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为破解涉藏国际传播中存在的叙事穿透力不足与主体协同乏力双重困境，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了一个由宣传部门、智库、媒体、高校、企业及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的“六位一体”多元协同机制。系统阐释各主体的核心功能与互补性角色，并设计了涵盖“战略—内容—渠道—评估”四个维度的系统性协同框架。通过深入剖析西藏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等本土实践，并借鉴协同治理前沿经验，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行项目化合作模式、建设智能化协同网络以及完善科学评估与反馈回路等具体实施路径。
【关键词】涉藏国际传播；协同机制；传播效能；西藏国际形象；多元主体
【作者简介】国俊明，男，河南驻马店人，西藏国际传播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 国际传播。
【文章来源】《西藏发展论坛》2026年第3期。
西藏自治区的国际形象塑造，长期处于复杂的全球舆论博弈前沿。部分西方势力与媒体基于意识形态偏见，构建并不断强化一套与中国西藏真实发展相悖的“污名化叙事框架”。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我国涉藏国际传播实践在叙事策略与媒介形态上持续加速演进，并取得一定成效。然而，随着全球传播生态向“算法主导”与“平台化”深度转型，以往依赖相对单一主体、条块分割的传播模式在应对系统性、跨文化、精准化的传播挑战时日渐乏力。
因此，推动涉藏国际传播从“分散作业”向“体系化协同”转变，构建一个有机联动、优势互补的多元主体协同系统，已成为理论发展与实践推进的迫切需求。协同治理理论为破解此类涉及多元主体、目标复杂且资源碎片化的“棘手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西藏日报社对外传播中心的成立，以及2025年首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召开与《涉藏国际传播联动协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协同机制建设已从理念共识步入本土化、机制化探索的新阶段。这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现实样本，也引出核心的研究问题：如何构建更有效力的涉藏国际传播协同体系，以切实提升其整体传播效能？
一、现实困境与理论镜鉴：协同治理的引入
（一）多维困境：涉藏国际传播的结构性制约
涉藏国际传播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相互交织的语境下，其效能发挥面临多方面的结构性制约，这些制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形成了阻碍涉藏传播提质增效的系统性困境，具体可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剖析。
1．结构性偏见
西方话语霸权下的认知固化与信任困境其根本性挑战源于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话语权及其构筑的“认知屏障”，这种偏见并非偶然形成的认知偏差，而是深深嵌入国际传播体系、被西方主流媒体与智库刻意强化的结构性问题。美西方通过“选择性呈现”与“象征性歼灭”的传播策略，刻意过滤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正面信息，固化西藏“神秘化”“停滞化”“落后化”的刻板印象，并将其置于被动的“他者”位置，将西藏的发展进步歪曲为“外力干预”，将文化保护解读为“文化同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虚假叙事逻辑。这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偏见，导致我国提供的客观信息、发布的真实数据常被国际受众先验地判定为“政治宣传”，官方信源面临严重的“可信度折扣”困境。即便传播内容真实可信，也难以突破西方话语构建的认知壁垒，无法有效传递西藏的真实面貌，进而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不被信”的尴尬局面，成为涉藏国际传播最核心、最持久的制约因素。
2．算法时代的双重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在涉藏国际传播中呈现出鲜明的“双刃剑”特征，既带来了传播渠道的革新，也催生了新的传播梗阻。一方面，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海外社交网站等新媒体载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壁垒，拓宽了直达国际受众的渠道，使得涉藏传播内容能够以更鲜活、更便捷的方式触达全球受众，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提供了技术可能。但另一方面，平台自身的算法逻辑、地缘政治属性及审核规则，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与“算法偏见”。如Facebook、Ins、X、YouTube等国际主流社交平台多由美西方把控，其算法设计隐含西方价值导向，对涉藏正面内容进行限流、屏蔽，而对虚假信息、分裂言论则放任传播，导致涉藏正面叙事难以获得有效曝光；同时，算法根据用户兴趣推送内容，使得国际受众陷入自身偏好的信息茧房，难以接触到多元、真实的涉藏信息，进一步固化了固有偏见。此外，美西方利用对主流国际社交平台的把控，持续进行虚假信息渗透，编造西藏“人权问题”“文化消亡”等谎言，混淆国际社会视听，持续冲击我国涉藏主流叙事的公信力，进一步放大了技术带来的传播困境。
3．跨文化传播的深层障碍
根植于认知、价值、制度等层面的结构性壁垒是涉藏国际传播的持久障碍，直接导致传播过程中的共情难题与语态转换困境。西藏拥有悠久丰厚的文化资源，涵盖宗教文化、民俗风情、自然景观、人文底蕴等多个方面，这是涉藏国际传播的核心优势，但在跨文化语境中，这些特色资源极易被误读，部分国际受众受西方叙事影响，将藏族文化单一解读为宗教象征，忽视其多元性与包容性；将西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误读为官方的“刻意宣传”或“文化同化”，忽视西藏人民自主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意愿与实践。更为突出的是传播语态的脱节问题，当前涉藏国际传播仍在一定程度上沿用对内宣传的框架，注重宏大叙事与政策解读，未能契合海外受众差异化的认知习惯与情感模式，缺乏“接地气”的表达与共情式的沟通。若不能实现传播语态的精准转换，不能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语言与方式解读西藏的发展，就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即便传播内容优质，也很难引发国际受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无法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
4．主体分散与协同缺失
参与涉藏国际传播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涵盖宣传部门、智库、媒体、高校、企业、民间组织等多个层面，但这些主体普遍处于“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有效的资源整合平台与科学的效果评估机制，这一问题直接制约了涉藏国际传播整体效能的提升。从实践来看，各主体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壁垒与资源分割。宣传部门侧重战略引导，但缺乏对各主体的精准统筹；智库侧重理论研究与话语创新，但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传播实践；媒体侧重内容传播，但缺乏与其他主体的资源共享与协同联动；高校侧重人才培养与学术支撑，但未能充分对接传播实践需求；企业与民间组织的传播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参与度较低。这种分散模式不仅导致优质资源无法叠加形成传播合力，甚至可能因各主体的信息不对称、行动不协调而产生内耗。例如，不同主体发布的传播内容出现偏差，或传播策略相互冲突，反而削弱了涉藏传播的整体公信力，严重制约了涉藏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难以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结合”的良性传播格局。
（二）协同治理理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的引入
上述“多维困境”表明，涉藏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棘手问题”（WickedProblem），它并非单一的技术挑战，而是涉及多元行动者、多重目标冲突且信息与资源高度分散的复杂治理议题。传统层级化行政体制下“命令—控制”的线性管理模式存在僵化与反应迟缓的问题，在面对此类动态、跨界的传播挑战时不能有效应对。
而协同治理理论为破解此类难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该理论主张，当单个组织无法独立解决复杂问题时，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对话、协商与决策平台，促使多元利益相关者基于共同目标形成互动网络，能够实现资源互补、风险共担与协同增效。
1．应对主体分散与资源碎片化
协同治理的核心即在于“整合”。它通过设计正式的协作结构（如联席会议、联合项目），为宣传、媒体、智库、高校、企业、民间组织等“六类”分散主体提供了制度化的聚合平台，旨在将分散的叙事资源、数据渠道与智力支持转化为系统合力，直接回应“主体分散与协同缺失”的内耗问题。
2．化解复杂性与提升适应性
该理论强调过程的动态性与学习性。面对“算法时代双重性”与“跨文化障碍”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协同机制可通过持续的监测、评估与反馈回路，使整个传播系统能够快速学习、调整策略，从而增强应对复杂舆论环境的韧性与文化适应能力。
3．构建共识与增进合法性
协同过程本身即是一个构建共识、增进信任的过程。通过包容性的参与和透明的协商，有助于在多元主体内部形成关于西藏国际形象塑造的“共同叙事框架”，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结构性偏见”带来的可信度质疑，由内而外地提升传播行动的合法性与说服力。
因此，将协同治理理论引入本文，并非简单借用专业术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用以系统诊断当前国际传播效能瓶颈产生的根源，并为构建“六位一体”机制提供从理念到操作的全过程理论支撑。基于上述对涉藏国际传播多维困境的分析，以及协同治理理论所提供的整合框架，本文旨在构建一个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二、“六位一体”协同机制的理论构建与西藏实践检视
（一）“六位一体”：一个功能互补的协同主体系统构建
协同治理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关键行动者的识别与吸纳。本文提出“六位一体”的主体构型，并非随意列举，而是基于涉藏国际传播价值链（从战略规划、知识生产、内容创造到渠道触达、效果反馈）与资源类型（政治、智力、媒介、技术、市场、社会资本）的系统性考量。这六类主体覆盖了传播活动的全链条与关键资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系统。
1．宣传部门——战略引领与制度供给者
其核心功能在于提供政治合法性与顶层制度设计。通过制定宏观战略、设立协作规则与评估标准，为协同行动划定“竞技场”并提供初始动力，解决“由谁主导”和“为何协作”的元问题。
2．智库与高校——知识创新与策略研发者
二者共同构成系统的“大脑”。智库侧重于应用型策略研发与舆情研判，提供实时决策支持；高校则侧重于基础理论、人才培养与前沿技术（如AIGC）的长期知识储备与创新探索。它们共同将经验性问题提升至学理层面，确保协同行动的理论深度与前瞻性。
3．媒体单位——叙事转化与公共渠道运营者
作为专业的内容转化与放大中枢，其功能是将政策语言、学术知识转化为可传播、易共鸣的多元叙事产品，并运营自有及合作媒体渠道，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的公众触达。
4．各类企业——市场实践与产业叙事者
企业携带市场逻辑与产业实践进入协同网络。其价值在于通过真实的商贸、旅游、产品等经济活动，提供具象化、生活化的“发展故事”，并凭借其海外市场网络成为“借船出海”的天然渠道，增强叙事的实证性与渗透力。
5．民间组织——情感链接与社会资本调动者
扮演情感联结与柔性对话的关键角色。凭借其非官方身份与跨国民间网络，能够在文化交流、公益合作等层面激发情感共鸣，调动社会资本，化解刚性叙事可能引发的抵触，提升传播的接受度。
“六位一体”并非简单的机械叠加，而是一个基于资源依赖与功能互补的协同系统。任何一方的缺位都将导致传播价值链的断裂与资源类型的缺失。该系统的有效性，则有赖于下文所述的四维协同框架将其激活并有序运转。
（二）从主体到效能：“战略—内容—渠道—评估”四维协同运作框架
“六位一体”主体系统解决了“谁来传播”的问题，但若缺乏将各主体资源转化为传播效能的具体化、流程化协作路径，协同实践仍将停留在理念层面。因此，本文进一步构建“战略—内容—渠道—评估”四维协同框架。该框架是“六位一体”主体系统的运作引擎与实现路径，它定义了多元主体在共同目标下，在四个关键维度上如何互动、分工与整合，从而形成闭环的管理与优化过程。
战略协同：目标整合与资源调度的核心层。此维度的作用是确立共同方向与协作规则，避免各自为战。它通过由宣传部门牵头、各方参与的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将宏观传播目标分解为各主体的具体任务，并依托“西藏国际传播中心”等实体枢纽，建设共享资源库（如案例、数据、专家），对“六位一体”的资源进行权威性调度与统筹。
内容协同：知识叙事化与产品创新的生产层。此维度的作用是打通从“知道”到“讲述”的壁垒，生产融合性传播产品。它具体实践了“智库、高校（知识）—媒体（故事）—企业（科技）”的融合生产模式。例如，智库的研究报告（知识）经由媒体转化为纪录片（故事），并利用企业的VＲ技术（科技）进行沉浸式呈现，从而实现叙事深度的提升与文化折扣的降低。
渠道协同：矩阵构建与精准触达的分发层。此维度的作用是实现传播效果的范围最大化与精准化。它系统性地规划了官方媒体矩阵、商业平台与民间人际网络的协同发力。特别是引导“六位一体”中的企业和民间组织，将其海外市场渠道与国际伙伴网络，转化为官方叙事的“放大器”和“本地化转换器”，实现“借嘴说话”与“借船出海”。
评估协同：科学测量与动态优化的反馈层。此维度的作用是为整个协同系统提供“学习能力”，确保其持续改进。它通过建立统一的效能指标体系，收集多维度数据，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等工具，科学评估传播效果。评估结果将反馈至战略协同层以调整目标，反馈至内容与渠道协同层以优化策略，从而驱动“六位一体”所有主体进行适应性调整。
（三）框架检视下的本土实践：初步进展、形式突破与实质挑战
运用前述“主体—运作”二元框架检视近年来西藏国际传播的举措，可以超越简单的现象描述，进行更具诊断性的分析。
1．在“战略协同”与主体聚合上取得形式突破，但制度化深度不足。
“西藏国际传播中心”的成立及“1+3+7+N”联合体（“1”即西藏国际传播中心，“3”即西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西藏日报社、西藏广播电视台，“7”即7地市融媒体中心，N即中央媒体、高校、智库及各企事业单位）的提出，标志着在战略协同维度上建立了实体化的协调枢纽，在组织架构上初步回应了“主体分散”问题，意图将宣传、媒体等核心主体纳入统一规划。《涉藏国际传播联动协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则在制度层面首次尝试为多元主体协作建立原则共识，确立了协同治理的“政治信号”与“组织基础”，推动了议题设置从极度分散向初步统筹的转变。
2．在“内容协同”的要素引入上有积极探索，但机制化融合远未形成。
聘请知名学者与流量明星参与涉藏国际传播，可视作在内容协同维度上，有意识地为传播网络注入智库的“知识权威”与民间的“公众吸引力”元素，是对“六位一体”中智库与民间组织功能的初步调用。然而，这些举措目前多属“点状”尝试，尚未形成稳定的“知识—故事—科技”融合生产流程。企业（如文旅公司）的真实产业叙事和高校的前沿技术如何系统性地融入主流传播产品，仍缺乏项目化、机制化的对接平台。
3．“渠道协同”与“评估协同”仍处于构想阶段，实质性效能尚未显现。
当前实践对如何系统性整合企业海外渠道、民间组织网络进行“借船出海”，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案，“渠道协同”更多停留在对既有官方矩阵的描述。同时，科学的“评估协同”体系基本空缺，各传播活动的效果衡量仍以内部汇报为主，缺乏跨主体公认的指标与第三方数据反馈，使得整个协同系统难以实现基于证据的迭代优化。
综上所述，当前实践在战略协同（搭建平台）和内容协同（引入要素）上迈出了从无到有的关键一步，初步体现了“六位一体”的理念。然而，在将形式架构转化为常态化、项目化、可评估的实质协作方面，尤其在渠道的整合利用与效果的闭环评估两个维度上，仍面临巨大挑战。这清晰揭示了协同机制从“设计”到“赋能”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三、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
基于前述理论框架与实践检视，针对涉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结构性偏见、算法时代传播壁垒加剧、跨文化传播共情不足、主体分散协同乏力等核心实质挑战，立足协同治理理论内核与西藏本土传播实践需求，为推动涉藏国际传播协同机制从理念架构走向高效落地、从形式整合走向实质赋能，切实破解传播效能提升的多重梗阻，本文从制度构建、合作模式、技术赋能、评估闭环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的深化路径与实操性对策建议，实现对前述各类挑战的精准回应与系统破解。
（一）构建多层次制度化平台，破解主体分散与信任缺失双重难题
面对当前涉藏国际传播主体各自为战、信息壁垒突出，且官方信源因结构性偏见面临“可信度折扣”的双重挑战，以制度化平台搭建为核心，构建权责清晰、联动顺畅、开放包容的协同体系，既能解决多元主体协同的机制性问题，也可通过社会化参与和透明化运作提升传播公信力。
推动建立“决策—执行—社会”三级联动的对话平台，形成上下贯通、内外联动的协同治理格局。决策层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组建涉藏国际传播战略联席会议，统筹制定中长期传播战略、审定重大传播议题、协调跨区域跨部门核心资源，破解各主体战略规划不统一、资源调度碎片化的问题，实现对传播全局的精准把控；执行层以西藏国际传播中心为核心枢纽，建立常态化工作磋商机制，负责将顶层战略分解为具体传播任务、对接各主体资源需求、推进跨主体项目落地实施，确保协同行动的高效执行与落地见效；社会层由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自治区社科院等高校与智库牵头，定期举办涉藏国际传播学术论坛与实践交流会，积极吸纳学界、业界、民间力量及海外友好人士的智慧，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涉藏传播内容创作与议题讨论，打破官方传播的单一性，以多元视角提升传播内容的丰富度与可信度，消解国际社会的认知偏见。同时，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全区统一、可信透明的涉藏国际传播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各主体的传播数据、案例资源、专家库、渠道资源等，实现资源互联互通、信息实时共享，降低各主体间的沟通成本与信任成本，从技术层面保障协同机制的常态化运转。
（二）推行以项目为纽带的合作，破解跨文化传播共情不足与内容创新乏力问题
针对涉藏国际传播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误读、语态脱节，以及传播内容同质化、创新力不足的挑战，以“项目制”为主引擎，打破各主体的组织壁垒与专业边界，推动资源整合、人才融合、内容创新，让传播内容更贴合国际受众认知习惯，实现从“自说自话”到“共情共鸣”的转变。立足西藏的文化特色、发展成就、生态保护等核心传播议题，策划实施一系列跨主体、跨领域的联合传播项目，让不同主体的优势在具体项目中充分释放。譬如，可发起“西藏故事全球共创”计划，围绕“青藏高原生态守护者”“藏族文化活态传承”“西藏民生发展变迁”等具象化、生活化选题，集结媒体记者、高校学者、藏族艺术家、民间艺人、海外华文媒体人等多方力量开展联合创作，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故事，将政策解读转化为情感表达，破解跨文化传播的共情难题；设立“数字藏文化创新基金”，重点资助高校与科技企业、文化企业合作，开展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元宇宙藏文化展览、沉浸式藏文化体验产品开发等前沿项目，以数字技术赋能藏文化传播，打破文化传播的时空壁垒，让国际受众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感受藏文化的多元与魅力，消解“单一宗教象征”的误读；实行“涉藏国际传播人才旋转门”计划，推动宣传部门、媒体、高校、智库等各主体间的专业人才短期交流任职、项目挂职，开展跨领域的人才培训与联合培养，培养兼具跨文化沟通能力、内容创作能力、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传播人才，打破各主体的人才壁垒与思维定式，让传播语态更贴合国际受众，让传播内容更具创新力与穿透力。同时，尝试建立项目成果共享与激励机制，对优秀联合传播项目给予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激发各主体参与协同合作的内生动力，形成“以项目聚资源、以项目促创新、以项目强协同”的良性循环。
（三）建设智能协同网络，破解算法时代技术壁垒与传播精准度不足困境
面对算法时代下国际社交平台的算法偏见、信息茧房，以及涉藏国际传播渠道分散、投放精准度低、技术应用不足的挑战，打造以技术赋能为核心的涉藏国际传播“智慧大脑”，构建出智能化、精准化、一体化的传播协同网络，实现对算法壁垒的突破与传播效能的精准提升。
一是整合建设全区一体化的涉藏国际传播大数据平台，全面采集海外涉藏舆情数据、受众画像数据、传播效果数据等，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挖掘海外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受众需求与认知特点，精准把握国际舆论态势，为传播战略制定、内容创作、渠道选择提供数据支撑，实现“一域一策”精准传播。
二是开发适配涉藏传播的智能内容生产与多语种适配辅助系统，结合藏、汉、英、法、西等多语种特点，实现传播内容的快速翻译、本土化适配与形式创新，同时利用AIGC技术辅助生成短视频、图文、海报等多元传播产品，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与适配性，破解跨文化传播的语言与形式壁垒。
三是构建跨境社交媒体精准投放与效果分析矩阵，整合海外主流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华文媒体平台等渠道资源，运用算法技术实现传播内容的精准推送，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投放策略，突破平台算法偏见与信息茧房的限制，提升传播内容的有效曝光率。在智能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必须同步建立健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与算法伦理规范，明确数据采集、使用、共享的边界，防范算法滥用、数据泄漏等风险，同时注重算法的价值导向，让智能技术始终服务于真实、立体、全面的西藏形象传播，避免技术异化带来的新传播问题。
（四）完善科学评估与反馈调节，破解传播效果无据可依与策略迭代滞后问题
针对当前涉藏国际传播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估体系导致难以有效破解结构性偏见、持续提升传播效能的挑战，构建全维度、全流程的效能评估与反馈闭环体系，可以实现传播策略调整有数据支撑、传播效能提升有明确方向，形成“评估—学习—优化”的正向循环。
首先，制定涵盖“产出—结果—影响”的多层级、多维度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指标体系，既关注传播内容的产量、传播渠道的覆盖范围、信息的传播量等“产出层”基础指标，也关注受众的阅读量、互动量、点赞量等“结果层”过程指标，更聚焦海外受众对西藏认知的改变、结构性偏见的消解、西藏国际形象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增强等“影响层”核心指标。同时将主体协同的效率、资源整合的效果、跨文化传播的适配性等纳入评估体系，实现对传播效能的全面、科学、量化衡量。
其次，创新评估方法与技术手段，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舆情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等多种方法，追踪涉藏传播信息在海外关键意见领袖、主流媒体、民间社群等关键节点中的扩散路径与传播影响力，同时针对海外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目标受众开展常态化的认知与态度追踪调查，精准把握传播内容对受众认知的实际影响，破解结构性偏见消解效果难以量化的问题。
最后，建立常态化的评估反馈与策略复盘制度，定期形成季度、年度涉藏国际传播效能评估报告，组织各协同主体开展策略复盘会，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如部分传播内容跨文化适配性不足、某类渠道投放精准度低、主体协同存在梗阻等，及时调整传播战略、优化内容创作策略、完善渠道布局、改进协同机制，将评估结果全面应用于传播实践的各个环节，推动涉藏国际传播协同机制与传播策略的动态优化、持续提升，确保协同传播行动始终贴合国际舆论态势与受众需求，切实提升破解各类传播挑战的能力，逐步消解结构性偏见，持续增强涉藏国际传播的整体效能。结论本文针对涉藏国际传播的主体分散与效能瓶颈这一治理难题，引入协同治理理论，系统构建了“六位一体”协同主体系统及“战略—内容—渠道—评估”四维运作框架。笔者认为，构建该机制不仅是技术性的资源整合，更是应对复杂传播挑战、提升体系韧性与适应性的治理范式变革。通过对西藏本土实践的框架性检视，既肯定了协同机制在战略架构与要素引入上的初步进展，也深刻揭示了其在运作机制化、渠道整合化与评估科学化方面所面临的实质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