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面临着传播环境复杂、存在技术异化风险以及舆论极化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国际交往中更好地融入世界文明发展浪潮是中华文明更好诠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前提，而“共生理论”的引入，有望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赋能路径之一。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其核心在于推动中华文化跨越国家地理边界进行信息流动，并由此产生积极效应。为此，可通过多主体协同界面构筑文明传播“共生”单元、“文化－共识”传播机理形塑“共生”界面、媒介“技术善治”强化“共生”能动性等方式，共同建构中华文明全球“共生传播”体系。
［关键词］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生理论；文明交流互鉴；媒介生态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时至今日，媒介不仅是文明传播的载体，而且是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要素，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演进的重要力量。进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的时代，数字生态的传播机制所涉及的不仅是技术平台更迭，也包括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信息结构的去中心化与文化编码方式的重构。同时，过去“国家-国家”的传统传播模式已难以回应全球公众对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等全球文明观的诉求。因此，探讨中华文明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亟须从“共生”（symbiosis）逻辑出发，构建一个适应智能时代特征、多主体协同、多层次融合的文明“共生传播”体系，进而在文明多样性范畴下逐步走向共识、联结与认同的传播图景。
一、从“共生”到“媒介共生”：学理脉络与范式演进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媒介技术迭代的关键变量之一，既展现出改变国际传播形态的能力，也预示着全球舆论格局的变革方向。在全球传播生态呈现智能化与媒介化的语境下，全球信息秩序更为纷繁复杂，信息传播与世界交往、文明交流互鉴的联系愈发紧密、难以割裂。因此，我们应以文明交流互鉴为目标，将媒介视为全球传播构成要素的共生介质之一，探讨中华文明如何在国际交往中融入世界文明发展浪潮，从而更好地诠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与实践伟力。
（一）“共生理论”的社会科学转向
“共生”一词最初起源于环境生态学研究，由德国真菌学家德伯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于1878年提出。此概念主要用于描述不同物种之间相伴衍生的生存方式与理想状态，指它们在特定条件或范围内共存、共享、共生于某一生态环境之中。此后，“共生”概念在生物学和环境学领域被广泛接受，用于解释叶绿体、线粒体与自由生活的原核生物之间的相似表征及类形态，后人通过多次实验进一步论证了细胞器是通过共生效应从原核生物中逐渐演化而生的。其中，部分代表性观点认为：“共生”的构建机制是由两个或多个异质生物体共同生活、逐渐合并组合而演化形成的，“共生”是生物体存在的根源。上述观点强调了“共生”在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共生”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或理想状态。
然而，“共生”在诸多进化论者的著作中却鲜被提及，亦无法对其开展概念溯源。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共生”概念的核心思想对当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构成了冲击与挑战。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是物种生存和进化的唯一动力，这种竞争涉及资源、空间等重要因素，并主张巨变和突变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但实际上，“共生”概念的提出以及之后“共生理论”（co-exiting theory）的延展，皆为探究物种进化的机理以及生物繁衍的根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有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指出：“共生”在物种进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推动物种系统内部发展的关键机制。
“共生”在物种进化体系中的催化作用，同样在人类社会系统的进化与生态演进中发挥着正向效应。正如胡守钧所言：“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物种进化的自然考量与对人类社会及其关系建构的思考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因此，对社会体系发展进程的考察可以类比上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探讨。“共生理论”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延展，为观察自然科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耦合机制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空间。同时，“共生”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物种生存的自然状态，而且是社会可塑形态的呈现表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将“共生”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创立了人文区位学，并认为“共生”是维持和支配城市区位秩序的关键要素之一。基于此，“共生”成为重新审视人类与地球关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处方，并有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进行学理性对话。
（二）全球格局视野下的“共生”概念演进
随着社会科学领域对“共生”概念探讨的逐步深入，学界已针对其在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应用展开批判性反思。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和合共生”构成了当代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存在形式、结构样式和发展模式。然而，当下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与地缘政治的回归，使得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成为最突出的时代症候，这直接导致外交学界常提及的“全球治理”面临诸多困境，甚至陷入半失灵的窘境。在此背景下，学界对现有国际秩序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质疑日益增多，其中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共生性是孕育、形成、强化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巨大动力”。
“共生”在国际关系或文明交流领域，表现为民族国家遵循“共同体逻辑”的共生秩序，而非“无政府逻辑”的对立秩序。在全球格局下，以国家及其他行为体的多元性为主轴，以价值观、理念、信仰等多样性为依托，以国家或民族各自的历史变迁以及实力、禀赋、能力、偏好的多元多样性为动力，有助于形成多元多样主体性与多元多样共生性的国际关系间性思维。
20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学界率先关注“共生世界”及国家间关系问题，并围绕体系性、秩序性、相互依赖性与跨域合作等议题开展了多项研究。但是，上述探索并未为理解当代全球格局及国家间的多元共生性铺平道路，反而导致学界对当代世界“何为共生性”产生了分歧。尽管欧美学界后来尝试用“认同”概念替代“共生”，但对于文明、文化、理念、价值观的多元多样性，以及当代世界异质文明相伴相生的特性，仍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理念后，会被部分美国政客和智库成员曲解为对现有全球秩序的威胁与挑战。
反观国内学界，对“共生”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以金应忠为代表的一批学人，从“共生”视角出发，对国际关系提出了新观点。他们认为：“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体系（即国际共生体系——引者注）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相互间形成了相处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进而呈现出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和谐共生三个阶段的递进。此后，中国国际关系共生学派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个体层面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其正当的利益诉求构成了“共生”的理论前提；第二，多样性不仅是事物的基本规律，也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应然形态；第三，“共生”有别于且超越了以往各国和平并存的观点，更强调行为体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多种互动关系。要言之，国际关系视域下“共生”概念的核心内容与认识论取向，更注重多元主体求“同”，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为要义，以天下观以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基石，注重国家间关系的和谐、和平、和善、和睦、中和等哲学思考，旨在建构以“文明差异”为基础的互动观。这与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思想大为不同，从而赋予了“共生理论”更为丰富的包容性、解释力和理论想象力。
（三）全球传播中的“共生”关系驱动逻辑
随着“共生理论”的研究视域从生物体延展至非生物主体范畴，机器亦可成为共生关系的组成元素。传播研究的面向正逐渐超越人类的边界，长期聚焦于人际传播的媒介研究范式，已难以完全解释当下的传播现象。常被人们提及的“人机共生”概念即发源于“共生理论”，因此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元行动者也能成为共生关系中的内生要素。算法推荐、机器写作、虚拟主播、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社交机器人的勃兴，正在不断颠覆与重构全球传播生态格局，技术的渗透与介入贯穿了从传播主体到内容生产的全链条。然而，技术与媒介的共生关系肇始于其寄生性的本源特质，全球媒介场域的传播主体格局亦逐步由“寄生”向“共生”演变。在人机关系的“寄生”阶段，新技术成为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笔下“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决定性因素，辅助人类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实践。例如，在机器人新闻写作中，技术仅作为新闻生产的工具，并未参与传播主体选择、用户心理分析以及传播效度生成的过程。上述以文本技术介入形式所塑造的人机关系，更接近于机器对文本内容的依赖，因而以“寄生”来阐释这类状态更为贴切。
如今，“数字媒介生态在媒介的革新中不断调适自身，整合进化”。“人机共生”作为这一进程的核心特征，不仅指人与机器（技术）之间形成的密切、潜在且连续的动态互动机制，而且代表着一种深度协作的高级形态。具体而言，其内涵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人与机器（技术）作为整体，在全球传播实践中致力于塑造优化的人类体验。人机协同不仅为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而且推动传播模式从单维的内容生产转向中华文化高“能见度”内容池的系统性构建。这一转变能够充分释放面向多元主体的共生关系张力，使传播参与者在全球传播中实现角色的灵活切换，通过协同效应发挥最大优势，最终达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传播效力。其二，尽管“冲突”与“共生”作为并行结构，共同构成了全球传播中的基本交往形式，但智能技术的介入为构筑人机共生的国际话语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能够助力在媒介场域内精准定位中华文化与认知对象国文化的共通性，进而为多元文明间不同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沟通与对话创造具有共享意义的交流语境。
二、中华文明世界影响力提升的“数字利维坦”之困
以ChatGPT、DeepSeek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推动人工智能内容生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逐步向人工智能决策生成（AI-Driven Decision-making,AIGD）演进。然而，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带来革新的同时，其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全球治理挑战亦不容忽视。这种由技术迭代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被称为“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效应。“利维坦”原型为《圣经·旧约》中记载的上帝创造的深海巨兽，它的出现曾给圣经世界中的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如今，随着新媒体、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民众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亦逐渐受到被技术催生的“数字利维坦”的束缚和压迫。
（一）中华文明面向全球的传播环境依旧复杂
随着二战后民族国家发展格局与国际秩序的确立，社会变迁、国家发展与国际形势变革等多重脉络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考验与挑战。数字化与虚拟性深度融合的新媒介空间，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民众的价值观模糊、认同危机和身份困惑。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同样面临着文化差异带来的认知冲突。数智时代的文明传播已超越传统民族国家或地缘政治框架下的跨界宣传与意识形态输出，主要以国家话语（包括媒体话语与国家形象）或文明形态“与全球场域共在”的虚拟共同体为表征，呈现出一种超越地缘边界与南北世界鸿沟的文明交往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民众可能对中华文化持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这容易导致对文本意义的误读和文化偏见的产生。
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及其发展的衍生史来看，全球文明尽管历经多次媒介化革命的洗礼，却依然建立在传统民族国家和媒介中心主义范式之上，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差序格局媒介生态。在此背景下，所谓超越国家、疆域、民族等界限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在媒介基础设施的数字把关机制下，反而更加强调东西方世界的文化差异与冲突，各方倾向于通过宏大叙事和制度化途径争夺文化话语权。如今的“乌卡时代”便是这一全球格局的现实写照，而媒介恰恰是维系上述格局并捍卫其话语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部分西方政客及智库学者的认知与实践中，文明交流互鉴往往呈现为一种“封闭网络”的内循环传播状态。这导致中华文明以及广大第三世界的文化声音，常常消弭于西方世界的“众声喧哗”之中。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主基调因长期受本质主义文化观的深刻影响，未能真正实现充分的自由与平等，亦未能建构起相互尊重的平等交往关系。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其本质在于通过塑造共识性话语提升海外公众对中国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然而，作为部分西方国家知识性权力载体的文明叙事，却将中华文明置于前述矛盾的中心，致使中华文明的全球“能见度”仍然偏低。此外，在传播方式上，当前还存在“硬推广”的倾向，忽视了数智时代文明传播与文化认同所呈现的流动性与混杂性日益增强的特点，因而难以通过有效对话和互释建立跨文化共识。同时，长期拘泥于脸谱化、刻板化的媒介表达，或将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简单化、扁平化拼贴，抑或机械化套用中华传统典故讲述现代故事，这些做法都难以真正激发海外民众对中华文明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
（二）中华文明全球传播面临的技术异化风险
政治、平台与公众认知等现实因素的叠加影响，是当前“数字利维坦”现象形成的多元动因。除此之外，全球政治力量的渗透、平台权力的扩张以及社会对媒介的深度依赖，进一步盘结了全球媒介基础设施、媒介化治理等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互，共同加速了“数字利维坦”的生成。起初，媒介在全球传播中主要扮演连接传者与受众的中介角色。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颠覆了这一预设，ChatGPT、Sora等开始承担传播主体的功能，用户可通过直接互动生成交流文本与内容文本。但智能工具受制于算力成本与算法偏见，难以实现对所有信息的有效过滤与净化；同时，机器学习虽提升了效率，却也引发了数据泄密、暴力言论、伦理危机、种族歧视等诸多问题。
“数字利维坦”的诞生源于国际秩序的掌权者为加强平台管理与意识形态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更为隐秘且牢固的方式，其主要目的是将媒介权力网络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内核与核心算法，通过在媒介空间建构技术权力发声机制，实现与现实中的全球制度权力的互构，在相互依存、交织的伴生关系中持续产生新的媒介话语，最终影响全球话语格局和公众认知结构。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传播到整个社会的潜力，正是由权力关系塑造和管理的，并且植根于媒体商业和国家政治中。可以说，传播权力正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的核心。”这种信源偏移和制度权力的隐蔽介入，本质上是现实权力有意识地将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通过文化产品或媒介信息等形式，逐步渗透到跨国媒体平台的技术文本之中。由此生产的舆论观点、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无疑会在无形之中给中华文明的媒介化呈现蒙上阴影，进而引发全球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风险。
（三）算法模型导致的意见放大与舆论极化
全球竞争格局的核心是政治、经济、文化及价值观领域的全面较量。全球数字平台作为技术的掌控者，能够主导、生成与操控信息投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进一步使数字平台演变为组织用户交互的可编程架构，持续塑造民众的全球理念与国家形象的呈现方式。舆论极化是指群体成员在观点、态度和行为上的固有偏向，经信息传播与沟通机制的作用，朝既有偏向继续移动，最终形成极端分化的舆论格局。媒介化时代的到来推动舆论极化现象从线下转移至线上，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共同构成了当前互联网舆论的核心场域。对于全球传播体系而言，舆论极化的潜在后果不仅形成文化误读或区隔，而且可能造成共通感的缺失与共识的离散，进而动摇全球公众对“共同体”的想象。因此，全球舆论极化对于追求共通的传播本身而言，构成了一种“逆效应”。
舆论极化现象在“数字利维坦”诞生前便已存在，但相较于传统媒体的传播特性，在智能传播环境下，为了服从数字平台的推荐机制与流通规律，舆论极化趋势愈加明显。全球传播网络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输渠道和内容行动者，而是围绕全球用户的偏好图谱形成价值预设，并与“数字利维坦”一同构建高层级抽象化的叙事方式进行输出，呈现出隐性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浸润，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劫持用户的思考方式。更有甚者会利用智能技术与算法，将全球数字平台置于其全景敞视的监控之下，形成类似“棱镜门”的映射效应。具体而言，由于用户在数字平台上不断受到无所不在的推荐算法牵引，舆论极化在全球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剧全球公众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消解全球公众对媒介事件共同体验的基础，从“感官触动”达到“内容规训”，逐渐强化“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边界和价值观隔阂，使得国际认同难以建立。此外，“数字利维坦”本身的技术遮蔽性又会进一步放大世界公众对议题意见的两极分化，最终加剧文明隔阂与文化逆差，致使文明传播与国际舆论场域的交锋更加波谲云诡。
三、媒介化视域下中华文明“共生传播”的范畴锚定
中华文明凭借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蓬勃的生命力，在世界文明版图中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新形态发展路径。进入数智时代，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其核心在于推动中华文化跨越国家地理边界进行信息流动并由此产生积极效应，通过“无远弗届”的传播效度打破固有的意识形态壁垒，最终在技术加持下让世界感知并认同中华文明的共生哲学与价值图景。
（一）技术赋能下的全球传播新生态
媒介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要素与推动力量，其逻辑已深度融入文明传播与全球交往进程，推动“人类文明形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更加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时代潮流”。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国家能否掌握信息传播媒介的端口，已成为其文明新形态理念获得全球公众认同与接受的关键变量。当前，媒介化正以风起云涌之势重塑公众日常生活与国际舆论环境。传媒机构、文化复合体（价值观）、文化产品等逐渐演化为技术社会的媒介环境与数字生态，为世界文明的持续演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然而，由于上述以技术逻辑为中心的范式桎梏，人们对作为新事物与新生态的媒介技术的认知与阐释，往往因缺乏整体性、普惠性、共生性的哲学审思，而陷入理论想象力的困境。
“文明共生”指的是在媒介的催化作用下，数字文化形成互相促进、协同发展、和谐共存的认知纽带，塑造并巩固民族间、国家间各方命运紧密相连、携手共进的拟态空间。因此，“文明共生传播”概念的提出旨在以数智时代的社会性本质为前提，从关系性视角探讨人、技术、媒介、文化、认同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结与互动。同时，将中华文明置于全球传播生态的宏观环境中，把中华文明全球传播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作为激发其鲜活生命力与感召力的有利契机，并在文明共生圈层中凝聚多元行为主体，使之更好地契合并嵌入全球传播系统的社会互动与文化肌理之中。
（二）技术逻辑下文明交流互鉴的认知维度转向
麦克卢汉曾坦言，“我们时代的媒介或过程正在重塑和重构社会性的相互依存，正在重塑和重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全球传播体系的底层架构实现了从软实力到‘数字对话’的进阶。”当前，全球数据的流动量已达到人力无法全部处理的地步，维护与保存海量数据信息的任务自然被庞大的算法平台承包。全球传播的基础框架逐渐发展为庞大而统一的算法体系，数智化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在技术赋能之下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或时代表征。媒介生态学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对语境的分析研究。一方面，媒介技术毫无疑问地成为形塑并助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结构性力量。世界各国希冀在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万物一体的动态场域中，通过集成、交互、算法迭代等方法优化全球信息流动的触达率与传播效能，借此重塑本国的媒介产业生态与文化输出形态，进而改变文化实力对比下的定势传播格局。与此同时，媒体掌控者也试图借助新的历史文化载体和社会性网络平台，解构个人主义、中心主义的传统模式，转而构建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传播机制与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媒介技术迭代所带来的另一结果便是异质文化的逻辑冲突以及文化陌生感的加剧。确切地说，人们往往未能将媒介视为一种影响全球文化的整体性方法论，而更多是将其作为一系列介质进行逐一考察，这导致了理解媒介性状和历史动力的整体性视角的缺失，从而不能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关注各类新技术对全球文化的形塑与改造。
上述现象导致人际关系疏离，加剧了数字鸿沟与文化隔阂等传播焦虑。然而，以价值观或认知体系为底色的人类文明形态亟须挖掘异质文明间产生认同的价值“中介物”。因此，故事挖掘、话语构建、平台搭建、渠道拓展、效果评估以及体制机制的多方位建设，成为未来全球公众深度浸润和有效触达中华文明叙事文本的媒介前提，也为中华文明的有效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支撑和话语体系保障。
（三）技术生态下文明“共生传播”的范畴基准
数智时代的技术赋能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与联系提供了空间载体。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曾把媒体看作“在文化层面上重演社会根本冲突的那种你争我夺的领域”。然而，纵观世界交往史，文明交流互鉴已是大势所趋，并为众多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和认同，内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信念。如何突破过往文化传播中隐喻的单向度困境，探索一条具备文化通约性的新型交往路径，从而超越单一文明的独白论调，形成多元文明间的复调传播与共生关系，是我们在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下重新理解文明对话与文明认同的核心考量。技术迭代作为信息流动的动力机制，其生成逻辑背后是由社会层面的交往关系与互动实践共同构筑的新媒介形态。媒介化的文明既是全球共享的媒介表征，也可能成为相互对抗的意义网络。因此，文明传播的历史常常伴随着偏见、误读，甚至冲突与战争。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阐述的那样：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世界体系正在被中国等第三世界“半边陲”（semi-periphery）国家的“全球南方”话语重塑，东西方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转移。在当前国际格局愈发受到资源化、工具化、敌对化逻辑交织影响的背景下，媒介张力关系与政治动力学因素更趋多元，催生了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取认可而进行斗争的话语权转向。
本文暂且搁置对全球文明冲突根源的历史追问，转而尝试深入阐释文明与媒介之间的存在机制，并引入“文明共生”这一理论前提与思想资源，以期跳出本土功能主义传播研究范式的桎梏。同时，基于媒介生态学视角，探讨如何构建具有文化共享和共通价值的主体间“共生”关系，追求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想阐释共同体。通过文化“共生”的规范性机制以及认同间性内涵的话语秩序，在保持并完善中华文明对外话语体系固有阐释框架的基础上，探索文明“共生传播”发展背后的文化逻辑、社会结构与伦理框架，积极构筑多元文明间彼此理解、相互对话、互建认同的动态过程。
四、中华文明“共生传播”新形态的拓新升维
要提升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效能，首先需要对其在全球传播系统中的媒介生态位进行客观理性的定位。理解和认知中华文明，可秉持媒介生态思维，立足于解读“技术－文化共生”关系，同时追求文明叙事和“共生理论”的协同发展，以超越单向性的文明偏见、文明隔阂与文化冲突。对于全球传播的认知，需跳出传统信息论的二元框架，借助中华文明内蕴的“契合－共生”机理，推动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的知识边界重构，从更广泛意义上的全球“信息生态”理解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内涵和规律。传统“共生理论”将各类社会环境的核心构造与核心要素分为三个部分，即“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媒介生态学理论，拟从媒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能动性三个维度，厘清中华文明全球“共生传播”新形态的呈现样态（如图1所示）。
（一）多主体协同界面构筑文明传播“共生”单元
若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就要明确其在全球媒介生态中的语境和定位。当前，技术、文化、伦理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构成了媒介化文明的重要特征。全球传播呈现的数字化、拟态化与智能化趋势，丰富了中华文化叙事文本的形式与内涵。在此背景下，中华文明的传播形态已不再局限于信息内容、传播渠道等结构层面的呈现。随着我国对全球传播生态认知的加深，中华文明叙事话语的进阶表达不仅增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效能，降低了信息误读和文化隔阂的可能性，而且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版图中的“能见度”提升积累了形象资本与话语基础。“文明不是单一的、绝对的，而是体现出一个社会物质成就和精神文化的综合形态”，中华文明在认知层面的战略传播转向是构建文明间沟通机制的逻辑基础。其中，叙事话语、符号传播、情感动员等认知维度的传播特性是其实现有效传播的基础要素。一般而言，“思维惯习与核心话语总是交相呼应，并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叙事认知”。因此，在挖掘中华文明标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话语修辞与数字叙事的赋能，加强中华文化符码的感知卷入，从目标受众的文化理解出发，注重其观念层面的互惠性理解。
从“共生”单元的特性来看，中华文明庞大的文化资源难以全部呈现在全球公众的认知视野中，其叙事话语也易遭受西方话语的稀释与渗透。因此，需依据目标群体的文化理解能力，将中华文明的阐释主体拆解为易于接受、较难接受、战略叙事接受三种主要类型，并围绕宣介型阐释单元、经验型阐释单元、知识型阐释单元进行逐层划分。其中，宣介型阐释单元主要围绕国家立场与利益诉求，将中华文明的具象符码与政策话语相结合，生产具体的文明叙事元素。如《国家宝藏》《山海情》等视听作品在展现中华文明宏大叙事的同时，避免了封闭性、空心化的国家共识和团结话语，改变了过去“独白”式的单向说服模式。经验型阐释单元主要通过平等对话的集体阐释策略，借助跨境流动且具有开放性的叙事文本，围绕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元素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意义进行持续输出。知识型阐释单元则依托专业知识或相关垂直领域的知名人士，以提升海外公众对中华文明的理性认知为目标建构虚拟共同体，这类主体具备专业化、精细化、权威化等特征。例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与体育等领域的智库专家、舆论领袖、素人博主等，他们通过各类数字平台对全人类共通话题进行内容生产与意义建构，以海量碎片化内容逐步构筑起了有关中华文明的整合性感知。
（二）“文化-共识”传播机理形塑“共生”界面
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把传播看作创造（created）、修改（modified）和改造（transformed）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以往的全球传播研究主要从主体、内容、渠道、受众、效果等环节进行划分和梳理，并习惯于将“过程”要素作为分类标准。然而，这种方式将传播过程中多元的构成单位视为单一、孤立的原子化形态，难以从共生维度适应新媒介场域下中华文明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全球公众心理认知的双重变化。中国国际传播经历了从“国际传播能力”到“国际传播效能”再到“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战略转向与递进发展，这一演进反映了国际传播工作重心从多元主体能力构建到多维度系统集成的深刻转变。因此，我们需突破以往单纯依靠数据量化传播效能的传统模式，转而聚焦文明叙事界面的行动逻辑，更加注重通过中华文明的标识性话语对世界公众进行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核心在于检验传播体系效力的实现程度以及中华文明国际叙事的实际效果。为此，应将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逻辑起点，以“共生”为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构建世界多元文明间的共识传播场域。基于此，本文提出主要包含战略目标、叙事型构、情感桥接与共识圈层四个维度的共生界面生成框架。
1.战略目标。从目标层面来看，有目的地影响公众认知是各类组织开展传播实践的基本目标之一。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战略旨在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向全球传递我们的思想内涵、价值观念和叙事话语。这种文化意义与文明内涵的价值观念输出，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全球共生”语境下的意义阐释行动，而这一行动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多元战略主体的协商参与。其中，多元主体特别是来自世界各区域的文化主体与数字平台，构成了中华文明实现“共生传播”的分布节点与话语载体。从认知层面来看，文化是影响文明传播效果的重要情境变量。文明传播中的认知偏向并非完全源于国家间的冲突，文化因素的接受度直接影响了国际传播的效力。数智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异质文化的边界，但同时也在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等“数字利维坦”效应下进一步加深了认知差异的鸿沟。因此，就战略传播目标而言，传播技术的数智化勃兴使得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和认知冲突更为具象地映射到国际新闻或社交平台之中，并通过个体间的数字化互联交往得以呈现或反馈。有鉴于此，在文明传播过程中，需要关注个体的感知体验，从心理情感层面影响其惯性认知与刻板偏见，并借助个体的生活经验辐射至特定群体，进而逐步改变目标对象国公众的惯性认知与情感态度，使信息文本内容通过精准化的传播链路得以延展，并转化为数字实践、媒介动员或战略行动。
2.叙事型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故事积淀和悠久的叙事传统。”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需要在理论与范式的本土创新中寻求叙事想象空间。然而，要彰显全球叙事能力，就必须突破以往国家文明叙事中存在的主观化、枯燥化、强硬化等自我叙事能力不足的桎梏。中华文明文化意义的阐释与传递内蕴着“和合共生”的哲学反思，而这一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共生”叙事机理的建构。诚如“讲好中国故事”，其表层含义是将中国故事“讲好”，深层则指向将中国的事情“做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叙事”即“行事”的本义。在云计算、算法等技术的驱动下，战略叙事日益注重不同行为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叙事网络的构建。目前，媒介在文明叙事实践中的嵌入程度不断加深，特别是在语境营造、渠道拓展、文本生产以及共同话语空间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由“媒介参与实践”向“媒介核心实践”过渡的趋势。一系列生成式智能体也成为文明叙事的主体，在探寻叙事普遍结构及其本土化实践的同时，亦提升了文明叙事实践的丰富性，进而延展了文明叙事的话语边界。值得一提的是，叙事作为人类共通的实践方式，并不意味着要将偏见、隔阂与冲突等情况排除在外。作为“共生”界面元素之一的文明叙事，需要更多关注不同文化圈层或国别区域，也需重视不同故事文本之间共通的话语空间或意义节点。“叙事互型在型构的关系性、过程性思维的基础上叠加了中介化思维，即把作为中间物的媒介视为与人的叙事实践密不可分的要素纳入视野之内。”简而言之，中华文明的“共生”叙事需要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以及共通的文化符号、价值追求与情感诉求等共享议题作为切入点，融合全球变暖、环境治理、人工智能、地区冲突等一系列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当承载着不同可供性的媒介技术重新配置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生产与叙事传播的规则时，也相应地型构出一套新的文明叙事逻辑。中华文明的战略叙事不仅可以通过特定历史背景或文化维度与当代人类共同价值或议题相联结，亦可在这一过程中挖掘新的文明叙事资源并调整或创新叙事元素与框架，以应对文明冲突或融合等不确定性情境，从而塑造中华文明与中国形象的媒介共感，建构文明内部认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的全球叙事体系。
3.情感桥接。情感是人类在深层文明共通根源上探索更多共通性的多元路径之一，也是展开文明对话的重要行动要素。“桥接（bridge/bridging）”是跨文化传播中常被提及的核心概念。其中，认知、情感和信仰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成为揭示话语权力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关键。因此，情感桥接注重各类个体或社群在全球传播中的行动表征。从目前的情感桥接主体来看,以海外华侨及在华旅居外国人为代表的民间外交主体所展现的亲和力与包容性,使上述群体既成为桥接海外公众与中华文明价值理念的传播中介,也成为中华文明价值观对外传播获得国际认同的新兴力量之一。当前，媒介化的文明传播主要以多模态文本形态呈现。因此，依托情感化叙事、沟通、激励与认同等形式，将情感表达有机融入身份叙事与国家叙事，构建“以情相连”的跨文化场域，是提升海外受众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及中华文明共通性的理解与认同的可行路径。例如，“City不City”等兼具谐音趣味与文化内涵的传播符号走红，成为在国际媒体平台上表达对中国形象及文化认知的新话语。因此，我国各类对外传播主体与内容生产者需要积极挖掘并提炼具有情感吸引力和想象力的文明符码，丰富跨文化情感交往的文化资源，从而创造更多能顺畅连接个体体验与群体交往的情感意象或文本。中外共通的文化情感要素已不再局限于中国茶、熊猫、故宫、功夫、京剧等传统符号，游历的素人、侨胞或者媒体记者，都可以成为情感桥接的“中介”。这些群体在挖掘现代文明多样性元素的基础上，有望构建“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实现特定国别区域公众与中华文化的有效桥接，从而逐步消弭数字时代的文化隔阂。
4.共识圈层。全球网络的深度互联既加速了全球身份认同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亦为当下身处数智变革浪潮的全球传播提供了可建构、可沟通的话语空间。因此，如今的媒介生态学在理解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时，有必要将其归纳为一种通过整合数字生态、传播平台、身份认同与文化环境，并具备精准有效、双向互动特性的总体性机制。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首先面临的是主体格局的变迁，而如何调动媒体、专家、智库等精英群体以及公共外交、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从而在网络公共领域形成认同，直接影响着全球公众对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认知结构。塑造中华文明共识意义的前提是建立“共享意义”，更确切地说，就是要通过思想、情感、观念与其他文化中的行动主体形成“共享意义的交集”。这表明，意义的传达并非仅靠多语种话语表达就能实现。提升中华文明的全球共识，不仅要克服自然语言的传播障碍和高低语境的文化逆差，还需了解世界多元文明中的规则、符码和惯例，从理论基底和共识概念上寻找中华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相契合的内容谱系。有效的文明传播并非以交流为目的地共享意识，而是要将“意义共享”作为协调行动者的纽带，塑造多元文化的“重叠共识”认知域与共睦态表征，借此凸显世界多元文明“共生”话语的“临场感”。例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理念话语的全球传播过程中，如何将其蕴含的真实、丰富、真诚的信息，以及共通、共好、共享和共生等情感要素与共情因子，转化为海外受众能够理解的针对性话语和优势话语体系，以此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已成为未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拓新点。
（三）媒介“技术善治”强化“共生”能动性
数智时代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并非遵循由内而外逐步递进的“自然属性”逻辑，而是文明传播体系内权力与空间的根本性重组。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纷争和冲突，已成为文明间交往挥之不去的“梦魇”。从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依靠解构和对抗式话语并不能有效地向全球传递多元声音和构建新的国际传播体系”。构建更为理性、安全的“文明共生新形态”，打造以和平对话为基础的文明交流互鉴新机制，探索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辩证表达，是中华文明更好适应并融入世界文明百花园的行动支点。打破现有不平等传播态势的关键，在于通过文明传播本身瓦解西方数字霸权主义的扩张逻辑。其中，深化大语言模型的算法机制是适应数智时代文明传播的可能路径之一。当前，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包含不同类别主体及元素序列，然而各类传播主体与意象符码却常以无序状态散落在异质传播渠道和平台之中。大语言模型目前所遵循的对齐调优原则以有效性、真实性、无害性为优化目标，随着模型体量的不断增加，其训练文本亦将融入更多语种、文化与情境。因此，我们可基于对中华文明不同元素和类别间联系的智能化区分，围绕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在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及社会观上的共通之处和可通约性，增强传播过程及效果的感染力与浸润力，淡化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渗透的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从而逐步扭转平台技术对全球传播实践的反向规训。此外，普通公众已取代过去的少数精英群体，成为关键受众和行动主体。因此，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新形态亦不应局限于过去常被提及的思想、器物或形象传播，而应注重将传播实践与世界公众的个体经验或认知惯性相结合，以实现目标对象国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升维。
综上所述，文明多样性、复线性的国际传播“共生范式”已超越过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奠定的民族国家对外传播体系，能够在超越传统二元对立及文明等级秩序的现代性叙事新语境下，突破国家行为边界与权力逻辑，为挖掘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想象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是提升中华文明全球传播力、影响力的理念之维。推动人类文明成果互联互通、以“和而不同”推进文明对话、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文明交往信仰，成为中华文明诠释与传播其现代力量与世界向度的价值中轴。数智时代的“文明共生”概念蕴含了丰富的中华文化智慧，旨在通过融通、认同、共鸣等理论资源，依托世界多元文化的共通性特征，建构从认同到共鸣的文明共生传播新机制与文明交流互鉴新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