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唯物史观、历史叙事视为一种典型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这一传统的、主流的阐释有其理据，但是，仅以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来阐释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历史叙事，则可能遮蔽了马克思历史叙事所蕴含的小叙事维度，忽视了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内在叙事张力，即元叙事与小叙事的紧张性共存。揭示、彰显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或可超越单一的元叙事阐释范式，重新厘定马克思历史思想的阐释语境、叙事定位与思想视域，从张力视界激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意境，进而，为规避历史激进主义、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提供思想镜鉴。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思想；叙事张力；元叙事；小叙事
丁匡一，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央宣传部首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
当代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突出了历史哲学、历史思想或历史理论的叙事性质。元叙事是指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和话语结构，即以一种普遍化的潜在假定和话语形态，将历史理解、叙述、整合为一种普遍性话语，默认或承认“历史认知-历史语言-历史存在”的同一性，假定并揭示贯穿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历史线索，确认历史进程的目标与方向，以此赋予历史存在以普遍性的意义。简言之，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是一种话语生产机制，它将普遍性植入历史存在，使历史存在转化为人的对象性存在，从而，为历史理解与历史表述提供话语整合机制与前提性的合法基础。在这种语境下，西方主流学界将马克思唯物史观视为典型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例如，罗素曾写道：“他［1］是一个复兴唯物主义的人，给唯物主义加上新的解释，使它和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关联。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2］柯林伍德、卡尔·波普等思想家也持类似判断。对此，本文的关切与问题是：虽然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定位于元叙事的判断具有合理性，但是不能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仅且视为一种元叙事，其理由何在？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存在小叙事的维度，这何以可能？
一、为何不能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仅视为一种元叙事话语
在苏联阐释话语体系的笼罩性影响下，马克思的历史思想被标识为“历史唯物主义”，［3］这套解释话语的暗含观点与隐蔽前提是：指认马克思洞悉、揭示了历史的秘密与规律，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作为隐蔽基础，施展了对于历史存在的元叙事建构。于是，苏联阐释体系将辩证法中的“矛盾”作为公式化的、外在的、抽象的框架，对马克思历史思想展开解读与阐述，确认其沿着两个层叠型结构建构了历史叙事：其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且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解释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是历史的动力系统、基本矛盾与决定性力量）；其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被视作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基于此，社会形态被递进式地归结为如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或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论”直观地体现了元叙事所强调的历史主线、历史方向、历史进步论。同此，20世纪80年代以降，为突破苏联教科书阐释体系的束缚，马克思思想的人学维度被揭示并彰显出来，由之形成了从“异化”到“解放”的人学历史叙事主线。它援引马克思早期文本直至《经济学手稿（1857—1858）》，高扬马克思历史叙事的这一线索：从人对人的依附到人对物的依附，再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之，上述解释框架，或以生产方式为历史发展的叙事线索；或以历史进程中人的状态作为叙事线索，以人之解放与全面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目标。这两种思路均认为，历史存在同一性规律，有其贯穿始终的内在发展线索，历史进程存在着目标与方向。换言之，上述阐释范式均潜在地认定了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元叙事性质。
但即便如此，仍有如下五个问题值得斟酌：第一，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元叙事阐释范式如何考量马克思提出历史思想命题的具体性与针对性？元叙事阐释范式是否盲目地越出了范围和边界，暗中将唯物史观的经典命题上升为一种抽象的规律，并脱离了马克思原初的思想用意？第二，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运思模式，不满于“解释世界”，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式实体论形而上学的拒斥是不是意味着一种非元叙事的解释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4］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拒斥了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否定了外在于人的普遍历史，超越了黑格尔式元叙事历史哲学。第三，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也存在非普遍的、非同一的历史叙事维度。例如，1877年，马克思明确澄清了那种误解：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历史叙事，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与理论。事实上，马克思无意“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5］第四，元叙事与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意识形态即“‘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6］既然马克思坚定地批判并超越了意识形态，那么马克思历史文本中的元叙事结构与批判意识形态的内在紧张就值得重视。换言之，即便马克思认可元叙事，那又如何理解并协调元叙事与意识形态批判这二者在马克思思想内部的冲突？第五，如果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如何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自觉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如何面对柯亨的提问：“如果社会主义是历史进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还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呢？”［7］伊格尔顿曾写道：“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将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工人阶级的胜利说成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这并非因为马克思相信历史深处的神秘法则会自然而然地将人类带入社会主义，无论人们是不是为之付出了努力。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呢？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无论如何都会到来的，我们只需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8］这意味着，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外在化的进程，是一种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阿格尔甚至暗示，马克思并未认定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当然，上述思虑并未完全否定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元叙事解读的合理性，也绝非完全认同激进的后现代思潮对元叙事的解构。马克思的历史思想是以元叙事为主导的，但其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小叙事的成分与维度。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小叙事维度
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小叙事是对元叙事的反驳与解构，也体现了对元叙事的限度的自觉。小叙事隐含的观点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整体化的线索，历史的演进并非像元叙事理解的那样，如一首乐曲般拥有贯穿始终的基调与连续性的旋律，历史的演进存在着跳跃、变奏甚至断裂；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具备普遍性与整全性，而具有地方性和特殊性；并且，小叙事历史思想往往认为，彻底地认知、陈述历史整体、线索与目标，几近不可能，因而，相对于元叙事在历史认知、历史语言与历史存在界面上的同一性预设，小叙事持有怀疑的态度，突出了历史认知、历史语言、历史存在之间的非同一性与非对称性，体现了审慎的限度意识。尤为重要的是，元叙事历史思想预设了把握历史发展线索、规律与目标的合法性，这一思路常与膨胀的现代性主体主义暗中联结，为一种激进地操控历史进程的实践与话语服务，与之相对，小叙事历史思想则突出历史进程与历史节奏的不可操控性。
无疑，马克思以元叙事为主导开展历史叙事，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仍有不可忽视的小叙事的成分，这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另一面，并且，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还存在着消解元叙事的维度。对此，可从如下六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马克思对同一性形而上学的拒斥暗含了解构元叙事的可能。元叙事或隐或显地假定，历史存在连贯性、统一性且朝向一定的目标。从逻辑层面看，元叙事与同一性形而上学具有内在契合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元叙事历史思想话语是同一性形而上学思维在历史领域的投影。元叙事历史话语以同一性形而上学作为其“本体论”支撑，如果缺失作为基底的同一性，元叙事历史话语则无从建构。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批判并超越了同一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更是明确拒绝同一性形而上学思维。如果，将马克思对同一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否定，置于其历史叙事题域来加以看待，那么，我们或可从“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9］的立场中，体悟马克思对小叙事的可能态度。进言之，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产生了两种理论效应：趋向科学或解构元叙事。国内学界通常重视前者——强调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为科学理论开辟了道路，这一判断确实具有合理性，然则，如上所论，这也并不排斥否定并超越元叙事的理论效应。同样重要的是，元叙事还与意识形态内在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元叙事历史话语是在历史领域运作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与典型体现，而批判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终生的思想旨趣之一，因此，如果简单将马克思的历史叙事标识为、定位为元叙事历史话语，那么，这种阐释定位难以和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的取向形成理论自洽。
其二，唯物史观经典命题含有断裂、变奏等小叙事话语因素。小叙事否定、解构关于历史的普遍命题，更为注重阶段性、局部性的命题，以及历史的阶段性转变。马克思的历史叙事是连续性与飞跃性的辩证统一。就飞跃性而论，马克思在思想深处认为，历史的演进存在着变奏与断裂。不能依从西方主流思想界那样将唯物史观经典命题（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简单判定为元叙事话语结构。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并非普遍性的抽象规律，不能以之简单地贯穿历史整体，这类框架聚焦于分析资本主义阶段。A·施密特曾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来把握的辩证法概念，只有对全面发展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才是确当的”。［10］事实上，马克思并未将其简单移用于分析前资本主义阶段。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生产活动被掩蔽在神学、宗法等背景之中。在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劳动产生了一种异己性的社会结构，且这一结构日渐加重对人的操纵，于是，人被某种神秘、自足、普遍的社会“规律”所掌控，人的精神生活也被经济层面的结构所规训、定向，基于此，马克思论述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规律”，恰是一种揭示性、批判性命题，这一“规律”明确指向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换言之，马克思历史思想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经典分析框架，实质地指向资本主义的典型“症候”，所以，不能将其视作贯通一切社会历史阶段的普遍性规律。苏联阐释范式忽视了马克思提出这一分析框架的隐含语境，进而，它在缺失主体性维度的基础上阐释唯物史观经典命题，并将唯物史观经典命题外在化、抽象化，而这种阐释恰与马克思所批评的“庸俗的资产阶级”思想立场相差无几。因此，哈贝马斯曾写道：“关于基础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可能导致下列认识：基础领域总是和经济系统相一致。其实，这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讲才是真实的。我们已经通过生产关系调整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进而间接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把生产关系确定了下来。在原始社会中，这种功能是由亲族系统来执行的；在文明社会中，则由统治系统来执行；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市场与它的操纵功能一道被假设为具有使阶级关系稳定化的功能的时候，生产关系才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出现并采取了某种经济形式。”［11］佩里·安德森则补充了关于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分析，“亲缘关系、宗教、法律或国家等‘上层建筑’必然会参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的要素结构”。［12］所以，马克思用于历史叙事的经典范畴与命题，并非贯穿人类历史始终的线索，而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叙事框架。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基础性因素被笼罩于神学、传统等因素之中；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受制于资本逻辑，也非单纯的线性增长。在共产主义，生产力的性质与意义都发生了否定性、历史性的变化，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意味着，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前提。
其三，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思想是普遍性与地方性的辩证统一，而地方性是小叙事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明确地限定于欧洲各国，突出了历史叙事的地方性。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种普适性的历史理论。那种不论所处历史环境如何，所有民族都注定要走同样历史道路的宿命论，被马克思批驳，“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13］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4］1881年初，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回信及四个信稿中超越了“生产方式的五阶段说”。马克思在信函中指出，尽管，“生产方式的五阶段说”被广为倡扬，然则，马克思早已察觉其不足，他明确反对将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说”普世化、公式化，“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15］换言之，那种社会历史形态“五阶段说”的元叙事阐释话语存在局限，“斯大林对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五段论模式的严格遵循，就预先排除了对马克思其他历史著作的讨论——尤其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16］概言之，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叙事具有地方性而非普遍性，具有鲜明小叙事话语特征。
其四，马克思的历史叙事潜含着对于普遍历史的认知限度的自觉意识，这种对于历史与认识的同一性的警惕、审慎，是小叙事历史话语的鲜明特质。通常情况下，马克思在其历史叙事中假定人的认知能把握历史的规律与规则，同此，马克思对认知历史又有一定的限度意识。例如，马克思认为人们难以把握历史之未来的具体情形，甚至，未来处于持续的探索之中，因此，不能教条式地预构未来社会，于是，马克思拒绝对共产主义进行具体的规划与描述，不愿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17］恩格斯也暗示了对元叙事的拒绝，他在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8］梅林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19］保罗·托马斯也写道：“没有充足的根据去假定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预言家，能为焦虑的后代子孙提供一个永恒的真理。”［20］
《历史学笔记》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小叙事维度。马克思在这部晚年的巨著中有意回避了历史之整体的线索、目标等元叙事的关键环节。他将历史视为纯粹的偶然和碎片，之前强调的历史规律性、生产力线索、人之解放的线索，曾用于概括历史的同一性话语、贯穿历史的叙事脉络和叙事节奏等，这类元叙事的话语结构都基本消逝了，唯物史观的经典命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历史学笔记》的叙事中，历史呈现为一系列偶然联结的事件，这种偶然性并非作为必然性的表征，从而无法用辩证法的框架来加以统摄，它不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中的偶然性，它跳脱于“必然-偶然”的辩证结构。《历史学笔记》充斥着断裂、非理性、激情、苦难、碎片化等元素，展示了碎片化、偶然性、无方向性的历史存在与历史情态，以一种小叙事历史眼光来看待、理解、叙述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一生中篇幅最大的著作，长达180万字。也就是说，晚年马克思对历史整体、线索与目标的认知是有明确的限度意识的，他对历史哲学基本问题的潜在态度也存在思想上的前后转变。马克思认为，同一社会形态内，可能存在着丰富的、差异化的经验事实，不能简单地以某种普遍的框架去剪裁丰富多样的事实，而应该对历史之经验进行如实的、精细的描述与分析。由此可见，马克思反对抹杀差异地、统一化地认识历史的方式，其暗含的思想前提是，人从整体上认知历史是有限度的，而这种认知普遍历史的限度意识，是小叙事历史话语的特质。
其五，马克思暗中强调了历史叙事的语言限度，而语言与历史的非同一性，是小叙事历史话语的思想立场。虽然，马克思并未就语言问题撰写专门的论著，但是，马克思承认，语言是社会生活现实的表现与反映；在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面前，语言具有从属性的地位；语言深深地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活动的表现与结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过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如何误解了语言范畴，特别指出唯心主义哲学用语言范畴混淆并取代了实体本身，并将其视为思辨唯心主义诞生的秘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思辨唯心主义的一大错误在于语言的“越界”，误认为语言可以直接通达实在本身，这暗含着一个假定：语言与存在的同一性。马克思认为语言并不通达实体本身。一方面，他认为并不存在脱离现实的、与人的活动无关的纯粹实体，因而，实体范畴只是一种语言的构设，仅就这一意义层面上说，此观点近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判断：唯心主义思辨哲学是一种“语言对哲学的困惑”的典型症候；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存在与发展，在逻辑上处于相对于语言的优先地位。对于认知与描述事物的真实情形来说，语言既是有效的，但也存在限度。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这种思路置于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加以考量，那么可以推断，虽然马克思绕开了语言的前提性审理，直接用语言勾勒了一幅人类历史发展的画面，留下卷帙浩繁的文本与大量话语，但是，这一思想实践与书写表达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定人可以用语言完整地、彻底地描述并把握历史的线索、规律与目标。马克思关于历史线索、历史规律、历史目标的语言陈述和命题概括，侧重于普遍性，而马克思的语言思想则突出了语言的限度意识，二者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换言之，马克思潜在地意识到，历史存在与语言的非同一性、非对称性，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话语存在着小叙事的阐释空间。
其六，在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中，虽然，人绝非历史理性的实现工具，人创造着自身的历史，但是，人的历史实践终归存在有限性，这契合小叙事历史话语的基本逻辑。按照元叙事历史话语的本然逻辑，历史发展存在普遍、客观的趋势，人无法且不应操控历史的进程与节奏，由此，元叙事历史话语原本应该支持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降解或弱化历史进程中人之实践性、主体性的实质影响。然而，在元叙事历史话语与现代性人的主体性逻辑结合之后，特别是，元叙事与“理性（知识）意味着解放”这一启蒙观念结合之后，催生了现代性主体主义的膨胀，滋生出一种悖论，即人、政治集团、阶级等，可能通过把握历史的主线、规律与目标，进而操控历史发展的节奏与进程。启蒙语境的历史哲学知识也响应着培根的宣言“知识就是力量”，于是，启蒙精神在历史思想方面持有一种片面盲信的态度，将历史视作人的操控对象，从而滋生出自欺狂妄的“历史决定论”与“社会工程学”（卡尔·波普）。小叙事恰恰针对元叙事的狂热，而突出人的历史实践的有限性。事实上，人们能否操控历史的进程、节奏与目标？革命的爆发究竟是以阶级觉悟为优先因素还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优先？在这类问题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显示出一种矛盾性与模糊性，这恰好反映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性。就历史进程的不可操控这一内涵来说，马克思反对操控历史、创造历史这一激进且傲慢的启蒙“理想主义”（启蒙的解放叙事常与某种偏激的空想主义结合），转而主张尊重客观历史条件，顺应历史趋势，就此，伊格尔顿也曾评论：“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说那些革命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1］
三、如何看待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叙事张力
一方面，正如主流的阐释话语所揭示或确认，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中存在着元叙事的结构或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与历史叙事中又存在着消解元叙事的小叙事的因素。可见，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紧张与内在冲突，以及文本的不协调与不相容，此即“张力”。面对这一情形，我们应沿着如下思路，构建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视界。
其一，确认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反对固执一端、回避张力，以一个向度排斥、否定另一向度。比如，苏联阐释范式中的历史思想与历史叙事具有典型的元叙事特征，而伯恩施坦对历史的理解则代表着一种小叙事的思路，他认为历史并没有内在的普遍性结构，强调历史是各种偶然因素的渐进结合。在伯恩施坦看来，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目标”这一意向已被淡化、削弱甚至消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22］所以，从历史的目标这一层面上看，伯恩施坦夸张、歪曲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小叙事维度而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元叙事结构，这显然遮蔽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内在张力。但我们也不能固守于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元叙事阐释，将其理解为普适、整全的体系性理论，从而拒绝承认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小叙事维度。概言之，以往马克思历史叙事的阐释思路通常在做一种排斥性认知选择：要么是元叙事，要么是小叙事。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都过于突显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整体性与一致性，而忽视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维度，可取的思路是，接纳、体认马克思历史叙事张力的思想实情。
其二，不应以主流阐释语境的“矛盾”概念——“既对立又统一”——简单地弥合叙事张力。例如，主流阐释体系常以庸俗的辩证法框架轻易地化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对立，将二者纳入“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公式”中，于是，“张力”就自然而然地消解了。这种框架与其说化解了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内在冲突与内在张力，还不如说是以教条式的辩证法逻辑遮蔽了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内在张力。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将辩证法归结为几条确定性的命题，用以协调其文本的内在冲突，因此，不宜简单套用辩证法的命题框架，遮蔽或消弭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内在张力。
其三，规避既成性、完成式的阐释预设，为开显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视界创造可能。主流阐释体系对马克思历史思想的把握，存在一种预设，即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已经完成了，其观点已经有了明确的定论。这并不符合思想事实。例如，晚期文本《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体现了马克思对历史的“观感”，彰显了历史的离散性、碎片化、偶然性。“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革命”等唯物史观的经典概念、话语，在《历史学笔记》的叙述中消失了。可见，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一直处于探索性的生成状态之中，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形，应尊重文本本身的生成性与暂时性，由之拓展、构建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视界。
关键在于揭示并守持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体悟隐蔽于历史叙事张力背后的深层次思想可能及其现实意义。从文本全貌来看，马克思历史叙事存在着元叙事与小叙事的双重向度。应超越元叙事或小叙事阐释框架“各执一端”的“片面”，承认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将“张力视界”引入对马克思历史思想的阐释创新，并把握其潜在的思想洞见。
四、张力视界对于重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启示
将“张力视界”引入马克思历史思想的阐释，这意味着什么？它将带来何种思想洞见？这对于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有何启示？可从如下三方面来理解。
其一，警惕并克制单一叙事语境下历史主体与历史规律的悖论性生成。按理，在历史思想的语境中，元叙事引导人们尊重历史线索的客观性，克制人对历史进程的操控，节制人面向历史的自负，但在愈渐高涨的现代性主体主义的辅助下，元叙事反而悖论性地转化为操控历史进程的思想辩护，成为一种典型的历史类意识形态话语。同此，小叙事因从断裂、离散等角度否定历史发展的主导线索，按理将滋长出僭妄的、操控历史的思想与实践，但在后现代主义瓦解人之主体性的逻辑支配下，反而悖论性地生成了一种历史叙事的“人学空场”。于是，在小叙事的语境中，历史存在已成一堆话语的碎片，此即“悖论性生成”。关于此点，可以沿着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警惕并克制元叙事与现代性主体主义融合产生的激进历史主义；另一方面，超越小叙事与后主体性融合产生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碎片论。小叙事的解构，实质上是对元叙事话语的应激反应。因元叙事与主体性原则的融合，产生了一种激进的操控历史进程的态度，以冷酷的历史理性逻辑公然为意识形态辩护，所以，小叙事机敏地辨识了元叙事所隐含的暴力。不过，小叙事的解构话语虽洞悉元叙事在认知、语言层面的僭越，但其自身也未能跳脱它所指认的思想困境，反而陷入悖论，即小叙事假定无法认知、叙述历史的线索与目标，却僭越地认为，历史存在本身就没有目标、没有线索。可见，与元叙事同样，小叙事也陷入历史叙事的“独断论”。1989年，福山“历史终结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理论上认定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终局，人类历史从此徘徊于、完结于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观念暗含的逻辑前提就是，马克思的元叙事历史话语已经溃败。“历史终结论”因错误否定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元叙事结构，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其二，在历史叙事的张力视界中，人应在认知、语言、实践等三个层次谨守界限，守持一种节制的历史感，这也是历史实践的伦理原则。历史的目标是存在的，却又是隐匿的；历史的线索是存在的，但又并非完全可以被人的认知、语言所全面把握并切中。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具备这种限度意识。例如，《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指出，“宣言”所陈述的原理是基本有效的，但涉及革命目标、路径、方式等具体问题则应根据形势而变动。因此，马克思的潜在观点是，在实践上应力求审慎，切忌自负地将隐匿的目标简单地转化为“显白的目标”，切忌教条化地设定历史环节，防范操控历史进程的意识形态灾难。应在“张力”语境中构筑人的“节制”性的历史感。同此，也要避免小叙事所可能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此处的“节制”喻示：既不能自负地认为可以完全认知、言说历史的线索，进而僭越地操纵历史进程；同此，又不能倒向另一极——认为历史本无线索，人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历史则陷入循环的“怪圈”。上述两极的个体历史感均是缺乏“节制感”的体现。
其三，基于历史叙事的张力视界，可增进、丰富对马克思未来意识的理解与领悟。历史叙事的张力提示人们，将马克思的未来意识，理解为一种基于当下、融入当下实践的“未来”。这也意味着超越一般的线性时间体验，将历史时间体验为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共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运动着的过程，而非某种客观化、对象化的“理想”与“目标”。对此，他们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3］在历史叙事的张力视界看来，这喻示着，“未来”并非预设的、跃出“当下”的外在对象，“未来”溶解于否定性的“当下”。“未来”既深刻区别于“当下”，又植根于“当下”。元叙事的现代性时间合理挑明了“未来”与“当下”的区别，但却夸张了“未来”与“当下”的抽象对立，激进地以“未来”剪裁、吞没、压迫“当下”，由此衍生了残酷的历史理性逻辑；反之，小叙事取消了“当下”的“未来”向度，坠入了“当下”的“假的无限性”，即福山语境中的“历史终结”，这又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历史叙事的张力意味着超越上述二者，既规避启蒙时代以降的抽象历史理性逻辑，又批判、否定历史主义及“历史终结论”。
结语
柯林伍德、罗素、卡尔·波普等西方思想家以及主流的阐释体系，均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视为一种典型的元叙事，这一论断有其理据，但也遮蔽并忽视了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小叙事维度，缺乏对马克思历史叙事内在张力的体认。在历史叙事的视域中，元叙事和小叙事构成了马克思文本内部的冲突与张力。揭示这一被忽略的张力，有助于重新校准马克思历史思想的阐释语境与思想定位，也有助于激活马克思历史叙事潜在的思想意蕴，从而为一并超越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激进主义，提供思想镜鉴。同此，开显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叙事张力，也有助于积极纠偏西方主流学界对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元叙事指认，进而厘清元叙事所负载的沉重且残酷的普遍历史逻辑。
注释
［1］此处“他”指马克思。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36-337页。
［3］据学者研究，马克思本人其实并未创制或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参见托马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王远河、王克军译，铁省林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
［6］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7］G.A.Cohen，●History，Labour，and Freedom：Themes from Marx●，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51.
［8］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50-51页。
［9］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0页。
［10］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赵鑫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6页。
［11］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12］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3页。
［13］“这一运动”指的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对农民的剥夺。——笔者注。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0页。
［1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7-428页。
［16］参见达里尔·格雷泽、戴维·M·沃克尔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王立胜译，铁省林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9页。
［17］《资本论》第1卷，第1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562页。
［19］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页。
［20］Thomas，P.“●Critical Reception：Marx Then and Now”●，in T. Carver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ra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2.
［21］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73页。
［22］《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第9页。
［23］《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