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魏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长。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5年第6期。
［摘 要］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典范城市发展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第二个结合”的创新结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人文经济学对“人”的重新定位是其理论解释力、指导力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键所在。人文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与人民城市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够有效指导城市的内涵式发展。未来发展的重点在于突破文化与经济融合机制等人文经济学的研究难点，加快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步伐。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城市；自主知识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人文经济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项目编号：25AWTJ04）的阶段性成果。
一、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要完成这个战略任务，需要在各个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人文经济学正是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典范地区实践提出的一个深刻理论命题和实践指导方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高度契合的指导意义。
首先，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更是对于经济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科学判断。二者融合发展、协调推进才能实现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资本主义危机之所以产生，根源就在于作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公地悲剧”，另一方面造成了分配严重不公，从而使生产和消费之间产生严重的错配。要解决危机，就要从改变私有制入手，而私有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产物。“以人为本”是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特征，强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这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为资本服务的文化价值观截然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剖析的基础上，人文经济学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走在前列典范城市实践的观察，更加突出强调经济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其次，人文经济学是“第二个结合”的典范体现。中国曾在人类发展史上长期占据经济增长第一位的位置，人本思想及其制度体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为政以德等文化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人本主义尽管受到君主体制的制约，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深入人心，且“载舟覆舟”的警示也提醒着治理者存在支配边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滋润经济发展、提升经济韧性的深厚沃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苏杭两地是我国人文发达区域，重文教、重实业、重美学、重时变等是其突出特征，这些文化基因不论在过去还是当代，都是促进苏杭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人文经济学强调要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突出底色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些年来不断高涨的新国潮，《哪吒》《黑神话·悟空》等传统文化爆款频频出现，充分说明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
再次，人文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和超越。西方古典经济的分析视野中含有文化价值观因素，但随着社会演进，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理性人”作为核心假设并在“科学化”的驱动下逐渐走向数理化、实证化，进而将文化价值观等因素排除在了分析视野之外。尽管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起到了一定的矫正作用，但没有在整体上改变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架构。人文经济学则强调要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进一步强调优秀文化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认为文化对于社会是否选择经济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和内容等问题都有着重要影响。并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基于价值观形成的共识对于激发全社会发展潜力形成发展动能具有重要作用。这实际上是再次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突出经济发展动力源自人民、目标是为了人民，全面突破和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
最后，人文经济学是指导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进入了新时代，踏上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过去依靠要素大规模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新动能。近些年全国上下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同步出台了众多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科技创新成为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利器。但仅仅依靠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韧性、包容度等方面可能产生诸如数字鸿沟、平台垄断、伦理触犯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陷入了僵局，而具备五大崭新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为世界提供全新的现代化示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基本特征必然要求：一方面重视文化生产，要以丰富的文化作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更要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全面推动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实现经济和文化的互融互促，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正是人文经济学的要义所在。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方面要重视发挥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高水准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要发挥发扬优秀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形成更加丰富多元的经济社会发展场景，使人民群众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在精神生活上得到满足，进而使中华民族文明不断进步，产生更加充分的吸引力、感召力。
二、人文经济学对“人”的准确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将“人”放在世界观的中心位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理论传统。自从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从来不是单一性质所能概括和总结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人”这一单一性质作为核心的逻辑起点。尽管这具有了一定的逻辑一致性和便于进行数理推导，但显然是舍弃了人所本应具有和本应被关注的更多特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消极后果。
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日趋降低。微观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普遍存在利他行为、体现高尚道德的行为等视而不见；宏观上，西方主流经济对经济危机总是失声、对于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束手无策。理性人假设确实是反映了一部分的人性特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能无限放大，在进行政策设计时要充分考虑社会的复杂结构以及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人的行为复杂性。特别是当理性人假设被过度放大而产生不利于人类共同道德价值结果时，即便该结果是得到无比严谨的数理推导和实证计量支持的，也不能将其作为理论指导。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量化、计量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致，但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小，所给出的对策越来越不具有针对性。特别是对于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尽管有汗牛充栋的研究，但都没有对危机的到来有很好的预警与有效应对。
二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推动下，“理性人”假设进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也陷入面临极大挑战的困境。历史上以战争、殖民、掠夺的方式夺取他人财富来启动和推动自身现代化的部分国家，也曾肆无忌惮地进行碳排放并导致环境恶化的后果，现在反而以碳排放来苛刻要求发展中国家，甚至以此为“武器”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理性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些行为以理论合法性，但是这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难以解决自身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理性人”假设之上自然产生“资本至上”崇拜，“资本至上”文化之下贫富分化是必然的结果，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自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顽疾，超过社会承受水平的过度的贫富差距必然会危及其现代化进程。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累积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如过度强调GDP增长速度而忽视民生、生态影响的政绩观一度占居上风，频繁更换区域主导发展方向的短期主义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新时代，我国迫切需要走稳走好高质量发展道路。面对当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和我国自身发展面临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文经济学对“人”重新定位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突出强调发展是为了人民，是为了满足人民多样化的发展需求。“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 ，说明人不仅有物质需求，还有着丰富的文化需求，即使是物质需求也有着文化价值观的内涵要求，因此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满足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更要有着丰富的高水平的文化供给。文化供给，一方面在于提升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而只满足物质需求和只满足部分群体的文化需求，就会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协调、“文化精英化”等不利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从而陷入现代化停滞、退化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指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 。狭隘地将人界定为“理性人”，只会使理论越来越失去生命力。
人文经济学对“人”重新定位的第二重意义在于强调发展依靠人民。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的能动性是一切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尽管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依靠资本、土地、矿藏以及科学技术等多种要素，这些要素都是被动地为人所动员、所使用、所组合，人始终是主导者。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把资本放在首要的位置，对人的因素的分析也仅仅是从人力资本角度展开的，也只有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将他所定义的“企业家”放在了中心位置。更多的增长源泉的理论分析，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都是在不约而同地强调人之外的因素。由此也就导致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源动力的探索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进而得出的对策建议也就失去了科学性。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通过有制度地组织起来的能动的人能够把握发展机遇、发挥资源优势，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能动的人也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进而形成新的文化理念，在实现文化升级的同时，也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形成“能动的人促进发展，发展促进人的进一步全面发展”的良性循环。
人文经济学对“人”重新定位的第三重意义在于强调“人”是核心研究对象。人是文化的人、是能动的人、是全面的人，是所有复杂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节点，更是所有社会问题、利益纠纷的承担者。要有效实现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目标，就需要深入地研究人、研究人民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复杂问题中去，明晰群众的利益诉求、情感欲求、发展要求。一方面是通过调查研究、与群众共情并共同努力奋斗等途径，清晰问题症结所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问计于民、求教于众，确定问题解决方案、形成发展共识。在这个过程中，以尊重、平等的态度进行沟通，有效深入到群众中去是关键。高高在上、歧视有偏、自我中心等都不是正确地与群众沟通的态度，开展工作不以群众诉求为基本立场，而是从考核指标等政绩立场出发，更是错误的政绩观。人文经济学强调以鲜活、全面的人为研究对象，进而通过对在个性层面存在差异的人进行研究，寻找共同点、形成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的文化价值观能够起到凝聚共识的黏合剂作用，为发现问题解决之道、寻找发展方向提供强力支持。文化的人、能动的人、全面的人通过价值观形成发展共识，从而构成了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和动力源泉。
三、人文经济学的初步应用：全面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人文经济学不是书斋中的学问，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价值。城市是现代化的主战场，城市化也是现代化的主旋律，人文经济学在促进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 提高到2024年的67%。从国际经验和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率30%至70%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推动的，工业化推动土地大规模转为工业化、聚集居住使用，同时也使就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聚集，进而强力推动城市化的发展。然而，工业化驱动下的城市化也内在地有着一定的不平衡，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无法及时匹配工业发展的需求，形成“小马拉大车”的局面，甚至形成“产城分割”格局，产业园区选址偏远，缺乏生活配套，形成“空城”“睡城”，进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短缺等问题。工业化驱动的城市化形成的弊端，本质上是“以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的结果，表现为结构失衡、社会矛盾、环境污染和发展不可持续。
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我国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在也必须发生深刻变化，要消除工业化驱动城市化产生的各种弊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文经济学理论对城市内涵式发展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
人民城市的发展理念与人文经济学具有高度契合性。人民城市理念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城市不仅追求经济增长，更注重“城市温度”，努力实现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目标。人文经济学强调以人为本，要求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注重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审美满足和价值获得感。人民城市理念与人文经济学的契合性，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核心宗旨，通过文化赋能经济、经济反哺文化，实现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同提升，城市品质由此得到全面提高。
人文经济学强力助推实现城市的集约高效发展。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与经济之间实现互融互促交互发展，能够为推动城市集约高效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路径。通过历史街区的升级改造、工业遗产的功能更新、文脉符号的系统整合，能够促进以文化原力激活存量空间，完成空间资源的高效再配置。充分利用创意、智能科技打造传统文化IP 促进文化经济化，丰富文化产业业态，形成更多颇具魅力的空间场景。同时促进文化创意、服务创意进入制造业提升产业链价值，实现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集约转型的目标。人文经济学通过激活文化存量资源、创新产业形态，为城市集约高效发展提供了兼具人文温度与经济效率的解决方案。其本质是以人为核心，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道路的重要特征。
人文经济学为城市发展融入多元动力，形成特色发展格局。人文经济学能够促进重构城市动力结构，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硬支撑，形成“文化赋能—经济提质—特色彰显”的良性循环，为城市特色发展提供支持。人文经济学将历史文化资源、地域特色文化等无形资本转化为生产要素，实现城市发展动力源从资本驱动到文化驱动的重构；并且能够通过提炼本土人文精神，实施文化浸润增强认同感与参与度，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发展的韧性；更能够基于传统文脉对在地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对产业进行文化创意升级，借助数智技术、创意组织等新型的具有出圈性质的文化活动，形成鲜明特色的文化品牌，实现从同质竞争到特色突围的差异化发展，极大地提高城市魅力。
人文经济学推动城市工作重心转变，促进城市治理更加柔性。“以文化人”是一个至高的境界，也是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宗旨。人文经济学将人文价值融入治理体系，以文化赋能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城市工作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治理深化”、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促进形成“文化—经济—治理”的良性循环，全面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作为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将人文关怀、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融入政策法规，充分利用数智技术，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化、激活集体记忆、培育社区共同体、实施包容治理、开展数智数据治理等措施，增强市民对城市治理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以文化认同凝聚治理共识、以人文价值重塑治理逻辑，激励多元共治、长效评估，以人文精神重构治理目标（为了谁）、治理主体（依靠谁）、治理方式（如何做），全面实现高水平的柔性治理，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
人文经济学促进城市工作方法转变，实现统筹协调发展。人文经济学通过重构城市发展的方法论体系，推动城市工作方法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协同，从条块分割转向多维融合，其核心在于以文化为纽带整合多元要素，以人文价值重塑决策逻辑，形成“目标—资源—主体—空间”的全链条统筹协调机制。人文经济学强调将文化基因嵌入空间规划，避免功能分区导致的碎片化，实现空间规划与文化脉络的统筹。将文化自治与基层治理结合，形成自下而上的协调动力，推动企业将员工关怀、社区文化纳入发展战略，破解“产业升级与社会脱节”难题。以人文规则重构评估体系，建立综合效益评估模型，实施经济产出、文化传承、生态改善等多维评估。建立风险防控的文化缓冲机制，通过文化包容性降低社会转型风险。利用数智技术工具强化协调能力，实现从经验决策到数字赋能决策的转变。人文经济学通过“文化浸润决策”的方法论革新，将统筹协调从技术层面提升至价值层面。其本质是以文化为“操作系统”，重构城市发展工作方法体系，最终实现经济效率、文化传承、社会公平的共生共荣。
四、重点突破：加快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步伐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问题。他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由概念、原理和方法按照逻辑关系构成的总体，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要素。自主知识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实践经验和发展需求，独立构建的具有系统性、原创性和本土特色的知识生产、积累与应用系统。自主知识体系摆脱了对外部知识体系的依赖，是能够自主定义概念、制定规则、创新理论并指导实践的知识网络。
人文经济学具备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具有了自主性、系统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首先，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苏杭等中国现代化走在前列城市的实践提炼出来的自主概念。这个概念完全不同于西方已有的人文经济学（Humanomics）概念，因为后者只是强调在经济发展中要考虑文化因素。人文经济学源自对中国实践的观察、源自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具有与西方现代化完全不同的基本特征。但是，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道路还需要持续深入地探索。“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苏杭等地的观察，以人文经济学为核心概念，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努力的方向，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典范实践对现代化建设路径的理论总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人文经济学具有系统性。人文经济学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体系，在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三个方面达到了有机统一，并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成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经济学将人视为“文化—经济”互动的主体与目的，打破了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的二元对立。这一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同时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义利统一”等理念，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底层逻辑。从这个基本逻辑出发，确立了以强调文化与经济通过“人”的中介实现生态化融合的“文化—人—经济”的基本理论坐标、以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双向活动为核心机制的理论体系，从而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同时也彰显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质，从而对世界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
再次，人文经济学具有开放性。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以原创问题为核心展开，并从中国问题走向人类问题，积极地继承全人类的传统和智慧。现代化是全世界的基本发展趋势和奋斗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人文经济学作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一，必然具有为世界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的价值。同时，人文经济学也借鉴吸收世界各个国家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因此具有了理论的开放性。人文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是在综合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因子、借鉴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等基础上形成的。它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基础理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自身理论构成，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并在现代化理论的各个层面与之展开对话。
尽管人文经济学研究方兴正艾，但总体上来说，我国人文经济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要加快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步伐。当然构建一个自主知识体系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当前要抓住几个关键问题，集中力量展开研究，以实现突破：一是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前提研究。“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但现实中也有文化丰富的区域经济却不发达，或者反过来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却不繁荣的情形。在文化和经济的两两组合中，文化与经济共同繁荣只是其中一种组合。那么，是什么因素制约了二者的互融互促，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促进了二者的互融互促？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其中的关键何在？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并且在历史上众多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但是经济学界对于这些思想和制度的研究相对不足，史学界的众多研究成果没有被充分重视和吸纳。要研究透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每一个思想的经济含义及其制度安排和现实绩效，需要巨大的工作量，这更需要多个单位、多个学科的密切配合。并且还要进一步将这些研究转化为人文经济学语境下的成果，这更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挑战性工作。三是文化与科技的关系问题。当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时，好像把科技创新这个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排除在外，但人文经济学不可能将科技创新这个重要因素置于视野之外。那么，科技创新如何融入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之中，科技创新是独立的经济社会发展因素，还是文化和经济互动过程中的中间因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贯认为科技进步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因此人文经济学也必须处理好将科技创新纳入理论体系的问题。
加快建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的体现。通过系统性推进理论原创、实践转化、制度保障和国际传播，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中国的人文经济学将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兼具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的新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