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5期
【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文摘》2025年第2期
摘 要：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能够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凝聚精神共识，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提供文化依托，为推进世界文明繁荣进步注入发展动力。当前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还存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较为薄弱、国际传播受众文化差异明显、国际传播舆论格局西强中弱、国际传播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等现实困境。应对挑战宜从四方面着手：夯实底气支撑，加强国际传播体系特色布局；尊重文化差异，规避国际传播受众矛盾冲突；破解舆论霸权，创新国际传播文化引领路径；强化风险应对，营造国际传播有利发展环境。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传播体系；传播受众文化；传播舆论格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总结新时代党领导文化事业建设经验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在新征程上领导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世界文明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界有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主要集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实践路径等基础研究领域，鲜有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加以研究的成果。事实上，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回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必然选择，是推进世界现代文明发展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出发，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意蕴，剖析其现实挑战，寻求有效的应对策略，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新的重要领域，也是本文的着力点。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意蕴
文化影响力是文化强国的重要标识。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不仅是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共识、增强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推进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价值意蕴。
（一）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凝聚精神共识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一种内生的认知行为，它植根于个体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是个体在认识与实践、言论与行为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展现的精神风貌。习近平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意味着，文化自信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凝聚人民团结奋斗力量的重要精神支撑。
从中国近代历史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境遇变迁。近代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人民沉浸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封闭和盲目文化自信的社会氛围中。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被打破。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和民主的先进文化思想。在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比中，中国人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迷茫，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出现了空前的失落，甚至出现了诸如“全盘西化”主张，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坐标来评定中国“本来”文化的现象，致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遭受巨大冲击。在民族危亡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得到明显提升。但这种文化自信仅仅局限于国家综合国力增强带给人民的内生的文化自信心，难以形成持久广泛的凝聚力量。因为，文化自信不仅来自本国发展繁荣的情感共鸣，还产生于世界文化的对比与较量中的深刻反思与高度认同。只有得到国际认可和接纳，这种文化自信才能形成真正持久的力量。应将文化发展放到世界文化交融交锋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审视，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加强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互鉴，彰显中华文化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的独特魅力，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但在各国文化交流交锋中，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中并非一帆风顺，国外敌对势力也乘机加大了对我国包含腐朽价值观的文化渗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文化自信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崇洋媚外”的社会心理颇有基础，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有所动摇，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构建中华现代文明迫在眉睫。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围绕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内蕴自我认同的文化阐释，还包含国际国内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为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习近平积极推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大力倡导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并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关于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倡议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许和认可。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进而增强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底气和骨气，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凝聚了精神共识。因此，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的必然选择，也是提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共识的必由之路。
（二）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提供文化依托
习近平特别重视国际话语权对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作用，他反复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话语权”一词，最初来自1970年12月2日福柯在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的题为《话语的秩序》演讲中。他认为：“话语不仅仅是反映斗争或统治制度的手段，而且还是我们为之奋斗、为之斗争的东西，因此，话语是一种应该夺取的权力”。在这个讲话中，福柯最先明确强调“话语即是权力”的思想，他指出“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当前，国际话语权已成为一个国家权力的重要表征，关系着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和国际影响力的强弱，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敌对势力恶意打压、编排中国的论调此消彼长，中国面临着“被制约”“被控制”的国际舆论压力。如果不能在国际上提升我国的话语权，中国就难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关于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发展、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倡议就不会被接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工作也会异常艰难。反之，只有掌握了国际话语权，才能发挥文化传播的主导性，才能占据舆论斗争的制高点，才能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加全面立体地认识中国。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作出战略部署，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并提，突出了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升华，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思想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具有的优越性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增强的重要文化依托。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打通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隔阂贡献了中国智慧。促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能够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凝聚人类文明价值共识，增强中华文化国际话语的引领力。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要求，深化对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能够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极向上的国家形象，也能够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和文明理念的认同，增强中华文化国际话语的感召力。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国方案回应了世界共性议题，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回应了世界减贫实践中的文化斗争，以“坚持胸怀天下”回应了世界种族歧视和文化对抗的失序危机，以文化包容性回应构建国际文化认同的多样性发展趋向。促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能够让世界各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的世界贡献，接受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增强中华文化国际话语的吸引力。因此，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不仅能更好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还能让世界各国更好地理解中国、认识中国、认可中国、信任中国，从而有效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
（三）为推进世界文明繁荣进步注入发展动力
世界历史是人类文明交流交往、碰撞融合的过程，不同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交流互鉴，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当前，世界文明发展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西方文化霸权的优势日渐式微，“一极独大”的世界文化格局正逐渐被打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广受质疑，充分暴露了资本逐利的本性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随着文化市场国际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交往越发紧密，文化多样性得到前所未有地展现，世界文化发展需要更多新的文化力量为人类文明繁荣进步注入发展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贯通，展现以中国文化建设之答回应人类文明发展之问的理论旨趣。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点，拓展了不同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发展路径，引领着构建人类文明多元共存格局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首要的就是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强调：“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对于多样性，许多人的理解尚停留在宏观的层面，将其视为一种崇尚的价值理念。可我们深入至实践领域时便会认识到，多样性实为文明进步的基石，要依据自身的国情，探寻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这恰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精华，顺应了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共同期盼，开拓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全新风貌，是独具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的一种新形态。但独具中国特色并不代表着仅是中国独享，作为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一枝，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为世界文明繁荣进步注入了新动能。
二、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
文化对人的思维和认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塑造人的价值观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当今世界的竞争越来越演化为文化的竞争，是硬实力竞争背后软实力的深层角逐。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面对中国的崛起，不但强势打压、遏制诋毁，而且以其话语优势恶意抹黑中国形象。因而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尤为重要。需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还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挑战。
（一）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较为薄弱
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是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支撑，是关乎党的前途、国家的兴盛和民族复兴的长远谋划和战略任务。目前，我国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上还存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有待强化和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有待完善等发展不足问题，制约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传播力。
在文化发展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不利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第一，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经济支撑尚处于相对薄弱的境地。我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文化产业人均投入水平仍处于追赶阶段，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上的资金投入略显不足，在传播媒体建设、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第二，刻板化的国际传播话语模式限制了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长远发展。我国在长期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主要依托报纸、电视、广播以及互联网等主流媒体，通过报道新闻、采访专家学者、发表评论等方式开展国际传播。刻板化的国际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稳定性，但也会造成国际受众接收疲劳的情况，降低了话语国际传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第三，我国在国际传播话语内容上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存在内容布局和构思缺乏多样性，传播内容主题过于集中化问题，有的甚至不能做到“因地制宜”。以上问题制约了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质量和水平，需要加快解决。
叙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方式，是解决文化传播“水土不服”问题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在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建设上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在叙事内容、叙事方式、叙事语言上仍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改进。首先，叙事内容缺乏深度和广度。一些国际传播项目过于注重表面形式，忽视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的深入挖掘和呈现。这种浅尝辄止的叙事方式，无法真正传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和价值，也难以吸引国际受众的深入关注和理解。其次，叙事方式缺乏创新。一些国际传播项目在叙事方式上过于传统和保守，不能与时俱进，难以引起国际受众的兴趣和共鸣，降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再次，叙事语言不够贴近国际受众。世界各国语言和文化背景差异较大，一些国际传播项目的叙事语言转换不够灵活，增加了国际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困难，影响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率。总之，面对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建设的诸多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强化研究、创新叙事方式、优化语言表达，打造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
（二）国际传播受众文化差异明显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传播中，文化传播较其他方面的传播面临的阻力更大，受传播客体的制约更深。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因其生活的文化环境不同而差异较大；一个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很难迅速被外界因素所改变。进言之，不同的文化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主体，不同的文化主体对待外来文化的感知度不尽相同，一旦在交流中产生误解和分歧，很容易形成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甚至造成国家和地区冲突，贻害国际秩序。作为中华文化的时代精髓，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明显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势必要处理好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风俗的受众群体的文化认同问题。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直接制约着人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影响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感召力。
具体来看，国际社会不同社会背景的民众在价值认同、宗教信仰、文化素质和语言表达上存在明显差异，限制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从价值认同上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资本主义教育理念和教育文化深刻影响着受教民众，使其民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存在天然的抵触和质疑。如何化解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的民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误解和疑虑，成为当前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从宗教信仰上看，多元共存的宗教信仰深刻体现了人类对宇宙、生命及道德准则的多元理解和追问。例如，佛教崇尚悟性与解脱，基督教推崇爱与仁慈，伊斯兰教则强调虔诚与安宁。事实上，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社会文化认同是紧密相连的，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在文化认同上也不尽相同。如何在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中宣传阐释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从文化素质上看，世界各国教育水平差距较大，民众文化素质水平参差不齐，这使部分落后地区民众很难理解和认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加之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阻碍重重。从语言表达上看，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的语言达五千余种，以语言为沟通载体的文化交流难免出现话语表达上的误会和碰撞。如果话语表达用词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会产生文化沟通障碍，甚至会出现沟通隔阂。因此，加强对国外语言文化研习和中国语言文化的推广仍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
（三）国际传播舆论格局西强中弱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领先优势，长期占据国际舆论话语霸权地位，尤其是“在掌握现代通信技术、促进传播全球化、品牌塑造和人才培养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牢牢掌控议题设置权、国际突发事件报道权”。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舆论优势，不断挑起舆论风波以谋取利己战略利益，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声异常艰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面临着艰巨的外部挑战。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控着主要国际舆论传播媒体。在2020年公布的世界媒体500强排行榜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有九家媒体跻身前十，其中美国的谷歌、康卡斯特、脸书分别位列前三；在非发达国家中，只有中国的腾讯一家挤进前十。可见，国际主流媒体基本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控，他们利用这些媒体平台主导着国际信息的传播趋向，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导致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观点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充分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深受传播媒体的限制。若是借助国际媒体平台传播，不免会面临被打压和被利用的风险，若是仅凭本国媒体宣传，又很难在国际社会达到良好传播效果；加之美国利用其媒体优势不断对中国施压，严重影响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着国际舆论传播内容。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传播内容设置上必然体现强大的利己性。历史充分证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善于利用舆论优势，在传播内容上按照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进行精心编辑和整理，附加和嵌入其价值诉求，进而把受众引向既定的思维方向，从而达到为自身特殊利益服务的目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承载的包容性与和平性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宣扬的排他性与对抗性的价值取向有着本质差别，因而其有效传播会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舆论霸权地位，必然会遭到西方政府的恶意排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舆论霸主地位，往往会在舆论传播内容上附加引导性话语和诬蔑性案例，对中国形象恶意丑化，直到达到削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目的。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道阻且艰。有数据表明，囿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主导地位，世界上90%以上的信息都用英语来表达，来自华文媒体的信息量占比不足全球信息量的5%，与中国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信息供给能力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也形成了掣肘。
（四）国际传播世界局势动荡不安
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良好的传播环境能够促进世界各国的交流交融和共同发展，而混乱的国际环境则会扰乱国际传播秩序，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同样受制于国际环境的变化。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以来，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持续受到冲击，局部地区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加。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严重制约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尤其是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局部战乱的爆发，不仅给当地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还直接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稳定，甚至还加大了诱发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等多重危机的风险。长期恶劣的战争环境不仅会加大国际传播的经济支出成本，还会加大国际传播受众的不稳定性，甚至会使文化传播处在随时被中断和被破坏的境地，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善于采取各种手段扰乱国际秩序，从仓促撤离阿富汗给当地留下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到不断煽风点火加剧俄乌冲突局势，再到否决加沙地带停火决议草案等等，使得原本动荡的国际局势更加混乱。同时，伴随国际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加快，宗教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关注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善于利用宗教向全球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不断挑起局部地区文化冲突和种族斗争，破坏国际文化多元化发展和国际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环境。他们将宗教打造为谋取国家利益的“软势力”，打着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的幌子，将“普世价值”不断抽象化，蓄意以“新干涉主义”操纵国际秩序。事实上，这种宗教的意识形态化本质上是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展文化侵略服务的。总之，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严重制约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应对策略
面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现实挑战，我们应该因势而化，顺势而为，从传播体系建设、传播受众差异、国际舆论格局和国际传播环境四个方面精准发力，寻求正确应对策略，在不断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努力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国际影响力。
（一）夯实底气支撑，加强国际传播体系特色布局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是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肩负着宣介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时代重任，是打牢我国国际传播基础和进行系统化布局的重要举措。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传播体系。首先，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形成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筑牢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经济基础。一要不断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加强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打造跨国文化产品中的作用；二要在提高中国文化产品输出质量的同时，打造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品牌，维护国际口碑，拉动国际贸易增长，提高我国文化建设的经济实力。其次，要加快构建多元媒体传播模式。一要加快主流媒体的转型升级，主动适应数智时代的需求，积极推动主流媒体融入海外组织和社交传播体系，构建海外数字传播平台，实现主流媒体的智能化升级，促进话语的多元化发展；二要积极拓展新的传播渠道，除利用传统的媒体平台外，要积极拓展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新兴媒介渠道。同时，也可以考虑与其他国家开展联合传播活动，通过举办国际文化沙龙、国际文艺表演交流等形式来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最后，要加强话语内容创新，提升话语质量。话语内容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石，我们不仅要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和要义，不断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内容，还要结合实际情况，持续关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趋势，不断调整和优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吸引力和创新性。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叙事传播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思想文化交流碰撞共存，这既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又要求我们必须加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世界影响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首先，要重视国际传播叙事内容的创新拓展。一是要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入研究，提炼出具有代表性和普世价值的文化元素，构建更为丰满的叙事内容；二是要充分利用好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资源，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论精髓，并运用这些资源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有力展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其次，要积极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手段。现代科技是创新叙事方式和手段的重要依托，可以借助新媒体、虚拟技术等具有现代科技元素的叙事方式，打造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的叙事体验。最后，要加强叙事语言风格的转化。叙事语言是决定传播内容能够落地生根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加强跨文化交流和翻译工作，使用更加贴近国际受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地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实现有效传播。
（二）尊重文化差异，规避国际传播受众矛盾冲突
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能力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感召力和文化共情力。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不仅要求我们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深入解读，充分挖掘其蕴含的时尚要素和流行元素，增强文化感召力，还要以文化交流的锁链搭建文化认同的桥梁，加强国际传播受众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解和接纳，增强文化共情力。应当看到，全球有上百个国家、上千种语言、数不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惯，这充分说明传播受众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任意改变，但可以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互鉴，规避文化冲突和文化矛盾，以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开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当下，促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现一个可爱、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一个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自身力量的中国，提高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国际社会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首先，要承认差异，尊重差异。无论是国外不同教育理念下具有相异价值观念的受教育者，还是不同宗教信仰下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教徒，抑或是不同文化素质水平和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民众，与之顺利沟通交流的前提都是承认差异。认可差异的存在，我们才能认识和了解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同时，还要尊重差异，互相尊重才能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欣赏，才能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不是要求其他国家全盘照搬中国理念，也不是对世界各国灌输中国思想，而是要在尊重别国文化的前提下，促进世界各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其次，要了解受众，寻求共情。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习俗，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我们要加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了解和学习，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比如，面对西方受众，我们要重点强调与西方文化的共性，增进彼此的相互理解、相互融通；面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受众，我们要更多地强调文化上的同源性和交流历史，通过展示共同的文化符号、历史记忆和民间传说拉近距离，彼此之间的情感认同；面对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受众，我们要关注他们的文化特色和发展需求，通过展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扶贫、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的积极贡献，增进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好感，增强其对中华文化的共情力。
再次，要注重传播方式的适用性和创新性。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必须解决的就是实现传播“本地化”问题，要针对不同受众找到最适应的传播方式。例如，面对不同语言表达的受众，要尽可能使用符合当地文化习惯的表达方式，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和易于理解。我们还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利用大数据算法、云计算等手段对网民的浏览习惯、偏好情况等进行精准定位，开展个性化传播；还可以借助短视频推广、设立文化体验区等方式，为目标受众提供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更直观、生动地展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精髓。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可。
（三）破解舆论霸权，创新国际传播文化引领路径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占据着国际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惯以“话语追击”“话语围堵”“话语规则”等卑劣的手段遏制和打压中国等新兴国际力量的崛起。早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就恶意操纵国际舆论，对苏联发动“舆论战”，致使苏联长期处于舆论劣势。近年来，美国对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中国虎视眈眈，频繁利用国际媒体抹黑中国形象，恶意编造谎言歪曲中国成就，试图瓦解中国的价值体系。面对西方重重的舆论挑战和阻击，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我们应注重从两方面着力，传递中国声音和中国理念传播到全世界，破解西方的舆论垄断。
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传播渠道。传播渠道是连接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的关键枢纽，谁占据了渠道优势，谁就能在国际社会更有发言权。就目前来看，美国在主要媒体传播上占据绝对优势，我们很难短期内突破现状。只有转换思维方式，通过拓展其他渠道才能攻破其舆论霸权的优势。一方面，要加强驻外孔子学院的建设，充分挖掘驻外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潜能，例如，可以通过举办各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吸引国外民众走进中国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让驻外孔子学院成为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中介；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国际文化产品的输出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塑造中国价值观，例如，可以借助图书、传统文化工艺品、实景演出和影视作品等展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风貌和中国精神风采，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引起国外受众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共鸣。总之，我们要寻求更多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机会，不断开拓国际传播的渠道，打造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优势，提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能见度”。
加大教育培训，建设能适应新时代国家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努力培养敢于进行舆论斗争、善于进行舆论斗争的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战斗力，赢得国际舆论主动权的有力保障。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具备政治觉悟、国际视野、专业素养、语言交流等多方面能力的人才。因此，我们要加大教育投入，将人才培养服务于国家传播事业战略大局，以高素质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建设有效应对西方的舆论霸权威慑，有效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提高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提供人才支撑。
（四）强化风险应对，营造国际传播有利发展环境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交织、文化交流互鉴与文化霸权冲突持续较量、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利益纷争、民族宗教矛盾叠加交错，动荡的国际环境给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要立足国际社会发展大局，以更加积极包容的心态强化风险应对，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营造稳定安全的国际秩序。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把准正确方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我们有效应对动荡的世界局势指明了努力方向。只有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共克时艰，才能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才能促进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跨越国界相互借鉴和启迪，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挥保障作用，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建立有效的国际文化合作机制，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营造良好文化交往环境。加强国际合作是我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国际友谊的重要途径，也是寻求文化安全，破解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入侵的重要举措。因此，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积极向世界各国阐释和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世界价值，展现中国重信守诺的大国形象，提高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超越单纯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宣传，通过搭建文化合作平台，推动建立有效的国际文化合作机制，促进各国分享文化资源和开展文化合作；进而推动建立多边文化盟友关系，共同抵制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行为，切实为世界各国文化繁荣发展谋福利、谋未来。
要善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营造强大技术支撑环境。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不仅能有效提升国际传播的效率，还能促进各个国家跨越时空限制加强文化合作和文化交流。因此，我们要加强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打破文化传播的时空壁垒，塑造更加生动活泼的文化场景和文化内容，让世界各国人民切实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等手段在传播受众选择、合作伙伴维护、文化入侵防范和文化冲突应对等方面的作用，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保驾护航。
