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沈悦，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5BKS003)阶段成果。

【摘  要】当今世界，全球媒体的智能化发展及其对国际传播格局的塑造已成为各国在传播技术领域进行资源布局与实现话语权增量的重要手段之一。面对全球化趋势加速、国家间隔阂加大、国际舆论战态势加剧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形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人工智能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的“智能体”存在，而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大国博弈格局、利益权衡关系的编码与再生产机制。提升国际传播效力不仅在争夺国际话语权过程中起到战略作用，亦成为重构全球舆论格局的重要一环。“韧性”作为整体性思维和过程性因素，重新定义了中国国际传播治理的主体结构与角色定位。多主体韧性协同助推战略传播格局构建、多维度韧性传播构筑共通话语空间构建、多层级韧性机制嫁接全球叙事网络构建，是实现中国国际传播提质增能的核心要义所在。同时，中国国际传播的韧性治理框架、技术韧性挖掘、价值韧性构建、叙事韧性拓展等范式转型，有望成为重构数智时代全球舆论生态的调适路径。

【关键词】国际传播；韧性治理；人工智能；国际舆论；文化霸权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总基调、全球舆论新形势以及国际传播新生态统筹把握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亦是我国针对部分西方国家所谓“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断，以及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沉渣泛起所做出的战略回应。全球媒体的智能化发展及其对国际传播格局的塑造，已成为各国在传播技术领域进行资源布局与实现话语权增量的重要手段之一。面对全球化趋势加速、国家间隔阂加大、国际舆论战态势加剧的新动向与新情境，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不仅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也是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的重要举措。

一、理论迁衍：技术迭代演进下的国际传播研究

“国际传播”概念在诞生之初，便被西方政治家贴上了“战争工具”“宣传控制”等标签，其本质是将资本主义传播范式投射至边缘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力结构再现。在如今“以智驭舆”的全球传播语境中，西方国家运用政治力量，通过智能舆论战的话语博弈以期实现制衡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态势不断提升。同时，技术主义路线贯穿了国际传播领域延拓与迁衍的解释框架，不仅重构了国际新闻生产的传播逻辑，更深刻塑造了各国为国际话语权激烈竞争的新格局。这一主基调体现为技术对传播全链条的深度渗透，“进而主导了对国际事件和议题的全球认知与解读。”

（一）技术主权：国际传播的范式转向

“国际传播”作为总括性概念在诞生之初即裹挟着资本主义的增殖性和扩张性本质，成为西方国家对外宣传事业扩张的输出渠道。“受结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当代国际关系被视作反映国家间军事和经济实力结构分配的结果”,如今，全球知识生产体系及其权力结构的深层重组已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理论的分析框架。人工智能技术在改变现有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更是通过深度学习模型的递进计算，将人类文明的认知结构与知识生产实践，编码为可计算、可预测、可传播、可操控的信息流与数据流。然而，这一过程并非完全中性的技术迭代或跃迁，而是充满了权力竞合与角逐、话语融合与抵牾的全方位博弈。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凭借其数据科学与算法技术的领先优势，逐渐将过去关注全球贸易、区域依附、文化霸权等显性不平等机制，转化为以技术手段和数据驱动为依托，并融合自身价值观与利益偏好的算法设计与数字霸权，进而形成数据殖民、深度伪造、认知暴力与知识不平等。上述现象的现实缩影既体现在技术可供性的指数级增强，也表现为社会文化意义的流动性增殖。部分西方科技力量正将其价值观与利益偏好，编码植入进其各类数据产品的智能算法之中，以求在国际信息传播技术创新、规制建立与平台推广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因此，当前全球盛行的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并非仅是技术工具的单一表征，在精细化技术外壳与基础设施支撑的全球算力版图之下，其内里是技术霸权的结构性压迫以及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试图遏制“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排他性逻辑。

技术合法性往往建构于特定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运作与话语博弈。“随着各类新技术的全球化推广，现代技术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知识生产的制度化扩张”,ChatGPT、Sora等智能工具的全球传播，也在无形之中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范式，并成为一种内嵌“知识—权力—话语”的结构化呈现与物质化载体。智能化产品通过制度化机制逐渐构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型剥削形式，其本质是将西方经验普遍化为技术标准，亦是对传统殖民主义的数字化延伸。与其说上述现象是技术话语的合法化过程，不如称其为一种智能时代无形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是将非西方国家“行省化”(Provincializing)的结果。与此同时，技术话语所塑造的认知标准逐步演化为新兴文化霸权工具，通过定义何为“正确”观念或“有效”知识或技术，实现对非西方国家的认知规训与话语秩序重构。

（二）技术可供：全球传播格局的算法重构

尽管海外学者希冀以物质主义关怀将当前的全球传播研究推向更加“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并“关注更为公正的世界话语版图”。然而，在技术叠加与平台效应的双重影响之下，全球舆论场在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交织的复杂进程中也同样具备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全球信息流动与平台媒体以及人工智能产业深度勾连，其关键性基础是垂直领域的数据积累以及“大量数据标注转换为机器可识别信息”,进而逐渐成为全球传播空间的技术脉络与数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从全球信息生产的演变趋势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的“智能体”存在，而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大国博弈格局、利益权衡关系的编码与再生产机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全球舆论演变的态势愈发显著，“权力的可见性比从前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全球舆论传播模式从霸权式输出到隐蔽式渗透的悄然转换，助力西方意识形态的全球扩散，而国际公众的涉华认知与评价愈发受到技术因素干预。全球信息流动的基座以“算法分发为底层逻辑，依据用户的身份标签和态度倾向来实现信息的精准传递”。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集中化管理“正在引发数据垄断现象”, 部分技术领先者通过研发和优化模型配置，凭借技术实力、用户基数和数据资源，逐渐成为国际网络空间的中心靶点，形成技术上的垄断地位。经过大数据和人工的双重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全球信息传播智能体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呈现形态逐渐“从大数据向多模态内容的智媒建构转变”。因此，全球信息传播内容生成的真实性与专业性、叙事性与劝服力、自洽性与可信度等特征受到广泛关注。同时，算法是智能国际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也是核心难题之一，其贯穿了数字权力的生成逻辑、算法权力、算法想象与算法审计，逐渐“依托视觉、听觉、图像、视频等多模态介质”煽动全球舆论风向，并逐步勾连国家形象认知、用户心理特征、视听情感传递、刻板印象生成等多元议题。当信息传播呈现出“视觉优先”的进程转向之时，这类技术物质性的重构与根性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催生“计算视觉”新路径，从而造成复杂的模态偏向问题，对信息生产专业性和可信度等方面构成了诸多挑战。

（三）技术突围：DeepSeek的认知正义与算法抵抗

“人工智能促进了生产力、人类文明的飞跃式发展。”在人类社会处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型的关键节点，美西方的技术霸权特征主要通过数据提取、算法黑箱、偏见塑造、认知窄化等机制，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置于技术依附的弱势地位，强化过去“依附—被依附”“东方—西方”“中心—边缘”的不平等格局，进而挤压非西方国家的全球话语空间。面对西方国家经由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构筑的技术霸权，“全球南方”国家正“通过算法架构创新实现性能突破”,使过去长期被政治精英所垄断的人工智能技术转向普惠化、生态化部署，从而构建更为平等和多元的全球数字秩序，主动掌握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

国内外学界围绕技术对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相关成果十分丰富，然而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否具有传播主体性存在较大争议。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度参与到人类的传播活动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源”,也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和国际话语权博弈的核心领域之一。由美国OpenAI开发的ChatGPT在推出两个月后激活的将近1亿的活跃用户量，足以证明人工智能技术将是未来全球舆论场上的巨大潜在影响力。“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经历了由‘被动卷入’到‘主动参与’的过程”。作为中国科技力量推动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成果，DeepSeek在集成高效率语言处理与响应以及推理能力的基础上，为全球信息交互与知识前沿探索架构了新维度，迅速成为各领域广泛关注与应用的高效工具。ChatGPT作为早期代表性模型，在应用推广层面所需的算力增长速度随着摩尔定律而趋于饱和，其算法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然而，真正的信息公正与技术自主不仅依赖物质层面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亦需要全球公众认知层面的知识体系重构。与ChatGPT受限于“数据—算力—算法”的线性增长模型、“英语中心主义的预训练范式”以及依赖单一Transformer架构的封闭式数据生态不同的是，“DeepSeek创新性地结合了混合专家(Mixture of Experts, MoE)框架和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 MLA)”。具体而言，DeepSeek以强化学习驱动的推理能力为技术路径，因而弥补了西方人工智能大模型通用性强但缺乏精深度的桎梏，可应用于全球场域更多垂直与细分场景。DeepSeek-V3所依托的MoE模型架构能够应用于开源生态与端侧部署，其蒸馏优化和推理效率提升等动态调适机制，能够达到甚至超越部分西方人工智能大模型，形成对“算法殖民主义”以及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结构性挑战，开创多元共存、循环共生的发展可能，形成“全球共有、全球共治、全球共享”的大模型发展路径，进而“增强我国对国际议题的判断能力和话语设置能力”,通过构建普惠式数据驱动的技术架构，连接中枢和开源智能决策系统，可在“缩减全球AI基础设施投资40%-60%”的同时，重构数据生产的权力拓扑，最终催生全球算力版图的多圈层与多极化样态。

二、寰球扫描：全球传播格局的现实视维与时代镜鉴

长期以来，由于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流动与传播权力皆处于失衡的状态，可管窥当前“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增多折射出的全球治理困境”。人工智能技术将世界推入了“全域竞争”的时代，也同时将人类社会带入不确定性效应日益显著的技术异化焦虑之中。面对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模态化、用户圈层化的全球舆论新形势与新生态，提升国际传播效力不仅在争夺国际话语权过程中起到战略作用，亦成为重构全球舆论格局的重要一环。

（一）迈向数智时代的国际传播范式转型

“传统国际传播研究常以国家、媒体机构或个体行动者为核心，注重意识形态输出、文化软实力博弈与受众认知建构的三元互动”,但是当下“全球数字平台正在全面重构国际传播的信息格局”,西方或借助数字平台主场优势压制中国声音，或通过封禁涉华平台和账号，强调传统政治机制所推崇的零和博弈逻辑，“时刻凸显其政治行动者角色”,造成“东西方学者各自独白，未能形成有效对话”。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内学界有关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软实力、媒体传播力、文化辐射力、话语说服力等多个方面。正如彼得斯所言：各种媒介的出现，导致交流成为现代文化的附属品；由于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面临的种种交流情境本质上都是“诠释性的，而不是对话式的”。当前，媒介理论的研究范式有意或无意地为国际传播长久以来的工具理性特点而让步，致使研究者们将文化边界、文化圈层、文化全球化等概念潜意识地等同于民族国家的边界。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体制、民族文化、社会性质都会使文明呈现不同的形态。”虽然国外学界的研究主流与学术阵地看似是去政府化和去中心化，但其国际传播理论内核仍沿袭“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框架并服务于美西方国家自身的涉外利益与意识形态。这恰恰与我国所主张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与愿景所强调的“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本质相悖。

此外，国内学界部分研究将智能化的数字平台与流动网络，逐渐固化为扁平的对外文化单向度输出。上述以先验性研究为理论依据的学术现象常以实证化、碎片化的应用模式来推进，在对全球化与文明传播的认识上存在研究视角的深层错位，其学术脉络本身就与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旨归相左，因此难以挖掘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核心要义与外延价值。

智能国际传播所依赖的数字基础设施不仅关涉国家间利益权衡，还涉及政治与资本运作等内在要素。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参与并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其依托“人类—算法—数据接口”的非线性动态网络，助推新的“‘数字地缘政治’越来越成为世界诸多问题的基础性因素”。因此，“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亟须建立起对当前国际交往环境转变本质的结构性认知”,进而“增强中华文明在国际传播中的触达力和影响力”。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过去的信息中介或平台资本，而是成为构建技术叙事与政治意涵的能动主体。全球传播系统从过去“文明冲突论”阴影的线性解释模型向生成式、生态化、去介质化的“数字共通”理念转型。在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的传播实践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媒体通过重新定义何为正义标准与合理范式、强化本土知识价值、重启“南南合作”话语实践等多元方式，“主动回应西方话语霸权的技术形象和规范理念”,将过去“全球南方”的边缘经验有效转化为具有接受度的信息资源与知识生产新范式。

（二）多元文明共通的“算法共生”观念转向

如今，“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社交媒体用户成为核心传播主体，成为影响文化国际传播秩序共识构建的潜在力量”。作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行动者网络，智能国际传播所依赖的泛在连接性技术让众相可显、众声可达。国际传播研究中有关技术与效能以及媒介“物质性”向度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视角也愈发多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所扮演的角色已“从‘内容工具’向‘传播行动体’转变”。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新瓶”，带有冷战思维、认知权力博弈的国际传播“旧酒”，已从过去“垂直的、单向度的权力关系转变为横向的、多维度的分布式权力关系”。然而，受制于先验性的桎梏，诸多海外相关研究仍将“国际传播”放置在信息战与计算宣传的语境中，造成诸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意义刻意放大或误读，并“将部分中国倡议或愿景定义为获取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步骤”,诚如马尔库塞所言：“意义的社会系统统一了不同民族的国家和不同语言的地区；当意义的社会系统的决定作用在有争议的政治话语领域内肯定自身时，它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无意识的、情感的方式，在日常话语领域内进行操作。”

人工智能的算法机理加剧了全球知识生产中的系统性偏见和西方中心主义偏向，非西方文化的知识组织方式被算法模型、平台设计、评估标准所忽视或遮蔽。而DeepSeek通过分布式数据治理模式以及“跨文明语义层”(Cross—Civilizational Semantic Layer)机制直接应对了上述挑战。一方面，其能够快速识别不同异质文明或文化圈层的底层概念结构与价值假设，通过“去中心化”的协同网络建立不同认知框架或议题设置之间的动态映射。另一方面，其亦可有效超越过去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工具论所造成的文明认知单一性，架构多元认知范式共存的技术可能性。DeepSeek基于多元文明算法共生的技术主权逻辑，重构传统技术体系所长期遵循的“创新扩散”逻辑，将全球知识体系架构为一个多中心、多层次、离散性的动态网络。智能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元文明对话与共生的媒介新生态。从文明互鉴视角来看，DeepSeek基于向量数据库的语义检索机制，依托高维向量空间中的相似性匹配，形塑了“算法共生”的技术逻辑与价值基础，通过在模型层最大程度地开源，建立能够容纳多元主体认知与对话的平台，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此外，DeepSeek不再局限于过去将媒介技术理解为沿西方意识形态预设的单线叙事样态，而是推动AI大模型的“全球无差别、多平台、分布式灵活部署”,增强全球用户对技术获得的可及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融异质文化间的认知隔阂和技术壁垒，实现全球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

（三）数智时代国际传播治理的“韧性”转向

随着数智化国际传播进一步向人工智能领域集聚，对数据、算法的治理又将面临新的挑战。针对数据偏见、算法歧视、数字主权争夺等数据治理核心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皆出现了实施效果欠佳、互通标准分歧等治理窘境。全球信息流动使得跨国数字平台一跃成为国际传播的前沿阵地。如今的跨国数字平台将包括全球用户数据在内的多元要素整合进自身的数字生态体系内，迅速跃升为全球传播生态的信息基础设施。“跨国数字平台亦可理解为一个牵涉全球、区域地缘政治的持续性空间进程”,进而直接影响全球信息流动趋势、国际关系维护、全球舆论生态与国家形象塑造。

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跨国数字平台的“野蛮生长”外加多元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碰撞与交融，致使各类难以预测的突发风险与长期潜伏的意识形态隐患相互交织，跨国数字平台在当前变革浪潮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下的国际传播不仅需要应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还需要预警与防范传播系统内部长期累积的矛盾与不确定性。当前，各国国际传播治理重点集中在国际话语权治理、国家形象治理、国际数字平台治理以及国际舆论治理等领域。尽管相关治理实践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难以有效指导国际传播平台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化环境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面对上述治理难题，传统“工具—效果”的治理范式已难以应对数智基础设施治理、数智伦理标准治理、数智文化内容治理等传播主体多元化、媒介生态液态化、权力博弈复杂化的治理阻力。此外，部分国家或区域的法规与制度也难以形成全球共识的倡议或愿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碎片化”，导致国际传播治理的效果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将“韧性”(Resilience)概念引入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基本范畴，进而与当前新技术快速迭代的国际环境相适应。“韧性”一词源自拉丁语Resillo/Resilice,最初运用于生态学或工程学领域，用以表示物体在生产和运行过程中，由于承受外在压力产生形变后恢复或复原的特性或能力。作为兼具物质属性与认知心理双重内涵的跨学科术语，“韧性”概念逐渐被社会科学领域所接受，用于描述各类行动主体在面对挑战、危机或变化时能够保持稳定并迅速恢复的特性或能力，研究者将此概念多运用于“复杂社会系统中灵活适应、协同包容、变革创新等正向发展的能力”。因此，“韧性”不仅是术语，亦是一种话语表征，由制度约束、多模态实践和意识形态共同塑造。数智时代的“韧性”作为整体性思维和过程性因素，呈现出“适应力”“恢复力”“可持续力”等特点，重新定义了国际传播的主体结构与角色定位。

三、系统集成：国际传播效力提升的体系再造与驱动逻辑

在全球“高科技新冷战”态势不断加剧的时代语境下，全球传播格局背后所映射的学术主体性缺失、交往不对称性以及政治经济逻辑偏向已成为传播权力失衡的主要动因。如何在智能与传播的双重属性与关系构造中跳出过去“效果论”“工具论”等传统思维框架，实现国际传播在整体性思维下提质增能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多主体韧性协同助推战略传播格局构建

如今，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体系或国家传播行为正逐渐遭遇治理失灵、认知失调、信任赤字、话语滞后等全球治理困境。国际传播作为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单位之一，内嵌于过去《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既定的民族国家逻辑的交往框架之中，且始终秉持以国家逻辑为内核的传播架构与交往范式。然而，面对地缘冲突、公共卫生、气候治理、人工智能等全球焦点议题愈发向跨文化、跨区域、跨制度等多面性、复杂化的趋势演变，对于相关议题的规制与治理正逐步超越“国家—国家”的传统主权逻辑范畴，但又难以跨越政治冲突与制度差异的传统壁垒。

将“韧性”引入国际传播领域，可为虚实混融的全球交往空间建立起相应的传播规制、组织架构与价值支撑。当前，世界各国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投入了丰富的资源供给和强大的制度保障，而人工智能技术与公众认知争夺的互构关系形塑了全球舆论的新形势。对于我国而言，有必要基于自身国情和本土语境构建相应的战略传播体系，从而抵御各类信息风险与舆论危机。

如今，“全球竞争格局的核心是政治、经济、文化及价值观领域的全面较量”,而虚实混融的全球格局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文明冲突与文明互鉴并行的跨域空间中呈现离散化趋势，进而形成“沟通的困境与无奈，乃至不同文明与文化间的冲突之源”。一般而言，国家战略传播的行动者被视为行动主体，而正是不同行动主体所承担的战略传播行动，构成了一国的复合传播系统以及战略传播体系。从过去仅将政府作为战略主体的传统认知，到智库成员、新闻记者、政客议员、跨国公司、素人博主等成为国际传播“主力军”，再到虚拟数字主体（如社交机器人）、智能体深度参与的战略传播体系主体格局。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在国际传播中主动构建关系、发生交往行为。尽管上述战略主体呈现多元化、分散化的特点，多元战略主体的协同作用可实现国际传播体系效能增量的最大化，以中华文明“和合善治”为价值底色，依托文明叙事的互动模式呈现中国特色战略传播所内嵌的“智能向善”理念。同时，通过多元主体的韧性“合力”延展我国国家话语资源，依托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蕴含的技术适应与语境张力，重构全球信任机制与认知资源，从而搭建多层嵌套的韧性传播体系。

（二）多维度韧性传播构筑共通话语空间构建

目前，国外学界围绕“韧性”所开展的传播研究主要围绕话语权力、传播生态、公共关系、国际战略等视角，其研究视域是将过去运用于经济韧性或制度韧性的特征引入传播学领域，并将韧性传播界定为一种过程、资源或能力。相对而言，国内学界仅有零星研究将传播与韧性概念建立理论勾连，并有意识地将“韧性”与行动者网络、风险意识传播与抗风险意识等方面形成理论对话，以期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与全球信息流动过程中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本研究延续上述对于韧性传播的整体性认识，以期在智能体参与国际传播的实践中，注重“效力”与“产能”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考量，亦注重人机协同内容生产的提质增效、议题演化的变化趋势、媒介设施的完备程度、优化进路的流程再造等多个重要环节。

从韧性传播视角而言，“韧性”并不完全是传播者的特质，而是通过叙事产生的长尾效应。建构全球信息流动的共通话语空间是系统性改变国家间认知博弈格局，纾解数据安全隐患、媒体武器化以及资源集中与权力垄断加剧等现实问题的优化进路之一。从信息流动的总体逻辑观之，现有基于智能算法分发逻辑的国际传播底层架构，将数智化国际传播体系的驱动逻辑转换为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行动者网络。其主要借助人工智能的技术红利，打造“一核多元”的国际传播复合网状治理结构，而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共通话语空间的布局协调。其中，韧性传播所囊括的“人—机—物”共存特质是实现系统的对话运行格局之内核动力。所谓“共通话语空间”不应被理解为单一的话语创新或方法创新，而是基于国际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关系、媒介基础设施、组织性力量等多元维度和多种要素“合力”建构而成的叙事网络。例如，TikTok通过智能算法驱动，可围绕异质用户画像特征快速生成与其认识需求相匹配的浏览内容，通过策略性叙事拉近传播内容与海量国际用户之间的距离。共通话语空间的构建首先需要规避部分西方国家对全球信息流的深度操控与技术干预。其次，共通话语的塑造注重异质行动者间的互动、对话与协商，倡导将多元主体的诉求与利益，用“自己”的语言阐释出来，从而降低隐性冲突，以重构国际传播体系的“中介韧性”。最后，话语的表征叙事所产生的直接效果便是建立联结关系。一般而言，型构韧性传播的“善治”体系可通过两类方式：其一，以技术的直接参与构成共通话语的言说框架，形成“开放—共生—共创”的韧性传播逻辑以及人机互动、具身互动的传播形态。在人机互动中植入中华文化的多模态元素，编织基于算法识别的跨地区、跨文化、跨文明网络谱系；其二，建立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依托的语言语料库，在话语分析与语言组合概率的双重模式下逐渐消融跨文化壁垒。

（三）多层级韧性机制嫁接全球叙事网络构建

国家间的战略叙事是各国间呈现其利益诉求、价值观念以及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工具性表征。可以说，叙事本身是实现文明互鉴、文明对话的重要手段，其“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并限制了我们的行为”。战略叙事是韧性传播矩阵对精准传播、多模态话语塑造、受众反馈体系等多个环节起到聚合作用的行动支点。中国所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并非建立在话语权压制或技术垄断上，而是在制度属性、地理空间、零和博弈等敏感元素之外，进一步聚焦人文价值与认同资源的传播关系与交往结构，为跨越政治冲突与制度隔阂提供全新想象空间与对话可能。事实上，以文明互鉴为遵循的全球叙事网络已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开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倡导的“文明对话”观念，到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文明”概念既是一种超越国家疆界与传统主权的逻辑范畴，也逐渐成为跨越地缘政治桎梏的深层单位。“文明作为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的复合结构正在生成”,其作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实践的驱动要素与韧性机制，在功能与意涵上正不断被完善。

置身当前的现实语境，首先，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感知交互系统正实现装置化整合，未来的文明互鉴空间将是技术能力嵌入文化实践的结构单元与集合场域。其次，以韧性赋能的国际传播驱动机制，一方面是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话语的核心原则，亦是影响全球经济与社会运行的行动基础与治理手段。另一方面，韧性传播的运行机理有望借助DeepSeek等大数据算法模型将“中华文明”“中国方案”“中国故事”等话语嵌入非制度性、跨政治性等特征，“赋予了内容更高的可信度与真实感，强化了内容的说服力”。勾勒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历史观、价值观和社会观，进而生成新的叙述材料、关系架构与意义空间。同时，亦可为构建公平与包容的全球传播新格局提供更为契合的理论视角与行动框架。再次，治理(Governance)是智能时代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战略要求。“全球善治”以和平、持久、包容与可持续性作为认同性与合法性资源，承载着和平与发展等普遍主义诉求，从而突破过去国家利益叙事之下的中心主义“通病”，实现对西方“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的话语超越，进而重构“理解—协商—共建”的对话性逻辑。最后，在当前“乌卡时代”所笼罩的全球话语空间中，国际传播进一步强调意义交互、情感共振与价值协调的可持续解释空间。在韧性机制的协调优化下，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应主动在技术适应与语境张力之间寻求平衡与持续。这需要符号资源与传播机制的渠道协同，也预示着各类战略叙事传播主体，实现多元协同与价值对齐的系统性变革势在必行。

四、韧性治理：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的范式转型与调适路径

中国在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不仅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与组织架构，也需要在传播技术迭代的“巨浪”中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核，形成多元主体相互支撑的战略传播体系建构框架。同时，需要将“全球善治”作为一种韧性元素纳入国际传播体系效力提升的重要环节，凸显其整体性、系统性与协同性表征。

（一）韧性治理的顶层架构：构建数智化国际传播体系的宏观路径

将“韧性”融入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全过程和全链条，有助于探索韧性赋能数智化国际传播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从多方面探索传播效力提升的调适策略。从宏观层面看，构建韧性赋能的中国国际传播顶层架构需围绕以下4个路径进行创新突破：一是革新国际传播决策理念。破除媒介中心主义和“中西对比”的传统实践思维，提升构建数智化国际传播体系的全面战略认知；重塑韧性传播逻辑，树立“多元化”“精准性”“整体性”“复杂性”理念，同时反思淡化区域国别差异的数字治理思维，警惕由于脱嵌国际标准形成的“信息孤岛”，挖掘基于“智能思维”“算法思维”“数据思维”“虚拟思维”的数字行动与价值共创机制。二是立足本土国际传播实践状况进行理论拓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超真实性增强了人类交往的临场感，体验传播、认知传播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新样态。在国际传播战略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的重点可集中于智能国际传播“供给侧”，不断更新全球“中国故事”“中国品牌”“中国形象”的对外话语体系，强化国际叙事话语韧性和传播能力。三是完善基于智能传播指标的动态评估。围绕真实性、精准性、系统性的宏观原则对国际传播体系进行评估检验，结合数据跨境合规性指标、多模态内容影响力指标、生成式AI认知度指标（例如AI生成内容曝光占比）、虚实融合场景指标（例如元宇宙社交渗透率）、Z世代定向传播效能指标（例如特定话题的年轻群体触达率）、虚实融合场景传播指标（例如VR/AR场景中海外用户的参与度）等，精准嫁接国际传播实践的战略性评估、政策性评估、阶段性评估、实效性评估。四是聚焦韧性治理的关键环节。首先在韧性激活的信息触达阶段，通过DeepSeek等智能工具提升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风险应对能力以及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其次在韧性维持的信息认知阶段，韧性维持涉及国际公众对中国形象的理解、感知、评价和内化。因此，需保持信息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吸引力，确保受众能够全面、准确地认知和接纳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形象元素。最后在韧性再循环的信息认同阶段，韧性系统的再循环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过程，具有不断适应、试错、恢复并持续运作的传播生态链调整能力。

具体而言，围绕上述宏观路径，需进一步关注下列国际传播议题。首先，从横向维度看，主要涉及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媒体等宏观主体如何调动规范性的想象力量，持续性地维持或改变数智化国际传播的生态。其中，需重点关注数智化领域中“超国家治理”的可见性问题。目前，各国媒体对于跨国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机构的新闻生产过度内嵌于本国问题的内部讨论中，忽略了将主要焦点放置于跨国组织本身。于中国媒体而言，需关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动态以及文化政策本身对中国、周边国家及相关跨国网络行动产生的阶段性影响。同时，还需探索上述组织附属的跨国虚拟话题社群如何长期介入和影响跨国媒体的新闻生产以实现协同治理。其次，纵向层面涉及微观跨文化个体如何动态地参与全球议题互动、融入文化身份对话的实践行动。一是关注国际社交媒体中策略性话语的跨国互动，这是由于大多数的策略性话语仍遵循基于国家话语的叙事方式。因此，需发掘自下而上的策略性叙事方式，以各国公众可以普遍感知的日常经验为切入点，构建具有凝聚跨文化感知作用的策略性话语，以充实对社交媒体中跨国互动行为的研究，更好地理解跨国想象共同体的凝聚、分化与退场。二是关注文化身份的媒体表达与想象建构。一方面要关注媒体的内容生产和话语设计如何通过算法分发调适跨国个体的文化适应性和对话有效性。另一方面，需提升调动特定跨文化群体“积极想象”的能力。全球化在同化、融合大部分跨国网络用户文化观念的同时，也剥夺了那些“被迫”纳入全球化进程以及在该过程中被新规则和新经验边缘化的流散群体。此类问题则需依托数智化技术精准定位特定社群的微观议题，通过建设共通话语空间给予其积极表达自我身份想象的机会来弥补“身份差距”，以避免反公共领域力量和反全球化力量的干扰。

（二）挖掘技术韧性：构建韧性赋能的国际传播“神经网络”

从具体的实践路径层面看，技术韧性既能保障传播效能的稳定性，又能提升环境适应的敏捷性，而构建具有技术韧性且有效赋能中国国际传播的神经网络系统，有助于打造智能、自适应、抗干扰、精准高效的传播体系。

一是夯实基础层，通过布局广泛可靠的数据来源，接入多语言大模型和专业知识图谱，构建多模态、多语言的可信度数据网络。一方面，基于权威媒体、学术研究、社交媒体、海外舆情、国际合作机构等多渠道数据，建立数据清洗和事实核查与过滤机制。另一方面，提升大语言模型深度理解和适应不同文化语境和社会背景的能力，强化诸如“中国话语”“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等中国特色表达区域国别化传播的准确性。二是强化核心层，基于智能舆情分析、动态内容创作、韧性风险评估，构建智能、动态、可解释的认知与决策网络。一方面，研发围绕特定标签的涉华议题、关键意见领袖、负面叙事等潜在风险点的全球舆论监测系统，夯实人工智能自动识别和分析竞争性涉华舆论或对抗性叙事的能力；另一方面，提升有关传播策略模拟推演模型的精度，针对不同传播策略在复杂国际舆论环境下的可能效果和潜在风险、实时研判负面舆情或重大国际事件的动态风险评估等关键问题进行专项开放，强化有关信息操纵和虚假信息识别的“对抗训练”，增强模型抗干扰和自我修复的使用韧性。三是优化交互层，基于人机协同互动、模型迭代学习，逐渐形成联通官民互动的行动网络。一方面，基于感官深度连接的人机关系，积极应用以DeepSeek为代表的新旗舰模型，为打通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传感通道提供可供性，利用AI驱动的虚拟形象，进行多语种、全天候的信息发布和互动；另一方面，基于数实场域融合的关系重组，打出国际传播的战略“组合拳”。通过充分发挥非官方场域在“转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如在海外社交媒体等平台部署AI助手或节点引导积极讨论，及时识别并上报需人工介入的复杂或敏感问题。同时，将用户反馈数据实时回流，用于训练和优化核心层的决策模型，增强系统自我进化的技术韧性。

提升国际传播神经网络的“延展性”，需进一步构建数智化国际传播体系的效度指标。鉴于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在政治决策之外多依托重要城市开展的现实状况，因此故事样本的内容供给能力、城市精神的话语传播能力、全球叙事的议题设置能力、城市形象的舆情防控能力成为韧性传播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维度。具体而言，以上海为例，以SHANGHAI、City News Service(CNS)、SHINE、Shanghai Eye等平台的数据为核心，进行分层随机抽样，通过话语分析和情感分析，进行收据收集和变量测量，借此归纳出代表上海城市标识的代表要素与传播样态；针对具有超大城市的国家受众，如：美国（纽约）、日本（东京）、新加坡、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通过在沪院校留学生、海外驻沪记者等外国来沪人员的协同参与，结合多语种调查问卷、语音通话、专家访谈等手段进行认知处理、情感卷入、心理意象的测量以及指标的分层权重计算。同时，将驱动力、创新力、融合力等韧性评价机制，作为国际传播声量测评的着力点，并围绕可识别、可沟通、可预警、可试错、可修复等特征，将上述要素作为韧性赋能国际传播体系优化的升维机制，检验和评估指标体系，从而实现“韧性”耦合。

（三）构建价值韧性：塑造韧性赋能的全球南方“数智信任”话语

在韧性治理的视角之下，智能国际传播体系运行的“可持续性”可被视为以价值韧性维持制度弹性及文化适应性，在动态博弈中夯实“中国之治”的信任基础。“全球南方”是当今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因经历相似的发展历史和民族斗争，“长期以来形成了深切地相互同情与关怀”,相较于“全球北方”国家而言更易实现“民心相通”。基于此，需将“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放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构建全球南方“数智信任”话语，为以DeepSeek为代表的非西方大语言模型提供更深厚的国际化推广潜力。

首先，在“数智信任”话语构建的基础方面，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开展为“南—南”国际传播提供了发挥价值韧性的保障。在“数字丝路”框架下，中国助力“全球南方”国家构建了光缆、基站、5G设备等自主使用的通信网络。通过技术知识共享，大幅压缩了“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化转型的原始周期，这种培育本土能力的“造血”模式，为部分国家提供了摆脱技术依赖的桎梏，提升了我国在“全球南方”的叙事信任度。

其次，在“数智信任”话语构建的内容方面，需在“南—南”主体协同的基础上提升合作韧性，锚定数智化共性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而言，一是需要针对国际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算法歧视、舆论操纵等问题，构建自组织预警机制，改变西方以数智化技术操纵削弱“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代替部分南方国家“发声”的困局；二是对虚假消息、算法偏见、信息泄露等诸多由技术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主动应对与协同适应，形成决策合力，同时提升“全球南方”用户数字素养，发挥“全球南方”用户的数量优势，增强其在国际社交媒体中的话题建构能力；三是推动工具价值与理性价值的融合，将“全球南方”的价值认同、国家间的合作活动情况，作为中国国际传播韧性维度的重要评价指标并借此构建中国形象的信任评价体系，是提升全球数智信任的关键所在。

最后，在“数智信任”话语构建的可持续性方面，需要回归“全球南方”日常生活，以知识策略纠偏损害价值韧性的刻板想象。在面向“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体系构建过程中，核心难点在于“全球南方”文化个体“知识网”的贫瘠。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非本土知识网的构建几乎全部来自西方社交媒体，而西方社交媒体中的“中国内容”又是被有意式微的、有偏差的且不准确的，致使“全球南方”长期以来形成了同西方社会近似的中国刻板印象。因此，有必要增强本土有关中国文化知识的日常刻画，推进本土数字平台的合作共建，强化“文化共同体”的叙事感知。例如，中国在肯尼亚搭建的数字平台Kilimall在尊重本土数字使用习惯和语言逻辑习惯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与其本土数字平台公司合作，以增强平台视觉层面和使用层面的本土化程度，进而有效缓解本土用户对线上平台的“数字抵抗”。

（四）拓展叙事韧性：精准发力凝聚全球化想象的跨国公共领域

数智化传播背景下，线上公共空间成为联结全球个体的主要场域，过去哈贝马斯所提及的具有“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特征的“公共领域”概念，其作用条件早已发生了虚拟化、跨国化的转向，世界范围中不同个体对所面临的挑战和期待也因为这种“去边界化互通”而日益形成共识。对于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跨国公共领域是亟须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在DeepSeek等各类自主研发的大语言模型赋能下，精准发力跨国公共领域有助于提升智能国际传播体系的风险预判能力，从而增加中国在全球舆论场拓展“中国叙事”之韧性。

跨国公共领域多围绕具体的话题、事件或跨国社群的线上互动空间展开，其叙事主体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符号对话性。跨国网络中海量信息的传递使得文化主体大多通过话题标签和媒介化的符号识别相应的话语文本，其叙事共同体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符号展演式的文化整合和“非反思”的情感想象组成。二是话语策略性。跨国公共领域中的主体互动一般来源于全球媒介事件引发的规模化在线行为，而媒介事件在国际舆论中的“可见性”呈现，不乏“打标签”操纵、话题引导和计算宣传等政治媒介化行为。因此，跨国公共领域中任一议题的“舞台”自然附带“推行霸权”与“抵抗霸权”两个共生的“想象的共同体”，其分别遵循两种相对立的策略性叙事逻辑。三是个体想象导向性。平台全球化背景下，个体的自我观念转变为一种由媒介和技术形塑而成的“关系化自我”,其基于平台化与媒介化的认知，先入为主地想象他国文化并由这种“关系化自我”支配，替代了事实核查与线下的真实体验。因此，跨国公共领域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在文化杂糅中根据不断变化的信息消除自我身份和自我想象中不确定性的中介话语空间。

基于上述特征，精准发力跨国公共领域、拓展中国国际传播叙事韧性的现实效力可以总结为以下3个方面：其一，跨国公共领域通过联结跨国行为者自身流动文化身份的想象，助力叙事空间的拓展。全球化作为一种“复杂的联结”将地方性纳入空间的观念范畴，个体文化身份与族群式集体文化身份间的同一性失衡，推动了以身份“混合”为代表的新个体文化特征的出现。在跨国公共领域的网络中，个体身份呈现“全球—本地”空间的流动性状态，因此也赋予了“文化居间”形成的现实条件。同时，以DeepSeek为代表的数智化技术深度赋能，改变了过去过度依赖西方翻译引擎的技术困境，从而自主构建多语互译能力，弱化了国际舆论危机中的“技术断供”风险，提升全球范围内不同个体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以此拓展跨文化叙事空间。其二，跨国公共领域通过整合非国家组织中的文化和非物质性因素，通过推动外部集体力量的文化协商拓宽叙事主体的想象参与。随着数智技术嵌入到各类政治传播实践中，所谓的“‘在线政治参与’逐渐被全球公众认为是狭窄且同质化的媒介行为。”因此，跨国公共领域中的个体作为参与者身份的建构需要通过文化互动而非简单的政治参与实现。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和跨国社会运动组织(TSMOs)等新兴力量在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中虽扮演重要角色，但既有研究缺乏对其文化和非物质因素的影响探究。特别是跨国社会运动组织自身话语和身份的协商如何与文化记忆和集体想象产生互动等问题，依旧是其研究视域的盲点。跨国公共领域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场域，其通过跨国社群、自发建立的话题网页等跨国公共场所，公民在去边界化的政治参与中因形成“参与治理”的共同体想象凝聚了积极互动的力量，推动跨国公民身份的媒介化延伸以及对相关政治机构所谓“治理范畴”的超越。其三，跨国公共领域通过凝聚跨文化个体的共识想象和情感合法性丰富叙事线索。随着政府力量逐渐融入跨国网络，在线个体的共识性话语越来越成为推动政治决策和社会决策的关键力量之一。当前，“多层网络与空间连锁现象”(Interlocking of Multiple Networksand Spaces)的出现使得不同层级间跨文化个体的观念在连锁反应中发生着“非反思”的情感化演变，文化共识在媒介化的想象中得以迅速凝聚。由此，跨国公共领域不仅在推动跨文化共识形成过程中赋予全球公民去阶级化的文化参与权利，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官方深入公民社会生活具体情境的合法性机制。例如，在2025年缅甸地震的海外援助过程中，DeepSeek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仅用7小时开发出“中缅英互译系统”，两天即完成超5万次关键信息翻译，打通救援队与灾民的“零延迟沟通”生命线，构筑了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生动的跨文化叙事。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