或职员不只要面对“物”，更要面对“事”和“人”，不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直接实施者完成分配给自己的特定任务，而且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通过“公开组织的空间”内外部的交流协作更好地推动他人、团队和组织任务的达成。可以认为，认知—语言的“普遍智能”及其即时、有效增进交流、交往的文化性意义已从狭义的文化艺术产业向整个社会生产领域扩散，这才是维尔诺“文化产业”概念中“文化”二字的真正所指，也才是他所谓“文化产业”在当下具有的“典范性”“普遍性”之所在。在这一意义上，当代社会生产具有了“经济文化化”的特征。
而作为这种“文化化”扩散效应的“动力源”的狭义文化产业，一方面最集中、鲜明地体现着“普遍智能”“精湛才艺”的运用及价值，另一方面也作为“生产‘生产工具’的产业”不断发挥“造血”般的关键作用。维尔诺聚焦狭义文化产业中的传播产业，认为“生产工具不能约化为机器设备，除此以外还包括与活劳动不可分离的语言—认知能力，在称为‘生产工具’的这个重要部分中包括技能和传媒程序是完全合理的”，进而指出“如果这些技能和程序不是在文化产业里创造的，那又会是在什么地方创造的？文化产业生产（更新、试验）传媒程序，这些传媒程序必定也会在我们当代经济的那些更传统的部门中像生产工具那样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狭义的文化艺术产业不只是“普遍智能”“精湛才艺”的典型及其价值扩散的源头，而且会在扩散过程中通过创造传播媒介等关键机制进一步增进整个社会生产中认知—语言的能力效应，在当代经济整体中持续释放再生产性、“元生产”性的价值。
事实上，维尔诺对狭义文化产业及其价值扩散意义的关注，受到了意大利自治主义“非物质劳动”思想脉络的影响，并且有所拓进。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提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概念，并从商品内容、劳动形式的层面指出其包含“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两大类，分别对应信息技术产业和包括艺术、时尚、传媒等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在此基础上，哈特（Michael Hardt）与奈格里（Antonio Negri）将“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并分为三类：一是融合信息技术的大工业生产，二是分析性和象征性的任务，三是倚重情感生产、控制和人际交往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可以看到，意大利自治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把握到了后福特制时代的经济转型与非物质性趋势，但多囿于“非物质”的劳动形式或产品形态逻辑，易滑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式的类型学窠臼。拉扎拉托的论域基本止于第三产业，奈格里和哈特延拓至信息技术赋能下的第二产业，还看到了“情感”这一重要的非物质要素。而维尔诺则进一步关注到认知—语言这一共通能力和底层逻辑及其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以横贯性切面式的新论域打破了类型学的束缚，以“文化产业”的修辞术提喻、隐喻出“非物质劳动”的又一层文化深意。维尔诺论述的“文化产业”确实“是广义的”，但它并不是“泛指了一切工业生产之外的服务行业、卫生医疗、新闻文化教育工作等整个第三产业”，而是超越了第三产业的边界和产业分类的逻辑，着眼于整个社会生产和当代经济整体，既拓进了“经济文化化”的向度，又揭示了其中蕴含的新机理。
二、机理拓进：从商品消费的符号象征，到生产过程的交往合作
就后福特制时代经济与文化这两大范畴的范围交叠而言，也有其他一些学者突破狭义的文化产业视域，分析广义的文化经济逻辑或“经济文化化”机理。但维尔诺的“文化产业”论述较之更有拓进：既有论断多聚焦产出、消费层面的符号象征意义，即当代商品消费的符号化、审美化、独异化特质，维尔诺则以不同的视角关注生产、过程，并以认知—语言能力为切口，深究劳动组织过程中交流协调、交往合作的重要性及其文化意义。
在论及当代经济整体的“文化化”时，有学者坚称：“所有行业都是文化性的，因为它们生产的产品除了功能性用途，也具有重要的社会象征意义……消费者获得和使用产品，不仅为了满足需要（营养、居住、出行、娱乐），而且为了依据其特定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解释来生产意义。”文化艺术传递意义，文化艺术产业生产意义，在重视意义的生产与消费层面，当代经济整体确实如狭义文化产业一样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性。这是一种有别于“作为功能性、标准化和普适化的社会单元而具有使用意义”的机理，是“作为文化质量获得赋值”的“独异性”逻辑，而“越来越多地生产那些独异的，即被赋了值并具有感性力量的客体、主体、地方、事件和集体”，就是社会的“文化化”。因此，“西方经济的整个货品制造产业和服务产业越来越后工业化，越来越富有创意经济的特点。它们也超越了具体的文化类产业，整体上变成了一种文化性和独异性经济”。这种从当代经济的产出、消费着眼，强调其独异性文化意义、感性力量、符号象征的论述，构成了对狭义文化产业之外文化经济或曰“经济文化化”的主流理解。
相较之下，与消费、结果相对的另一极——劳动生产过程的文化性似乎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有学者将“象征符号”的观察视角从消费转向生产，指出当代“普通的制造业越来越像文化生产。不是商品制造提供模板，文化追随，而是文化产业本身提供了模板”，这是因为各行各业的生产过程都变得更加知识密集，劳动生产对象从物质变成了象征符号——“不仅仅注入了更多的知识，而且具有普遍的文化性；不仅仅是信息处理蓬勃发展的问题，而且成为全面的象征符号处理能力的问题。”也有学者指出“经济的文化产业化”不仅意味着消费者“活动在吸引力货品市场上，要不断地做出选择”，而且意味着劳动生产主体要“在职业形象和个人表现市场上”持续活动、更加积极。遗憾的是，这些着眼于劳动生产过程的文化性的论述都点到为止，并未深入展开。与之相比，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的提出可谓正面切入了“经济文化化”视域下的劳动生产问题，为维尔诺的论述拓进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维尔诺不仅关注消费之外的生产，而且聚焦劳动生产的组织（organizing）过程。他以前述认知—语言的“普遍智能”“精湛才艺”为切入口和锚定点，进一步分析了经济整体中基于通用语言能力而开展的交流协调、交往合作，描摹出“说”及其述行性（performative）意义背后的文化经济机理与新的劳动主体。他指出，福特制工厂中贴着“保持安静，正在工作”的命令式标语，“闲聊”只在工作空间之外才被允许；到了后福特制时代，“语言已经进入工作场所”，标语变成了“正在工作，请讲”。在语言这一“普遍智能”的基础上，沟通交流、人际交往变得更加频密和重要，成为一种“涉及所有产业的商品”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所必需的基本要素”。由此，社会生产力“在更深程度上与语言交往能力、与普遍智能”相叠合，劳动生产、企业组织（organization）正是在这一“传播性构成”（communicative constitution）的过程中才被组织（organize）起来。如维尔诺所言：“今天，雇佣劳动（被雇佣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就是交流。劳动过程不再是沉默寡言的，而是侃侃而谈。‘交往行为’不再拥有特权甚至排外，不再置于伦理文化关系或政治之中，不再待在生活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之外。反而行之，对话的言辞已经坐落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
更关键的是，交流、交往的“精湛才艺”没有预先设定的脚本，就如狭义文化产业中的艺术大师般倚重即时、即兴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非正式交流有时比正式交流更有效，“说的能力”远比“说什么”更重要。“工人不需要多少标准的说话方式，需要的是非正式的交流行为”，这背后真正的关键其实是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协调、与不同主体的合作，“灵活地面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认知—语言的共通能力与底层逻辑为日益重要的交流、交往提供了条件，而交流是为了更有力地协调，交往是为了更有效地合作，它们都为后福特制时代多变性、不确定性环境中劳动生产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因此，源自表演艺术、不依赖于既定脚本而灵活运用底层能力的即兴“精湛才艺”更加凸显其重要性与必要性，理所当然地成为狭义文化产业向当代经济整体扩散价值的具体体现，也构成了“经济文化化”的内在机理。
能够运用“精湛才艺”交流协调、交往合作的劳动者是一种新的生产主体、文化主体。维尔诺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合作”：其一是“每个人干着由工程师或工厂领班组合成的彼此有关却又各不相同的具体事情”，也就是劳动分工意义上的“客观的”合作；其二则是“个人工作的出色部分包含着开展、改善和增强合作本身”，也就是将增进组织合作、提升增进合作所需要的能力素质作为个人工作的内容或目标，“让合作的行动、语言的交流融合迈到前台来，不再留在后台”，这是自我要求、合作增益、“元合作”式的“主观的”合作。在后福特制时代，后者更加广泛、重要且占据优势，因为“工人或职员的任务不再是完成单一的、特定的作业，而是改善和加强社会合作”，或者说是“把个人的劳动与他人提供的服务之间的联系做得更好、更多样化”。这样的劳动者已不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要成为协调不同职能、构建多元连接的“积极主体”（active subjects），化身为“不同职能、不同工作团队、不同层级之间的界面（interface）”，在多样的可能性面前灵活应对、有效抉择。这样的主体，不再是经济理性逻辑下“工具化的科学零件”，而是“文化产业”拓进中“文化化的艺术大师”。这一转变，不仅是当代经济系统的自身演进使然，更与后福特制时代深广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
三、影响拓进：从经济系统的自身演进，到与社会文化互嵌互构
维尔诺论述“文化产业”是为了揭示当代诸众“劳动”“行动”“智力”相交融的存在状态，而作为当代世界的构成集体，有别于“人民”“公民”“生产者”的“诸众”是一个社会文化性的复杂范畴，因此维尔诺的“文化产业”论述自然而然地与产业经济之外更深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交织在一起。这种对经济与社会文化交互关系的揭示，也构成了“经济文化化”或文化经济理解的又一重拓进。
对于狭义文化产业之外当代经济整体在消费和生产维度愈益“文化化”的原因，一些学者从经济系统自身的发展演进着眼进行解释，比如认为经济观念与实践“由注重物质产品生产的量到注重服务型经济的质的转变”引发了对“日常劳动生活如生产、业务活动、消费活动中审美和文化的向度”的重视与追求，或是指出生产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从能量消耗机器到信息处理机的过渡”，这一演进中“知识”的重要性取代了“能量与物质”，进而“助长了劳动中智力程度提高的特征，即由符号及文化意义所决定的特征”。这类论述以历时性的眼光看到了经济系统内部产品形态、技术逻辑等的动态变迁及其带来的审美文化、符号意义等文化性要素的凸显，却没有在一个个共时性的截面上看到经济系统所属的复杂社会系统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经济从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场所也是其他实体——文化、社会、政治——的安身之地，其他实体不断向经济渗透，以便推进或者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文化化”的演进趋势背后，是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影响。
对此，维尔诺有着观点鲜明的分析，他依旧从生产维度的劳动者切入，将这种经济系统与社会文化间的交互关系——也是劳动生产者“与世界的、与别人的、与自身的关系”——称为“社会化”：运用“普遍智能”和“精湛才艺”的劳动者需要通过交流协调、交往合作更好地应对后福特制时代的不稳定和可变性，要“习惯于流动、能跟上突然的转换、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企业、从一套规则转到另一套规则的灵活性、有适应单方面庸俗无聊的语言交流的才能、善于处理对有限可能性的交替选择”，然而这些都不是“产业训导的结果”，而是源自工作场所、职业生涯、经济系统之外的“社会化”。也即是说，基于认知—语言的“普遍智能”而形成的灵活应变性的“精湛才艺”并非“组织人”的职业训练与专业素质，而是“社会人”的处事习惯与人生经验，形成于经济系统之外、求职从业之先，是个体对社会文化环境适应性发展的结果。诚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如果要全面解释经济实践，“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商品的象征层面，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由社会构成的、且因此是由社会区分和有历史变化的施动者的秉性”，维尔诺在商品象征之外聚焦生产领域的“施动者”，其背后则是“社会区分”和“历史变化”的深刻逻辑。
当“社会人”进入后福特制的产业经济成为“组织人”，这些社会文化性的经验能够有力地转化为劳动主体适应经济系统的工具和利器，因为经济本就是社会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们共享着类似的后福特制特征。在维尔诺看来，这些特征产生于“本雅明说过的城市化的冲击，语言游戏的大量产生、规则和技巧的不断变化，这些构成了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我们发现才能和资格的形成，这些后来才成为‘职业性的’才能和资格”；当代“社会/组织人”的生存境况，可谓“一方面是劳动，另一方面是都市生活的不稳定和可变性”。城市化带来并不断加深的不稳定与可变性被社会个体从“震惊体验”（experience of the shock）吸收为生活经验，引发主体的适应性发展。与深度城市化相伴的后福特制经济转型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社会人”的经验在这里便转化为“组织人”的要求甚至是自我要求。可见，无论是劳动者个体的职业身份，还是产业经济的整个系统，都深深嵌入现代性深化、后现代性孕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其影响甚至塑造。
这种影响既是过程性的，又是双向性的，劳动生产、经济系统在受到社会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作为一股形构性的力量在影响甚至构建社会文化。维尔诺认为，在狭义文化艺术产业以及受到其价值扩散的经济整体中，保留着“一些不循规蹈矩、非程序化的空间，即对不可预见的灵光敞开着的空间，对坦率的交流和创造性的即兴创作敞开着的空间”，这些“允许不拘礼节的、出乎意料的、‘计划之外’的空间”，是对福特制劳动生产机械化、同质化的“抵制”，它们“终究还是承载着未来发展的潜力”。如维尔诺所言，劳动力不同于作为具体行动的劳动，它是“纯粹的潜力”，指向一种尚未实现但能实现、待实现的状态；而“工人的活体是劳动力的基质”，作为劳动生产主体的“生命”和“躯体”包含着“能力、潜力、活力”，他们的“普遍智能”和“精湛才艺”将溢出经济系统的边界，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持续性的影响。维尔诺所谓的“文化产业”本质上不是一个“文化”修饰“产业”的偏正结构，互相嵌入、互相形构才是“文化”与“产业”间及其所映射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系统间的真正关系。
除了看到潜力与活力，维尔诺还从劳动主体选择“不合作”或“退出”的角度对当代经济系统存在的行政化等弊病提出了反思与对策，这也提示了经济系统及其“文化化”之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另一重重要意义：劳动中的主体认同、审美自由是良性健康社会文化的重要保障。维尔诺指出，是“知识的充裕、交往、精湛才艺的一致行动和由普遍智能的公共性预设的一切”吸引劳动者选择逃离与退出，“背叛可以让他们生动地、自主地、积极地表达这种充裕”。这透露出在能动创造活动中实现主体自由的劳动美学意味，也就是马克思意义上在合理的经济系统中“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组织人”也是“社会人”，他们就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和实践主体，而“劳动文化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社会认同是以劳动文化为基础的”。因此，经济系统中的文化和审美条件紧密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再生产，积极的劳动文化、劳动美学也能够对倦怠社会、加速社会中的消极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对冲，这是“经济文化化”乃至“经济审美化”的重要价值。
四、经济与文化的深度共生：从文化产业到文化经济、人文经济
自现代性诞生以来，随着认知与实践领域的理性化、知识体系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经济与文化成为两个分化甚至分立的范畴，这种二元逻辑在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发挥主导性影响。工业化进程使得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从整全性的社会生活中“脱嵌”（disembedding）出来，“19世纪的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或独特意义的经济之上的，即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某个动机之上，而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是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动、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这个动机就是获利”。在这一过程中，宗教、家庭、伦理等文化要素从经济生活中被排除出去。与此相伴的则是19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及其“理性经济人”假设对于人性自利、价值中立、数理分析等原则的推崇，这在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引层面都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与文化范畴的分立。正是在这一长期主导性的影响脉络中，维尔诺“文化产业”论述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凸显：通过对后福特制时代症候的分析，他揭示出深度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语境的新趋势，即建基于认知—语言这一“普遍智能”的经济活动重新“嵌入”社会生活，经济与文化从边界清晰的分立转向深度的交融共生。
因此，维尔诺虽不是经济学家或文化理论家，也无意于对“文化产业”进行专门性的分析，但他在关注当代诸众时对这一命题的旁及，无疑有助于反拨现代性以降的经济实践与经济学研究取向，也能对文化产业理论的反思、文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甚至人文经济理论的建构有所启发。在范围（what）层面，绝不仅是狭义的文化产业或非物质性的第三产业才在经济性中呈现文化性的特征，当代经济整体因对认知—语言这一“普遍智能”亦即共通能力的倚重而体现“经济文化化”的趋势；在机理（how）层面，“经济文化化”不仅发生于商品消费的符号象征、文化意义之中，而且形成于以“精湛才艺”交流协调、交往合作的生产过程以及新的生产—文化主体之中；在影响（why）层面，经济系统不仅在产品、技术等的自身演进中孕生文化性，而且作为整个社会的子系统，与不稳定、可变性的社会文化语境双向影响、互嵌互构。由此可见，在深度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语境下，经济与文化这两大范畴之间不仅是狭义文化产业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关系，更是一种范围交叠、机理交错、影响交互的共生关系，这甚至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嵌互构的深度共生。
在既有的理论术语中，“文化经济”相较于“文化产业”更有可能传递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上述关系，但文化经济的概念以及文化经济理论仍有待在厘清、共识中发展深化。在鲍莫尔（William Baumol）、索罗斯比（David Throsby）、陶斯（Ruth Towse）等学者的奠基与推动之下，文化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之下相对独立的分支，倾向于采用实证为主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其研究对象仍接近于文化产业或“文化经济化”；范围拓展后的文化经济学也在桑巴特（Werner Sombart）、韦伯（Max Weber）等的理论启发下关注经济发展、行为、决策背后的文化影响因素或文化意义，补充了研究对象中“经济文化化”的一极。然而，附属于经济学的文化经济研究在深层假设、研究方法等层面依然体现以“经济”为“中心词”、以“文化”为“修饰语”的偏正结构逻辑，没有真正意识到经济与文化之间的深度共生关系。近年来，有中国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经济理论，比如认为“文化经济学是指研究和探讨作为社群价值系统的文化与作为财富价值系统的经济之间的内生关系及其转换机制的知识体系”，呼吁“建构基于文化价值坐标的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范式”；又比如指出文化经济应该被视作“一种整体的经济现象”，需要改变“以文化为手段的经济逻辑”，强调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与相互作用，以及“文化认同世界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断增强的共生关系”。这些都丰富了文化经济的理论意涵，深化了对这一尚未建立有效共识的关键概念的理解。
事实上，“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深度共生，而非“文化修饰经济”的偏正逻辑，理应成为文化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由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螺旋中渐趋成熟，“人文经济”被作为标识性概念正式提出、深化研究。人文经济的研究热潮与理论建构是“对‘两个大局’时代全球经济转型趋势进行经济学表达的迫切需要”，旨在实现从“文化经济化”到“经济文化化”再到“文化和经济融合化”这一“整全含义”的转变。而“从《之江新语》多篇文献中强调‘文化经济’的重要思想到新时代新征程提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其内在理路一脉相承，也就是对有着“普遍智能”的“人”在整全性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主体地位的重视。
可见，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范畴及其理论轨迹中，文化产业理论具有一定的狭隘性；文化经济理论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层次，却尚未在有效共识中充分发展；人文经济理论则正处于标识性概念提出的关键阶段，亟待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维尔诺对“文化产业”的相关论述能够提供一定的有益启发：当代社会在“文化经济化”之外，更有“经济文化化”，而后者绝不仅仅指经济活动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还揭示出经济整体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过程中通过“人”的交往合作、“物”的符号象征等蕴含、呈现的文化意义。此外，经济并非一个封闭的社会子系统，而是与社会文化互相嵌入、互相型构，经济文化、经济美学正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人文经济勃兴的新时代“能力、潜力、活力”的重要来源。抱持这种经济与文化深度共生的理论立场，是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
五、结语
本文试图揭开维尔诺思想疆域中较少被关注的“文化产业”一角，阐发从“文化经济化”到“经济文化化”的三重拓进内涵，并透过这面左翼思想棱镜，审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化产业、文化经济、人文经济理论。本文认为，维尔诺在论述“诸众”概念时旁及的“文化产业”，并非产业经济学一般语境下“文化经济化”的细分行业类型，它固然包含狭义的文化产业或非物质性的第三产业，但更是认知—语言这一“普遍智能”及其重要性弥散于当代经济整体的表征，是一种未被充分、自觉体认的“经济文化化”现象。文化在当代经济整体中的渗透，不仅体现于备受关注的商品消费的符号象征，而且体现于生产过程的交往合作；不仅是经济系统自身演进的结果，而且是经济范畴与整个社会文化互嵌互构的双向影响。因此，经济与文化看似是现代性分化逻辑下的两个分立范畴，实则在深度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语境中呈现出范围交叠、机理交错、影响交互的深度共生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反思文化产业理论的局限性、推动文化经济理论的共识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这种经济与文化“共生”而非“偏正”的理论立场，其实是文化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循此思想脉络，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才渐趋成熟、正式出场。人文经济的理论建构与发展实践，不能局限于狭义的文化产业，而要着眼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整体，不能局限于消费物的符号象征意义，更要着眼于“人”交往合作中的文化关怀，将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视作一个有机生命整体，激发其共生性、内生性的“能力、潜力、活力”。
然而也应意识到，维尔诺的相关论述建基于西方后福特制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这与新时代的中国语境有着本质区别。文化经济、人文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固然可以以西方左翼思想为镜鉴，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但根本上仍要立足本土实践，通过“拓进之拓进”，实现“辩证之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