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现代中国美学的主题及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21: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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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文化的特性或文化现代性的含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明晰。首先,从社会整体结构来看,经济、政治、文化是其三大构成领域,文化必须参照经济、政治来探索和确立自己的本质。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对现代文化的分析,这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相互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经济/技术系统的任务关系到生产的组织和产品、服务的分配,它构成社会的职业和科层系统,并涉及技术的工具化运用,其轴心原则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效率);政治作为社会公正和权力的竞技场,掌管暴力的合法使用,调节冲突,以维持社会传统或宪法所体现的公正概念,其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的原则;文化是象征形式的领域,其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1]应当指出,三大领域的相对自律并不表明它们之间是相互隔绝的。比如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就渗透在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戏剧、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音乐和戈雅(Francisco de Goya,1746—1828)的绘画之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每一种文化、每—个历史时期以及与它们相应的那个社会,都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都受其“内在精神”的制约;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在塑造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本身不能独立自主;韦伯(Max Weber)认为现代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艺术形式都明显地受理性主义支配。这些经典现代理论在说明文化相对独立于经济、政治的同时又强调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的关联。其次,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来看,现代性的展开呈现为文化领域的分化。在韦伯看来,文化现代性起源于“世界的祛魅”这个戏剧性意象。由于世界的“祛魅”,一统而融贯连续的整合世界观宣告崩解,生命所必须经营、呈现的价值,分裂成不同的专业领域,特别是科学、道德和艺术诸领域,与这些领域相关联的论题和价值不再包含在一个具有涵盖性的信念系统中。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进一步指出:韦伯给文化现代性赋予了实质理性的分离特征,宗教与形而上学结为一体的世界观分裂成科学、道德与艺术三个自律的范围。“自18世纪以来,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经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那时它们被人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2]

   古中国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想虽极为丰富,但因为“没有人能综合各方面的理论,有统系地组织起来,所以至今还没建设美学。”[3]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现代美学的思想行程中,康德(Immanuel Kant)美学的影响和示范极为关键。“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的论题也因此一直为人文学界高度重视,但相关研究仍不透彻。本章意在对此一并不新鲜的论题再作讨论,并期对现代中国美学的特征提出看法。

  

   1、此康德与彼康德

  

   康德美学有其特殊性质。按康德原来的构想,批判哲学由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两部分构成,愉快与不愉快的感情不属于先验哲学研究的范围。只是在1787年完成《实践理性批判》后,康德才发现,为了体系的完整,还要有一个美学和目的论:“在我们认识能力的秩序中,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构成一个中介环节的判断力,是否也有自己的先天原则;这些先天原则是构成的还仅仅是调节性的(因而表明没有任何自己的领地),并且它是否会把规则先天地赋予作为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的中介环节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正如同知性对认识能力、理性对欲求能力先天地制定规则那样):这些正是目前的这个判断力的批判所要讨论的。”[4]批判哲学体系的逻辑,逼出了《判断力批判》。这里的“判断力”是从给予的特殊出发去为之寻求某种普遍意义的“反思的判断力”,它把目的安置于自然之中,使自然界的一切偶然似乎都被一个更高的知性统一起来给我们。康德强调,判断力的目的不是用来规定自然界而是判断力为自身立法,是一种“无目的合目的性”。判断力的第一种形态是审美判断,即表象与诸认识能力的(想象力与知性)合目的性协调,审美判断及其愉快的普遍性不是客观知识的普遍性,而是客体与人所共有的诸认识能力在形式上发生合目的普遍性。判断力的第二种形态是目的论判断,它把审美判断所提供出来的合目的性形式的概念通过与艺术品的类比而向自然质料上推广运用,以帮助知性认识向理性的更高统一性上升。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对此有一段简明的概括:“审美形式上的合目的性使我们‘准备’去形成一个关于终极的概念,这一概念加入合目的性的原则,使其完整并将其运用于自然;正是无概念的反思自身使我们‘准备’去形成一个关于反思的概念。”[5]当判断力以其自然合目的性的概念使从自然规律过渡到自由的最终目的成为可能时,它就在知性的先天性构成原则(认识能力)和理性的先天构成性原则(欲求能力)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尽管前两大批判并没有给《判断力批判》留下什么提示,但《判断力批判》却处处与它们响应,批判哲学因此才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

   对康德美学的完全理解必须充分考虑到美学在自然感性与道德本体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性。判断力既非理论能力亦非实践能力,康德既论证它的独立的、自由的特性,同时又要求它承担沟通、统一的职责:“判断力并不认为自己像在别处经验性的评判中那样服从经验性法则的他律:它是就一种如此纯粹的愉悦的对象而言自己为自己提供法则,正如理性就欲求能力而言所做的那样;并且认为自己既由于主体的这种内在可能性、又由于一个与此协和一致的自然的外在可能性,而和主体自身中的及主体自身之外的某种既非自然、亦非自由、但却与自由的根据即超感性之物相联的东西有关系,在这超感性之物中理论能力与实践能力就以共同的和未知的方式结合成为统一体。”[6]

   “五四”前后,传播和介绍康德是学术理论界的中心内容之一,蔡元培(1868—1940)、虞山、吕徵(1896─1989)、周辅成(1911—2009)等人都曾专文介绍过康德美学,对美学与认识论、伦理学的关系及审美目的论等关键问题都较忠实。[7]然而,一旦越出介绍的阶段而入论述领域,却没有一个以美学名家的学者全面研究过康德美学。王国维写过“汗德之知识论”、“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宗白华发表过“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康德空间唯心说”等文,均不及康德美学。就是介绍康德美学最勤,理解也较准确的蔡元培,所论也属一般介绍:“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8]朱光潜既有充分的哲学修养又毕生从事美学,在爱丁堡大学时还听过英语世界的康德权威康浦·斯密(Norman Kemp Smith)的课,但其知识结构基本是属于心理学/文学,对哲学家谈美论艺从来就抱有戒心:“以往的美学家大半心中先存一个哲学系统,以它为根据,演绎出一些美学原理来。本书所采的是另一种方法,它丢开一切哲学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出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9]每次提到康德,朱光潜总是原则肯定,具体批评,而其批评通常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康德“判断力”与理性认识能力的重大区别:“康德把讨论美学的一部著作叫做《判断力批判》,又铸了‘美感判断’一个名词来称呼美感观照,酿成后来学者的许多误会。美感观照是一种极为单纯的直觉活动,对于所观照的现象并不加以肯定或否定,所以不用判断。判断或者批评是名理活动,是以理智去判断是非美丑,与直觉有别。”[10]朱光潜与宗白华一样,都是在1949年后的才对康德美学作出完整评述的。1924年,郭沫若以《判断力批判》的“受胎过程”写了一篇小说“Lobenicht的塔”,其主题只是说明在知识与道德之外,情感之于人生的重要性。[11]郭早期的文艺思想有康德痕迹,但其对康德的态度基本上是即兴阅读、为我所用。总起来看,热情引用、发挥康德观点的中国学者,基本上没有全面掌握康德美学,《判断力批判》一书之于中国学者,长期没有全部打开。

   不能因此断定中国学者缺乏理解能力。从王国维在“论性”、“释理”、“原命”诸文对康德认识论与道德哲学的熟练运用和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一书来看,他们处理哲学问题是相当内行的。所以如此的重要原因,是被引进中国的康德其实是经过“后康德”哲学重塑过的康德。王国维认为康德的重要性在其导向叔本华:“彼憬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故其说仅可误用哲学之批评,而未可谓之真正的哲学也。叔氏始由汗德之知识论出而建设形而上学,复与美学与伦理以完全之系统,然则叔氏为汗德之后继者,宁视汗德为叔氏之前驱者为妥也。”[12]他是在1904年写完了传播叔本华哲学的《红楼梦评论》之后才转向康德/席勒的。蔡元培认为19世纪末的哈脱门(E.v.Hartmann,通译哈特曼)集康德以来哲学美学之大成;朱光潜则把总结康德/黑格尔一线唯心论美学的功劳归于克罗齐。其实,叔本华等人的形而上学承诺与康德有很大差异,正如克朗纳(Richard Jacob kroner)指出的:“叔本华最多只能算是德意志观念论这一株大树的一个横枝”,他提供的是一种“后黑格尔哲学”。[13]中国学者在接受康德时没有仔细区分康德及其后学之间的不同观点,没有理解美学在德国唯心论系统中的特殊意义。倒是站在康德对立面的蔡仪在40年代指出:“康德而后的美学家,虽然承受了康德美学思想的大部分,可是抽去了成为这美学思想之脊梁的判断力,而换上了直觉。因此他们的所谓直觉又和康德的直觉不同了。在康德直觉是感性的东西,而在他们则不是悟性的东西,却也不是感性的东西。即认为直觉是不通过思考而能把握事物本质的东西。”[14]转变了立场的朱光潜后来也认为:“在一般美学史上,康德通常被指责为形式主义的宣扬者,而近代资产阶级无论在艺术实践还是在美学理论方面,都日益走向形式主义的极端。……资产阶级读者往往只注意到《美的分析》部分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全书的后部分,就连对这《美的分析》部分也只注意到康德所否定的东西(如美不涉及欲念、利害计较、目的概念等),而没有理解康德所肯定的东西(例如美的理性基础和普遍有效性),只注意到纯粹美和依存美的严格区分,没有认识到康德从来没有把纯粹美看作理想美,恰恰相反,他说理想美只能是依存美。”[15]蔡、朱的评价基本恰当,比如叔本华融合康德和柏拉图,克罗齐则属于新黑格尔主义,他们在体系上都剔除了目的论;克罗齐还把崇高排除在美学之外。所以,“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真正含义是“康德主义美学在现代中国”。此康德不同于彼康德。

然而,这种选择性的理解和接受又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由柏拉图奠基的西方古典美学以“美是什么”为主题,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上探讨美的本质;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神学的世界观日见解体,现代性计划日益自觉,一方面是与近代个人主义相应的审美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悄然抬头,“审美”取代“美”成为17、18世纪美学讨论的中心;另一方面启蒙主义以理性的权威破除宗教神学,为知识、道德、艺术也即真、善、美的独立自主而呐喊。康德集其大成,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为轴心从哲学上论证了审美与知识、道德的不同特点,真正建立了美学的独立性质,为艺术自律提供了哲学基础。这就是当代学者冯·赖特(Gerog Henrik von Wright)说的:“三大批判传达的共同信息等于是:把这三个概念或三大领域相互分离开来,并且相对于‘来自外部的’(也许可以这么说)对于这三者的要求,承认它们各自的自主权,于是知识从所谓的圣书的权威那里解放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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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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