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 赵嘉伟:“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体系与未来面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 次 更新时间:2026-04-24 09:15

进入专题: 投资于人   中华民族共同体   十五五   人文经济学  

张劲松   赵嘉伟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的发展密不可分。“投资于人”强调从“物质整合”转向对“人的能力与认同整合”,有利于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人”的潜能。“投资于人”通过对各族人民教育、技能和健康上的投入,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人才、制度优势,将“汇聚人力”和“凝聚人心”统一起来,以强化各族人民情感认同凝聚人心,以提高各族人民的知识技能汇聚人力,从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基。理论逻辑上,“投资于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践逻辑上,“投资于人”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逻辑上,“投资于人”是对中华传统“重人”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在实践层面,“投资于人”立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维协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贯彻落实“投资于人”理念,要在民族地区加大对教育与民生投入,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投资于人”长效制度,通过对“人的投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投资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十五五”规划;人力资本;人文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1]在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2],随着全面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心中[3]。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实体[4],能够通过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各族人民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5]。近年来,我国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重视物质层面的投入,包括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对民族地区产业的投入。这种“投资于物”的模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硬件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6],这为全方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从发展价值上看,“投资于人”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创新实践,其核心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实现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难题[8]。从现实价值上看,“投资于人”强调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更新旧动能并发展新动能,带来新的需求和消费,进一步丰富投资于物的形态[9]。当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蕴含了“投资于人”的理念。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度结合[10]。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行动[11]、中华民族历史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12-13]、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组团式帮扶[14],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15-16]、创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17]、城市民族互嵌社区治理[18],再到健康中国战略在民族地区的实施[19]、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与完善[20]等实践,都集中体现了“投资于人”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现有研究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奠定了基础,为理解“投资于人”的内涵和实现路径提供了多学科支撑,但存在一定不足。一是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历史叙事和文化认同,对“投资于人”的关注不足,缺少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二是目前“投资于人”的研究多关注于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尚未形成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的“投资于人”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体系与未来面向,旨在从理论上厘清“投资于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二者间的关系,为以“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二、“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

“投资于人”理念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和战略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的发展密不可分,“投资于人”以强化各族人民情感认同凝聚人心,以提高各族人民的知识技能汇聚人力,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基。

(一)理论逻辑:“投资于人”同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一脉相承

“投资于人”可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中找到根源,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思想的指引下得到创新发展。这既是经济政策的丰富,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注重物质积累的同时,更加重视实现“人”的现代化。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命题和最高价值追求,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畸形发展,致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资本的奴隶”。这表明社会发展的本质不是“物”的堆积,而是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各族人民汇聚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其凝聚力和生命力由各族人民的情感认同和能力水平所决定。如果其成员因受教育程度有限或身体健康受损,导致出现技能不足、劳动能力丧失等情况,都会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性。因此,“投资于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集中体现。“投资于人”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心回归到“人”身上,通过政策支持使资金、相关资源进入教育、技能培训、医疗及社会保障等领域,打破空间、历史等因素对民族地区“人”发展的限制,提升各族人民的认知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程度和适应社会的能力[22-23]。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4]。“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人文经济学的灵魂[25],始终致力于实现经济政策为了人民、经济建设依靠人民、经济发展成果由各族人民共享的目标。这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去道德化、回避价值判断及“见物不见人”狭隘视野的超越[26],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人文经济思想中“和谐共生”“民本思想”等理念[27],构建了一个将经济规律与人文价值、物质增长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全新理论范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补齐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民生领域短板,显著提升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的投入水平与服务质量。因此,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需要注入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中强调的包容性与共享性理念。

(二)实践逻辑:“投资于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指向

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以往“投资于物”的模式侧重以物质资本投入为核心,对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开发和产业项目扶持。例如,西藏2024年底公路通车里程达12.49万公里、铁路运营里程1 359公里,主电网覆盖所有县,所有行政村实现光纤和4G网络通达[28]。这种“投资于物”的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缩小了区域间、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投资于物”的边际效应递减,仅依靠“投资于物”的发展模式难以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性发展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投资于人”战略的确立,是对“投资于物”的延伸发展,其战略重心从单一物质资本投入转向对人力资源的培育。这能有效提升各族人民的素质和创新能力,进而增加其收入、释放消费潜力[29],最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赋能。

“投资于人”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从发展逻辑上看,“投资于人”并非单向的资源注入,而是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最终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一方面,“投资于人”能提升各族人民的综合素质,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的能力也随之增强,这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并掌握发展主动权。另一方面,“投资于人”以制度化安排创造出更加公平、更为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环境,从而强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形成以发展促团结、以团结促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历史逻辑:“投资于人”对中华传统“重人”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投资于人”战略深植于中华文明“重人”“贵民”的思想传统,是中华文化基因中“重人”精神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将“人”置于政治与伦理关怀的中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确立为国家的根本,明确指出根本稳固,国家方能安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执政者必须顺应和重视百姓的需求与福祉。这些中国民本思想的元典表述与“投资于人”战略中把人的发展视为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繁荣根基的逻辑一脉相承。儒家文化提倡“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样将“人”的价值置于首位。道家主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为珍视人力、顺民而生提供了哲学依据。

如何“成人”“育人”的实践智慧也能在历史记载中得到印证。《礼记·学记》提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将教育置于立国治民的首要地位,“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强调后天教化对人成才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对“投资于教育”最早的阐述。《管子》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论述,指出培养人才是一项周期漫长但回报长远的投资,这与“投资于人”战略所秉持的长期主义相通。从《尚书》记载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到《论语》中“举直错诸枉,则民服”的倡导,再到后世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国家通过制度化途径识别、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努力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这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人”的才能。这些史鉴中的论述都与“投资于人”战略中对教育、技能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高度契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经历了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跨越,并已进入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早期,国家对基础设施、交通通信、水利能源等“物”的投入具有立竿见影的带动作用,为市场一体化和区域联通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交通、电力、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人口流动、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单纯的“投资于物”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提质发展需要。将更多资源投向人的发展与保障,既符合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民惟邦本”的治理传统,也契合现代国家以公共服务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普遍规律。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面向“人”的普惠性投入,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政治共同体延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共同体,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的时代价值。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着力点需要从“物质追赶”逐步转向“实现人的现代化”,从“单向资源输入”转向“提升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三、“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进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层次的总体性共同体样态[30],“投资于人”通过五维协同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赋能[31]。

(一)“投资于人”夯实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

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是推动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巩固,并内化为稳定的政治情感与制度信任。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和公共卫生体系初建,到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成型,国家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和加强兜底性保障,不断强化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中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公平正义被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投资于人”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投资于人”通过推动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全面惠及不同地区的各族人民,有效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从而强化其对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以基本医保为例,我国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长期保持在13亿人次以上[32],这维护了各族人民平等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此外,我国高度重视对民族地区干部的培养,国家依托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与各级党校对民族地区干部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其政治素养与工作水平。同时通过对干部的“选育管用”一体化管理模式,优化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人员配置,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建设持续注入新活力。

(二)“投资于人”激活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

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是各族人民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经济发展成果由全体成员共享的利益共同体。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33]。这表明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模式从偏重物质资本扩张转向更加注重对“人”的教育、健康、技能与社会保障的协同提升。其一,教育提质扩容与职业教育改革为民族地区产业升级提供人力基础,当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保持在60%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超过90%,青年一代能力素质明显提高[34]。其二,就业优先战略下技能培训、劳务协作与公共就业服务形成闭环,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3 000万人以上[35],这既稳住了家庭收入,也通过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使民族地区同全国统一大市场连结起来。其三,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项目通过对人员培训、产业培育与创业扶持统筹配置,推动民族地区产业由“资源输出”向“价值创造”迈进。以闽宁协作为例,该协作模式将产业引入与职业培训同步推进,实现民族地区搬迁群众的就近就业。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在于把“投资于人”作为前置条件,国家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及就业扶持政策,使各族人民共享经济建设发展成果,并利用共享发展成果的政策优势持续提升各族人民的综合素质。

(三)“投资于人”强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投资于人”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体现在对培育各族人民文化素养的投入上。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是以共同价值与共同文化符号凝聚人心,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增进各族人民的共同性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并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为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原则的中华文化整合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逐步走向制度化。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投资于人”更多体现在对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文化素养培育上的长期投入。在教育领域,国家统编教材的全面推行、课程标准的优化以及普通话教育的强化,加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理解,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向民族地区不断倾斜,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在空间分布上更加均衡。在文化节庆、展览和交流活动中,中华文化在各族人民的传承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上,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都是“投资于人”理念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达1 500余项,研培计划和传承人补助将传统的师徒传授同现代教育培训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彰显出时代价值。此外,具有公共文化性质的民族文化产业不断壮大,促进了各族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36],有利于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四)“投资于人”巩固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

“投资于人”通过改善民生、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巩固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交往制度化是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的两大支柱。新中国成立后,依托单位制、基层组织和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整合;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带来了人口流动与利益分化,这对社会政策的统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新时代,国家通过脱贫攻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了民生福祉的大幅增进。大规模、持续性的民生投入,为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情感基础。2020年我国实现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历史性成就[37],这强化了各族人民在共同奋斗中对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近千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通过规划互嵌式社区、共享公共空间以及网格化服务等治理创新,直接推动了多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形成,促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增进认同、相互依存,进而推动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此外,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对口支援与“组团式”帮扶,在向民族地区输送专业人才、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服务能力的同时,也构建了跨区域的协作网络,进一步拓展了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的深度与广度。

(五)“投资于人”形塑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

“投资于人”通过培育各族人民的生态文明素养形塑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一方面,我国将生态文明教育、环境法治宣传和专业技能培训系统纳入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使各族人民成为参与生态保护的社会主体。从生态志愿服务到护林员、巡山员等岗位的设置,实质上是使各族群众加入生态治理的实践中,使其在获得收入与发展机会的同时,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目前我国各类生态护林员总计超过170万人,国家相关部门立足生态保护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中西部22个省份每年选聘近110万名生态护林员。截至2025年10月,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514亿元,并以地方自筹资金为补充,带动300多万各族群众增收,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拉动就业的有机统一[38]。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公益性岗位开发、产业扶持与人力资本培育等制度安排,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参与者可持续的生活保障,实现生态效益与民生效益的统一。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不再是口号,而是建立在各族人民现实利益和主体性基础上的绿色共同体。

四、“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未来面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投资于人”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愈发重要。第一,教育兼具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与价值引领的功能。国家应以“投资于人”为导向,持续增加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以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第二,民族地区因历史与现实条件制约,在就业、社会保障及医疗等领域仍存在短板,需要通过“投资于人”补齐短板。第三,在长效机制构建上,应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探索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协作,并建立科学的评估与反馈体系。为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在现有机制调整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投资于人”制度体系。

(一)以教育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基

教育是“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最具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领域。要做好对“人”的教育投资,需对教育与技能培训体系进行统筹改革,使教育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服务。

其一,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要将“投资于人”理念嵌入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中。一方面,可采取联合培养人才、共建实验室等方式,推动发达地区高水平高校、科研院所与民族地区高校、职业院校深度合作,引导科技资源与人力资本向民族地区倾斜。另一方面,科技人才的培养应确立服务国家战略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以此引导他们将个人职业发展与民族地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密相连,并将其内化为科研实践中的价值追求。

其二,在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中,要以“投资于人”提升民族地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一是推进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和制度建设的完善,明确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完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丰富各族人民的职业教育学习路径。二是职业教育要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接轨,围绕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进一步完善实习实践、工学交替等制度,让职业教育成为提升民族地区劳动者技能水平和收入水平的重要渠道。

其三,义务教育作为个体发展的关键阶段,是“投资于人”的系统性起点,对促进各民族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具有奠基作用。一方面,要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入学率、师资力量及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差距,并通过名师支教、网络教育等途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在继续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等核心内容有机融入语文、历史等相关课程教学。此外,还应重视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夏令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及跨地区交流活动等方式,促进各族少年儿童的广泛交流交往交融,稳固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情感纽带。

(二)以民生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本

“投资于人”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水平与提升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投资于人”补齐民族地区民生短板。这既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也能切实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第一,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投资于人”最直接的回报形式。补齐民族地区就业短板,需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并通过完善制度提升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就业竞争力,从而实现增收、促消费与释放内需潜力的目标。在产业层面,应结合民族地区资源优势,积极培育相关产业集群以吸纳就业,如特色农牧业精深加工、文旅融合、跨境贸易等,使各族群众能在家乡就业。在制度层面,需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并延伸至民族地区基层,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化职业信息对接,同时要针对长期失业者与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进行特殊化就业支持,通过公益性岗位等形式提供兜底式就业保障,使“投资于人”的就业保障功能覆盖全体劳动者。

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将“投资于人”制度化、长期化的重要支撑。当前,受经济基础制约,民族地区各类保险参保率普遍低于东部地区。首先,应逐步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等方式,着力缩小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社会保障能力上的差距。其次,要结合民族地区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方式多元化的特点,通过降低门槛、创新参保模式等方式,扩大社保覆盖面。最后,需要发挥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在民族地区的补充作用,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守住民生底线。

第三,补齐医疗卫生领域短板,以“投资于人”守住民族地区群众的生命健康底线。要通过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加强基层卫生所建设与推进城乡医疗一体化等多项举措,加大民族地区医疗服务的供给力度。一方面,通过对口支援、巡回医疗与远程会诊等形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民族地区流动,同时加强对本地医务人员的系统化培养。另一方面,应合理利用民族地区传统医药资源,推动现代医学与民族医学相结合,在提高诊疗水平的同时强化民族地区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水平,使各族人民在享受国家公共医疗服务中,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受到的现实关怀。

(三)构建“投资于人”长效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魂

持续发挥“投资于人”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需构建“投资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效机制,确保“投资于人”的理念在民族地区扎根。

第一,坚持政府主导,发挥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引领作用。“投资于人”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和长期性特征,若完全交由市场自发调节,易出现投资不足、结构失衡与区域差距扩大等问题。因此,必须将“投资于人”深度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民族工作总体布局。在国家层面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教育、人社、民政、卫健及民族事务等部门资源,确保目标统一、行动协同与评估一致,以形成政策合力。在财政保障上,应构建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基础、以专项转移支付为补充的投入机制,资金重点向民族地区困难群体和基本保障领域倾斜。同时,通过制定中长期财政规划,保障“投资于人”相关项目能持续推进,避免仅追求短期效果而影响“投资于人”政策的长期实效。

第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共同参与,在民族地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投资于人”发展格局。企业可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公益慈善等方式,在人才培养、就业支持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社会组织应依托其贴近社区、深入群众的优势,开展面向青少年与老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融入社区服务与文化活动中。个人则应重视教育并主动适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需要,将自身与子女的发展投资,视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第三,完善评估与反馈机制,为“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效提供衡量标准。应在国家与地方层面构建涵盖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群众满意度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维度的综合评估体系,并通过定期调查、第三方评估、群众参与等方式,科学评价“投资于人”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效果。基于评估结果,形成从目标设定、过程监督到效果评价与策略优化的完整管理闭环,以数据驱动和问题导向,不断提升“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效。同时,需系统总结民族地区“投资于人”的实践经验与典型模式,并通过政策文件、培训课程和示范工程扩大推广范围,形成以点带面的良性发展局面。

五、结语

以“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我国民族工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上,“投资于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投资于物”发展模式的迭代升级。其通过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和对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将“汇聚人力”和“凝聚人心”统一起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人口优势向人才优势、制度优势转向。面向未来,“投资于人”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应持续贯彻落实“投资于人”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实践的全过程,不断增强各族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系牢各族群众间的情感纽带,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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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与防控研究”(24BMZ006)

引用格式:张劲松,赵嘉伟.“投资于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体系与未来面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185-195.

张劲松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民族地区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赵嘉伟,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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